王光美私人相册

　　王光美的家谱上，这样记载着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长……

　　王治昌是当时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北洋政府器重，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他被冠称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王治昌学识广博，熟读经史，敬佩和同情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1925年8月20日，他的留日同学兼拜把兄弟、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愤而退出北京政坛，闲居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和妻子儿女们过起了平民隐居生活。日伪时期，他坚持不出仕为官。为生活所迫，他把相邻的两个院落先后出租，聊补炊米。解放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在京病故。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她贤惠豁达，教子有方，曾冒险掩护和营救过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解放后，她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董洁如先后生下8个孩子，加上以前去世的夫人留下的3个男孩，全家共11个子女，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不同的是她对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前夫人的3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王家的三进宅院位于北京市西单附近的旧刑部街，即现在的民族文化宫一带。该院前面有个偏院，后面是两进正房，大小有40多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北京市规划要建设民族文化宫，西长安街也要拓宽。董洁如得知自己的宅院在拆迁之列，毅然把偌大宅院的房契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在这片宅基地上，先后扩宽了西长安街，建起了民族文化宫。民族宫是当时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建筑物。

　　在无偿捐赠宅院后，董洁如用自己的积蓄和家具，在不远处开办了洁如保育院，并长期担任院长，而这个保育院也归国家所有。洁如保育院后更名为洁如幼儿园，现由北京市西城区管理。

　　董洁如对所有孩子视同己出，慈善而祥和。她对家庭的精心呵护，使王光美耳濡目染，也影响了王光美今后的家庭生活和人生理念。许多认识董洁如的人，都敬佩她为人的风范。人们没见她着过急生过气，没听过她高声讲过话，显得慈祥恬静，自尊不争，在十年动乱中，老人残遭迫害，被关入监狱达四年之久，1972年7月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中。

　　王光美在家里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每年入冬以后，是孩子们欢乐的溜冰时节。是时，孩子们每人拿个脸盆，争先恐后地去后院“泼冰”。有的孩子后来成了学校的滑冰队员。王光美除了爱好滑冰，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强健的体魄，是她后来战胜生活磨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据王光美回忆，父亲每天回家一进门，孩子们就蜂拥而至，围作一团。如果父亲背着手，后面准有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比如几个烧饼、一块“天府号”酱肘。每次孩子们考完试，他都要给孩子们一点小“奖励”，比如奖给一人一只蟹，那时孩子们就格外高兴了。

　　1928年9月，王光美在北师大二附小就学，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中学时先就学于北师大一附中，日本占领时期转学于北京志成中学，即现在的北京市第35中学和丰盛中学。

　　由于王光美天资聪颖，加之学习刻苦，她跳过高一的课程，直接上了高二，但在全市中学数理化会考时，仍居于前列。她的数学成绩和另外两位姓王的男生一起，排在全校的前三名，被称为“数学三王”。

　　王家有个规矩，如果包饺子时就要全家都上手，一起来包，只有王光美例外。因为她认为包饺子太浪费时间，不如多看一会儿书，家里也就迁就她了。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也蕴涵着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的对立。这里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有“飞虎队”抗战英雄，有经商救国的民族工业者和无党派人士，也有立志献身科技事业的精英。在国家风雨如磐的动荡和剧变时代，王家每个人都基于自己对时局的理解，表现出各自的人生取向，这一切又都基于爱国、救国、寻求正义的进步思想。

　　由于兄妹中有4人是共产党员，在不同政治观点的争论中，他们常常占上风。有时兄妹间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治昌就说：“饭桌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并就此在家中立下了规矩。

　　王光美最早同四个妹妹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上初中时她感到和妹妹们在一起有些吵，就让家里把过道隔出来，搁了一张小桌子，在过道里每天做作业和读书。她一般早上五点起床在院子里学习，晚上也是全家睡得最晚的人。此时的王光美学习上进，思想活跃，兴趣也很广泛。

　　有一位叫王乾元的女同学，是王光美最好的伙伴，也是她的学习对手。她们两人总是在全班第一和第二名中比赛角逐，一时被传为佳话。多年后，两人相见，谈起当年比赛学习的事，还都记忆犹新。

　　1945年，王光美从辅仁大学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利用光学测量距离》。她是当时理学硕士中很少有的女生之一。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当年，王光美考取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额奖学金博士研究生。受当时“读书救国论”的影响，王光美立志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她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攻读原子物理专业，这个专业被喻为当时各学科中的“皇冠”，她的老师为她写了一封热情的留学推荐信。

　　在荷兰的一家图书馆里，至今还保存着王光美当年的学习成绩单，上面有着“数学女王”的字样。但王光美的人生之路在此时出现了重要拐点。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凯歌声中，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会合。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陆续迁到西柏坡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这里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和光荣的圣地，也印证了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

