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读书》的“前世”“今生”看将来的《读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6:40:06
——对于“《读书》事件”的一点思考
近日，围绕着《读书》杂志和《读书》“换帅”问题，文界产生了不少争论，讨论先是关注于近十年来《读书》的办刊思想，对此存在着很大争议，争议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现任主编汪晖。到了“换帅”尘埃落定，讨论进一步升华为对体制官僚化的讨伐和对汪晖的同情，对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分裂进行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理性声音。但总起来看，围绕着《读书》和《读书》“换帅”事件，不少人表现出了过度焦虑。他们一方面忙于表态，给予汪晖道义上的支持，在近日上海召开的“《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力挺汪晖时代的《读书》，为现在的《读书》进行辩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教授、倪文尖教授、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等都有此类支持言论。而在北京由乌有之乡书社主持召开的“就是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北京诸所高校的著名学者们把《读书》“换帅”的矛头指向了三联当局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来表达对当局突然采取措施操控《读书》“换帅”的忧虑。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则将《读书》“换帅”和去年的“冰点事件”以及今年的“禁书事件”相联系，提出“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读书》）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孔庆东、韩德强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忙于表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不少人还顺带着打击了一下“自由派”。其实，《读书》以及《读书》的“换帅”根本不是什么派别的问题，而是体制内办刊思路调整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生发到体制对自由的挤压，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还是“将来”《读书》的表现。如果“将来”的《读书》还能够继续保持着“从前”和“现在”的风格，那眼前的争论将成为意义的“一腔废话”。至于“将来”的《读书》会不会保持以前的风格，也许我们可以从《读书》的“前世”“今生”和它的办刊规律中看出端倪。
一、 《读书》的“前世”
《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于北京。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他们在杂志创刊伊始就突破书评杂志定位，决意要把《读书》办成“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年的环境中，这个想法遭到多方阻拦。一位党内的宣传老干部曾经对沈昌文说过这样的话：谁叫你们办思想评论杂志，思想评论我们已经有了《红旗》杂志嘛。其实，对于《读书》杂志的创办方三联书店而言，办读书类杂志一直是他们的传统。早在1934年，艾思奇、李公朴曾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后遭国民党查禁。三四十年代，范用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参与编辑《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和《读书生活》，《读书》杂志的几位发起人——陈原、陈翰伯、倪子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这几本杂志的相关工作。
《读书》杂志一直被知识界认为是最先锋的一本杂志，沈昌文主事期间的《读书》杂志更是被标举为思想阵线上的新锐。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过去二十多年中，《读书》被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公共刊物，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就是一个佐证。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或高举旗帜的阵地，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茶馆。这一切，都和这一时期的《读书》办刊思想有关。
考察从前（1996年以前）的《读书》，其办刊特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点：
（一）“三无”办刊论
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沈昌文《回忆读书》，载2000年11月9日《南方周末》）。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王蒙对此作了很好地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沈昌文《有无之间》，见《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序言，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读书》为一代人提供思想食粮，“三无”办刊论功不可没。
（二）通往‘精英文化’的桥
《读书》从创刊以来，一直注意介绍学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提出《读书》杂志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只在介绍、引导、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正是基于如此办刊理念，《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决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和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较，《读书》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读书》所在做的，是尽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继续探索、反应、认识中国的种种事情，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精神资源。这使1980年代的《读书》文章，不像今日那些快餐式随笔，是为白领先生、时尚小姐解闷的。《读书》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个人思考的结晶，内中自有一种“精神贵族”的傲气，或沈昌文所自我理解的“人文关怀”。
