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房价：普通人一年收入够买一套房

清朝房价：普通人一年收入够买一套房

清朝时的房价是多少

清朝末年人口大约4至5亿，是现在的1/3。那么，清朝房价是现在的多少呢？

最靠谱的比较，是用普通人的年收入来比，看到底多少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房。

七个例子

由于清朝人不研究房价，所以查不到系统的材料，只能找几个例子，不知道是否能全面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例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这四合院占地近一亩，盖了10间房，连买地带盖房，花了180两银子。

例二：道光十八年(1838 年)，天津任秀坡花200两银子，把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开发的这套四合院接了下来，加盖一间客房、一间门楼、三间书房、三间板房，总共投资了350两，最后卖了600两。

例三：乾隆十二年，北京内城西北角太平湖东(新街口)，七间半85两，相当于现在12750元。

例四：乾隆十三年，北京内城新帘子胡同(长安街南，新华门与和平门之间)，四间瓦房70两，相当于现在10500元。

例五：康熙五十七年(1718)，北京大兴县北城日南坊(坊名“日南”，相当于某某街道)有一所楼房出售，该房临街，下面两间开店，上面两间住人，楼后加盖厢房一间，合计5间房，卖了210两(参见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

例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徽休宁县二十一都二图(“都”相当于乡镇，“图”相当于行政村)也有一所楼房出售，不临街，但宅基较大，房子共4间，卖了270两(同上)。

例七：咸丰七年(1857)，浙江山阴县三十六都三图有人卖房，共计平房3间，卖了60两(同上)。

(备注：下面按每间大约15平方比较)

当时米价

大米与稻米

为了能与现代可比，按大家常用的粮价来做衡量。

在清朝米价的波动比较大，按最太平盛世的清乾隆年间算，粮价大约15文钱/升。一升米据说大于1斤，不到1.25斤，按照最多1.25斤来算，现今超市的米价1.8元/斤，则一升米价格为2.25元/升。1两银合1000文，1000/15×2.25=150元，清乾隆的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50元。

房价与米价比较

1两=1000文，则新街口的房子(七间半)换算=85000文，新帘子胡同的房子(四间)=70000文，分别相当于5667升米和4667升米。

如果每间房子按照25平方米计算，新街口房子面积187.5平方米，新帘子胡同的房子面积100平方米，则新街口的房价为30.23升米/平方米，新帘子胡同的房价为46.67升米/平方米。

一升米据说大于1斤，不到1.25斤，姑且按照最多1.25斤来算。超市的米价1.5元/斤，则一升米价格为1.88元/升。目前，新街口的二手房单价在3万元/平方米。

用升米来衡量，今天的房价就是15958升米/平方米。

今天的房价粮价比，是清代的528倍！也就是说，今天要想买同样的房子，得用比当年多527倍的粮食去换。

房价与收入比较

房价与收入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

一个七品知县工资45两加45斛米，年收入约合56两银，相当56×150=8400元（1斛相当100升）。

清五品郎中何刚德《春明梦录》云：“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24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一只骡子24两×150=3600元，一个仆人月工资6两×150=900元，比现今的标准略低。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的官吏收入是很低的，一个七品知县的工资抵不上一个仆人，所以清代的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所谓3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在与工资不成比例，所以实际收入高得吓人，相当于年收入500万元。

清代无论官吏还是仆人，在北京市区范围内买得起一套四间瓦房（草民买差一点的），相当现在10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多少银子呢？

答案是：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就够买一套房子了。

(现在说的一人多少年收入买一套房，也是取普通人。不要拿一个穷困农民的收入来算，那样的话，他1000年的收入也买不起北京新街口一套房)

并且，清朝人买的，基本上还是连排别墅型，还没有公摊面积。

房子，可以说是现代人最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房价不断疯涨的形势，令所有人都疯狂起来。有半夜排队买房的，有甘愿赌上后半辈子幸福也要买大房的， 还有更多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往上涨而买不起的……

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 要为买房发愁吗？

从古到今，房子一直是个社会热点话题。

研究古代房地产多年的著名专栏作家李开周告诉记者，古代不仅有房奴，也有蜗居。

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 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就是说房子太小，就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 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跟电视剧《蜗居》里出现的场景差不多。

宋朝江浙一带也出现过房奴，有个叫张仲文的宋朝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獭髓》，这本书里描写房奴生活：“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存款和借来的钱都砸到房子上了，只能节衣缩食还债，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租人家的。

清朝也有房奴。光绪年间，北京有人买不起房，就自己盖，盖也盖不 起，就借钱盖，然后慢慢还。有一首竹枝词唱道：“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

至于古代贷款买房的事情是到清代才出现的，清朝就 出现业主拿着产权证明去当铺办理抵押贷款，而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按揭，是到民国时代才有。

古代公务员全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数官员的住房问题。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 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 皇帝。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 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 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南宋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苏东坡一生买不起京城房

李开周说，古代的房价，也是有高有低。就说北宋，首都开封的房价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连很多名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比如苏东坡，他一生也没能在开封买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是。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 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白居易京城上班郊区买房

古代人买房子，也跟现在人一样，要考虑很多因素。

第一 也是看房价是否承受得起。不管是古代购房者，还是现代购房者，买房之前都会掂量一下楼盘的价格和自己的腰包。比如苏氏兄弟，一辈子也没在首都买房，而是到 其他相对便宜的地方买房。而唐代诗人白居易买房更有意思，跟现代都市打工族的买房经历很像。

白居易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 士，32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 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 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古代开发商囤地要挨板子

李开周说，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所有的现象在古代也有，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中国的职业开发商直到民国才出现，因为古代政府一般不允许商人购置大量土地。

以唐朝为例。唐玄宗在位时，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平民家庭买地，每三口人，最多只能买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买地，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再有钱的商人也是贱民，贱民老板去买地，即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最多也只能购买20亩地。而如果超标大量买地会怎么样呢？

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

古代的拆迁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

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政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政府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 房屋。

如此政策，政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 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

明朝政府

逼官给穷人盖房

为解决住 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出了不少法子。至于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当别论。

朱元璋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 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出身穷苦，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 题提上了日程。

《明太祖实 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 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

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 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

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 梦想彻底破灭了。

古代官员退休后做“房奴”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 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 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