　　王光美在这里和刘少奇再次重逢。她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兼居住的地方时，刘少奇正在伏案写作。由于刘少奇说过请王光美有时间来他这里坐坐的话，所以他抬起头，站起来说：“你真来了！”

　　两人的谈话又从介绍各自的工作开始。刘少奇仔细询问了王光美的工作情况。后来，刘少奇也说起了自己的生活情况，并表示出愿意和王光美“好”的意思。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年龄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王光美回答说：年龄上我倒没考虑，只是我们政治水平上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

　　1948年8月21日，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举行了俭朴而又热闹的婚礼。新房设施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那天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

　　这天，大家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刘少奇仍然在伏案工作。直到傍晚，他才把身边工作人员找来说：“我今天要成家了，王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几位工作人员就算是迎亲队伍，“新娘子”王光美从柏里村被接到了西柏坡。外事组的姐妹们热情地为王光美张罗喜事，从集市上买来了鸡蛋、奶粉和糖，做了个大蛋糕。

　　晚饭以后，中共群贤毕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高兴地来到刘少奇住处，向刘少奇和王光美祝贺。当他们和刘少奇谈话时，王光美和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到另外一间屋子，找来刀子、盘子，想切蛋糕，可圆形的蛋糕已经被刘少奇的孩子、4岁的涛涛挖走一块了。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和嬉闹中，王光美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每人切了一块蛋糕。临走时，毛泽东还给女儿李讷带回去了一块。外事组的年轻人还办了个联欢晚会。

　　晚会结束后，王光美看到了4岁的涛涛和2岁的丁丁。刘少奇让姐弟俩叫王光美“妈妈”，姐弟俩的一句句“妈妈”，使王光美不禁流出了眼泪，她紧紧抱着刘涛姐弟说：“妈妈一定好好爱你们！”后来，王光美有时开会回来晚了，两个孩子就坐在门口等候妈妈。

　　萧劲光将军曾这样回忆刘少奇：“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那时刘少奇经常连续工作十来个小时，晚上还要不断地开会，王光美就抓时间陪他出去到附近的打谷场上散步。

　1949年3月，王光美和少奇随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抵达北平的香山。

　　北平，是王光美出生、上学和曾经工作的地方。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的王光美站在香山顶上，向城里远眺，心中涌动着对父母的思念。开国大典进入紧张的筹备阶段，刘少奇擘划开国建国大业，有开不完的会、谈不完的话，一批批干部前来汇报和请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毛主席居住的双清别墅开会，经常后半夜才能回来。但心细如发的刘少奇没有忽略王光美的感情，一天，他对王光美说：“你离开北平几年了，应该抽时间回家里去看看。我也要陪你去看望老先生和老太太。”

　　没隔几天，中央决定让刘少奇赴天津，巡视和解决城市管理，以及恢复生产中的应急事项。4月初的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从香山驱车进入北平，到驻在城里的华北局了解工作情况。事后，他们顺路来到旧刑部街，看望王治昌、董洁如两位老人。

　　王治昌接到当时叶剑英市长先打来的电话，立即把喜讯告诉董洁如。他当时对刘少奇知之甚少，忙跑到西单商场的书摊上，买来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还是日文版的，读完后才对即将上门的女婿有了初步的了解。

　　1949年4月的一天，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陪同少奇高兴地回到家里。王治昌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他们。刘少奇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问好：“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你们教育这么多孩子为党工作，这些年难为你们了！”王光美陪伴着母亲，与刘少奇高兴地走进客厅。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董洁如从女儿的体态一眼就看出，光美快要当妈妈了。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四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偕夫人出访。

　　王光美和刘少奇抵达印尼时，街道两旁50多万人夹道欢迎。因为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不止一个，去机场迎接王光美和刘少奇时，他就带了他的女儿出面接待。这个女儿就是后来任印尼总统，并和王光美多有往来的梅加瓦诺。

　　在缅甸下海游泳时，王光美戴的一条项链断了，珠子散落在海里。这是出国前外交部礼宾司专为王光美向外贸部门借来的。缅方忙派出士兵下海打捞，最终没有结果。第二天，奈温主席送来了一条红宝石的项链，并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收礼，但你那条项链上的珍珠是掉在了缅甸的海里，我必须要赔偿你们。而且，红宝石还是我国的特产，是我国的光荣。”这样，在晚宴上，王光美戴上了这条体现两国人民友谊的项链。回国后，这条项链上交外交部，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陪同刘少奇出访柬埔寨前，我国侦查到敌特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经过的路口处埋了定时炸弹。消息传来，有人要取消出访。刘少奇说，我们不能在国际上失信，要相信对方能处理好安全的事。毅然起身赴柬。而在国内，周总理把王光美的几个孩子都接到他那里打乒乓球，以防万一出事时，孩子们都在他身边。刘少奇和王光美如期抵达金边时，西哈努克亲王称颂他们是“用生命传送友谊的中国主席”。

