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继承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互补优势

　　要讨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就必须对作为遗产的文化体系和作为继承方现有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现状做一个全面的，精辟的分析，并对其具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不管这些被称为遗产的文化体系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和完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必然是真理和谬误兼容，精华和糟粕并存。因此，谈继承文化遗产，必然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因为任何再积极的继承文化遗产的创导者也不会提倡我们继承孔子“重农轻商”、“唯女人和小人难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甚至夫要休妻，妻不得不被弃的传统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问题的关键是，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甚至要不要确认这样一个标准和原则。这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值得，并必须辨清，否则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产生“公”“婆”之争的话，所谓继承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认为这一标准和原则必须是，也必然是一一看这些被继承的文化理念在当代国民中提倡和推广后会对现实社会的主体“人”的生存、幸福、解放和发展，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再次崛起有推动作用呢，还是有阻力，这也是一个“硬道理”。
    其次，俗话说“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之遥”，一些曾经是精华的东西，随着历史的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糟粕，例如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克已复礼”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可能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但是在当今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社会中，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共性”、“集体”，并在“个性”的“感性欲望”发展普遍不够充分的现实情况下，更应该提高和鼓动那种为满足某些正当合理的“感性欲望”和私人利益而理性地、合理合法地去拼搏和争取个人利益。用不着“克已”，也必须“有为”。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和源泉。因而，这些文化理念不适合当今中国现存社会的现状。这就是真理因时而非。
    第三，对某些文化理念来说，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是精华的东西，但换了社会环境和人物后却变成糟粕。如以历代文人所称道的“魏晋名士风范”来说。它是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生产的，我们所要继承的只能是他们“横眉冷对一切骄横的权贵”、“昂首鄙视一切阿谀奉顺”的凛然风骨和“不为五斗米折腰”、“士可杀不可辱”的文化节气。而他们那种衣冠不整、酗酒吃药、远行狂驶，止而痛哭，醉而空谈的放浪不羁的生活形象，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确定是一种超俗的美，是一种民族精华，但是在当今社会难道也让我们像他们那样生活吗？这就是真理因事而非。
    第四，有些文化观念虽然在目前社会还有进步作用，但由于过度提倡，走上极端也必然成为糟粕。这就要我们对真理的贯彻时必须掌握一个适量的“度”。如传统文化理论中的妇女“贞操观”，虽然在当今社会也存在一定进步作用，但绝对不能过度地大树“贞洁牌坊”，只能适度地提倡，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真理因“量”而非。
    因此，我们必须深切地了解本国和本民族群众现实情况下，在努力争取人的解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时需要怎么样的文化理念。而且很难孤立地分析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文化理念的优劣。同样，如果我们大量引进外来文化理念，也不能说本民族的文化体系落后和外来文化的先进。这仅仅是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再比方说，独立地分析“贞操观”和“性解放”两种传统和文化伦理观，很难说谁优谁劣，他们都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中起过进步作用，也起过阻碍作用，但如果我们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提倡“贞操观”，而在发达国家大谈“性解放”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有弊无利，而反过来换一下，那肯定是锦上添花，有利无弊。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
    再如，在美国，日本等经济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商业文化，利己主义，经济至上主义和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等文化理念根深蒂固地在他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牢牢地打上了烙印。并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因而，他们的思想家必然地提出，“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诺欠贝尔奖获得者巴黎宣言》1999年12月5日北京晚报）”，“世界统一是避免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历史专家汤圆比《展望二十一世界》1999年12月5日北京晚报）“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儒学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时的谈话，1999年12月5日北京晚报）这些言论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化的精深和伟大，但却不足证明他们所固有的商业文化的落后。，这仅仅说明这些发达国家的思想家深切地了解自己的民族需要的文化理念是什么。从而用以推动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这也仅仅说明了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
    相反，在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还非常地不充分，甚至有扭曲的现象的历史现状下，我们认为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引进曾经推动发达国家经济飞跃的商业文化，适当提倡追求利润和强调发展个人利益及个人的感性欲望，提倡公平竞争，反对垄断，提倡经济至上和合理合法拼搏赚钱，并规范商业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完善法制，反对和抵制“以权谋私”、“以权代法”等不公平竞争的理念。这才是我们目前需要的和必须大力发扬的文化理念。
    提倡这些商业文化，并不是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而捡起别人的“破烂”，这仅仅是一种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因为虽然我们提倡商业文化，但传统文化必然保存在我们每个公民的头脑深处，并无处不在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是我们要想扔也扔不掉的。这就是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习惯势力的力量。我们想放弃也不可能，更何况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继承适时、适地、适量的优秀文化遗产。如“三人行必有吾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吾日三省吾身”、“不为五斗米折腰”、“士可杀不可辱”等等举不胜举的理念，都是我们目前社会现状所需要发扬光大的，而对那些不适宜在现成社会下推行的文化理念。我们也可以搞文化输出，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此外，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也仅仅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外来文化的补充，这也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发展和创新，比如一个长期封闭的民族需要外来血统补充而不至于退化那样。这不是说本人群低劣，外来血统优秀。而这仅仅是生物学上，遗传学上的科学的需要。再比如在经济领域也有互补优势。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他们必然地会产生宏观经济调控的观念，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地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举一例，比如任何再发达，再完善的经济体系都必然需要、并离不开对外贸易和对外资金流动，这些都是经济上的互补优势，而文化上的交流互补优势，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潮流。
