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闻：开国大典：来自天安门城楼的记忆

开国大典：来自天安门城楼的记忆

——访全国政协一届代表孙起孟、田富达、谢邦定、方光宇

    全国政协一届代表田富达于1949年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是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8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开国大典过去60年了，当年在天安门城楼见证盛典的600多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雷洁琼、吕正操、孙起孟、田富达、谢邦定、方光宇等几位老人仍然健在。   

　　几经辗转，记者采访到了孙起孟、谢邦定、田富达和方光宇。尽管几位老人已年至耄耋，但他们脑海中的这段记忆依旧鲜活。忆及当年，他们无不感慨：“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共产党的胸怀直教我辈心悦诚服”

　　88岁的谢邦定60年前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参加了政协一届会议。从外交部离休后，他一直居住在北京东单往北外交部街的寓所，寓所前后阳台摆满了老人喜爱的花卉绿植，屋内陈设简朴，家具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书房墙上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张老人60年前与毛主席的合影。   

　　尽管年届米寿，谢邦定老人依然腰板儿笔直、声音洪亮。“从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到开国大典是我终生难忘的109天！”而政协一届全会闭幕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更在老人的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谢邦定回忆：“会议结束后，各与会单位的首席代表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下午6点多钟，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松柏苍翠、暮色苍茫，气氛凝重。”   

　　老人追忆说，当代表们就位后，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之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随后，毛主席宣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谢邦定说，“听到碑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代表都觉得有些意外。”   

　　“主席宣读碑文后，带领代表们为纪念碑基石铲土的时候，我听到身边的一位民主人士对另一个代表说‘共产党的胸怀直教我辈心悦诚服’！”谢邦定说。   

　　“从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开幕到9月30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闭幕的日子里，‘心悦诚服’这四个字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过。”谢邦定说。   

　　新政协筹备会期间，谢邦定被分在第三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组员23人。第三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事先酝酿，充分协商，小组讨论，大会表决，共同纲领先后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小修小改不计其数。临近政协开幕时，我们这23个人要拿着共同纲领的清样分别去找600多名代表征求意见，好的吸收，不能吸收的也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周恩来经常去找那些意见未被吸收的民主人士作说明工作。”谢邦定说，“共同纲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团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人民制定的建国大纲。”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98岁高龄的孙起孟委托秘书给记者发来一篇题为《太阳冉冉升起》的回忆长文，详述了1949年9月30日夜到10月1日凌晨的一段纪实。   

　　孙起孟回忆，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并通过了其他重要方案。晚上9点，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   

　　“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全体青年代表们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饮。”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0月1日下午2点过一点，我们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10名代表就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离休干部、80岁的方光宇回忆说，“我们是从东华门进去的，穿过紫禁城，在城楼下等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我印象很深，我们是到得最早的。其他代表也陆陆续续来了，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差不多快到3点的时候，毛主席他们来了。”方光宇的眼睛里闪动着光芒，“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从城楼西侧拾级而上。尽管之前在政协会议上天天都能见到毛主席，但那一刻我觉得他跟平常不一样。他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健步而上，走在最前面，背影充满自信，格外伟岸。”   

　　“周总理那天也特别精神，他边走边跟前后左右的民主人士谈笑着，招呼大家一起前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喜悦。”方光宇说。   

　　“登上城楼后，我们全国学联的代表都站在东侧靠后的位置。”谢邦定说，“我们是城楼上最年轻的人了，很自觉地把前面的位置留给了那些年长的民主人士。”   

　　“一上城楼，我就一刻不停地盯着毛主席。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宛如一片红色的海洋，30万群众的鼓掌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我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方光宇激动地说。   

　　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邀请主席就位，军乐队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谢邦定、田富达和方光宇在向记者描述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时，不约而同地说了同样一句话。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由54门山炮同时鸣响的28响礼炮声中，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冉冉升起！   

　　“国旗升到杆顶的那一刻，广场上的30万群众再一次沸腾了，欢呼、跳跃、鼓掌！那震撼人心的呐喊声甚至盖过了隆隆的礼炮声。”谢邦定说。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望着毛主席的位置不停地跳，不停地鼓掌，甚至连礼炮声都没有听到。”坐在记者面前的方光宇用手拭了拭眼角的泪花。   

　　“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觉得喉咙在动，却喊不出声。”田富达说，“我当时站在城楼的西侧，我身边的一些代表相互热烈握手、拥抱，几位白发皓首的老先生也激动得泣不成声。”   

　　“紧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告，主席的声音特别洪亮。当他读完结尾‘特此公告’这4个字时，全场又是雷鸣般的欢呼声！”谢邦定说。   

　　“当时的天安门城楼上下一片欢腾啊。”田富达说，“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没有共产党，我们哪有出头天”      

    临近下午3点，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政协代表田富达走上天安门城楼，在西侧站定时，他惊奇地看到他先前所在的华北军大台湾队的160多名成员正在城楼下东侧的观礼台上向城楼上张望。   

　　“他们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出现。”现任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80岁的田富达回忆说，“这些同学本来是来北京参加分列式接受检阅的，后来中央领导特别安排他们在观礼台观礼。”   

　　“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啊，台湾队中的不少人都像我一样是高山族，日据时期我们在台湾是三等公民，日本投降后我们是二等公民，想下山进城都要警察开路条。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们哪有‘出头天’！”如今回忆起这段历史，田富达的眼里依然充满泪光。   

　　田富达，原名尤明·巴都，1929年7月出生在台湾新竹一个叫马武督的泰雅族部落。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离休前，田富达一直在台盟中央工作，改革开放后担任台盟中央的领导职务，是第一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那一声声暖透人心的“人民万岁”      

    天津解放前，方光宇当选共产党领导下的天津女师学生会主席。为防止国民党天津守军溃败前破坏学校，她带领同学们组织了护校队，解放军攻打天津的29个小时里一直坚守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后来，她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了政协一届全体会议。   

　　方光宇告诉记者，她很少向同事和家人们提起这段历史，但“开国大典那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整整激励了我一辈子！那领袖和人民水乳交融的感人画面，让我足足温暖了一辈子！”   

　　“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历时2小时的部队分列式结束后，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把庆典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毛主席看到游行队伍过来了，大步走到城楼的东南角，探出身子，挥舞着帽子向群众致意，高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方光宇回忆说，“当一个队伍走到城楼前时，主席会在城楼上跟着队伍走，一直送到城楼西北角，再探出身子向群众挥手。那一声声‘人民万岁’暖透了人心。”   

　　“城楼上为大家安排了休息室，但长达4个多小时的群众游行期间我几乎没有看到毛主席进去休息过。他不停地在城楼上穿梭，不停地高喊着‘同志们万岁’和‘人民万岁’，向群众挥手致意。有时他也会走到观礼的各个代表团中间和大家握手、向大家问好。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分发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这是开国大典结束后，周恩来发往北京和南京各国驻华旧大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公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