（三）提倡“旧学新知”
《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痛感过去闭关锁国的害处，因此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章，启迪后进。尤其是后期留学生写作队伍的加入，对《读书》有很大的意义。沈昌文认识到：中国需要有益于现代化的新知，单靠翻译、出版、介绍还不够，必须有人去亲知亲炙，共同做好这个工作。所以重视国外的理论新知，“在于《读书》认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时，沈昌文更注重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读书》1986年第5期）。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海外学人文章的学子新论逐渐成为沈昌文主持《读书》的一大特色。当时的一流海外海内学者几乎都给《读书》撰写过此类文章。
（四） “不伦不类”
沈昌文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给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这“不伦不类”的确是《读书》办刊的一大特色。《读书》的“不伦不类”迥异于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它们从来只是对于那些“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感兴趣：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科研院所，评职称时所提交的材料大体都要求是文章要三千字以上，三千字以下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能作为评价学术能力的依据。所以，沈昌文认为现在的刊物组稿难约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而是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倒不是作者不帮忙，实在也为难：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作者评学位评职称吗？《读书》的“不伦不类”能做到的只是“脑力操练”。沈昌文说：“脑力操练”四字绝妙，可以说点明了《读书》的一贯意向……要通过《读书》观察“那一部分人”之动向，也就尽此而已。无论所动所想为何，无非只是“脑力操练”，……要通过《读书》经世济民办不到，连博个“教授”职称也难！”（《读书》1993年第4期）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位，《读书》并没有把自身看作学术性杂志，而是把文章的可读与否，作为自己的生命线。说到底，他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是可供他们“卧读”的。正是这种“卧读”，团结了千百万的知识分子，《读书》由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风向标。
（五）从无禁区到解放编辑
《读书》创刊以来，力倡读书无禁区，这也是谈论《读书》时不能不一再被提起的话题，用沈昌文的话说就是“每隔几年总要被提到一次”。有人批判，有人称道。这个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口号是在《读书》创刊号上提出来的，文章作者是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发表时由《读书》改为《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代表《读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读书》的一个大胆地提议，得到的回应也是越来越高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一个呼声：清除“左”的危害。《读书》一贯反对在读书问题上持禁锢的态度，希望读书界、理论界、文化界有一个开放的气氛。《读书》十周年的时候，沈昌文特地对此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十年来，《读书》倡导了“读书无禁区”，传播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同时，沈昌文还提到了舆论的宽容，“感谢对知识分子议论的这种宽容度，虽然觉得它应当还更多一些”（《读书》1989年第4期）。“宽容”是沈昌文主持《读书》时一再强调的，也是《读书》的一大特色。沈昌文认识到，在不宽容的思想统治下，无数人类精英的人头落地，千万思想成果被束诸高阁，并且坚信：在这之后产生的宽容，将不会是一种单纯的“宽大为怀”的善举，而是由于“察觉事物的实在价值”而产生的真实信念。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提出“解放编辑”的口号，只有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读书》1986年第8期）。“解放编辑”的前提是文化环境的宽松，只有编辑得到解放了，编辑才能实现首要的社会责任——解放知识的生产力。
（六）设立读者服务日
《读书》开办之初，老一辈的领导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这是从前《读书》的又一特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杂志的办刊思路和一个时期的畅销与《读书》提出的“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四个服务日口号大有关系。《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地点就在咖啡馆，当时的做法是请《读书》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来，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注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读书》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根据这些选题编辑再去深入组稿。在读者服务日刚开始设立时，杂志还请出版社提供最近相关样书，让参与的作者讨论，著作界、读书界、出版界对此高度评价并热烈响应，服务日办得有声有色。《读书》编辑吴彬评价读者服务日的设立时认为读者服务日为杂志的编辑出版提高了效率：“这一下非常集中，我们就那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停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充实。”后来，沈昌文感觉服务日活动范围太窄，只是编辑部少数人在做，于是决定在《读书》杂志开辟“《读书》服务日之页”。每期约用十来面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活动，反映出版界提供的新书，介绍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读书》1985年第6期）。
