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破镜难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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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宏
人生的命运，往往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当全国解放时，我的家也获得了新生；当我们祖国遭受大浩劫时，我的家也遭到空前的打击:家破人亡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落难潇湘说惶恐，孤灯独影叹伶仃；当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扫除白骨精、云开日出玉宇澄清之后，我的家园也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日益繁荣昌盛而逐步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浩淼宇宙的空间里，个人实在是很渺小的，个人的命运也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有时我不禁也有些迷信，相信起命运来了。不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与外界的条件和机遇紧密关联，就说人和人之间的聚散吧，世界那么大，有几十亿的人口，有的人，虽就住在附近，却“老死不相往来”，而有的人，即使离散多年或千里万里相隔，几经悲欢离合，但转来转去，多年后竟又遇上了；有些人，即便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仍然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有些人，素不相识，一个偶然机遇萍水相逢，却结成百年之好。难怪人类几千年来科技文明发展至今，人造飞行器已经上了月球、火星，但宗教和命运的魅力仍然久盛不衰，仍有“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的说法。我和家父幼年分离，万里相隔、音信断绝、生离几十年，晚年竟又能重逢。然而，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中，人生如戏，已经谢幕了的节目，是不会再重演的了，正如任何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河水永在流动变化中，所以，破镜也是难以再重圆的。
春风荡漾
自从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祖国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拨乱反正，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从而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引上一条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国民经济日益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而我，也进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
随着祖国春回大地，中央为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从“牛棚”里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连那些在整风反右中被错划的所谓右派，也纷纷摘帽，恢复名誉，而那些惯以整人为能事的“文革孽种”们也大都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举国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玉宇澄清、百废待兴的新气象。
1973年开始，湖南省药材公司分工要我管全省中成药生产。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发展中药厂的著名的“
继中央召开科学大会之后，湖南省也要召开首届全省科学大会。1978年秋，在伙伴们的积极提名下，省商业厅把我推荐为湖南省首届科学大会的先进个人，代表全省的中药厂出席了大会。对此，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几年来，湖南的中成药厂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几年来的工作，也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肯定和认可；惭愧的是：这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一些工作的话，实际上我只是在中药厂和上级主管部门之间起了个牵线搭桥的配合协同作用（而且本应做的更好一些），大量的工作都是中药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做的。其间，全省12个地州市中药厂的厂长和技术员也都成了我的亲密朋友，尤其是长沙市中药一厂的厂长张再兴，成了我工作中极其亲密、非常得力、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世上许多事情的成败，除主观努力外，还取决于外界的环境条件和机遇，当时，如果离开了国家“挖掘祖国医药宝库”政策和“121”文件的鼓励以及有关上级领导的积极支持、离开了全省中药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拼搏、并肩奋斗，中药厂要想取得这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省里虽给了我许多荣誉，但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其实只是全省中成药厂开展技术改造的一个象征性代表，光荣是属于湖南省中药厂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同志的。
自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举国上下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重视人才培养，要努力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加之前几年中药厂在乘国务院121文件的东风，开展技术改造、剂型改革、引进新技术，积极创新。在此后短短的几年中，中成药的生产、销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极大地鼓舞了省药材公司的领导。湖南是药材大省，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前程无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药材的野生资源日益枯竭，而人们的需求量却不断上升。于是于1979年夏，省药材公司决定成立中药科技科，业务上受国家医药局的科技处指导，结合本省的需求，开展中药科研活动。
省药材公司决定，新建的科技科由军人出身的南下老干部、原储运科科长高博明任科长，并负责“组阁”，特许他在全公司范围内任意“点将”。结果，高看中了我，并同意把我已经熟悉的中成药方面的科研内容也一并带到科技科，今后则主要是承接国家医药局的科研项目。鉴于科技科的主要任务是科研活动，而不是商品买卖赚钱，这比较符合我的兴趣，于是我表示同意前往。
1979年秋，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正式宣告成立。科内除我和廖前兵（原在药材生产科）两个是公司的“老人”外，还有彭凤娥、陈若玢、易建雯三位女同志，她们都是大专院校药学专业毕业刚分配来公司的新同志。高科长领导经验丰富，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关心部属，工作中勤奋努力，点子也多，很有一套工作方法。他对我非常信任、放手，我也努力工作，配合默契。在科技科的几年，是我一生中工作得心情最舒畅的时期之一，对湖南省药材公司来说，也是捷报频传、在全国同行中小有名气、中药科研搞得空前活跃和成功的时期。
科苑探秘
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民族文化宝库，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在古代，药店都是前店后作坊，规模极小，同一药材品种能有几百斤就很了不起了，春秋换季时搬出来翻晒一下也就行了。如今中药经营成为全国性的商业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地道药材需全国调拨，仓储几十万斤是很平常的事。每年因长虫长霉而报损的药材，数量极大，传统的养护方法已经无法保证库存药材的安全了。60年代曾采用硫磺烘炕、或把整个仓库密封后用氯化苦熏的方法杀虫，此法虽然经济成本较低，但有劳动量很大、影响药材质量、腐蚀库房的金属结构等诸多缺点，尤其是，这些都是毒性很厉害的气体，稍不小心，就会严重危及操作人员的健康甚至生命，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国家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药材养护方法。
1979年，国家医药局根据国外成功地用密封后填充惰性气体的方法储存苹果的报道，提出仓库采用调节气体成分来养护中药材的设想，简称“气调养护”。但究竟是否可行，具体如何操作，都要经过实验才能证明。我们科技科承接的第一项国家医药局的科研任务就是“中药材气调养护”。共同协作单位有湖南、天津、贵州、四川、山西等省市药材公司，湖南任协作组组长单位，天津任副组长单位。由国家医药局拨给一定的科研经费。
为了“知彼知己”，进一步了解各种药材仓库害虫（以下简称“仓虫”）的生长规律，我们一方面聘请郑州粮食学院的
我们五省市协作组开会共同制订了详细的科研计划：用柴油制氮机提供不活泼气体——氮气、用厚塑料膜制作药材密封罩、用奥氏仪测定气体成分……，协作组内做了明确分工，并规定了科研进度；每当取得阶段性结果时，协作组要举行小结碰头会，以便检查前段工作、讨论部署下阶段任务。还决定由协作组各成员单位轮流做东，负责碰头会的会务安排、经费筹集等有关事宜。当时我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高科长，从事课题设计、试验安排、情况交流（五省市之间）、技术协调、推广授课等具体事务工作。
由于这是第一次由国家医药局直接下达的科研任务，各省都很重视。我们选定在长沙市捞刀河药材仓库和邵阳地区药材公司药材仓库作为科研试验场地，配备了必要的设施和人员、经费，从全公司范围内选调精干成员组成专项科研班子。记得我们发现湘东攸县药材公司的青年职工李江华，很聪明能干，业务熟悉，思路也广，但一时调不来，我们就把他“借”来省公司搞科研。长沙市公司的熊一云、王长庚、彭毅，邵阳地区公司的谭百甲等等，都是中药材气调养护科研中的干将。后来我们又促成重点地区的药材公司组建了专职的科研科，从而在组织上为湖南省药材系统中药科研的大面积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气调养护科研的例会是在各成员省进行，此外还到广西、陕西等地介绍气调养护的具体方法，会后东道主一般都会组织我们参观当地的风景名胜、人文古迹。所以，我们例会之后，曾先后参观游览了贵州的花溪公园、黄果树瀑布，四川的都江堰、青城山，陕西的兵马俑、半坡遗迹，广西的溶洞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四川灌县的都江堰。
灌县之所以驰名中外，就是它拥有二千多年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首建，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劳，建起了“二王庙”，他们的治水三字经“深掏滩，低作堰”，也大书特书地刻在庙侧墙上。庙附近的一棵几人合抱的大银杏树，至今枝叶茂盛，相传是当年李冰父子亲手所栽。还有传说：当时李冰治水需铸铜柱，但久铸不成，他的小女儿跳进炉内，以身祭神，铜柱终于铸成了。……人民把李冰父子对人民的贡献，扩大到他的一家。因为人民歌颂他们，李冰逐渐成了神，他的儿子也进了《封神榜》。这说明：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那座摇摇晃晃的都江堰索桥，是连接岷江两岸的通道，站在索桥上北望，岷水自远处奔腾而来，遇到李冰当年在江心筑的小岛金刚堤。金刚堤尖尖的鱼嘴把江水平分为内外二江，内江前流不远，又分为两支，一支经宝瓶口灌溉成都八百里平原，另一支重与外江合为一体。如若站在索桥上，望着鱼嘴前方奔腾而至的急流，又转身目送被鱼嘴扳分为二、威风大煞的东逝双龙，感叹李冰真是降龙巨手，他竟然能在急流奔腾的龙身上筑起一个人工小岛，锁住那奔腾之势。二千多年前，改造自然，没有机械，只有靠双手。李冰靠人民的双手，把竹子织成大篾笼，装上大石头，然后沉入江底，竟垒起这座江心岛。难怪人民敬他为神。
灌县旁边的青城山，便是号称“青城天下幽”的风景名胜，也是我国四大道教胜地之一。据说青城山周围有七十二峰，都是仙人的仓储。我想：需要有这么多的仓储，一定是“仙之人兮列如麻”，仙丁兴旺得很啊！……进入青城山境，大树遮天蔽日，循小径缘山步行，烟霞生于脚下，丛翠藏着鸟鸣。幽邃空灵之气，荡胸涤肠，使人也欲仙去。……最高巅的道观中供奉着道家元祖天尊张天师的塑像，两侧有一副对联：“袖拂白云出洞府，肩挑明月过天涯。”这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和互相过往的写照。
