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央视美女主持人的含泪自述（组图）

一位央视美女主持人的含泪自述（组图）

             一位央视美女主持人的含泪自述

写在前面和话：卫晨霞可谓是央视美女主持人队伍里，生活经历坎坷的一位。她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军队官兵的喜爱，与她质朴的为人，善良的办事有关。近日，博主采访了军营里“卫姐”的央视著名军事节目主持人卫晨霞，请听她的一段含泪的自述：

                         
                    卫晨霞寄养在奶妈家，父母亲去探望时合影          
    当朋友们知道我是在农村跟着奶妈和姥姥长大的时，大都会表示同情，认为我小时候一定受了很多苦。实际上，小孩子只要有吃有喝，有衣穿，有人疼，哪里懂得什么是苦！小时的我对父母的概念便是应了一句俗语“有奶便是娘。”我从小就以为奶妈是我娘，尽管我从来不知道奶妈的名字。

             与郭德刚同台主持节目，“郭碎嘴”遭人骂后，卫晨霞还打去安慰的电话

我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因为出生在早晨五点多，父母给我取名“晨霞”。当时父亲在河北当兵，母亲仍在老家县城工作。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就在他家村子里给我找了个奶妈。奶妈家里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奶妈家一岁的小女儿因为触电夭折，让她悲痛欲绝。正在这时候，刚生下来不久的我被送进了她家，奶妈便把对小女儿的爱全都都转移到了我身上。

                      卫晨霞在悉尼歌剧院主持节目，右为老外主持人

我在奶妈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长大，哥哥经常背着我到村子里玩，但把我“扔”在墙根，自己只顾着和其他孩子们玩泥巴包子而忘记我, 我蹲在一边自己玩泥巴,半天下来我已成个土娃娃，被奶妈看见，可怜的哥哥总是要挨奶妈两巴掌的，我想奶妈最疼我。奶妈对我的好，全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给我取了个小名叫“蔓儿”， “不是亲生的”意思，是我15岁时爷爷讲给我的。“蔓儿”小时有点笨，走路晃晃的不太稳，不爱说话，爱哭，怕见生人，除了奶妈和哥哥姐姐谁都不让抱，奶爸有一次要抱我，我哭闹着不肯，结果被奶爸的正抽着的烟袋锅烫到脸，落下一个疤，奶妈心疼我，使劲骂奶爸，奶爸心宽得很，风趣地说，这样好，将来丢不了。28年后，我在中央台当了主持人，此时已经是维和部队上校军官哥哥真的靠脸上的小疤痕确认了“这个卫晨霞就是自己的妹妹”。

                    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卫姐”

我三岁离开奶妈，和表姐英英一起住在了姥姥家。姥姥家在西韩村，和奶妈家是邻村。奶妈想我，每到周日，就差哥哥或奶爸到姥姥家去接我，家里没有自行车，每次走到村口我就喊着走不动了，要求背着走，途中有一个石头牌楼，每次到这都会把我放在牌楼的台子上歇脚，所以这个牌楼在我儿时记忆中很深，长大后，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村口的石头牌楼，但是比记忆中的小了很多。有一次村里有家娶媳妇，奶妈亲自来接我去看热闹，在牌楼歇脚，闻到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不远处有个老汉支着一个油锅和炉子，正炸着油糕，那油糕扁圆形的，比北京的油炸糕小，皮是白面和红薯做的，馅是红糖和白糖，油炸之后焦红色。老汉卖油糕，并不幺喝，可能是家乡人性格内敛并不张扬的原因吧，他看着我们跑过来，咧着嘴乐“给蔓儿买一个吧，娃馋坏了”,奶妈笑咪咪地把我放下，从口袋里取出手绢包，打开了取了钱，不知道多少钱，当时就觉得很多，可能是因为好吃吧，小孩会认为好吃的东西都贵，奶妈从炉台子上的已经被撕了一半的旧书上撕下一张纸，包上大爷递过来的油糕，吹了吹，小心地喂我吃，油糕又香又甜，一滴糖掉了到干硬的土地上，奶妈蹲下身，用食指抿起来，放在自己嘴里，我让奶妈吃油糕，她不说话只摇头，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脸上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画面连同这种味道在我的记忆力深处留存至今。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味道，直到2010春节前在阿勒泰军分区拍摄《军营大拜年》，我吃到了几乎同样味道的油糕。于是思念我的奶妈。

                          红装武装都上镜

5岁那年，我和母亲随军来到父亲的部队所在地石家庄。刚来时非常想念老家，经常做梦回老家。12岁那年，奶妈来石家庄看我，那时的我早已很适应城市生活和自己的家，学习成绩优秀，是个小班长，正幸福地成长着。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父母陪着客人，一眼认出是奶妈！，奶妈一见到我就开始不停地擦眼泪，我有的点难为情，也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现。之前父母跟我说过奶妈要来，我自然是很高兴，但真的来了我却不之所错，甚至没有叫她一声“妈”。我现在想，她除了激动一定是伤心了。之后很难再见到奶妈，唯一的信息传递是，有人从老家来，她会叫人捎来自己亲自织的纯棉粗布褥单，我当兵前一直用，是有点粗，但是很暖和。现在回到妈妈家，仍然习惯用它。一看到粗布条子被单就会想起我的奶妈。上军校时，我利用假期回到老家，奶妈知道消息，提前两天烙了好多我小时爱吃的发面饼，放在菜窖里保存。院子里加盖了房子，说是我哥哥结婚的房子，哥哥当兵走了，当时在前线。后来，我这个“门后的客”阴差阳错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央台。1996年的一天，有位总参的军官来电话，问我是否认识仇忙喜，那是我哥哥的名字。原来，哥哥早就到了北京，一直在维和部队，看到我当时主持的《兵林史话》和《军事天地》，名字和自己的妹妹一样，模样也有点像，可就是不敢相信，那么胆小的妹妹怎么可能当节目主持人呢？于是从我脸上小时候留下的伤疤验证了的确是妹妹。兄妹在电视台西门见了面，当场就把电话打到村里，跟奶妈通上电话，这次我终于叫了声“妈”，奶妈高兴极了，说要每天等着看我的节目。

1998年11月，奶妈来到北京。我把她接到我家里住了一周。奶妈当时已经70多岁，头发已经白了，身体有点发胖，弯不下腰，我每天晚上给她用热水洗洗脚，尽了唯一点孝心。

1999年，澳门回归，我在珠海做筹备《为驻澳部队壮行晚会》，也是我首次担任大型晚会总导演，噩耗传来，奶妈走了，我无法回去，留下终生遗憾。三周年祭日时，我来到奶妈的坟前，磕了三个头，奶爸说，走时，给她戴着她最喜欢的我给她买的生日礼物——一对耳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