《读书》杂志创刊至今，刊物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今，汪晖（1997年至今，汪晖、黄平）。三代主编的更替，可以作为《读书》二十余年的时间分野。1996年，沈昌文退休，汪晖接任主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汪晖主持《读书》学术化倾向似乎已经命中注定。近年来，人们对《读书》之变谈论最多的，除了学术化倾向以外，是对它思想兼容性的质疑。
二、 《读书》的“今生”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总结其办刊成就的目的，《读书》杂志最近推出了1996——2005十年间《读书》文选6卷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在文选的序言里面，汪晖和黄平对编选的目的作了说明，也对现在《读书》的办刊特色进行了总结。
一、介入“现实”
1996年以后的《读书》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从1996年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三农问题、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问题、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等。汪晖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见6卷本《读书》精选序言）。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给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他没有采取大众讨论的方式，而“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启发？）。
二、保持平衡
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读书》创刊至今风格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每一个变化都是跟社会变化紧密相关。比较过去十年的《读书》，现在《读书》提供的社会关怀似乎更加广泛，“我们不希望《读书》只是少数精英的杂志”（汪晖语）。关于《读书》的学术倾向与大众化问题，汪晖表示，《读书》的文章希望保持一种平衡。《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考虑到1996年前的《读书》和此后文化环境的不同，不能说汪晖的策略没有道理。汪晖认为，80年代初期，《读书》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刊物，跟它相对的是大量的学报，跟这些学报相比，《读书》肯定是好读的。但90年代，《读书》面对的不仅是这个系统，它面对的是更多的大众文化刊物，和大众文化刊物相比，它当然是更难读的。
三、知识分子论坛
1996年以后的《读书》，和知识分子走得更近了，汪晖希望《读书》成为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论坛，一个宽广的、开放的、自由的平台。对此，有人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说1996年后的《读书》是新左派的论坛，失去了从前的兼容并包和不伦不类。不管这种声音是否偏执，从《读书》这次编选的6卷本精选文集中，可以看出《读书》杂志是在有意避免这一倾向的。从文集选入作者看，代表左中右、老中青的作者的文章都有。如果考察《读书》杂志在一个时期内发表的大量的所谓新左派文章，汪晖的“左派倾向”似乎也不好否定。但一本杂志并不能决定中国知识界的图景，一本刊物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一个杂志，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和从前的《读书》相比较，现在的《读书》其学术性与可读性要把握的分寸可能还需要拿捏。
四、两个变化
比较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可以看出两个变化：第一， 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作者（包括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汪晖认为，《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十年来的《读书》的确在实践着他这一办刊思想。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6卷本《读书》精选之一即命名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的确在办刊思想上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比如从前的“三无”办刊论和现在的“介入现实”、从前“通往精英的桥”和现在的“保持平衡”，从前的“不伦不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论坛”等等。但仔细考察前一个十年和后一个十年的《读书》杂志，至少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读书》的人间关怀和思想锋芒，杂志一直保持着对人与书的关注、对文学和艺术的关注、对历史和生活的关注。
其实，不管是沈昌文还是汪晖，他们都在主政《读书》期间保持了《读书》的传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即便是“将来”的主政者潘振平和吴彬，以他们的能力水平和对杂志的熟悉和了解（一个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一个是《读书》的资深编辑），相信他们也会在对《读书》继承中有所发展。现代社会讲究“和而不同”，我们应该允许后来者搞一下“试验”，哪怕这试验并不成功。当然，《读书》作为一份公共杂志，是学术公器，学术公器不能私用，更不能成为专制的“传声筒”，这个是常识。公众所能忍受的最后界限，大概也是这个原则。再退一步讲，《读书》主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一份不可不读的《读书》。我们应该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而不是总拿一些吓人的说辞，对一本刊物炒来炒去。
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7月10日通过《中华读书报》提出对“将来”的《读书》三点原则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类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有此三原则，乐观一点看，《读书》的将来或许还会再现“晖黄”时代。所以，我们对此次“《读书》换帅”不必过度焦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且看“将来”的《读书》。