1981年，中药材气调养护科研项目获得成功，同年11月在天津通过国家鉴定。1982年荣获国家医药局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升级为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为了扩大影响，以便在行业中推广使用，1981年末，我把我牵头起草写的“中药材气调养护”实验报告在国家医药局的对外刊物《中草药通讯》上发表了。不久，因高科长荣调往他处任职，我被任命为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副科长，负责科内全面工作（科长的位子一直空缺，但高科长仍经常回科里做战略上的指导）。由于科研初战告捷，大大鼓励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又用类似今天竞标的方式，从国家医药局争取到“人工栽培高产黄栀子”、“人工繁殖冬虫草”、“人工养殖龟鳖”、“人工养獐活体取香”、“中药仓虫普查图谱”等科研项目，陕西、安徽等省也成了我们的协作伙伴。在省内，则分别由邵阳、益阳、湘潭、长沙等科技科牵头承担。其间，为了稳定科研队伍、调动积极性，经我们极力推荐，终于把湘潭的杜新华、益阳的周谷元提为地区药材公司的科技科长；我们又把聪明能干的农民技术员赵宁康转为县药材公司正式职工，专搞科研。他大喜过望，从此对工作就更加尽心尽力埋头苦干了（但后来他由于积劳成疾，竟于1988年以身殉职，病逝在科研岗位上，噩耗传来，我深深为之痛惜）。为了取得科研的准确数据，不少同志都日以继夜地长期吃住在野外的科研第一线上；为了千方百计打破行业封锁、获取有用的科技情报和资料、数据，以便“集人所长，为我所用”，我们科的廖前兵同志曾和南县养龟场的技术员一起，以普通“农民工学员”的身份，前往外系统的某养鳖场“打工、学习”达数月之久……。我们协力同心，经过三年的共同奋斗，到1985年，上述课题均已告一段落，并大半取得成功，仓虫普查和栀子高产以及人工养殖龟鳖三项还通过了国家科技成果鉴定，并先后分别荣获国家医药局级技术进步三等奖。这大大提升了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在国家医药局和全国药材行业中的知名度。
在中药材科研顺利进展的同时，中成药厂的技术改造、质量管理、剂型改革、新产品开发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因进展较快，且获得经济效益，国家医药局就每年给我们补助一定数量的技术改造三项费用，以资鼓励。有了这笔经费，我们的工作就更加顺手了。到1985年，省公司认可的12个地市中药厂全部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装备了许多现代化的制药设备和化验、分析检测仪器，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无法相比的了。尤其是长沙、湘潭两厂，产品已经远销国内外，成为当时湖南省中药行业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党和国家政策的英明正确，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湖南省中药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效，竟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由此我深深感到，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是多么重要啊！
童年逸事
在业务上捷报频传的同时，我的家庭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先后搬家8次，家具越搬越多，房子也越搬越大，两个女儿也逐渐长大了。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琐碎小事，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如今回忆起来，却还是余味不尽的。
（1）张荣出生前的阻力
1975年初，玲芳在我办公室为我理发（当时为节约开支，都是相互理发），政工科的小章进来，发现玲芳（怀了张荣）正挺着大肚子，就问我：“你爱人又怀毛毛啦？”
“是啊！”我回答。
“不行啊！要抓紧去医院刮掉！现在不能生两个了。”章说。
“去年你们开会时的口号不是说：‘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吗？’”我说。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如今提倡只生一个。独生子女可以享受国家的许多优惠政策！”章说“你是党员干部，又是科室的重点培养对象，你要积极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是去年怀上的，现在已经六个多月了，不宜去刮了。再说，现在只是‘提倡’生一个，并不是不准生第二个。”我有点不耐烦了。
“谁说六个月不能刮？人家七、八个月也有刮的！……‘提倡’也是党的号召、国家的政策，你要考虑考虑政治影响和你自己的前途！”
“……”他竟来劲了，给我上起纲来了，我只当没有听见，要玲芳赶快给我剪好头发，不理他，回家了。
三天后，公司经理在公司小会议室召开工作会议。我到会时，虽然各科室负责人都到了，但经理们还没有到，大家正在闲谈中。小章看到我来了，马上冲着我说：“怎么你爱人的毛毛还没有去刮？”
我瞪了他一眼，只做没听见。
“现在提倡只生一个，你是科室的重点培养对象，你要起好的带头作用！”……
我还是不作声。
“你要响应党的号召，不能拖拖拉拉地顶着不动！”……
我依然只当没听见。
“你打算什么时间去刮？你应该要在大家面前表个态啊！”小章竟然越说越来劲了。……
“你还有完没完！？”我憋了好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表什么态？今天是开业务工作会还是开对我的批斗会？公司经理还没有说话，你在这里乱放什么炮？你自己不也是有两个孩子吗？你自己也没有做到的事，亏你还有脸来对我吼三吼四！你省省吧！别在这里招人显眼的了！先回家去在痰盂里照照自己吧！……”
我的一顿连珠炮似抢白，满堂皆惊，一下子，竟把小章给噎住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没有想到，平时一贯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的“小张伢子”，今天怎么竟然当众发飙了！？再说，当时虽然开始提倡只生一个，但并没有说不能生两个，所以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幸好这时公司经理、书记们到了，宣布马上开会，总算给这个尴尬场面解了围。
从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张荣出生，再也没有人来向我提起刮毛毛的事。其实，小章当初动员我去刮毛毛，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政工科计生干事），虽然方法太简单生硬了一点，但本身并未含其它恶意。
（2）有口难言
由于我和玲芳都要上班，1977年张荣两岁时就开始白天寄放在附近中医附二院一位职工家中，由他那位来自农村尚无工作的妻子王姨帮忙照看。这时的张荣，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极为乖巧，很获寄放人家的欢喜，宠爱张荣的程度，不亚于他们自己的女儿。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成玉下班去接张荣回家，刚到楼梯口，就听见张荣大声哭叫的声音，玲芳轻步上楼想看个究竟。原来，王姨正准备给张荣洗澡，张荣嫌水温太热，不肯进澡盆，又不会说话，于是就一面哭着，一面自己拿个水瓢，到旁边的冷水桶里舀了一大瓢水，摇摇晃晃捧过来倒在澡盆里，又搬了一张小板凳放在王姨的胯下，指指板凳，意思要王姨坐着，然后才带着一脸的眼泪鼻涕爬进澡盆，让王姨给自己洗澡……直到好几年以后见面时，王姨还对张荣的这段往事津津乐道呢！
（3）初进集体
孩子逐渐长大，要进幼儿园了。在那物资供应极其贫乏的年代，省商业厅职工子弟幼儿园，实行全托，每周只星期天回家一天。由于商业厅有丰厚补贴，加之物质调拨有方便之处，所以公认是当时全省福利最好、教育质量最高的幼儿园了。虽然医药公司也属商业厅系统，但“粥少憎多”，要想入园，远非易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记清究竟磕了多少个头，1976年9月份开学时，总算把张晴送了省商业厅幼儿园。初进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张晴很不愿意，第一个星期天接回家时，竟长了一身的痱子，我们心疼不已。据幼儿园老师介绍说，初进园的孩子都是要哭几天的，但张晴脾气大，哭得特别厉害，哭累了就蒙头睡觉，所以捂出了痱子。……
三个星期后，张晴已经完全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幼儿园离公司较远，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记得有次周末，我推着自制的小儿车去接她，当时幼儿园还没有到接孩子的时间，张晴班上的小朋友们正围成一圈坐在地上跟着老师做游戏，我就躲在门外偷偷张望。在孩子们唱歌正唱得起劲时，忽然张晴看见我了，竟立即站起来，喊着“爸爸”朝我直奔过来……当时，我也高兴得情不自禁地立即把她抱了起来。……在回家的一路上，她叽叽喳喳，不停地向我说着这几天所遇到的好玩的事，一点也不感到口干。
（4）电影票
位于省药材公司附近的湖南省军区经常在大院里的露天广场上放电影，由于票价便宜，军区又有朋友经常给我们送票，加之当时文娱活动很少，仅有的几个影剧院，又翻来覆去总是那八个样板戏，所以我们经常应邀去省军区看电影。有次军区的朋友又送来两张电影票，并说明：今天人太多，要检票入场。我把票放在桌上小玻璃板下，准备安排晚上去看。但吃完晚饭准备出发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几张电影票，我曾怀疑是否是张晴当作花花纸拿去玩了(当时张荣还抱在怀里，不可能乱拿东西)，但张晴矢口否认，我在她身上搜索了一番，也没有结果，于是，只好不去了。谁知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发现，那几张电影票还好好地躺在玻璃板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非常奇怪。经一再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张晴想单独和外婆出去看电影，那天偷偷把电影票藏了起来。第二天我们去上班后，张晴对外婆说：“我们看电影去吧！”外婆很奇怪：“到哪里去看，又没有电影票！”张晴悄悄拿出电影票对外婆说“我有！”……当外婆看了票后告诉她，这几张票已经过期作废了，并批评张晴不该私下把票藏了起来。张晴感到问题严重，所以又悄悄把票放回了原处。
（5）爱好美术
有一阵，张晴已经进小学，张荣没人带，只好放在街道办的“红孩子班”，虽然条件差一点，但每月只收3月钱，不过一日三餐要在家里吃。张荣很听话，老师们都很喜欢。有时来不及做饭，玲芳就把她带到药店里自己带，只要搬个大纸箱，把上面的盖子打开，让张荣坐在里面，再给她几张花花绿绿的纸张，她就可以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撕花纸，安安静静地独自玩上两、三个小时；她还喜欢画画，尤其是那张所谓的“骑毛驴的阿里巴巴”，甚得成玉同事们的羡慕，按她当时的年龄，还真画得像模像样，以致后来我一直安排她业余学习美术，甚至一度曾想送她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受专业培养，以便将来专业从事美术工作。
（6）提前入学
转眼到了1981年暑假，张荣满6岁了，听说公司附近的望麓园小学今年招收学前班。考虑到总是把孩子带到药店里终非长久之计，别的员工也会有意见；而省商业厅幼儿园那边，由于外婆为张晴的事得罪了人家，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再去找人家了。如果张荣能进学前班，也就等于进了幼儿园。于是，我们让外婆带张荣去望麓园小学报名进学前班。由于张荣个子较高，反应也“蛮灵泛”(湘语，很聪明灵敏之意)，小学老师问：“孩子满7岁了吧？”户口本也没有看。当时外婆其实并没有听懂老师的问话，只是一味胡乱地回答：“是啊！”、“是啊！”……结果，就这样，张荣被稀里糊涂地被望麓园小学作为新生录取，开始念小学一年级。开学后，张荣的班主任是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陈老太，她感到张荣的言行举止各方面都很稚嫩，怎么看也不像是已经7岁的孩子。当知道张荣实际年龄只有6岁后，就处处对张荣“格外关照”：对张荣从不课堂提问，甚至于课堂默生字、背单词，也允许张荣翻书看着写。……过度的照顾和迁就，虽出于好心，但却使张荣缺少锻炼机会，后来一度造成张荣胆小怕事和缺乏竞争意识的弱点，也削弱了张荣的自信心，以致后来每当老师课堂提问时，张荣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本来明明会做的题目，也往往答得颠三倒四；平时作业做得很好，同学常要向她求教，但一到考试，她就乱了手脚，不能正常发挥，得分经常低于平时成绩比自己差得多的同学。
（7）小姐姐
由于张荣很瘦弱，年纪又小，我们处处都很照顾她，张晴每天带着妹妹上学、放学，经常还帮妹妹背书包，是个很称职的“小姐姐”。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次忽然天下大雨，张晴背着自己的和妹妹的书包、鞋子，打着伞，和妹妹一起回家。张荣则“小鸟依人”似的紧紧依偎在张晴的伞下，踩着雨水回来。……
邻居和同事们见了，都说“咯（这）姐妹俩感情真好！”还不止一次对我和玲芳说：“你们家的两个妹子真不错！天天都同进同出，那次下大雨，大妹子（张晴）还帮着细妹子（张荣）背书包、打伞、提鞋子，咯个‘小姐姐’真是当得像模像样的。咯说明你们的家庭教育真是不错的也！”……听着人们夸奖我们的女儿，虽然我们嘴上照例要谦虚一下，但心里却是甜甜的，比自己受到公司的通报嘉奖更要高兴百倍。
