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学问与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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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学问与学位 马克锋 2010年09月10日09:09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大师的学问与学位--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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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唐骏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有关真假文凭的讨论,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谈到文凭,自然要涉及留学。因为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当其冲的是新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新教育开始完全模仿西方,一会学德国,一会学美国,变化很大。中国近代新学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很不完善。借助西方教育机构为中国培养各种人才,始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奖励游学或留学,也始终是政府兴办教育的手段之一。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洋博士优越于土博士,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蔡尚思先生回忆说:“我在十余年前,听见一个同事说:‘某有名大学有两个学生,同时毕了业,一个学问很好的,因为没有钱,只好进该校的研究院;另一个学问很差的,因为有钱,便赴美留学;这两人又同时毕业,在该大学任教;那位学问很好而由该校研究院毕业者,只能在该大学任讲师;另一位学问很差而得有美国学位者,却可在该大学任教授。两人的薪水,也相差到两倍以上之多。”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留学热潮。

  实至名归的“海龟”

  客观地讲,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留学也不例外。在近代海外留学的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致说来,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种,实至名归类。所谓实至名归,是指学问有成,同时也获得毕业文凭。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学问,也有文凭。刘半农曾以高中学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被人讥笑,一气之下出国留学,历时6年。1925年,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而获学位。陶行知,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导师是著名的杜威教授,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大学毕业,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金岳霖,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林语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类似这样的人物很多,举不胜举。一般来说,凡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同时得到名师指点,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在某一领域有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问与学位是有密切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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