原帖：www.liuyewei.cn
近日，围绕着《读书》杂志和《读书》“换帅”问题，文界产生了不少争论，讨论先是关注于近十年来《读书》的办刊思想，对此存在着很大争议，争议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现任主编汪晖。到了“换帅”尘埃落定，讨论进一步升华为对体制官僚化的讨伐和对汪晖的同情，对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分裂进行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理性声音。但总起来看，围绕着《读书》和《读书》“换帅”事件，不少人表现出了过度焦虑。他们一方面忙于表态，给予汪晖道义上的支持，在近日上海召开的“《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力挺汪晖时代的《读书》，为现在的《读书》进行辩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教授、倪文尖教授、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等都有此类支持言论。而在北京由乌有之乡书社主持召开的“就是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北京诸所高校的著名学者们把《读书》“换帅”的矛头指向了三联当局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来表达对当局突然采取措施操控《读书》“换帅”的忧虑。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则将《读书》“换帅”和去年的“冰点事件”以及今年的“禁书事件”相联系，提出“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读书》）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孔庆东、韩德强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忙于表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不少人还顺带着打击了一下“自由派”。其实，《读书》以及《读书》的“换帅”根本不是什么派别的问题，而是体制内办刊思路调整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生发到体制对自由的挤压，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还是“将来”《读书》的表现。如果“将来”的《读书》还能够继续保持着“从前”和“现在”的风格，那眼前的争论将成为意义的“一腔废话”。至于“将来”的《读书》会不会保持以前的风格，也许我们可以从《读书》的“前世”“今生”和它的办刊规律中看出端倪。
一、 《读书》的“前世”
《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于北京。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他们在杂志创刊伊始就突破书评杂志定位，决意要把《读书》办成“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年的环境中，这个想法遭到多方阻拦。一位党内的宣传老干部曾经对沈昌文说过这样的话：谁叫你们办思想评论杂志，思想评论我们已经有了《红旗》杂志嘛。其实，对于《读书》杂志的创办方三联书店而言，办读书类杂志一直是他们的传统。早在1934年，艾思奇、李公朴曾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后遭国民党查禁。三四十年代，范用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参与编辑《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和《读书生活》，《读书》杂志的几位发起人——陈原、陈翰伯、倪子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这几本杂志的相关工作。
《读书》杂志一直被知识界认为是最先锋的一本杂志，沈昌文主事期间的《读书》杂志更是被标举为思想阵线上的新锐。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过去二十多年中，《读书》被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公共刊物，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就是一个佐证。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或高举旗帜的阵地，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茶馆。这一切，都和这一时期的《读书》办刊思想有关。
考察从前（1996年以前）的《读书》，其办刊特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点：
（一）“三无”办刊论
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沈昌文《回忆读书》，载2000年11月9日《南方周末》）。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王蒙对此作了很好地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沈昌文《有无之间》，见《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序言，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读书》为一代人提供思想食粮，“三无”办刊论功不可没。
（二）通往‘精英文化’的桥
《读书》从创刊以来，一直注意介绍学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提出《读书》杂志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只在介绍、引导、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正是基于如此办刊理念，《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决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和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较，《读书》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读书》所在做的，是尽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继续探索、反应、认识中国的种种事情，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精神资源。这使1980年代的《读书》文章，不像今日那些快餐式随笔，是为白领先生、时尚小姐解闷的。《读书》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个人思考的结晶，内中自有一种“精神贵族”的傲气，或沈昌文所自我理解的“人文关怀”。
