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们不能太黑

2006年01月15日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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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变化颠覆而彻底
问：中国改革已经20几年，和2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康：和20年前改革刚刚刚起步时相比，无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经济上由计划为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
其次，中国社会的群体关系发生大逆转，20年前被打入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和早已被消灭的资产者重新成为这个国家最风光的集团，而原来被意识形态捧到天上的工人、农民的地位相对下降，群体构成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如此大的逆转，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
第三，中国的政治形态已不再是集权主义政治，而是权威主义政治，除了结社和言论等几条政治底线，政府在相当多的领域已松手，政府不在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所有角落，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也很少干预：你可以选择你的住所，可以选择你的爱人，可以选择你的服饰，可以选择你的职业，可以自由的聊天。
最后，20年来，中国不再对意识形态进行狂热追求，主流意识形态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从主动进攻到被动性防守，这种变化更为颠覆和彻底。
问：如此巨大的演变中国决策层的应对策略是否适当？
康：如此大的颠覆和逆转，对政治稳定来说最危险。因为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群体关系，对于一个多元社会来说，仅靠一个阶级不可能执掌政权，必须有同道。
毛泽东革命时期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道理，革命要想成功首先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且要把敌人限制在5%，革命成功后，朋友和敌人界限从新划定，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盟友和敌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要完成这样的调整。
20年持续市场取向的改革，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只要你搞市场经济，你就离不开资产者、高级经理和知识阶层，如果继续敌视他们，社会就只有垮掉一条路。
事实上，中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次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聪明及时地完成联盟政策的调整，才有了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摧毁这种稳定的力量。
社保制度加剧不公平
问：解决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制度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在加剧他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保障系统？
康：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是有强烈的歧视性色彩。按理说，社会保障系统应该是给那些最需要保障的人群，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比如，一个教授，他的收入实际上很高，不仅有工资还有各种非工资收入，如讲学，著书，而政府还要给他分房子，还好给他各种补贴，孩子上学可以免费，生病有健全的公费医疗。而最广大的农民却被排除在社保之外，种田要交税，孩子上学是自己负担所谓的“义务教育”，自己盖房子，看病自己掏钱，没有钱只能等死。
再以就业政策为例，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再就业，所谓再就业是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那么为什么只有他们有就业权，而农民一辈子没有就业就没有就业权？
我们都知道社会保障有三条线：下岗后进入企业成立的再就业中心，两年内企业给他发工资，两年内没有找到工作和企业脱离关系，进入社会系统的失业保险，三年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进入最低保障线，但最低保障线的要求是城市户口。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普遍性，而这三条线全和特权、身份，恰恰是强势集团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是没有社会保障，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不公平。中央某部有一个统计，中国二次分配本身的不平等要高于市场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叠加起来就更不平等，一次分配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二次分配的受益者。
一个好的社保系统，首先是非歧视性的，不能根据身份划定，应该给最需要的人以保障，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其次，对中国来说，保障标准要根据整个社会的能力，不要让其他群体感到不公平，养成被保障人群的依赖心理，中国社会整体的能力决定了保障只能是低标准，只能满足被保障人群的基本需求。
反贫困依然是硬道理
问：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贫富分化，一个重要表现是贫困阶层人数的急剧扩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康：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也就是整个90年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赢家通吃，经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都被精英阶层占有了。
从目前看，中国整个宏观经济形式还是可以的，有人说8%是高估，但再低也不会低于5%，这也是国外研究机构的看法，问题是，新增的财富进到谁的腰包，8%也好，5%也好到哪去了，如果100%的人在努力，而新增财富落到少数人手里，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
90年代时候，我和胡鞍刚就提出不仅发展是硬道理，反贫困也是硬道理，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表现在工资上，而是表现在分房子、子女就业、特权上，而今天的问题是不仅旧的机制没有消除，新的不平等又出现。
问：城市贫困阶层威胁着城市稳定，中国城市贫困阶层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康：先前，政府限制农民进城，方法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粮食制度、投资制度等，但现在这个闸门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为背后有资本的力量，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看来，只要可以降低成本，才不会考虑被雇佣者是什么户口。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他进到城市，只要能吃饱饭、有回家的路费就行，因为他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把社会保障省掉。而城市人则不同，他要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幼儿园、还要交社会保险，要在城市结婚，如果和农村人赚一样的钱，他就会轮为贫困者。对城市里人来说，他是在用一生时间和一批一批年轻力壮的农村小伙子竞争，城市普通劳动力肯定竞争不过农民。
从趋势上看，中国原有城乡体系下的高工资将继续被压下去，从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看，中国城市人也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水平，开放的过程是拉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过程，同时也是拉平城乡中下层百姓差距的过程，当然也是城市贫困加剧的过程，第二个拉开，我认为是公正的，和腐败或者政策没有关系。
精英阶层没有负起责任
问：有人认问决定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康：从道理上讲，中国精英阶层由三部分人组成：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如果说中国精英阶层的状态，可以有这样一个基本概括，相当多的政治精英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和奸商类同，相当多的知识阶层和沽名掉誉、学术腐败、学术剽窃联系在一起。
中国精英阶层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社会的演变给了他们太多好处，但他们从来没有感谢这个社会，反而在挖这个社会的墙角，其实挖这个社会的墙角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
去过美国或者加拿大的人可能都有这个印象，比如在新泽西，最优质的房子很多是中国人买的，因为他在国内不敢，美国人购房都用信用卡，而中国人往往是一麻袋的钱拍在桌子上，美国人很惊讶，因为敢这么干的，不是黑社会的就是贩毒集团和倒卖军火的，这些华人在那里安静而低调，不敢接触主流社会，如同住监狱一样。
不久前，微软领袖比尔。盖茨声称，死后只给每个后人留100万美圆，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如果从不平等程度上做比较，中国不一定比发达国家严重，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的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问：中国精英阶层什么时候会有健康的主流价值？
康：中国社会也有其道统，也曾经有自己的精英文化，比如读书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要修身齐家等等，但这些伦理已不能有效约束社会成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精神还不被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渐渐淡化。世俗的法律和传统的道德对精英的控制失灵是根本原因，法国作家雨果描述的情形还在中国社会上演。
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尽如人意，也和中国社会演变时间有关，因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时间还短，精英阶层还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当然也有制度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公众不断的压力，精英阶层不断反思来实现。
中国改革论坛 康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