　　在柬埔寨参观展览会时，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担任讲解。王光美看到用橡胶加工成的大块泡沫橡胶，就随手按了一下。西哈努克看到后，记在心里，后来送礼物时就送了泡沫橡胶床垫和枕头。由于这些东西体积很大，而中国回赠的景泰蓝花瓶等礼物显得很小，王光美有些不好意思。刘少奇悄悄对她说，没有关系，他们的纺织厂还是我国援建的呢！后来这些橡胶制品一些送给了毛主席，一些由刘少奇留用。

　　在强调“政治挂帅”、缺少美育的年代，王光美典雅俊秀的形象，给色彩单调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缕充满人文情怀的温馨，让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许多国人的心目中，至今还记忆着王光美当时的形象：一袭白色旗袍，映衬着高贵优雅的气质，真诚的微笑挂在端庄的脸上。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获知“国内外大事”的途径，除了报纸、广播，就是看电影前面加映的《新闻简报》。许多人当时反复看《新闻简报》，是为了多看几眼王光美的形象，并为之自豪。1966年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又访问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两次出访是王光美和刘少奇20年的婚姻生活中，作为国家主席夫人最为光彩的时期。

27岁的王光美在和刘少奇结婚时，也同时成为刘少奇原有5个孩子的母亲。其中刘少奇的革命伴侣何宝贞烈士留下的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的一男一女：刘涛和刘允真（丁丁）。

　　后来，王光美又生育一男三女，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三个母亲所生的9个孩子，加上王光美母亲在内的老少三代人和睦相处，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大家庭。

　　刘允斌1945年考取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取得副博士学位。刘允斌在苏联与一位苏联姑娘结婚，生有一女索尼娅，还有一子阿廖沙。这对姐弟还分别有一个中国的小名“苏苏”和“辽辽”。

　　1957年，刘允斌奉命回国，后与李妙秀结婚，在包头某研究所从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我国第一代航天工业专家，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史册中，还记载着他的名字。

　　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仅比王光美小6岁，王光美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刘爱琴对王光美也非常敬重，直到古稀之年，仍亲切地一声声叫着“妈妈”。2002年5月18日，刘爱琴为生母举办“何宝贞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王光美不顾体弱多病，亲临会场。王光美在北京、回湖南、去开封，刘爱琴夫妇经常陪伴左右，倍加照顾。

　　刘涛1944年生于延安枣园，在王光美的一手抚育下成长起来。王光美对刘涛的疼爱比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多，中南海里的孩子们都知道，刘涛在刘家孩子中最受宠，以至于后来刘涛与王光美的亲生女儿平平、亭亭吵架时，说出气话“你们不是我的亲妹妹”时，平平和亭亭竟跑去追问王光美：“为什么姐姐是你亲生的，我们就不是亲生的？”

　　刘涛考入清华大学后，正值“文革”开始。1966年底，江青单独约见刘涛，让她揭发刘少奇。年轻幼稚的刘涛遂卷入了政治旋涡，写下了一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1972年8月，当刘涛得知父亲已在河南开封病逝时，悲痛欲绝，充满了对父母的忏悔。不久，刘涛带着积郁内心的悲愤和悔恨，来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王光美，沉痛地向母亲道歉，母女失声痛哭。

　　王光美最操心的是刘少奇的次子，小名毛毛的刘允若。他的婚姻曲折蹉跎，成了王光美心中的一个“结儿”。

　　刘允若1931年在上海出生，195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王光美曾为他辅导补课很长一段时间。1960年刘允若学成归国。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爱。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那样的特定年代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对儿子的跨国婚姻没有选择的余地，毅然让儿子剪断情丝。

　　父子关系由此紧张，王光美心中焦虑万分。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不可逆转。她想尽办法给予允若关爱，多次为孩子物色对象，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幸福。刘源上中学时，学生中流行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也迷上了，老去逛商店买零件，对市场十分了解。1963年春节期间，由于经济好转，市场日渐繁荣，鸡蛋由原来的3元多一斤，降到6毛5左右。刘源就在家里的饭桌上，向父母说起了这些事，并讲起了厂甸集市上有风车、大糖葫芦、各种土特产，刘少奇和王光美都被他打动了。几天后，全家一起来到厂甸，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孩子们买了棉花糖，刘少奇和王光美也要了些，高兴地吃起来。

　　王光美记得刘少奇唯一一次给她做饭是在她怀孕时，身体反应较大，吃不下饭。少奇对此十分关心。他说：“我给你做个湖南菜吧！”可是他在做的蒸鸡蛋羹里放了醋。王光美问：“蒸鸡蛋还放醋？”少奇说：“我们湖南就是这样做的。”其实，忙碌中的少奇哪有时间研究做菜。