（8）心理作用
在张晴刚念小学不久，有一天放学后，她捧着手腕伤心地大声哭着回来，接过她的手臂一看，手背上有黄豆大的一块紫红色、像淤血样的斑块，我们吃惊地问：“怎么搞的？是不是弄破了？”谁知这么一问，张晴更是嚎啕大哭起来。我们慌了，连忙取来温水、酒精和消毒棉花，给她清洗、消毒。谁知经温水一洗，血色斑块竟不见了，皮肤上还是好好的，张晴一看，立即破涕为笑了。原来，她在回家途中，手上被溅到一块紫红色的污泥，她的大哭，并非真的感到疼痛，完全是由于心里害怕和神经紧张所致。
当张晴张荣都进了小学后，为培养她们对自然界和对科技知识的兴趣，我们经常带她们去附近的烈士公园采集、制作植物标本；还用小尼龙网兜做成捕蝶网捕捉蝴蝶、蜻蜓制作昆虫标本。湖南的黑色大凤蝶制成标本后是很漂亮的。有一次她们姐妹俩把蝴蝶标本拿到班级里给同学看(其实是炫耀)，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几个男同学要抢，结果把标本打翻在地并踩了一脚，在混乱中，楼上的小男孩陈谦还用雨伞捣了张荣一下，张荣感到受了莫大的欺负，姐妹俩哭着回来诉说，张荣更是大哭不止，张荣的嗓门大，哭声简直可以直达五楼，惊天动地；由于陈谦回家后竟然没有任何动静。我感到小男孩用那么尖的伞尖晃来晃去，也确是有些危险，为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让孩子的父母知道一下也好，于是就让张荣拉着姐姐上楼向陈谦的父母去告状了……事后，陈谦的父母，曾亲自带着陈谦，登门向张荣赔礼道歉。
天外来函
大约在1979年阳春三月的一天，政工科陈安球科长派人来喊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一下。我有点纳闷：我们业务科室和政工部门素不打交道，怎么今天忽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到了政工科后，陈科长非常客气地让座请我坐下，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国外的来信，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先看看这封信！”
这是一封用航空寄自日本的中文信，竖排的中国字写得很漂亮。信的大意是：“我是一个1946年就旅居海外、如今侨居日本的华侨，大陆解放后不久就和国内的亲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多年来，我对他们一直十分思念，但一直无法联系。
“最近到北京访问，在友人的帮助下，从中国的《中草药通讯》上发现有一篇论文的作者是贵公司的张宏。联想到我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也叫张宏，不知是否就是这位？恳请在百忙中帮助查证。……
“我原来的妻子叫倪毓芬，我们都是江苏宜兴人；儿子于1940年出生在四川北碚，当时我在民族资本
后面的落款人竟然是“张宗植”。……
啊！是爸爸万里寻亲的来信啊！但不知他现在的政治面貌和革命立场究竟如何？鉴于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未敢轻易表态。……几十年来，由于“海外关系”这顶无形的罗网所带给我们家的种种血雨腥风，不禁幕幕呈现眼前！而且，眼前的这位张宗植究竟是什么政治态度？会否和海外敌对势力有牵连，是否会给我这个历经苦难、好不容易才初步恢复平静的家，再带来新的磨难？……我举棋不定，陷入了沉思。
陈科长看我沉默不语，就和蔼地对我说：“我们查阅了你的档案，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写信人就是你失去联系几十年的父亲。也许你想起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对今后是否家人会再被连累有所顾虑。……是否给他回信，当然由你自行决定，但我可以很明确肯定地告诉你，过去的那种极左思潮下的错误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对此不必有任何顾忌！现在国家正积极提倡扩大对外开放……只要他是个守法商人，今后你和他正常往来，决不会给你家带来什么麻烦的。我个人认为，他万里迢迢来信寻访自己的儿子，说明他现在是很怀念你的。
我问：“那您的意思是……？”
“我认为你们可以恢复联系！”陈很明确地表态。
我沉默了好一阵后对陈科长说：“看来他确是我的生父，但我不知道他如今的政治面貌和立场观点究竟怎么样，所以今后是否和他联系，可否今天暂不做决定，容我考虑、调研一下再给您答复？”
“可以！可以！……但血缘亲情是客观存在的，希望你千万不要为过去的极左再有所顾虑，更不要背思想包袱！”，“希望你考虑好以后尽快告诉我，以便我们答复他。不过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担心‘海外关系’之类的顾虑，文革中的那一套都已经过去了，”陈科长很认真地对我说。
虽然现在是清风明月，但风雨会否再重来？如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思潮起，……幕幕往事呈现眼前，思想上很矛盾。俗话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童年时代家园的温馨，令人无比怀念；爸爸出国以后，我和妈妈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曾历经许多苦难，令人难以忘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妈妈由于“海外关系”这一说不清的沉重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浩劫中因“海外关系”而派生出的种种罪状，几乎把妈妈逼上了绝路，最后终于导致我家破人亡、孤身远走他乡，这场噩梦，至今使人心有余悸，不堪回首。认亲吧，只怕风雨再重来，又将殃及妻子和两个无辜的女儿；不认吧，毕竟是生身之父，血脉相承，何况当年也是因为外界的因素才被迫断绝来往的！……我忽然想到：当年曾听妈妈说过，爸爸和当今的高教部长蒋南翔是老乡加清华的同班同学，感情很好，只不过解放后蒋当了中央的大干部，妈妈不想去攀龙附凤，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找他们联系。既然这次爸爸曾到过北京，蒋伯伯如今官复原职，还是个不小的京官，定会知道爸爸的情况。不如写封信去问问。
于是，我以“蒋伯伯”的称呼，直接给蒋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1、多次听妈妈说，您是家父张宗植的同乡兼清华要好同学。我今遇到难题，故冒昧写信求教，敬请原谅；2、抗战胜利后，爸爸奉轮船公司派遣出国，解放初期在日本经商，现音讯断绝已经多年；3、今接爸爸从日本寄来寻儿访亲的信，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政治态度究竟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正为今后究竟是否要与他恢复联系举棋不定；4、爸爸信中说不久前曾到过北京，您是高干兼同学，想来您也许知道他来京的情况和他的政治倾向；5、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考虑，我今后究竟是否要和他恢复联系，万望您在百忙中予以指点。……
由于不知道蒋的住家地址，但他是高教部长，我就以“人民来信”的形式，把信直接寄到高教部部长办公室，我想：他的秘书看了信的内容后，应该是会转给他的。试试看吧！
不久，我接到北京张滢华伯母的来信说：蒋伯伯把我的信交给她了，托她给我写封回信，要她明确地告诉我：“你爸爸的政治态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果问他是什么派，那么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父亲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派；……我们认为，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和你父亲取得联系！……”
……
从此，我恢复了和生身父亲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我的家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若干时间以后我才知道：1981年，爸爸曾随东南亚石油开发考察团，为和我国政府商讨联合勘探开发南海油田和解决大庆油田的原油含蜡量太高的技术问题，曾来华参观考察，在京时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和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亲自接待。其间，爸爸曾拜会了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伯伯，所以蒋对爸爸的近况十分清楚。而张滢华的丈夫何凤元，是爸爸的表兄，也是蒋在清华时的校友，三个都是知己朋友，当时曾被同学戏称为“三牛”（都属牛）。何（凤元）伯伯曾参与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通电嘉奖，他还帮助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支航空队。担任新中国首任民航局副局长。文革后期派驻加拿大，不幸以身殉职。
扶桑旅次
爸爸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欣喜万分，立刻回信，并告诉我：在日本，现在有一个日本人的妈妈森春江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盈石和路弥。
自从和爸爸取得联系后，我们通信的频率很高，互相告诉彼此的情况，几乎一封信紧接一封信。1980年末，爸爸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到日本看看。如果愿意去，他愿意为我提供探亲所需的所有费用和有关文件。我很高兴，决定和成玉一起前往。
按照当时情况，出国是一件很大的“文件旅行工程”，几乎每一步手续，都要公司出面，正式发文，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报告。此事不仅涉及省民政、公证、公安、北京日本签证部门等，还要爸爸那边发出邀请信、提供经济担保等等一系列材料。
1981年夏天，当我带着爸爸的邀请信向省公司政工科提交赴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后，犹如向平静的池塘中投下一块石块，顿时激起层层涟漪，并向四面八方迅速传开：“哎呀！张宏找到在日本经商的爸爸啦！张宏这下子可要发大财啦！”在一些崇洋者的势利眼光中，外国简直是遍地黄金，人们只要弯弯腰（甚至不用弯腰），就可拣到金条美钞；更有甚者，则认为爸爸身边只有两个女儿，我出去探亲，肯定是为了继承家产，可以乘机大捞一把了……。似乎我这个背了多年“海外关系”黑包袱的“丑小鸭”，竟一下子变成了“白天鹅”、“香馍馍”了，不时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一个多月后，公司政工科陈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关于你个人去东京探亲的事，公司领导经认真研究，认为现在科技科工作很忙，气调养护正在实验中，你又是科里的骨干，走了会影响工作，所以希望你暂时不要去东京探亲……”。我表示：“气调养护尚未鉴定，过一阵再去也没有关系，既然公司领导希望我过些日子再去，我就同意领导的意见吧。”这事本就这么过去了，不料一周后，科内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张宏！据可靠消息，这次公司领导不同意你去探亲，是因为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说日本那么富有，你此去是决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务必要让你把气调养护的项目做完再走……说‘工作忙’，这不是理由啊，‘革命工作’嘛，永远都是忙的嘛！”起先我对此说法还没有太在意，后来连续有几个同事对我这么说，而且口径都很一致，我终于相信了。
竟是这样的理由拒绝!我很生气，怒气冲冲跑到政工科问，他们都说不知道，是公司经理会上定的。
我转身径往分管中药业务的杨经理办公室。问：“这个课题是由高科长负责牵头，科里参与的同志众多，何况还有五个省市的协作单位，阵容庞大，哪可能我去探亲三个月就使整个课题半途而废！？”“‘工作忙’，这根本不能成为理由，‘革命工作嘛’，永远是忙的！”……后来，我干脆挑明了：“是不是你们也轻信谣言，认为我出去后就不会回来了？！”……“是谁吃饱了撑了，在那里造谣生事，他凭什么说我此去肯定不会回来？”、“评价衡量一个人，要结合他的一贯表现，你们经理会议怎么能随便就去轻信这些谬论？”……
毕竟“不再回来”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私下议论和猜测，杨经理当然不便公开承认。杨经理和颜悦色地对我作了一番解释，说“对于你家庭的历史和你母亲的经历，我深表同情；你希望前往探亲的心情，我也能充份理解。”“公司各位领导都是很信任你的，当时不赞成你马上去探亲，确实是从工作考虑。气调养护是国家课题，我们不能怠慢，一旦课题完成，我们一定会同意你去探亲的。公司确实有个别人私下有些议论，这也不奇怪，但经理会上并没有把这种猜测作为考虑做决定的依据。……今后如果我听到有人在胡说八道，我一定对他批评教育！……”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向杨经理提出：“我可以积极配合支持高科长，尽快把‘中药材气调养护’的课题搞完，以课题通过国家鉴定为准。但任务完成后，希望公司同意我们全家四口一起去探亲，届时还望公司能积极支持配合，为我们向有关部门发文、申请，以便尽快办理有关手续。”
杨经理有些奇怪：“你原先不是只准备你们夫妻两个人去吗，怎么现在又改为要全家四人一起走呢？”