（三）提倡“旧学新知”
《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痛感过去闭关锁国的害处，因此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章，启迪后进。尤其是后期留学生写作队伍的加入，对《读书》有很大的意义。沈昌文认识到：中国需要有益于现代化的新知，单靠翻译、出版、介绍还不够，必须有人去亲知亲炙，共同做好这个工作。所以重视国外的理论新知，“在于《读书》认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时，沈昌文更注重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读书》1986年第5期）。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海外学人文章的学子新论逐渐成为沈昌文主持《读书》的一大特色。当时的一流海外海内学者几乎都给《读书》撰写过此类文章。
（四） “不伦不类”
沈昌文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给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这“不伦不类”的确是《读书》办刊的一大特色。《读书》的“不伦不类”迥异于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它们从来只是对于那些“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感兴趣：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科研院所，评职称时所提交的材料大体都要求是文章要三千字以上，三千字以下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能作为评价学术能力的依据。所以，沈昌文认为现在的刊物组稿难约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而是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倒不是作者不帮忙，实在也为难：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作者评学位评职称吗？《读书》的“不伦不类”能做到的只是“脑力操练”。沈昌文说：“脑力操练”四字绝妙，可以说点明了《读书》的一贯意向……要通过《读书》观察“那一部分人”之动向，也就尽此而已。无论所动所想为何，无非只是“脑力操练”，……要通过《读书》经世济民办不到，连博个“教授”职称也难！”（《读书》1993年第4期）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位，《读书》并没有把自身看作学术性杂志，而是把文章的可读与否，作为自己的生命线。说到底，他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是可供他们“卧读”的。正是这种“卧读”，团结了千百万的知识分子，《读书》由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风向标。
（五）从无禁区到解放编辑
《读书》创刊以来，力倡读书无禁区，这也是谈论《读书》时不能不一再被提起的话题，用沈昌文的话说就是“每隔几年总要被提到一次”。有人批判，有人称道。这个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口号是在《读书》创刊号上提出来的，文章作者是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发表时由《读书》改为《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代表《读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读书》的一个大胆地提议，得到的回应也是越来越高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一个呼声：清除“左”的危害。《读书》一贯反对在读书问题上持禁锢的态度，希望读书界、理论界、文化界有一个开放的气氛。《读书》十周年的时候，沈昌文特地对此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十年来，《读书》倡导了“读书无禁区”，传播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同时，沈昌文还提到了舆论的宽容，“感谢对知识分子议论的这种宽容度，虽然觉得它应当还更多一些”（《读书》1989年第4期）。“宽容”是沈昌文主持《读书》时一再强调的，也是《读书》的一大特色。沈昌文认识到，在不宽容的思想统治下，无数人类精英的人头落地，千万思想成果被束诸高阁，并且坚信：在这之后产生的宽容，将不会是一种单纯的“宽大为怀”的善举，而是由于“察觉事物的实在价值”而产生的真实信念。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提出“解放编辑”的口号，只有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读书》1986年第8期）。“解放编辑”的前提是文化环境的宽松，只有编辑得到解放了，编辑才能实现首要的社会责任——解放知识的生产力。
（六）设立读者服务日
《读书》开办之初，老一辈的领导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这是从前《读书》的又一特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杂志的办刊思路和一个时期的畅销与《读书》提出的“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四个服务日口号大有关系。《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地点就在咖啡馆，当时的做法是请《读书》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来，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注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读书》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根据这些选题编辑再去深入组稿。在读者服务日刚开始设立时，杂志还请出版社提供最近相关样书，让参与的作者讨论，著作界、读书界、出版界对此高度评价并热烈响应，服务日办得有声有色。《读书》编辑吴彬评价读者服务日的设立时认为读者服务日为杂志的编辑出版提高了效率：“这一下非常集中，我们就那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停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充实。”后来，沈昌文感觉服务日活动范围太窄，只是编辑部少数人在做，于是决定在《读书》杂志开辟“《读书》服务日之页”。每期约用十来面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活动，反映出版界提供的新书，介绍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读书》1985年第6期）。