　　这个特殊的家庭，有着特殊的欢乐，并融入到了亿万人民的幸福之中。
王光美受过高等教育，英文水平很高，物理学基础扎实，但这些知识她基本没有用过。在担任了国家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工作后，为了让少奇全部身心处理党和国家大事，她在生活中给予少奇无微不至的关爱，相夫教子，把聪明才智都献给了他们的家庭。

　　刘少奇一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堪称人丁兴旺，和谐美满。王光美说：“这与我的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母亲不仅对亲生儿女疼爱有加，对父亲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更关怀备至。我有许多年都不知道，和前面的3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母亲对他们真是视同己出。我家11个兄妹，只有二哥、三哥是留洋的，下面8个都没有出国留学，而这8个恰恰是我母亲亲生的。可见我母亲是在刻意培养非她亲生的儿子，对他们的关心比我们更深、更切。”自幼耳濡目染，王光美一生难以忘怀并努力践行。

　　刘亭亭这样回忆外婆和母亲：外婆从来不讲、大家也觉不出家中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兄妹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我妈妈也是一样，要不是“文革”，我们都不知道丁丁和涛涛不是我母亲所生。这方面我母亲和外婆比较像。她们都受过最好的教育，都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并且有孩子的丈夫，婚后又都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王光美作为9个孩子的母亲，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这位当年中南海西楼甲楼的女主人平易、亲切，爱丈夫，爱孩子，以自己温婉又不乏坚毅的性格，给了刘少奇生命中最为安定、美满的一段家庭生活。

　　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中共高层领导夫妻中生活美满的典范。王光美在担任刘少奇秘书期间，曾陪同刘少奇到全国20多个省市考察工作，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北疆边陲的大庆油田，她和刘少奇登上井架，握着工人们满是油污的手；在夏季炎热的兴安岭森林，她和刘少奇拿树枝当拐杖并驱赶蚊虫，穿着雨衣雨靴，走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每天跋涉几十公里，身上留下了蚊叮虫咬的斑斑血点……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工资加起来有500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十多口人的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一些亲友，刘少奇抽烟、喝茶每月也要花上几十元。这样，即便精打细算，也并非十分富裕。有个孩子要买辆自行车上学，这在当时是件比较奢侈的事，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王光美算了算，买车还是有些困难，就解释说，现在家里没有许多钱，等以后再说吧！这些情况，工作人员们看在眼里，随之议论起刘少奇家的生活。他们认为刘少奇和王光美每天工作到深夜，应该享受夜餐费补助，再说物价上涨，刘少奇家里生活确实困难，就悄悄与警卫局主管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人每天补助5角。

　　不久，刘少奇对此有所察觉，他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

　　“我不知道啊！”王光美惊讶地答道。“你去查查看。”王光美立即来到卫士组询问，卫士们看瞒不住了，只得如实道来：“根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人夜餐费……”王光美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刘少奇。

　　刘少奇指示王光美：“算一算共补了多少钱，一定要退赔，还要把退赔的收据给我！”王光美和工作人员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合计1020元。刘家为了把这笔补助的钱退完，每个月从开支中省出30元退赔。王光美专门在家里开了个会，让大家都节省开支。这笔退款带动了家庭的节约运动，直到两年多时间才把款退完。

　　王光美对孩子们的生活坚持低水准，孩子们都穿着有补丁的衣裤，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但在学习和成长上，她对子女的要求却很高。
1965年，王光美又到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11月下旬的一天，刘少奇卫士长李太和突然来电：“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让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王光美脑袋顿时“嗡”地一下。她在河北参加“四清”运动的一年来，最担心的就是刘少奇的身体。她想，现在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

　　王光美连忙收拾东西，交代工作。可当地没有公路，不通汽车。李太和说要来车接她，可直到傍晚，车还没来。王光美等不及，就跑到附近一个空军机场借了一辆吉普车，连夜赶到北京。

　　刘少奇躺在床上，高烧还没退。王光美一问，知道了事情的过程：刘少奇连续几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几个部委的汇报，讨论和审议当时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深夜从人民大会堂散会回家时，不慎着凉，随后发起高烧，打针、吃药都未见效。开始刘少奇让大家保密，可后来有一天，周总理送来一个文件，安排刘少奇接见外宾，秘书只好把刘少奇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立即来到家里，见刘少奇躺在地铺上，发着高烧，十分惊讶，立即交代卫士们：“请王光美同志立刻回来，就说是我说的。”

　　王光美回来后，立即加入对少奇的治疗和护理中。周总理向王光美交代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就不能离开北京了。”

　　几天后，刘少奇身体稍好些了，又接到毛主席从上海发来的通知，到上海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王光美陪他又赶赴上海。