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如下一些理念：“我们不仅生活方式上盲目地追求西方，而且思想上也渐渐地成了西方的附庸，有人说，近现代的中国人患了‘失语症’我们不仅说着，写着已经欧化的句子，而且在文化、历史、哲学这些人文科学领域里，到处用着西方的理论，术语.我们知道经济发达固然重要，但是一个没有语言，没有历史，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世界上立足的。这些有形的无形的遗产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资本，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他们的存在与否不仅是保护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关乎我们人类的生存和毁灭。”（《文化忧思》1999年12月5日北京晚报）以上观点，我们肯定地认为有些言过其实、杞人忧天，更有些野郎自大。五千年丰富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什么好吹嘘的，人家美国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长久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吸取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点，在短短的二百余年中就建成了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有本事的话，这也是关键的，我们当代中国人拿出勇气和力量来赶超发达国家，这也是“硬道理”。
    而2004年在文化领域，却出现一股不敢恭维的潮流：先是蒋庆、陈明等一批“大陆新儒家”搞了个龙场会讲；继而自由主义的刘海波、秋风等人加入了鼓吹读经的行列；范亚峰等人酝酿“中道主义”；许嘉璐、季羡林等五教授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最近又出现大规模“官祭”孔子活动。近年来冒出了一批自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学人，其代表人物，南有蒋庆、北有陈明。蒋庆还在王阳明当年悟道的贵阳龙场建了阳明精舍，今年7月特邀了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保守主义人士前去论道。蒋庆和盛洪，要人们回到“师法、家法、心法”中去；陈明主张“原道”，蒋庆等人还鼓吹儿童读经，生吞活剥封建文化。
    虽然我们对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作了大量论述，但还必须谈谈这股思潮中影响最大的《甲申文化宣言》，虽然宣言全文无可指责,他们虽然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同时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而且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趋势和文化互补优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宣言遭受指责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它出台的背景和宣言者在其他场合解释，台湾文人余时英在网上指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从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1935年的《本位文化宣言》，然后再到今年的《甲申文化宣言》，这里面的精神系脉是相通的，但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专制的，或者是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是不能动的。不动这些体制之下，我们可以接受任何西方文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再好好反省的。”虽然这一指责有些牵强，但是如果《甲申文化宣言》的背景和目的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必将为中华民族再次重演360年前的“甲申悲剧”推波助澜。正如《南方周末》2004。11。11。文章所指出的：“权力不受制约必定导致灾难，不论对明王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都是如此。”同样，当今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腐败的最终根源也正是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及时彻底解决的话，那么它将成为当前改革开放的最大隐患，完全有可能就此断送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正如上文作者在分析了发生在360年前的甲申年间中、英二国的反腐败、争民权运动的不同过程和结果后指出的：（英国）“这宪政基础上国民权利与王权之间的博弈，其制度结果当然迥异于甲申前后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等之间的逐鹿。所以，中外的17世纪史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证明：通过‘法律传统’而确立‘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这是使社会免于‘专断统治’之祸惟一有效的制度方向；同时，这也是甲申惨祸能够给予今人的真正教益。”同样，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关于历史朝代更迭的对话也指出，唯一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民主和民众的力量来制衡绝对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对运用民主和民众的力量来制衡绝对的权力作出制度上的保证，那么将会对当前改革开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再来谈谈幼儿读经问题，薛涌教授曾经在《南方周末》上竭力反对幼儿读经，我们认为经是可以，也必须读的。其理由不是“经”的内容如何科学，而是因为：一是：不读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就有可能进一步影响现实社会实践。二是：幼儿读经虽然当时一知半解，但只要朗朗上可，熟练背诵，那么对他们将来学习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和能力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关键问题是怎么读，我们提倡从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良好的阅读方法，即在阅读中必须经历：“1、读懂弄通、2、汲取营养、3、批判谬误、4、创新理念。”四大过程。其中批判尤其重要，儒家就有：“读书全信书，不如不读书。”的古训，任何书籍和理论，尤其是社科方面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不足之处和有待发展的地方，没有批判，就不可能有创新。而批判和创新能力也是必须从小培养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地取消读经。
    最后，我们以总结中国文化先驱和旗手鲁迅的观点来作为本文的结尾。鲁迅先生在五四及其后期就对以孔孟和老庄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特别是把那些传统文化中束搏人的个性人格、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念称为“国粹”，并形象地把他比喻成身上的毒瘤，并且有力的抨击了中国国民身上所体现的“劣根性”，批判了中国国民的“糊涂人格”和“奴性人格”，甚至稍微有些过分地批评了京剧艺术和中医药科学。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人认为他“卖国”。而且一致公认他为文化先驱及旗手，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爱国者。因为他最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现状及中国国民。“人贵有自知之明”，更贵自知缺点、不足并改正之。而鲁迅真是这样一为无与伦比的伟人。让我们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深刻了解民族文化互补的优势，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为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发展民族文化交流，为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文化理念，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再次崛起而努力奋斗，作出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子孙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