我说：“我本来只是去探亲，并没有出国不回的想法，但有的人却在那里叽叽喳喳。今后我出去后即使按时回来，那些长舌者仍然会说：‘他是没有办法才回来的呀，因为孩子都在国内，等于是‘人质’，所以才不得不回来嘛！’所以我决定干脆全家四口都去探亲，不留‘人质’，一则让爸爸看看他的两个乖孙女，高兴高兴，二则也以事实给那些饶舌分子一个有力的回答。所以我要把全家都带走，将来以事实来证明，不给他们留下无事生非、制造流言蜚语的借口！”……
“行，届时我们一定支持你去探亲！”杨经理的表态竟然如此爽快，我的怒气也就平和多了。
终于，我和杨经理口头达成了“完成科研课题后，公司将积极支持我去探亲”这一“君子协定”。
1982年春末，在协作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气调养护在天津顺利通过国家鉴定。回长沙后我立即呈上全家一起去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玲芳向她公司请探亲假的工作也同步进行。杨经理果然不食前言，不仅力促公司经理会议很快批准，而且责成政工科尽快为我向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行文（当时因私出国必须由单位出面申请）。各项手续，在湖南方面总算很顺利，但签证必须由公安部门直接寄往北京，本人不得参与，我只能在长沙坐等。据说，有的人探亲等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
考虑到我既不会英语，更不会日语，赴日探亲时总难免要出门，总不能老是不开口吧，于是在等候签证的期间，我用收音机突击学习常用日语，每天早晨起来朗读、背诵，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总算记住了不少单词和短句，例如“这个、那个、多少钱”，再如“我、你、他”，又如“请问、谢谢、再见”等等，由于日文中的汉字虽然和中文读音不同，但形状和意思差不多，我想：今后再辅以手写汉字，这样对于在东京时的短期生活，估计可以提供很多方便。”
1982年春，“中药材气调养护”在天津市事通过国家鉴定。当时我代表五省市协作组在鉴定会上宣读了实验报告。国家医药局科技处的领导表示要给我们发奖金，并替我们向国家申报科技成果奖。消息传来，大家都兴奋极了。
中药材气调养护是湖南省药材公司成立以来获得的等级最高的科技成果。我们这次载誉回来，受到公司领导的热情接待。回公司后，我立即向人事科递交了去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感谢杨经理信守承诺，很快就批示人事科予以放行，并积极给予支持促成。
当时，为我探亲而向民政、公安等部门的申请报告，都是以省公司署名特地用红头文件打印的。由于所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我们很快办好了在省内的有关手续，并按当时的规定，护照连同有关申请材料，由省公安厅送往北京办理赴日签证手续。与此同时，爸爸也把我们的旅费寄到北京滢华伯母处，经她为我们力争，中国民航局为我们全家特批了往返东京的半价优惠飞机票。
第一次去东京，总应带点中国的特产吧！我们在湖南最好的建湘瓷厂买了几套最好的釉下彩餐具和茶具，又在四川成都买了三枚一套的石质印章，经爸爸来信提议，作为我们这次赴日探亲的纪念，两个方印，分别刻上阳文篆书“海天万里”、“扶桑旅次”、另一个长印，则刻上阴文篆书“有朋”二字。
1982年10月中旬，公司全体员工到省商业厅直属职工医院接受例行体检。不料体检中医院发现我的肝脏偏于胸腔下方，较大，转超声波检查，说肝区有致密波纹，怀疑我有肿瘤，要我速去肿瘤科作进一步检测探查。……既然医生说要查，我也就去挂了号。肿瘤科医生看了病历并对我触摸检查后竟认为：很可能是肝硬化或肝癌，为准确探查，建议要通过外科手续做活体取样化验。这下我震惊了。
鉴于我正处于出国探亲前夕，真去做活体检查，如果不是肿瘤或癌症，也要有一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这样就会耽误探亲日程；如果查出来确实是肿瘤或癌症，也是个难以治愈的病，不仅康复渺茫，而且病情发展迅速，估计公司、医院和海关都不会放行，探亲一事将永成泡影。……我犹豫了！
经反复权衡利弊，考虑到当时我身体状况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点症状。我想：如果不是肿瘤，为了探查，白白浪费这次出国机会，甚是可惜；如果确是肿瘤或癌症，查出来后又能怎么样！也只是延缓生命而已，而且此病发展迅猛，这次不去探亲，今后哪可能再有去的机会。……人生自古都有死，谁能避免？……于是我大胆地决定：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仍按原定日程前往探亲，待回来后再做检查，即使患病需要治疗，也等探亲回来以后再去进行！……
可喜的是，三个月后探亲回来时，我仍然自我感觉良好，经再次去医院进行超声波等等复查，医生竟声称：“肝脏没有发现异常”，手术探查已无必要，而肝脏偏于胸腔下方，医生认为：这是由于我童年时代胸部被石膏捆绑挤压所致。……一场虚惊，总算是以喜剧告终。这些都是后话了。
舔犊之情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航程，飞机在当天下午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位置，爸爸在春江妈妈的陪同下，在机场接到了我们。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久别重逢，倍感激动。
到爸爸家中，大妹妹盈石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沉浸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我从小家中人丁单薄，以前一直很羡慕别人家有弟弟妹妹，如今一下子竟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妹妹，当然也满心欢喜，亲兄妹，同根生，血脉相连，倍感亲切，只可惜她不会汉语，我也不会日语，彼此语言不通，只能靠手势和眼神相互传神示意，却不能作进一步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对此，我深感遗憾。……
爸爸安排我们住在附近叫“米那米布拉扎”的一套公寓住房里，这是个两室一厅的日式小套房，里面西式房间铺地毯，日式房间铺“榻榻米”，室内现代化的设备很齐全。由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还极少，有的我们甚至还从未见过。于是，春江妈妈特地来耐心教我们如何使用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如何开油烟机，如何放热水洗澡，如何操作微波炉，如何……，玲芳感叹地说：我们来到这儿，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事应接不暇；又像刚进幼儿园的小朋友，样样都要重头学起。
由于我和两个孩子都穿着为探亲而新买的棉衣棉鞋，但在东京人的看来，我们就显得衣着十分臃肿。爸爸说，这种样子上街会很招摇过市的，于是安排春江妈妈次日陪我们到东京最大的二王子百货公司买衣服，让我们四人全都彻底“改换包装”。
接着，爸爸又安排妈妈带我们去参观了东京的新宿、东京塔、水族馆……游览了横滨的太平洋海滩和中华街，坐游艇观赏了日本的“泸之湖”风景区，乘飞机去廉仓参观了日本故都和大佛像……爸爸还送我们一个照相机，并表示：胶卷归他供应，冲洗归妈妈负责，要我们尽管照，以便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永久保存。
爸爸脾气温和，知识广博，又很善于逗孩子们玩，不仅充满爱心、很有耐心，而且变魔术、玩扑克、下棋、诗歌、猜谜……等等，样样都会，同时花样招式还很多，所以晴晴和荣荣都很喜欢和爷爷玩。
爸爸每天还要上班，但仍三天两头抽空到我们住处陪我们谈心。每个星期天则邀我们全体到他家中吃饭。爸爸还坚持要给我20万日圆做零花钱，说“出去玩，身边带点钱可方便一点”。爸爸还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回答“我们这次是来看望久别的爸爸。能见到您，并且知道您生活安定、身体健康，我愿已足，别无所求！”“你们需要在日本采购些什么东西，可写个清单，以便我们早做准备。”“我们是诚心诚意来探亲看望爸爸的，没有打算要采购什么带回去！”“我和春江妈妈商量好了，打算买个适合国内电压的洗衣机、彩电、冰箱、微波炉送给你们，你们可以作为行李用海运托运回去。”“不必了，在国内，民间能使用家电的人家还很少很少，如果我们都搬回去，就会显得太‘脱离群众’了，再说，这样电费也太厉害了，您送得起，我还用不起喔！同时，国内居民楼的电压负荷也不大，如果搞得经常烧坏保险丝，左邻右舍都要群起向我们提抗议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看，需要什么，可随时告诉我们；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凡是你感到有用的都可以带走。……”爸爸的想法是：失散几十年的亲人终于团聚了，难得啊！这次一定要让我们的东京之行很高兴；而我的想法是：爸爸的心意我已经领了，但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受到祖国人民，以及敬爱的母亲多年培养教育，我一定要在春江妈妈和妹妹们面前，留下一个良好的中华儿女的形象。至少，我不能在日本民族的土地上，做出任何有损中华儿女形象的举动。
在爸爸没有安排活动的时间里，我们一家四人就出去到处逛，随身带着东京地图和纸、笔，凭借我那仅有的几句日语，问路时再辅以临时手写汉字，几乎走遍了大田区附近的大街小巷。日本地铁四通八达，百货公司商品极其丰富，但按标价换算成人民币，都太贵了。地铁短短一站路，竟要80日圆，按当时日圆兑人民币等于10000比78元的比价计算，相当于人民币6毛钱，是长沙当时公共汽车票每三站4分钱的15倍以上；饭店里，一碗最便宜的面，至少也要500日圆，几乎是国内同类产品——上海0.12元人民币一碗的阳春面的32倍，……所以我们出门很少乘车，大都是步行，且自带干粮和饮用水。到百货公司去，只是开开眼界，把价格一折算，就根本舍不得买任何东西了。不过作为“副产品”，在此期间，晴晴、荣荣倒练出了长时间走路的功夫，这使她们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受益不少。
我们住的公寓底楼是个大超市，供应副食品和各种日常用品，琳琅满目，品种多极了，连菠菜、葱，也都是用塑料纸包好整齐地放在货架上卖；每个商品都标明出厂包装日期，出厂仅隔一天的面包，竟然就降价出售——菜市场根本不像菜场，更像是个百货商场；二楼是家具店，陈列的所有家具都很精致、豪华、漂亮，但价格惊人！……初到异国，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里无论商店、车站、菜市场，所有的标牌都有日本的平假名和汉字标注，日文中的汉字，虽然读音虽和中文不同，但意义相似，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方法去解读。所以我们出门时总要随身带上纸和笔，以便万一遇到问题时，可以用方块字向路人打听。我不会讲日语，总共只学了几句口语，如“请问，这在什么地方？”、“这个多少钱？”、“谢谢！”、“再见！”其它语句就用纸条代替，并根据对方回答时的手势，理解所回答的内容。
鉴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十分稀少，且价格很贵，听说中国驻日使馆有个专门为中国侨民服务的家电服务部，凭护照对国人供应在日本批量订制的部分商品，不仅价格很便宜，而且电压等均适合在中国使用，并可代办托运回国的手续。约于1983年1月初，我们高兴地特地前往参观，我们用24000多日元选购了一台多功能电动缝纫机和两把电动剃须刀。这也是我们在东京期间投资最大的一次。
东京水族馆的巨大水箱里，除鲨鱼鲸鱼、海牛海豹海豚外，还喂养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海洋动物：这里有能瞬间释放出几万伏高压电的海鳗（可当场用电压表检测显示）；有个子极其粗壮肥大的海虾、海蟹；有牙齿锋利、能在几分钟内群体分解掉一条大活牛的南美亚马逊食人鱼；有惯吃活食、善于用水枪击落树上小动物后吞食的射击鱼（可当场表演）；有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漂亮生物体海葵、海藻；……只有一粒黄豆大的小小珊瑚虫，用他们遗体的骨骼，竟构建成海洋中大大小小的无数珊瑚岛；……水族馆里还陈列着一条足有三四米长的、有着海马样的头、带鱼样的身躯、有爪子的动物遗体，据介绍说：由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这是什么动物，只好暂称之为“海怪”。……如此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有次我有点感冒咳嗽，玲芳陪我到附近药店想买点止咳糖浆。店里没有止咳糖浆，营业员除一再鞠躬表示歉意外，建议我们买同类的片剂，但很小一瓶，价格都是长沙一瓶止咳枇杷露的50倍到100倍。我们表示不买了，但营业员硬要我们不要走，一点不怕麻烦，用梯子爬上爬下为我们拿了几十种推荐的药，但都价格惊人，且不知药性，我们一再表示不想买了，营业员仍再三挽留，要继续为我们寻找合适的药，……最后，我们在她再三再四地鞠躬和道歉声中逃跑似的离开了药店。走出门十几米远后，当我回头望时，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还站在店门口向我们鞠躬致歉送别哩。……这和国内大百货公司里有些服务态度生硬、对顾客横眉冷对的营业员实在无法相比。
……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的探亲假，转眼归期已到。
要登机了，我们含着泪，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依依不舍，我热泪盈眶，久久不愿松手。爸爸说“不要难过，今后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亲人道别时，是不作兴流泪的。……祝你们一路平安！”……