　　1966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来聊天，讲了很长时间的话。由于工作忙，大家很久没有这样深刻地谈心了。刘源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讲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今天我要和你们几个大些的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妈妈级别和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孩子们第一次听父亲说出这样严肃的话，都很吃惊，因为谁也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允斌当时就拿出200元钱，用小小的名字存在银行里。
 　1963年王光美陪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前，按外交部的安排去上海做准备工作。临行前，她碰到毛主席时，问上海那里有没有事，因为江青当时正在上海休养。

　　毛主席随后写了封信，让王光美交给江青。王光美一到上海就交给了江青。次日，江青约王光美去谈话。她把主席的信交给王光美，说信里有一句话跟王光美有关。王光美一看，原来主席在信里写道：跟王光美说一下，她称李讷为李讷同志，这不妥，因为这是子侄之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毛毛（允若）学习本专业不安心，要换专业，刘少奇不同意，对他进行了批评。后来涛涛考上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后，也想换学外语专业，刘少奇也不予支持。毛毛就给涛涛出主意，说爸爸和妈妈都听毛主席的，要想办法让毛主席帮着说句话。结果涛涛就找到李讷，让李讷向她爸爸求情。李讷跟主席说后，主席竟真地写了个便信给王光美。信中说，关于涛涛转学之事，她身体不好，你们又坚持，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让孩子学习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王光美把主席的信给刘少奇看了。他们没想到毛主席会认真对待涛涛的事，就把涛涛叫来，教育她年轻人应该经受锻炼，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后退。尤其不能因为个人小事去打扰毛主席。事后王光美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这件事，说明了有关情况，并经刘少奇看过。

　　毛主席非常喜欢刘少奇的几个孩子。有一次王光美带孩子们去参加活动，一岁多的小小跑到毛主席面前去盯着他看。王光美说：“快叫伯伯啊！”毛主席却说：“别打扰她，她在观察世界。”大家都笑了起来。

　　信中提到：“涛涛托李讷同志找您反映……”这是因为王光美对毛主席的家人非常尊重，认为李讷是共青团员，应该称她为同志。王光美的信中还解释说，我们的意思不是绝对不许涛涛转学，而是要对她严格要求，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转学，要慎重考虑。后来毛主席在见面时特意对光美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看过主席的信后，王光美就不再称李讷为同志了。

　　1959年4月刘少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人民日报》准备在国庆这天在第一版刊登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标准像。刘少奇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毛主席的照片就可以了。”有人提议毛主席的照片大一些，刘少奇的照片小一些，毛主席反驳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样每年国庆节刊登毛泽东、刘少奇两人的标准像就成了惯例，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光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当时王光美去枣园的路上，看到江青坐在一辆吉普车里。后来在西柏坡，两人才真正相识，来往逐渐多起来。王光美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资历比自己老，所以非常尊重她。开始两人感情融洽，两家来往颇多。王光美生平平时，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托人捎来一个洋娃娃，后来还送给王光美一些衣料。江青回国后，常请王光美到她那里聊天，看电影，还请她吃饭。

　　王光美是学生出身，思想比较单纯，而江青经历复杂，显得精明和张扬。王光美性格温顺，江青则锋芒外露，时常颐指气使。性格决定了各自的命运，随着交往增多，两人的差别也显现出来。

　　王光美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件同江青交往的事：江青在上海休养时，有三次去找王光美聊天，每次聊几个小时。江青在聊天时，常流露出对文艺政策的不满，并涉及一些重要的人事问题。有些话王光美向刘少奇汇报后，刘少奇专门找来江青，并批评了她。在刘少奇看来，无论是谁都不能随意私下议论党内大政方针，特别是人事问题。凭借在党内的威望和资历，刘少奇是党内极少能叫来江青并进行批评的人。王光美出国访问前曾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让她要风度高雅，着黑装，不要戴胸针。王光美都记下并照办了。“文革”中，造反派们批判王光美不听江青的劝告，非戴项链不可，是资产阶级作风。王光美据理力争。

　　在庐山召开中央全会时，毛主席邀请王光美、张茜等多人和孩子们在芦林水库游泳。江青赶来后，颇为不快，生气地说了一句：“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毛主席听了哈哈一笑，也没有说什么。但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

　　1966年12月底，江青找刘涛谈话，让她造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反，与之划清界限。江青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为了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江青诬陷刘少奇家的厨师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王光美把他调进中南海，是为了及时向外传递情报。此时的江青已完全从指鹿为马，唯我独尊，发展为诬陷的迫害狂了。