《读书》杂志创刊至今，刊物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今，汪晖（1997年至今，汪晖、黄平）。三代主编的更替，可以作为《读书》二十余年的时间分野。1996年，沈昌文退休，汪晖接任主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汪晖主持《读书》学术化倾向似乎已经命中注定。近年来，人们对《读书》之变谈论最多的，除了学术化倾向以外，是对它思想兼容性的质疑。
二、 《读书》的“今生”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总结其办刊成就的目的，《读书》杂志最近推出了1996——2005十年间《读书》文选6卷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在文选的序言里面，汪晖和黄平对编选的目的作了说明，也对现在《读书》的办刊特色进行了总结。
一、介入“现实”
1996年以后的《读书》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从1996年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三农问题、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问题、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等。汪晖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见6卷本《读书》精选序言）。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给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他没有采取大众讨论的方式，而“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启发？）。
二、保持平衡
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读书》创刊至今风格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每一个变化都是跟社会变化紧密相关。比较过去十年的《读书》，现在《读书》提供的社会关怀似乎更加广泛，“我们不希望《读书》只是少数精英的杂志”（汪晖语）。关于《读书》的学术倾向与大众化问题，汪晖表示，《读书》的文章希望保持一种平衡。《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考虑到1996年前的《读书》和此后文化环境的不同，不能说汪晖的策略没有道理。汪晖认为，80年代初期，《读书》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刊物，跟它相对的是大量的学报，跟这些学报相比，《读书》肯定是好读的。但90年代，《读书》面对的不仅是这个系统，它面对的是更多的大众文化刊物，和大众文化刊物相比，它当然是更难读的。
三、知识分子论坛
1996年以后的《读书》，和知识分子走得更近了，汪晖希望《读书》成为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论坛，一个宽广的、开放的、自由的平台。对此，有人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说1996年后的《读书》是新左派的论坛，失去了从前的兼容并包和不伦不类。不管这种声音是否偏执，从《读书》这次编选的6卷本精选文集中，可以看出《读书》杂志是在有意避免这一倾向的。从文集选入作者看，代表左中右、老中青的作者的文章都有。如果考察《读书》杂志在一个时期内发表的大量的所谓新左派文章，汪晖的“左派倾向”似乎也不好否定。但一本杂志并不能决定中国知识界的图景，一本刊物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一个杂志，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和从前的《读书》相比较，现在的《读书》其学术性与可读性要把握的分寸可能还需要拿捏。
四、两个变化
比较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可以看出两个变化：第一， 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作者（包括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汪晖认为，《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十年来的《读书》的确在实践着他这一办刊思想。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6卷本《读书》精选之一即命名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的确在办刊思想上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比如从前的“三无”办刊论和现在的“介入现实”、从前“通往精英的桥”和现在的“保持平衡”，从前的“不伦不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论坛”等等。但仔细考察前一个十年和后一个十年的《读书》杂志，至少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读书》的人间关怀和思想锋芒，杂志一直保持着对人与书的关注、对文学和艺术的关注、对历史和生活的关注。
其实，不管是沈昌文还是汪晖，他们都在主政《读书》期间保持了《读书》的传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即便是“将来”的主政者潘振平和吴彬，以他们的能力水平和对杂志的熟悉和了解（一个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一个是《读书》的资深编辑），相信他们也会在对《读书》继承中有所发展。现代社会讲究“和而不同”，我们应该允许后来者搞一下“试验”，哪怕这试验并不成功。当然，《读书》作为一份公共杂志，是学术公器，学术公器不能私用，更不能成为专制的“传声筒”，这个是常识。公众所能忍受的最后界限，大概也是这个原则。再退一步讲，《读书》主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一份不可不读的《读书》。我们应该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而不是总拿一些吓人的说辞，对一本刊物炒来炒去。
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7月10日通过《中华读书报》提出对“将来”的《读书》三点原则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类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有此三原则，乐观一点看，《读书》的将来或许还会再现“晖黄”时代。所以，我们对此次“《读书》换帅”不必过度焦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且看“将来”的《读书》。
原帖：www.liuyewe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