飞机起飞了。我思潮起伏，心情难以平静。看看玄窗外，上面晴空万里，下面海天一色，三个月的“扶桑旅次”，从此成为永远难忘的历史和回忆。正是：“天青青，水粼粼，举家探亲赴东瀛，万语千言犹未尽，归期却已临；强欢笑，频挥手，机场惜别泪沾襟，相见时难别亦难，谁解离别情！”
2006年7月初稿于合肥
人生的命运，往往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当全国解放时，我的家也获得了新生；当我们祖国遭受大浩劫时，我的家也遭到空前的打击:家破人亡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落难潇湘说惶恐，孤灯独影叹伶仃；当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扫除白骨精、云开日出玉宇澄清之后，我的家园也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日益繁荣昌盛而逐步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浩淼宇宙的空间里，个人实在是很渺小的，个人的命运也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有时我不禁也有些迷信，相信起命运来了。不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与外界的条件和机遇紧密关联，就说人和人之间的聚散吧，世界那么大，有几十亿的人口，有的人，虽就住在附近，却“老死不相往来”，而有的人，即使离散多年或千里万里相隔，几经悲欢离合，但转来转去，多年后竟又遇上了；有些人，即便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仍然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有些人，素不相识，一个偶然机遇萍水相逢，却结成百年之好。难怪人类几千年来科技文明发展至今，人造飞行器已经上了月球、火星，但宗教和命运的魅力仍然久盛不衰，仍有“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的说法。我和家父幼年分离，万里相隔、音信断绝、生离几十年，晚年竟又能重逢。然而，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中，人生如戏，已经谢幕了的节目，是不会再重演的了，正如任何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河水永在流动变化中，所以，破镜也是难以再重圆的。
春风荡漾
自从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祖国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拨乱反正，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从而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引上一条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国民经济日益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而我，也进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
随着祖国春回大地，中央为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从“牛棚”里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连那些在整风反右中被错划的所谓右派，也纷纷摘帽，恢复名誉，而那些惯以整人为能事的“文革孽种”们也大都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举国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玉宇澄清、百废待兴的新气象。
1973年开始，湖南省药材公司分工要我管全省中成药生产。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发展中药厂的著名的“
继中央召开科学大会之后，湖南省也要召开首届全省科学大会。1978年秋，在伙伴们的积极提名下，省商业厅把我推荐为湖南省首届科学大会的先进个人，代表全省的中药厂出席了大会。对此，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几年来，湖南的中成药厂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几年来的工作，也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肯定和认可；惭愧的是：这几年来，如果说我做了一些工作的话，实际上我只是在中药厂和上级主管部门之间起了个牵线搭桥的配合协同作用（而且本应做的更好一些），大量的工作都是中药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做的。其间，全省12个地州市中药厂的厂长和技术员也都成了我的亲密朋友，尤其是长沙市中药一厂的厂长张再兴，成了我工作中极其亲密、非常得力、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世上许多事情的成败，除主观努力外，还取决于外界的环境条件和机遇，当时，如果离开了国家“挖掘祖国医药宝库”政策和“121”文件的鼓励以及有关上级领导的积极支持、离开了全省中药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拼搏、并肩奋斗，中药厂要想取得这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省里虽给了我许多荣誉，但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其实只是全省中成药厂开展技术改造的一个象征性代表，光荣是属于湖南省中药厂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同志的。
自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举国上下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重视人才培养，要努力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加之前几年中药厂在乘国务院121文件的东风，开展技术改造、剂型改革、引进新技术，积极创新。在此后短短的几年中，中成药的生产、销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极大地鼓舞了省药材公司的领导。湖南是药材大省，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前程无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药材的野生资源日益枯竭，而人们的需求量却不断上升。于是于1979年夏，省药材公司决定成立中药科技科，业务上受国家医药局的科技处指导，结合本省的需求，开展中药科研活动。
省药材公司决定，新建的科技科由军人出身的南下老干部、原储运科科长高博明任科长，并负责“组阁”，特许他在全公司范围内任意“点将”。结果，高看中了我，并同意把我已经熟悉的中成药方面的科研内容也一并带到科技科，今后则主要是承接国家医药局的科研项目。鉴于科技科的主要任务是科研活动，而不是商品买卖赚钱，这比较符合我的兴趣，于是我表示同意前往。
1979年秋，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正式宣告成立。科内除我和廖前兵（原在药材生产科）两个是公司的“老人”外，还有彭凤娥、陈若玢、易建雯三位女同志，她们都是大专院校药学专业毕业刚分配来公司的新同志。高科长领导经验丰富，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关心部属，工作中勤奋努力，点子也多，很有一套工作方法。他对我非常信任、放手，我也努力工作，配合默契。在科技科的几年，是我一生中工作得心情最舒畅的时期之一，对湖南省药材公司来说，也是捷报频传、在全国同行中小有名气、中药科研搞得空前活跃和成功的时期。
科苑探秘
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民族文化宝库，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在古代，药店都是前店后作坊，规模极小，同一药材品种能有几百斤就很了不起了，春秋换季时搬出来翻晒一下也就行了。如今中药经营成为全国性的商业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地道药材需全国调拨，仓储几十万斤是很平常的事。每年因长虫长霉而报损的药材，数量极大，传统的养护方法已经无法保证库存药材的安全了。60年代曾采用硫磺烘炕、或把整个仓库密封后用氯化苦熏的方法杀虫，此法虽然经济成本较低，但有劳动量很大、影响药材质量、腐蚀库房的金属结构等诸多缺点，尤其是，这些都是毒性很厉害的气体，稍不小心，就会严重危及操作人员的健康甚至生命，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国家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药材养护方法。
1979年，国家医药局根据国外成功地用密封后填充惰性气体的方法储存苹果的报道，提出仓库采用调节气体成分来养护中药材的设想，简称“气调养护”。但究竟是否可行，具体如何操作，都要经过实验才能证明。我们科技科承接的第一项国家医药局的科研任务就是“中药材气调养护”。共同协作单位有湖南、天津、贵州、四川、山西等省市药材公司，湖南任协作组组长单位，天津任副组长单位。由国家医药局拨给一定的科研经费。
为了“知彼知己”，进一步了解各种药材仓库害虫（以下简称“仓虫”）的生长规律，我们一方面聘请郑州粮食学院的
我们五省市协作组开会共同制订了详细的科研计划：用柴油制氮机提供不活泼气体——氮气、用厚塑料膜制作药材密封罩、用奥氏仪测定气体成分……，协作组内做了明确分工，并规定了科研进度；每当取得阶段性结果时，协作组要举行小结碰头会，以便检查前段工作、讨论部署下阶段任务。还决定由协作组各成员单位轮流做东，负责碰头会的会务安排、经费筹集等有关事宜。当时我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高科长，从事课题设计、试验安排、情况交流（五省市之间）、技术协调、推广授课等具体事务工作。
由于这是第一次由国家医药局直接下达的科研任务，各省都很重视。我们选定在长沙市捞刀河药材仓库和邵阳地区药材公司药材仓库作为科研试验场地，配备了必要的设施和人员、经费，从全公司范围内选调精干成员组成专项科研班子。记得我们发现湘东攸县药材公司的青年职工李江华，很聪明能干，业务熟悉，思路也广，但一时调不来，我们就把他“借”来省公司搞科研。长沙市公司的熊一云、王长庚、彭毅，邵阳地区公司的谭百甲等等，都是中药材气调养护科研中的干将。后来我们又促成重点地区的药材公司组建了专职的科研科，从而在组织上为湖南省药材系统中药科研的大面积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气调养护科研的例会是在各成员省进行，此外还到广西、陕西等地介绍气调养护的具体方法，会后东道主一般都会组织我们参观当地的风景名胜、人文古迹。所以，我们例会之后，曾先后参观游览了贵州的花溪公园、黄果树瀑布，四川的都江堰、青城山，陕西的兵马俑、半坡遗迹，广西的溶洞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四川灌县的都江堰。
灌县之所以驰名中外，就是它拥有二千多年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首建，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劳，建起了“二王庙”，他们的治水三字经“深掏滩，低作堰”，也大书特书地刻在庙侧墙上。庙附近的一棵几人合抱的大银杏树，至今枝叶茂盛，相传是当年李冰父子亲手所栽。还有传说：当时李冰治水需铸铜柱，但久铸不成，他的小女儿跳进炉内，以身祭神，铜柱终于铸成了。……人民把李冰父子对人民的贡献，扩大到他的一家。因为人民歌颂他们，李冰逐渐成了神，他的儿子也进了《封神榜》。这说明：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那座摇摇晃晃的都江堰索桥，是连接岷江两岸的通道，站在索桥上北望，岷水自远处奔腾而来，遇到李冰当年在江心筑的小岛金刚堤。金刚堤尖尖的鱼嘴把江水平分为内外二江，内江前流不远，又分为两支，一支经宝瓶口灌溉成都八百里平原，另一支重与外江合为一体。如若站在索桥上，望着鱼嘴前方奔腾而至的急流，又转身目送被鱼嘴扳分为二、威风大煞的东逝双龙，感叹李冰真是降龙巨手，他竟然能在急流奔腾的龙身上筑起一个人工小岛，锁住那奔腾之势。二千多年前，改造自然，没有机械，只有靠双手。李冰靠人民的双手，把竹子织成大篾笼，装上大石头，然后沉入江底，竟垒起这座江心岛。难怪人民敬他为神。
灌县旁边的青城山，便是号称“青城天下幽”的风景名胜，也是我国四大道教胜地之一。据说青城山周围有七十二峰，都是仙人的仓储。我想：需要有这么多的仓储，一定是“仙之人兮列如麻”，仙丁兴旺得很啊！……进入青城山境，大树遮天蔽日，循小径缘山步行，烟霞生于脚下，丛翠藏着鸟鸣。幽邃空灵之气，荡胸涤肠，使人也欲仙去。……最高巅的道观中供奉着道家元祖天尊张天师的塑像，两侧有一副对联：“袖拂白云出洞府，肩挑明月过天涯。”这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和互相过往的写照。