　　毛主席非常喜欢孩子，时时显示出父辈的宽厚和慈爱。见了平平，老人家两手来回移动，说这就是平平。见到刘源时，用两个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圈，说这是源源（圆圆）。而对于亭亭，老人家两手掌斜合成屋顶状，说这是亭亭。小小见到毛主席时，叫他“毛大大”，毛主席回答说：“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可江青却很少和孩子们这般嬉笑。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特里尔在他的《江青全传》中曾这样写道：“王光美的家庭殷实富足，她思想开放，知书达礼。她能讲流利的英语，40年代曾接待过马歇尔使团和其他许多军事使团。早年她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或许王光美没有江青那么迷人，然而她有江青所缺少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不需雕饰也显得很美。在北京的上层政界人物中，王光美比江青更受欢迎，人缘也好，尽管她入党时间比江青晚十多年。”

 　王光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当时王光美去枣园的路上，看到江青坐在一辆吉普车里。后来在西柏坡，两人才真正相识，来往逐渐多起来。王光美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资历比自己老，所以非常尊重她。开始两人感情融洽，两家来往颇多。王光美生平平时，正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托人捎来一个洋娃娃，后来还送给王光美一些衣料。江青回国后，常请王光美到她那里聊天，看电影，还请她吃饭。

　　王光美是学生出身，思想比较单纯，而江青经历复杂，显得精明和张扬。王光美性格温顺，江青则锋芒外露，时常颐指气使。性格决定了各自的命运，随着交往增多，两人的差别也显现出来。

　　王光美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件同江青交往的事：江青在上海休养时，有三次去找王光美聊天，每次聊几个小时。江青在聊天时，常流露出对文艺政策的不满，并涉及一些重要的人事问题。有些话王光美向刘少奇汇报后，刘少奇专门找来江青，并批评了她。在刘少奇看来，无论是谁都不能随意私下议论党内大政方针，特别是人事问题。凭借在党内的威望和资历，刘少奇是党内极少能叫来江青并进行批评的人。王光美出国访问前曾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让她要风度高雅，着黑装，不要戴胸针。王光美都记下并照办了。“文革”中，造反派们批判王光美不听江青的劝告，非戴项链不可，是资产阶级作风。王光美据理力争。

　　在庐山召开中央全会时，毛主席邀请王光美、张茜等多人和孩子们在芦林水库游泳。江青赶来后，颇为不快，生气地说了一句：“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毛主席听了哈哈一笑，也没有说什么。但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

　　1966年12月底，江青找刘涛谈话，让她造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反，与之划清界限。江青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为了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江青诬陷刘少奇家的厨师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王光美把他调进中南海，是为了及时向外传递情报。此时的江青已完全从指鹿为马，唯我独尊，发展为诬陷的迫害狂了。

　　毛主席非常喜欢孩子，时时显示出父辈的宽厚和慈爱。见了平平，老人家两手来回移动，说这就是平平。见到刘源时，用两个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圈，说这是源源（圆圆）。而对于亭亭，老人家两手掌斜合成屋顶状，说这是亭亭。小小见到毛主席时，叫他“毛大大”，毛主席回答说：“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可江青却很少和孩子们这般嬉笑。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特里尔在他的《江青全传》中曾这样写道：“王光美的家庭殷实富足，她思想开放，知书达礼。她能讲流利的英语，40年代曾接待过马歇尔使团和其他许多军事使团。早年她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或许王光美没有江青那么迷人，然而她有江青所缺少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不需雕饰也显得很美。在北京的上层政界人物中，王光美比江青更受欢迎，人缘也好，尽管她入党时间比江青晚十多年。”

 

　　王光美和刘少奇最早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这里位于中海西侧，紧靠春藕斋和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通往这个地方有一条曲折的“万”字走廊，故称“万字廊”。这里共有三间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脱落很多。后来，他们搬到位于大院西部的甲楼。

　　刘少奇和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四家都在这个楼下公共食堂的小餐厅就餐各有厨师，分头吃饭。刘少奇家和朱老总家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所以饭就差些。有时星期日，朱老总的儿孙们都回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大的盆子装菜。彭德怀和杨尚昆家的伙食则较好。彭德怀没有孩子，夫人浦安修平时不在中南海吃饭，所以他经常一个人。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工资比较高，家里伙食比较好，但因为孩子少，也不常回来，吃饭也冷清。杨尚昆有时就把王光美的孩子们拉到他家的桌子上。彭老总也时常叫孩子们过去和他一起吃饭。

　　刘源回忆“文革”前家里的幸福生活时，还离不开当年热闹的餐桌：“每次开饭时，我爸爸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从来不多说话。可他一夹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上来就抢啊！”

　　因为饭桌上的关系，王光美的孩子们和杨尚昆一家都很熟。开始孩子们管李伯钊叫“李妈妈”，管杨尚昆叫“杨叔叔”。后来，喜欢小孩而脾气也好的杨尚昆对孩子们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不合情理啊。孩子们一想也对，后来就叫起了“杨爸爸”。传播开来，许多孩子也都这样称呼杨尚昆。而管朱老总，孩子们则亲切地叫“朱爹爹”。

