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掌控好中国的战略新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和谐世界”建设系列评论之四
环球瞭望：掌控好中国的战略新空间
黄仁伟
 
2010年09月15日09:24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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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及其余波冲击使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道路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一落一起的变化使世界更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为中国推动“和谐世界”带来了新的战略空间。但是，国际形势依然纷繁复杂，在各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中，不变的成分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中国必须要对这一战略空间的范围有正确的估量。对此，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对国际力量的变化消长有全面、准确、理性的研究和认识。从总体上看，我们必须把握住以下四个关键点。
首先是西方国家的整体强势与相对衰落。从总体上看，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衰落是一种相对的状况，美、欧、日的“三甲”依旧，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虽然其国家能力有下降的一面，也有提升的一面，尽管提升的领域远远少于下降的领域，但依然不可忽视。比如，美国实力下降最明显的是财政，使其不仅在内政改革上举步维艰，而且对国际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也下降明显。然而，就个别区域而言，其战略力量反而可能因收缩全球战线而更加集中。
其次是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明显提升。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局限。即：绝对实力的局限与共同利益的局限。当前，新兴国家虽然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方，然而距离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主导力量尚比较遥远。如果贸然发出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声音，则不仅可能引来发达国家的恶意打压，而且也难以争取到其他国际成员的支持。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基础并不牢固。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整体上缺乏足够的协调，部分国家经济结构趋同，相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竞争大于合作的现象。
第三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金融危机后，G20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由于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是G20成员，因此，相比较于成员众多、决策复杂的联合国和仅吸纳了发达国家参与的G7而言，G20走了一条相对折中的道路。但从目前看，联合国作为唯一的、全面的和最高层级的国际体系平台，其作用仍然是无法替代的。况且，G20究竟是在特殊时期的“临时机制”，还是长期保持协调作用的“大国俱乐部”，目前下判断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对后续事态的发展做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联合国还是G20机制，在短期内，新兴发展中国家同样都难以掌握主导权。
第四是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性变化。当前，传统工业，包括信息产业正在向低碳经济和更高层次的信息产业转变。这是一项对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形成的一直是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体系。化石能源的分布决定了其他主要资源的配置。低碳经济出现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和配置将会重新洗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前面的三个变化不同，在这项转变中，新兴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历史包袱并不十分沉重，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发展低碳产业，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状况上的此消彼长，更是为未来低碳经济走向留下了悬念。
在上述的四项变化中，每一项都包含对中国及“和谐世界”建设的有利因素。但由于这些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其中所包含着的不利因素同样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比如，今年8月底，美国结束了在伊拉克长达7年多的作战任务，并且，在奥巴马的设计中，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计划于明年结束。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美国国家能力下降的一种表现，但也明显包含有其对战略重点调整的考虑。不能排除在东亚等地区，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反而会“逆势而上”。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国际局势的确为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带来了新的战略空间。但对这一空间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和应对策略。
中国没有“越界”的资本，对自身实力必须要有正确的估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有效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空间。在这方面，目前的重点是要防止进入“两高”误区。即：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和过高估计外部威胁。当前，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周边环境，总体上仍保持着稳定与均衡，这对于中国和平发展是有利的。对于某些个别事件的出现，可能在深层次里隐藏着其他力量的战略意图，必须要从宏观层面多维度评估，切不可出现盲目的极端反应，轻易打乱自己的战略节奏。其次是要做好内部的工作。在国内建设好“和谐社会”，对“和谐世界”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注重做好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内部结构调整。比如，在能源问题上，如果对国内能源消耗加以有效控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防止对外部能源依存度增长过快，形成多种能源内外互补的能源供应链，则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可以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最后，我们还必须预见到，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仍可能出现我国的核心利益和与战略伙伴的共同利益存在差异甚至矛盾的情况。对此，有必要进行长期的引导和沟通，避免二者出现战略对抗。对于某些难以避免的偶发冲突，也应当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和应急机制，防止矛盾激化。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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