1981年，中药材气调养护科研项目获得成功，同年11月在天津通过国家鉴定。1982年荣获国家医药局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升级为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为了扩大影响，以便在行业中推广使用，1981年末，我把我牵头起草写的“中药材气调养护”实验报告在国家医药局的对外刊物《中草药通讯》上发表了。不久，因高科长荣调往他处任职，我被任命为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副科长，负责科内全面工作（科长的位子一直空缺，但高科长仍经常回科里做战略上的指导）。由于科研初战告捷，大大鼓励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又用类似今天竞标的方式，从国家医药局争取到“人工栽培高产黄栀子”、“人工繁殖冬虫草”、“人工养殖龟鳖”、“人工养獐活体取香”、“中药仓虫普查图谱”等科研项目，陕西、安徽等省也成了我们的协作伙伴。在省内，则分别由邵阳、益阳、湘潭、长沙等科技科牵头承担。其间，为了稳定科研队伍、调动积极性，经我们极力推荐，终于把湘潭的杜新华、益阳的周谷元提为地区药材公司的科技科长；我们又把聪明能干的农民技术员赵宁康转为县药材公司正式职工，专搞科研。他大喜过望，从此对工作就更加尽心尽力埋头苦干了（但后来他由于积劳成疾，竟于1988年以身殉职，病逝在科研岗位上，噩耗传来，我深深为之痛惜）。为了取得科研的准确数据，不少同志都日以继夜地长期吃住在野外的科研第一线上；为了千方百计打破行业封锁、获取有用的科技情报和资料、数据，以便“集人所长，为我所用”，我们科的廖前兵同志曾和南县养龟场的技术员一起，以普通“农民工学员”的身份，前往外系统的某养鳖场“打工、学习”达数月之久……。我们协力同心，经过三年的共同奋斗，到1985年，上述课题均已告一段落，并大半取得成功，仓虫普查和栀子高产以及人工养殖龟鳖三项还通过了国家科技成果鉴定，并先后分别荣获国家医药局级技术进步三等奖。这大大提升了湖南省药材公司科技科在国家医药局和全国药材行业中的知名度。
在中药材科研顺利进展的同时，中成药厂的技术改造、质量管理、剂型改革、新产品开发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因进展较快，且获得经济效益，国家医药局就每年给我们补助一定数量的技术改造三项费用，以资鼓励。有了这笔经费，我们的工作就更加顺手了。到1985年，省公司认可的12个地市中药厂全部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装备了许多现代化的制药设备和化验、分析检测仪器，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无法相比的了。尤其是长沙、湘潭两厂，产品已经远销国内外，成为当时湖南省中药行业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党和国家政策的英明正确，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湖南省中药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效，竟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由此我深深感到，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是多么重要啊！
童年逸事
在业务上捷报频传的同时，我的家庭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先后搬家8次，家具越搬越多，房子也越搬越大，两个女儿也逐渐长大了。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琐碎小事，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如今回忆起来，却还是余味不尽的。
（1）张荣出生前的阻力
1975年初，玲芳在我办公室为我理发（当时为节约开支，都是相互理发），政工科的小章进来，发现玲芳（怀了张荣）正挺着大肚子，就问我：“你爱人又怀毛毛啦？”
“是啊！”我回答。
“不行啊！要抓紧去医院刮掉！现在不能生两个了。”章说。
“去年你们开会时的口号不是说：‘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吗？’”我说。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如今提倡只生一个。独生子女可以享受国家的许多优惠政策！”章说“你是党员干部，又是科室的重点培养对象，你要积极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是去年怀上的，现在已经六个多月了，不宜去刮了。再说，现在只是‘提倡’生一个，并不是不准生第二个。”我有点不耐烦了。
“谁说六个月不能刮？人家七、八个月也有刮的！……‘提倡’也是党的号召、国家的政策，你要考虑考虑政治影响和你自己的前途！”
“……”他竟来劲了，给我上起纲来了，我只当没有听见，要玲芳赶快给我剪好头发，不理他，回家了。
三天后，公司经理在公司小会议室召开工作会议。我到会时，虽然各科室负责人都到了，但经理们还没有到，大家正在闲谈中。小章看到我来了，马上冲着我说：“怎么你爱人的毛毛还没有去刮？”
我瞪了他一眼，只做没听见。
“现在提倡只生一个，你是科室的重点培养对象，你要起好的带头作用！”……
我还是不作声。
“你要响应党的号召，不能拖拖拉拉地顶着不动！”……
我依然只当没听见。
“你打算什么时间去刮？你应该要在大家面前表个态啊！”小章竟然越说越来劲了。……
“你还有完没完！？”我憋了好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表什么态？今天是开业务工作会还是开对我的批斗会？公司经理还没有说话，你在这里乱放什么炮？你自己不也是有两个孩子吗？你自己也没有做到的事，亏你还有脸来对我吼三吼四！你省省吧！别在这里招人显眼的了！先回家去在痰盂里照照自己吧！……”
我的一顿连珠炮似抢白，满堂皆惊，一下子，竟把小章给噎住了，足足有一两分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没有想到，平时一贯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的“小张伢子”，今天怎么竟然当众发飙了！？再说，当时虽然开始提倡只生一个，但并没有说不能生两个，所以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幸好这时公司经理、书记们到了，宣布马上开会，总算给这个尴尬场面解了围。
从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张荣出生，再也没有人来向我提起刮毛毛的事。其实，小章当初动员我去刮毛毛，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政工科计生干事），虽然方法太简单生硬了一点，但本身并未含其它恶意。
（2）有口难言
由于我和玲芳都要上班，1977年张荣两岁时就开始白天寄放在附近中医附二院一位职工家中，由他那位来自农村尚无工作的妻子王姨帮忙照看。这时的张荣，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极为乖巧，很获寄放人家的欢喜，宠爱张荣的程度，不亚于他们自己的女儿。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成玉下班去接张荣回家，刚到楼梯口，就听见张荣大声哭叫的声音，玲芳轻步上楼想看个究竟。原来，王姨正准备给张荣洗澡，张荣嫌水温太热，不肯进澡盆，又不会说话，于是就一面哭着，一面自己拿个水瓢，到旁边的冷水桶里舀了一大瓢水，摇摇晃晃捧过来倒在澡盆里，又搬了一张小板凳放在王姨的胯下，指指板凳，意思要王姨坐着，然后才带着一脸的眼泪鼻涕爬进澡盆，让王姨给自己洗澡……直到好几年以后见面时，王姨还对张荣的这段往事津津乐道呢！
（3）初进集体
孩子逐渐长大，要进幼儿园了。在那物资供应极其贫乏的年代，省商业厅职工子弟幼儿园，实行全托，每周只星期天回家一天。由于商业厅有丰厚补贴，加之物质调拨有方便之处，所以公认是当时全省福利最好、教育质量最高的幼儿园了。虽然医药公司也属商业厅系统，但“粥少憎多”，要想入园，远非易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记清究竟磕了多少个头，1976年9月份开学时，总算把张晴送了省商业厅幼儿园。初进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张晴很不愿意，第一个星期天接回家时，竟长了一身的痱子，我们心疼不已。据幼儿园老师介绍说，初进园的孩子都是要哭几天的，但张晴脾气大，哭得特别厉害，哭累了就蒙头睡觉，所以捂出了痱子。……
三个星期后，张晴已经完全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幼儿园离公司较远，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记得有次周末，我推着自制的小儿车去接她，当时幼儿园还没有到接孩子的时间，张晴班上的小朋友们正围成一圈坐在地上跟着老师做游戏，我就躲在门外偷偷张望。在孩子们唱歌正唱得起劲时，忽然张晴看见我了，竟立即站起来，喊着“爸爸”朝我直奔过来……当时，我也高兴得情不自禁地立即把她抱了起来。……在回家的一路上，她叽叽喳喳，不停地向我说着这几天所遇到的好玩的事，一点也不感到口干。
（4）电影票
位于省药材公司附近的湖南省军区经常在大院里的露天广场上放电影，由于票价便宜，军区又有朋友经常给我们送票，加之当时文娱活动很少，仅有的几个影剧院，又翻来覆去总是那八个样板戏，所以我们经常应邀去省军区看电影。有次军区的朋友又送来两张电影票，并说明：今天人太多，要检票入场。我把票放在桌上小玻璃板下，准备安排晚上去看。但吃完晚饭准备出发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几张电影票，我曾怀疑是否是张晴当作花花纸拿去玩了(当时张荣还抱在怀里，不可能乱拿东西)，但张晴矢口否认，我在她身上搜索了一番，也没有结果，于是，只好不去了。谁知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发现，那几张电影票还好好地躺在玻璃板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非常奇怪。经一再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张晴想单独和外婆出去看电影，那天偷偷把电影票藏了起来。第二天我们去上班后，张晴对外婆说：“我们看电影去吧！”外婆很奇怪：“到哪里去看，又没有电影票！”张晴悄悄拿出电影票对外婆说“我有！”……当外婆看了票后告诉她，这几张票已经过期作废了，并批评张晴不该私下把票藏了起来。张晴感到问题严重，所以又悄悄把票放回了原处。
（5）爱好美术
有一阵，张晴已经进小学，张荣没人带，只好放在街道办的“红孩子班”，虽然条件差一点，但每月只收3月钱，不过一日三餐要在家里吃。张荣很听话，老师们都很喜欢。有时来不及做饭，玲芳就把她带到药店里自己带，只要搬个大纸箱，把上面的盖子打开，让张荣坐在里面，再给她几张花花绿绿的纸张，她就可以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撕花纸，安安静静地独自玩上两、三个小时；她还喜欢画画，尤其是那张所谓的“骑毛驴的阿里巴巴”，甚得成玉同事们的羡慕，按她当时的年龄，还真画得像模像样，以致后来我一直安排她业余学习美术，甚至一度曾想送她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受专业培养，以便将来专业从事美术工作。
（6）提前入学
转眼到了1981年暑假，张荣满6岁了，听说公司附近的望麓园小学今年招收学前班。考虑到总是把孩子带到药店里终非长久之计，别的员工也会有意见；而省商业厅幼儿园那边，由于外婆为张晴的事得罪了人家，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再去找人家了。如果张荣能进学前班，也就等于进了幼儿园。于是，我们让外婆带张荣去望麓园小学报名进学前班。由于张荣个子较高，反应也“蛮灵泛”(湘语，很聪明灵敏之意)，小学老师问：“孩子满7岁了吧？”户口本也没有看。当时外婆其实并没有听懂老师的问话，只是一味胡乱地回答：“是啊！”、“是啊！”……结果，就这样，张荣被稀里糊涂地被望麓园小学作为新生录取，开始念小学一年级。开学后，张荣的班主任是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陈老太，她感到张荣的言行举止各方面都很稚嫩，怎么看也不像是已经7岁的孩子。当知道张荣实际年龄只有6岁后，就处处对张荣“格外关照”：对张荣从不课堂提问，甚至于课堂默生字、背单词，也允许张荣翻书看着写。……过度的照顾和迁就，虽出于好心，但却使张荣缺少锻炼机会，后来一度造成张荣胆小怕事和缺乏竞争意识的弱点，也削弱了张荣的自信心，以致后来每当老师课堂提问时，张荣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本来明明会做的题目，也往往答得颠三倒四；平时作业做得很好，同学常要向她求教，但一到考试，她就乱了手脚，不能正常发挥，得分经常低于平时成绩比自己差得多的同学。
（7）小姐姐
由于张荣很瘦弱，年纪又小，我们处处都很照顾她，张晴每天带着妹妹上学、放学，经常还帮妹妹背书包，是个很称职的“小姐姐”。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次忽然天下大雨，张晴背着自己的和妹妹的书包、鞋子，打着伞，和妹妹一起回家。张荣则“小鸟依人”似的紧紧依偎在张晴的伞下，踩着雨水回来。……
邻居和同事们见了，都说“咯（这）姐妹俩感情真好！”还不止一次对我和玲芳说：“你们家的两个妹子真不错！天天都同进同出，那次下大雨，大妹子（张晴）还帮着细妹子（张荣）背书包、打伞、提鞋子，咯个‘小姐姐’真是当得像模像样的。咯说明你们的家庭教育真是不错的也！”……听着人们夸奖我们的女儿，虽然我们嘴上照例要谦虚一下，但心里却是甜甜的，比自己受到公司的通报嘉奖更要高兴百倍。
（8）心理作用
在张晴刚念小学不久，有一天放学后，她捧着手腕伤心地大声哭着回来，接过她的手臂一看，手背上有黄豆大的一块紫红色、像淤血样的斑块，我们吃惊地问：“怎么搞的？是不是弄破了？”谁知这么一问，张晴更是嚎啕大哭起来。我们慌了，连忙取来温水、酒精和消毒棉花，给她清洗、消毒。谁知经温水一洗，血色斑块竟不见了，皮肤上还是好好的，张晴一看，立即破涕为笑了。原来，她在回家途中，手上被溅到一块紫红色的污泥，她的大哭，并非真的感到疼痛，完全是由于心里害怕和神经紧张所致。