 也许是王光美的家庭太美满了，她太专注于刘少奇夜以继日的工作，王光美和刘少奇一样，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都缺少某种预警。

　　1967年1月，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批斗。四年前她的美好形象被拙劣丑化：造反派强行让她穿上旗袍，在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做的项链，讽刺王光美出访时的“资产阶级作风”。王光美面对邪恶，每一句回答都充满坚强和智慧，执著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丈夫的威望。刘少奇听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大声说：“有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1967年夏天，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满头华发的刘少奇预知自己来日无多，叮嘱王光美和子女们无论今后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王光美曾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之间却没有怨言？”刘少奇回答：“因为相互信任！”

　　如果说王光美和刘少奇的爱情最早缘于知识青年对职业革命家的仰慕，此时，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堪称革命伴侣的楷模。

　　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事态的发展，对刘少奇说：“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素来沉默寡言的刘少奇竟然跟她开了个玩笑，说俩人静静坐在桌边，等着造反派上门，“倒像是要等着上花轿的样子”。王光美跟着丈夫也心酸地笑了起来。她知道，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之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刘少奇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难以言喻。1967年8月5日。王光美和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一个院子里被分开批斗。中间暂停时，她和刘少奇在书房相见，双目对视，凝视许久。批斗又开始时，王光美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刘少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刘少奇轻轻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1967年9月13日凌晨3点多，沉沉夜色之中，清冷的秋风阵阵掠过，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住处，宣布对她正式逮捕。

　　在此前后，她受到了无数次围攻式审问，充满逼供、欺骗和辱骂。两个月后，王光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开始了隐秘的监牢生活，监号是67130。

　　她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有时她坐着没事，捻捻头发，哨兵就马上走过来，问：“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春去冬来，寒冬里北风尖厉地呼啸，铁窗外的天空中雁群一掠而过……王光美逐渐钝化的意识中，不断浮现出亲人们的身影。少奇怎么样？孩子们在哪里？幼女小小见不到妈妈会怎样？她一概不知。王光美后来回忆，那时她常想起少奇与她最后分手时留下的话，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她坚定地要活下去。

　　她向监狱申请送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来，没想到的是，东西送来后，意外地夹杂着一双少奇的袜子。她万分惊喜，忙把这双袜子珍藏起来，想念少奇和孩子们的时候，就悄悄看看这双意外得来的袜子。

　　在监狱里，实在无人说话，她就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屋子里伸不开手脚，不能运动，她就弯着胳膊做简单活动。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努力让自己的心理生活在正常的世界，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却仍然健康和自由。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薄一波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和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们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主席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当专案组向王光美说有孩子来见她时，倔犟的王光美并不同意。她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么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地怎么能见孩子们呢？后来，监狱人员向王光美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她才同意。也就是在这一天，她才知道，少奇三年前已经在河南含冤辞世。她8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4个子女，刘源和刘涛、刘亭亭、刘小小历尽曲折，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母亲。此时曾经容光焕发的母亲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黑衣，神情麻木、迟钝……但当孩子们哭着说“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时，王光美面对孩子们顿时坚强起来，她心情复杂地大声说：“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建个新家！”

　　中央组织部在接管所谓专案工作的当天，就将王光美从监狱中接出来，安排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被送到的地方竟是她当年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这里已成为中组部招待所。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大圈。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这样记录她采访王光美及相关人士时的情景。

　　王光美：现在我走过翠明庄，我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杨澜：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当服务员。

　　刘红：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就像咱们一般的普通衣服，那种布的衬衫，头发都过肩了。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他们家人，家人一起过来。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有时她一做操，都是这种弯着手，这样做操，当时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伸不直，后来我就说，有的是地方了，没关系，伸直了。

　　原本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在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冤案中，6人身陷囹圄，4人因迫害而惨死。王光美的幼女小小与父母分别时只有6岁，母女12年后相见时，彼此竟不识对方了。

　　1979年春节，王光美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这是王光美12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先是一部分人认出了她，走过来同她握手、拥抱，后来，人们越聚越多，把王光美密密地包围起来，有人拉着她的手失声痛哭。被挤得东倒西歪的王光美，从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脸上、眼里，看到了人们的怀念和敬意。她眼含热泪，向人们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

　　由于刘少奇的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她不便过多露面。在一次会议上，她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想过去打个招呼。邓小平看见她后，显得很激动，老远就从主席台上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也都站起来，会场上爆发出一片掌声。

　　人们向王光美投来敬慕的目光，给予她深情慰勉。胡耀邦安排王光美住进翠明庄后，还批示给王光美增加工资，后又批准为她配备专车。

 王光美砥砺而出，为少奇平反昭雪四处奔波。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信件似雪片飞来，呼吁党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许多信中向王光美表示敬意。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王光美率子女出席。当邓小平致悼词时，会场上不时传来阵阵抽泣声，许多人哭湿了衣衫。徐向前的胸前被泪水湿了大片。这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为党内最大的冤案而不平。邓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一字千钧地说了两句话、六个字：“是好事！是胜利！”王光美握着邓小平的手，回答说：“感谢党！感谢人民！”

　　5月19日，王光美携子女们，亲手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在祖国的黄海之滨。海军司令员叶飞下达命令，五艘军舰编队执行此项任务。在治丧委员会成员们的陪同下，王光美和子女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海军港口。中午时分，舰队驶向黄海海域，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为了让刘少奇清楚地看着他后继的战友们在继承他的事业，刘少奇生前的工作人员陪王光美把红色骨灰袋拿到中南海正门处的瀛台旁，站在台阶上，把其中的一部分撒进中南海。刘少奇生前的工作人员把另少许撒在了玉泉山。

　　1981年初，王光美在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而成立的特别法庭上，听取了对这个集团10名主犯的庄严审判。在审判大厅，她看到江青等人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她庆幸祸国殃民的元凶终有此时，难过的是死难的亲人已无法复生。“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刘少奇的话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应验。

　　王光美强咽泪水，在悲愤中静定地倾听着。一个个受害者的身影，在她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她耳边回响。经过深刻的思考，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历史悲剧不能重演》的长篇署名文章，号召人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再也不能重演。这是一篇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檄文。1982年11月，王光美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赶赴湖南长沙、宁乡，以及刘少奇工作过的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的有关活动。

　　王光美有着承受冤屈的心理耐力，也能将剧烈的痛苦转变为豁达和从容。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

　　王光美郑重致信中央组织部，将少奇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和存款、稿费作为刘少奇的党费全部上交：“我郑重向党申明，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连同版权，我和我们家的孩子们均不能要。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应完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刘少奇同志是属于党的。”她常去看望在“文革”中受刘少奇牵连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家人和子女；她没有指责当年那些因受到蒙蔽而行为恶劣的人，不想让他们也遭到厄运；她惦记和同情毛主席后人的生活情况，关心身体不好，生活出现困难的李讷，还常带着李讷七八岁的孩子效芝去游泳。

　　王光美以自己的声望和智慧，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她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长的同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中直机关计划生育协会会长、高等院校校友会海外联谊会荣誉会长等。

 　王光美砥砺而出，为少奇平反昭雪四处奔波。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信件似雪片飞来，呼吁党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许多信中向王光美表示敬意。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王光美率子女出席。当邓小平致悼词时，会场上不时传来阵阵抽泣声，许多人哭湿了衣衫。徐向前的胸前被泪水湿了大片。这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为党内最大的冤案而不平。邓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一字千钧地说了两句话、六个字：“是好事！是胜利！”王光美握着邓小平的手，回答说：“感谢党！感谢人民！”

　　5月19日，王光美携子女们，亲手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在祖国的黄海之滨。海军司令员叶飞下达命令，五艘军舰编队执行此项任务。在治丧委员会成员们的陪同下，王光美和子女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海军港口。中午时分，舰队驶向黄海海域，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为了让刘少奇清楚地看着他后继的战友们在继承他的事业，刘少奇生前的工作人员陪王光美把红色骨灰袋拿到中南海正门处的瀛台旁，站在台阶上，把其中的一部分撒进中南海。刘少奇生前的工作人员把另少许撒在了玉泉山。

　　1981年初，王光美在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而成立的特别法庭上，听取了对这个集团10名主犯的庄严审判。在审判大厅，她看到江青等人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她庆幸祸国殃民的元凶终有此时，难过的是死难的亲人已无法复生。“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刘少奇的话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应验。

　　王光美强咽泪水，在悲愤中静定地倾听着。一个个受害者的身影，在她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她耳边回响。经过深刻的思考，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历史悲剧不能重演》的长篇署名文章，号召人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再也不能重演。这是一篇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檄文。1982年11月，王光美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赶赴湖南长沙、宁乡，以及刘少奇工作过的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的有关活动。

　　王光美有着承受冤屈的心理耐力，也能将剧烈的痛苦转变为豁达和从容。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

　　王光美郑重致信中央组织部，将少奇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和存款、稿费作为刘少奇的党费全部上交：“我郑重向党申明，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连同版权，我和我们家的孩子们均不能要。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应完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刘少奇同志是属于党的。”她常去看望在“文革”中受刘少奇牵连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家人和子女；她没有指责当年那些因受到蒙蔽而行为恶劣的人，不想让他们也遭到厄运；她惦记和同情毛主席后人的生活情况，关心身体不好，生活出现困难的李讷，还常带着李讷七八岁的孩子效芝去游泳。

　　王光美以自己的声望和智慧，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她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长的同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中直机关计划生育协会会长、高等院校校友会海外联谊会荣誉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