当张晴张荣都进了小学后，为培养她们对自然界和对科技知识的兴趣，我们经常带她们去附近的烈士公园采集、制作植物标本；还用小尼龙网兜做成捕蝶网捕捉蝴蝶、蜻蜓制作昆虫标本。湖南的黑色大凤蝶制成标本后是很漂亮的。有一次她们姐妹俩把蝴蝶标本拿到班级里给同学看(其实是炫耀)，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几个男同学要抢，结果把标本打翻在地并踩了一脚，在混乱中，楼上的小男孩陈谦还用雨伞捣了张荣一下，张荣感到受了莫大的欺负，姐妹俩哭着回来诉说，张荣更是大哭不止，张荣的嗓门大，哭声简直可以直达五楼，惊天动地；由于陈谦回家后竟然没有任何动静。我感到小男孩用那么尖的伞尖晃来晃去，也确是有些危险，为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让孩子的父母知道一下也好，于是就让张荣拉着姐姐上楼向陈谦的父母去告状了……事后，陈谦的父母，曾亲自带着陈谦，登门向张荣赔礼道歉。
天外来函
大约在1979年阳春三月的一天，政工科陈安球科长派人来喊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一下。我有点纳闷：我们业务科室和政工部门素不打交道，怎么今天忽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到了政工科后，陈科长非常客气地让座请我坐下，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国外的来信，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先看看这封信！”
这是一封用航空寄自日本的中文信，竖排的中国字写得很漂亮。信的大意是：“我是一个1946年就旅居海外、如今侨居日本的华侨，大陆解放后不久就和国内的亲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多年来，我对他们一直十分思念，但一直无法联系。
“最近到北京访问，在友人的帮助下，从中国的《中草药通讯》上发现有一篇论文的作者是贵公司的张宏。联想到我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也叫张宏，不知是否就是这位？恳请在百忙中帮助查证。……
“我原来的妻子叫倪毓芬，我们都是江苏宜兴人；儿子于1940年出生在四川北碚，当时我在民族资本
后面的落款人竟然是“张宗植”。……
啊！是爸爸万里寻亲的来信啊！但不知他现在的政治面貌和革命立场究竟如何？鉴于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未敢轻易表态。……几十年来，由于“海外关系”这顶无形的罗网所带给我们家的种种血雨腥风，不禁幕幕呈现眼前！而且，眼前的这位张宗植究竟是什么政治态度？会否和海外敌对势力有牵连，是否会给我这个历经苦难、好不容易才初步恢复平静的家，再带来新的磨难？……我举棋不定，陷入了沉思。
陈科长看我沉默不语，就和蔼地对我说：“我们查阅了你的档案，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写信人就是你失去联系几十年的父亲。也许你想起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对今后是否家人会再被连累有所顾虑。……是否给他回信，当然由你自行决定，但我可以很明确肯定地告诉你，过去的那种极左思潮下的错误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对此不必有任何顾忌！现在国家正积极提倡扩大对外开放……只要他是个守法商人，今后你和他正常往来，决不会给你家带来什么麻烦的。我个人认为，他万里迢迢来信寻访自己的儿子，说明他现在是很怀念你的。
我问：“那您的意思是……？”
“我认为你们可以恢复联系！”陈很明确地表态。
我沉默了好一阵后对陈科长说：“看来他确是我的生父，但我不知道他如今的政治面貌和立场观点究竟怎么样，所以今后是否和他联系，可否今天暂不做决定，容我考虑、调研一下再给您答复？”
“可以！可以！……但血缘亲情是客观存在的，希望你千万不要为过去的极左再有所顾虑，更不要背思想包袱！”，“希望你考虑好以后尽快告诉我，以便我们答复他。不过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担心‘海外关系’之类的顾虑，文革中的那一套都已经过去了，”陈科长很认真地对我说。
虽然现在是清风明月，但风雨会否再重来？如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思潮起，……幕幕往事呈现眼前，思想上很矛盾。俗话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童年时代家园的温馨，令人无比怀念；爸爸出国以后，我和妈妈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曾历经许多苦难，令人难以忘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妈妈由于“海外关系”这一说不清的沉重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浩劫中因“海外关系”而派生出的种种罪状，几乎把妈妈逼上了绝路，最后终于导致我家破人亡、孤身远走他乡，这场噩梦，至今使人心有余悸，不堪回首。认亲吧，只怕风雨再重来，又将殃及妻子和两个无辜的女儿；不认吧，毕竟是生身之父，血脉相承，何况当年也是因为外界的因素才被迫断绝来往的！……我忽然想到：当年曾听妈妈说过，爸爸和当今的高教部长蒋南翔是老乡加清华的同班同学，感情很好，只不过解放后蒋当了中央的大干部，妈妈不想去攀龙附凤，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找他们联系。既然这次爸爸曾到过北京，蒋伯伯如今官复原职，还是个不小的京官，定会知道爸爸的情况。不如写封信去问问。
于是，我以“蒋伯伯”的称呼，直接给蒋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1、多次听妈妈说，您是家父张宗植的同乡兼清华要好同学。我今遇到难题，故冒昧写信求教，敬请原谅；2、抗战胜利后，爸爸奉轮船公司派遣出国，解放初期在日本经商，现音讯断绝已经多年；3、今接爸爸从日本寄来寻儿访亲的信，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政治态度究竟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正为今后究竟是否要与他恢复联系举棋不定；4、爸爸信中说不久前曾到过北京，您是高干兼同学，想来您也许知道他来京的情况和他的政治倾向；5、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考虑，我今后究竟是否要和他恢复联系，万望您在百忙中予以指点。……
由于不知道蒋的住家地址，但他是高教部长，我就以“人民来信”的形式，把信直接寄到高教部部长办公室，我想：他的秘书看了信的内容后，应该是会转给他的。试试看吧！
不久，我接到北京张滢华伯母的来信说：蒋伯伯把我的信交给她了，托她给我写封回信，要她明确地告诉我：“你爸爸的政治态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果问他是什么派，那么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父亲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派；……我们认为，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和你父亲取得联系！……”
……
从此，我恢复了和生身父亲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我的家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若干时间以后我才知道：1981年，爸爸曾随东南亚石油开发考察团，为和我国政府商讨联合勘探开发南海油田和解决大庆油田的原油含蜡量太高的技术问题，曾来华参观考察，在京时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和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亲自接待。其间，爸爸曾拜会了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伯伯，所以蒋对爸爸的近况十分清楚。而张滢华的丈夫何凤元，是爸爸的表兄，也是蒋在清华时的校友，三个都是知己朋友，当时曾被同学戏称为“三牛”（都属牛）。何（凤元）伯伯曾参与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通电嘉奖，他还帮助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支航空队。担任新中国首任民航局副局长。文革后期派驻加拿大，不幸以身殉职。
扶桑旅次
爸爸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欣喜万分，立刻回信，并告诉我：在日本，现在有一个日本人的妈妈森春江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盈石和路弥。
自从和爸爸取得联系后，我们通信的频率很高，互相告诉彼此的情况，几乎一封信紧接一封信。1980年末，爸爸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到日本看看。如果愿意去，他愿意为我提供探亲所需的所有费用和有关文件。我很高兴，决定和成玉一起前往。
按照当时情况，出国是一件很大的“文件旅行工程”，几乎每一步手续，都要公司出面，正式发文，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报告。此事不仅涉及省民政、公证、公安、北京日本签证部门等，还要爸爸那边发出邀请信、提供经济担保等等一系列材料。
1981年夏天，当我带着爸爸的邀请信向省公司政工科提交赴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后，犹如向平静的池塘中投下一块石块，顿时激起层层涟漪，并向四面八方迅速传开：“哎呀！张宏找到在日本经商的爸爸啦！张宏这下子可要发大财啦！”在一些崇洋者的势利眼光中，外国简直是遍地黄金，人们只要弯弯腰（甚至不用弯腰），就可拣到金条美钞；更有甚者，则认为爸爸身边只有两个女儿，我出去探亲，肯定是为了继承家产，可以乘机大捞一把了……。似乎我这个背了多年“海外关系”黑包袱的“丑小鸭”，竟一下子变成了“白天鹅”、“香馍馍”了，不时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一个多月后，公司政工科陈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关于你个人去东京探亲的事，公司领导经认真研究，认为现在科技科工作很忙，气调养护正在实验中，你又是科里的骨干，走了会影响工作，所以希望你暂时不要去东京探亲……”。我表示：“气调养护尚未鉴定，过一阵再去也没有关系，既然公司领导希望我过些日子再去，我就同意领导的意见吧。”这事本就这么过去了，不料一周后，科内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张宏！据可靠消息，这次公司领导不同意你去探亲，是因为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说日本那么富有，你此去是决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务必要让你把气调养护的项目做完再走……说‘工作忙’，这不是理由啊，‘革命工作’嘛，永远都是忙的嘛！”起先我对此说法还没有太在意，后来连续有几个同事对我这么说，而且口径都很一致，我终于相信了。
竟是这样的理由拒绝!我很生气，怒气冲冲跑到政工科问，他们都说不知道，是公司经理会上定的。
我转身径往分管中药业务的杨经理办公室。问：“这个课题是由高科长负责牵头，科里参与的同志众多，何况还有五个省市的协作单位，阵容庞大，哪可能我去探亲三个月就使整个课题半途而废！？”“‘工作忙’，这根本不能成为理由，‘革命工作嘛’，永远是忙的！”……后来，我干脆挑明了：“是不是你们也轻信谣言，认为我出去后就不会回来了？！”……“是谁吃饱了撑了，在那里造谣生事，他凭什么说我此去肯定不会回来？”、“评价衡量一个人，要结合他的一贯表现，你们经理会议怎么能随便就去轻信这些谬论？”……
毕竟“不再回来”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私下议论和猜测，杨经理当然不便公开承认。杨经理和颜悦色地对我作了一番解释，说“对于你家庭的历史和你母亲的经历，我深表同情；你希望前往探亲的心情，我也能充份理解。”“公司各位领导都是很信任你的，当时不赞成你马上去探亲，确实是从工作考虑。气调养护是国家课题，我们不能怠慢，一旦课题完成，我们一定会同意你去探亲的。公司确实有个别人私下有些议论，这也不奇怪，但经理会上并没有把这种猜测作为考虑做决定的依据。……今后如果我听到有人在胡说八道，我一定对他批评教育！……”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向杨经理提出：“我可以积极配合支持高科长，尽快把‘中药材气调养护’的课题搞完，以课题通过国家鉴定为准。但任务完成后，希望公司同意我们全家四口一起去探亲，届时还望公司能积极支持配合，为我们向有关部门发文、申请，以便尽快办理有关手续。”
杨经理有些奇怪：“你原先不是只准备你们夫妻两个人去吗，怎么现在又改为要全家四人一起走呢？”
我说：“我本来只是去探亲，并没有出国不回的想法，但有的人却在那里叽叽喳喳。今后我出去后即使按时回来，那些长舌者仍然会说：‘他是没有办法才回来的呀，因为孩子都在国内，等于是‘人质’，所以才不得不回来嘛！’所以我决定干脆全家四口都去探亲，不留‘人质’，一则让爸爸看看他的两个乖孙女，高兴高兴，二则也以事实给那些饶舌分子一个有力的回答。所以我要把全家都带走，将来以事实来证明，不给他们留下无事生非、制造流言蜚语的借口！”……
“行，届时我们一定支持你去探亲！”杨经理的表态竟然如此爽快，我的怒气也就平和多了。
终于，我和杨经理口头达成了“完成科研课题后，公司将积极支持我去探亲”这一“君子协定”。
1982年春末，在协作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气调养护在天津顺利通过国家鉴定。回长沙后我立即呈上全家一起去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玲芳向她公司请探亲假的工作也同步进行。杨经理果然不食前言，不仅力促公司经理会议很快批准，而且责成政工科尽快为我向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行文（当时因私出国必须由单位出面申请）。各项手续，在湖南方面总算很顺利，但签证必须由公安部门直接寄往北京，本人不得参与，我只能在长沙坐等。据说，有的人探亲等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
考虑到我既不会英语，更不会日语，赴日探亲时总难免要出门，总不能老是不开口吧，于是在等候签证的期间，我用收音机突击学习常用日语，每天早晨起来朗读、背诵，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总算记住了不少单词和短句，例如“这个、那个、多少钱”，再如“我、你、他”，又如“请问、谢谢、再见”等等，由于日文中的汉字虽然和中文读音不同，但形状和意思差不多，我想：今后再辅以手写汉字，这样对于在东京时的短期生活，估计可以提供很多方便。”
1982年春，“中药材气调养护”在天津市事通过国家鉴定。当时我代表五省市协作组在鉴定会上宣读了实验报告。国家医药局科技处的领导表示要给我们发奖金，并替我们向国家申报科技成果奖。消息传来，大家都兴奋极了。
中药材气调养护是湖南省药材公司成立以来获得的等级最高的科技成果。我们这次载誉回来，受到公司领导的热情接待。回公司后，我立即向人事科递交了去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感谢杨经理信守承诺，很快就批示人事科予以放行，并积极给予支持促成。
当时，为我探亲而向民政、公安等部门的申请报告，都是以省公司署名特地用红头文件打印的。由于所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我们很快办好了在省内的有关手续，并按当时的规定，护照连同有关申请材料，由省公安厅送往北京办理赴日签证手续。与此同时，爸爸也把我们的旅费寄到北京滢华伯母处，经她为我们力争，中国民航局为我们全家特批了往返东京的半价优惠飞机票。
第一次去东京，总应带点中国的特产吧！我们在湖南最好的建湘瓷厂买了几套最好的釉下彩餐具和茶具，又在四川成都买了三枚一套的石质印章，经爸爸来信提议，作为我们这次赴日探亲的纪念，两个方印，分别刻上阳文篆书“海天万里”、“扶桑旅次”、另一个长印，则刻上阴文篆书“有朋”二字。
1982年10月中旬，公司全体员工到省商业厅直属职工医院接受例行体检。不料体检中医院发现我的肝脏偏于胸腔下方，较大，转超声波检查，说肝区有致密波纹，怀疑我有肿瘤，要我速去肿瘤科作进一步检测探查。……既然医生说要查，我也就去挂了号。肿瘤科医生看了病历并对我触摸检查后竟认为：很可能是肝硬化或肝癌，为准确探查，建议要通过外科手续做活体取样化验。这下我震惊了。
鉴于我正处于出国探亲前夕，真去做活体检查，如果不是肿瘤或癌症，也要有一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这样就会耽误探亲日程；如果查出来确实是肿瘤或癌症，也是个难以治愈的病，不仅康复渺茫，而且病情发展迅速，估计公司、医院和海关都不会放行，探亲一事将永成泡影。……我犹豫了！
经反复权衡利弊，考虑到当时我身体状况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点症状。我想：如果不是肿瘤，为了探查，白白浪费这次出国机会，甚是可惜；如果确是肿瘤或癌症，查出来后又能怎么样！也只是延缓生命而已，而且此病发展迅猛，这次不去探亲，今后哪可能再有去的机会。……人生自古都有死，谁能避免？……于是我大胆地决定：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仍按原定日程前往探亲，待回来后再做检查，即使患病需要治疗，也等探亲回来以后再去进行！……
可喜的是，三个月后探亲回来时，我仍然自我感觉良好，经再次去医院进行超声波等等复查，医生竟声称：“肝脏没有发现异常”，手术探查已无必要，而肝脏偏于胸腔下方，医生认为：这是由于我童年时代胸部被石膏捆绑挤压所致。……一场虚惊，总算是以喜剧告终。这些都是后话了。
舔犊之情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航程，飞机在当天下午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位置，爸爸在春江妈妈的陪同下，在机场接到了我们。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久别重逢，倍感激动。
到爸爸家中，大妹妹盈石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沉浸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我从小家中人丁单薄，以前一直很羡慕别人家有弟弟妹妹，如今一下子竟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妹妹，当然也满心欢喜，亲兄妹，同根生，血脉相连，倍感亲切，只可惜她不会汉语，我也不会日语，彼此语言不通，只能靠手势和眼神相互传神示意，却不能作进一步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对此，我深感遗憾。……
爸爸安排我们住在附近叫“米那米布拉扎”的一套公寓住房里，这是个两室一厅的日式小套房，里面西式房间铺地毯，日式房间铺“榻榻米”，室内现代化的设备很齐全。由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还极少，有的我们甚至还从未见过。于是，春江妈妈特地来耐心教我们如何使用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如何开油烟机，如何放热水洗澡，如何操作微波炉，如何……，玲芳感叹地说：我们来到这儿，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事应接不暇；又像刚进幼儿园的小朋友，样样都要重头学起。
由于我和两个孩子都穿着为探亲而新买的棉衣棉鞋，但在东京人的看来，我们就显得衣着十分臃肿。爸爸说，这种样子上街会很招摇过市的，于是安排春江妈妈次日陪我们到东京最大的二王子百货公司买衣服，让我们四人全都彻底“改换包装”。
接着，爸爸又安排妈妈带我们去参观了东京的新宿、东京塔、水族馆……游览了横滨的太平洋海滩和中华街，坐游艇观赏了日本的“泸之湖”风景区，乘飞机去廉仓参观了日本故都和大佛像……爸爸还送我们一个照相机，并表示：胶卷归他供应，冲洗归妈妈负责，要我们尽管照，以便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永久保存。
爸爸脾气温和，知识广博，又很善于逗孩子们玩，不仅充满爱心、很有耐心，而且变魔术、玩扑克、下棋、诗歌、猜谜……等等，样样都会，同时花样招式还很多，所以晴晴和荣荣都很喜欢和爷爷玩。
爸爸每天还要上班，但仍三天两头抽空到我们住处陪我们谈心。每个星期天则邀我们全体到他家中吃饭。爸爸还坚持要给我20万日圆做零花钱，说“出去玩，身边带点钱可方便一点”。爸爸还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回答“我们这次是来看望久别的爸爸。能见到您，并且知道您生活安定、身体健康，我愿已足，别无所求！”“你们需要在日本采购些什么东西，可写个清单，以便我们早做准备。”“我们是诚心诚意来探亲看望爸爸的，没有打算要采购什么带回去！”“我和春江妈妈商量好了，打算买个适合国内电压的洗衣机、彩电、冰箱、微波炉送给你们，你们可以作为行李用海运托运回去。”“不必了，在国内，民间能使用家电的人家还很少很少，如果我们都搬回去，就会显得太‘脱离群众’了，再说，这样电费也太厉害了，您送得起，我还用不起喔！同时，国内居民楼的电压负荷也不大，如果搞得经常烧坏保险丝，左邻右舍都要群起向我们提抗议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看，需要什么，可随时告诉我们；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凡是你感到有用的都可以带走。……”爸爸的想法是：失散几十年的亲人终于团聚了，难得啊！这次一定要让我们的东京之行很高兴；而我的想法是：爸爸的心意我已经领了，但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受到祖国人民，以及敬爱的母亲多年培养教育，我一定要在春江妈妈和妹妹们面前，留下一个良好的中华儿女的形象。至少，我不能在日本民族的土地上，做出任何有损中华儿女形象的举动。
在爸爸没有安排活动的时间里，我们一家四人就出去到处逛，随身带着东京地图和纸、笔，凭借我那仅有的几句日语，问路时再辅以临时手写汉字，几乎走遍了大田区附近的大街小巷。日本地铁四通八达，百货公司商品极其丰富，但按标价换算成人民币，都太贵了。地铁短短一站路，竟要80日圆，按当时日圆兑人民币等于10000比78元的比价计算，相当于人民币6毛钱，是长沙当时公共汽车票每三站4分钱的15倍以上；饭店里，一碗最便宜的面，至少也要500日圆，几乎是国内同类产品——上海0.12元人民币一碗的阳春面的32倍，……所以我们出门很少乘车，大都是步行，且自带干粮和饮用水。到百货公司去，只是开开眼界，把价格一折算，就根本舍不得买任何东西了。不过作为“副产品”，在此期间，晴晴、荣荣倒练出了长时间走路的功夫，这使她们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受益不少。
我们住的公寓底楼是个大超市，供应副食品和各种日常用品，琳琅满目，品种多极了，连菠菜、葱，也都是用塑料纸包好整齐地放在货架上卖；每个商品都标明出厂包装日期，出厂仅隔一天的面包，竟然就降价出售——菜市场根本不像菜场，更像是个百货商场；二楼是家具店，陈列的所有家具都很精致、豪华、漂亮，但价格惊人！……初到异国，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里无论商店、车站、菜市场，所有的标牌都有日本的平假名和汉字标注，日文中的汉字，虽然读音虽和中文不同，但意义相似，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方法去解读。所以我们出门时总要随身带上纸和笔，以便万一遇到问题时，可以用方块字向路人打听。我不会讲日语，总共只学了几句口语，如“请问，这在什么地方？”、“这个多少钱？”、“谢谢！”、“再见！”其它语句就用纸条代替，并根据对方回答时的手势，理解所回答的内容。
鉴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十分稀少，且价格很贵，听说中国驻日使馆有个专门为中国侨民服务的家电服务部，凭护照对国人供应在日本批量订制的部分商品，不仅价格很便宜，而且电压等均适合在中国使用，并可代办托运回国的手续。约于1983年1月初，我们高兴地特地前往参观，我们用24000多日元选购了一台多功能电动缝纫机和两把电动剃须刀。这也是我们在东京期间投资最大的一次。
东京水族馆的巨大水箱里，除鲨鱼鲸鱼、海牛海豹海豚外，还喂养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海洋动物：这里有能瞬间释放出几万伏高压电的海鳗（可当场用电压表检测显示）；有个子极其粗壮肥大的海虾、海蟹；有牙齿锋利、能在几分钟内群体分解掉一条大活牛的南美亚马逊食人鱼；有惯吃活食、善于用水枪击落树上小动物后吞食的射击鱼（可当场表演）；有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漂亮生物体海葵、海藻；……只有一粒黄豆大的小小珊瑚虫，用他们遗体的骨骼，竟构建成海洋中大大小小的无数珊瑚岛；……水族馆里还陈列着一条足有三四米长的、有着海马样的头、带鱼样的身躯、有爪子的动物遗体，据介绍说：由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这是什么动物，只好暂称之为“海怪”。……如此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有次我有点感冒咳嗽，玲芳陪我到附近药店想买点止咳糖浆。店里没有止咳糖浆，营业员除一再鞠躬表示歉意外，建议我们买同类的片剂，但很小一瓶，价格都是长沙一瓶止咳枇杷露的50倍到100倍。我们表示不买了，但营业员硬要我们不要走，一点不怕麻烦，用梯子爬上爬下为我们拿了几十种推荐的药，但都价格惊人，且不知药性，我们一再表示不想买了，营业员仍再三挽留，要继续为我们寻找合适的药，……最后，我们在她再三再四地鞠躬和道歉声中逃跑似的离开了药店。走出门十几米远后，当我回头望时，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还站在店门口向我们鞠躬致歉送别哩。……这和国内大百货公司里有些服务态度生硬、对顾客横眉冷对的营业员实在无法相比。
……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的探亲假，转眼归期已到。
要登机了，我们含着泪，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依依不舍，我热泪盈眶，久久不愿松手。爸爸说“不要难过，今后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亲人道别时，是不作兴流泪的。……祝你们一路平安！”……
飞机起飞了。我思潮起伏，心情难以平静。看看玄窗外，上面晴空万里，下面海天一色，三个月的“扶桑旅次”，从此成为永远难忘的历史和回忆。正是：“天青青，水粼粼，举家探亲赴东瀛，万语千言犹未尽，归期却已临；强欢笑，频挥手，机场惜别泪沾襟，相见时难别亦难，谁解离别情！”
2006年7月初稿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