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后那个叫朱安的女人

　　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女人，叫朱安，她是原配，是无奈的礼物，是历史深处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鲁迅1926年离开北京后，朱安一直陪伴在鲁迅的母亲身旁。鲁迅母亲1943年去世，这个没有得到爱情的旧式女子独自守护故居，直到1947年6月去世，像影子一样消失在这个寂寞的世间。

　　01 　　惊悚的发现

　　我听到朱安这个名字，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是我第二次来到绍兴，与众多敬仰鲁迅先生的旅游者一样，首先瞻仰了鲁迅的故居。走进绍兴临街的故居老屋，穿过两扇黑油油的石库台门，经过长廊，就到了桂花明堂，再前行入室，导游小姐介绍道，这便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他就在这一间屋里写出第一篇文言文小说。这里陈列的一张木床，是鲁迅当年睡过的原物。我们再穿过天井，迎面就是保存完好的鲁迅故居两楼两底。东首前半间是客厅，是鲁迅家吃饭、会客的地方。后面一板之隔为鲁迅母亲鲁瑞的卧室。西首前半间为鲁迅的继祖母蒋氏的卧室。蒋氏卧室后面是过道，有楼梯可上。就在这时，那位略带浙江乡音的导游小姐，指着楼上东首一间低矮的木板阁楼，缓缓说道，这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

　　她的话让我十分意外并且十分惊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安的名字，并且还出乎意料地知晓她始终随着鲁迅生活。我不由得返身回顾那低矮狭窄的阁楼，当时就想登上这不让游人进入的地方。那次从绍兴归来，心中一直惴突，我自认读过不少有关鲁迅的书，却如此孤陋寡闻，以前也拜谒过绍兴以及北京、上海的鲁迅故居，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位存在鲁迅先生身后的女人。自那次听说朱安的名字之后，我就有意识地寻觅她的踪迹，留心收集她的信息。但是，无论在鲁迅的书中和日记里，或是在鲁迅同时代文人以及后来人们写的文章中，不是避而不述就是语焉不详。直到近年，关于朱安这个被人们小心避讳的话题，才有所披露，我才得以收集到她的一些踪影和生活史料，对朱安的寻觅，我起初缘于好奇，当读到更多的有关她的身世境遇之后，又产生深切的同情和悯叹，摈弃一些杜撰和“八卦”，对她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一次梳理，我们便能接近一个真实的朱安。

　　02 　　新婚，无尽尴尬

　　朱安，1878年6月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一个富裕的家族，她的祖上做过小官。朱安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子，她不识字，但识礼节懂礼仪，性格宽厚温和。她在29岁时，经亲戚斡旋，许配给绍兴城家道中落的周姓长孙，她未来的夫君是26岁的周树人，即后来我们崇敬的新文化闯将和旗手鲁迅。其时，他正在东洋留学，1906年初夏，鲁迅接到母亲虚报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成亲。7月26日，旧历是丙午年六月初六，一个吉日，明媒正娶的朱安，坐着大红花轿被热热闹闹迎进周家大门，依照传统风俗举行婚礼。作为新郎，周树人对这桩婚姻十分不满，他曾与朋友这样评说朱安：“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当鞭炮声断，乐奏停歇，婚礼完毕，新郎周树人进入洞房第一夜，几未入睡。新婚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许久，不想回新房，后来则睡到书房里。而在婚礼后第四天，他便和二弟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至此一去就是三年。

　　我们可以想到，新嫁娘朱安，一定十分尴尬而不安，非常难堪又无地自容，她无奈自恧也不知所措，因为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更不知道怎样应对，她只有独守新房，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人，在婚姻中一直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嫁入周门的朱安，却遭遇如此难测难解境遇，是她再也预料不到的。至此，她永生的苦命是注定了，新房孤灯，除了不停流泪，她只能无声哽咽。

　　03 　　一生，分居岁月

　　三年后的夏季，寂守空房的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她的丈夫回国了，她企盼借此与夫君重新聚合。但出乎意料，被她称作“大先生”的丈夫周树人，在家乡找到一份教职后，很少回家，就是在家，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后来鲁迅又远赴北平谋了职位，于是在漫长年月，他们都是分居。虽然“五四”之后，风气渐开，但是鲁迅也始终没有提出退婚。对这个以婚姻为人生归宿的女子，我无法勾勒出在那狭窄的木阁楼上，长年的夜夜空房，当灯火已尽，星月又沉，她有着怎样的无奈，经受着什么样的苦楚煎熬。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这个对“大先生”唯命是从的发妻，十分明理，她知晓作为女人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她曾向人诉苦：“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她显然无法完成第一项，于是只好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即是侍候好大先生和婆母。她揽起全部家务担子并任劳任怨，这一点，朱安很得鲁迅母亲鲁瑞的喜爱。

　　我能够理解，在那个年代，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成就婚姻的常规常态，与鲁迅同时代的文人，能列举许多，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成就的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都是经包办成婚并都是迎娶了乡间女子，夫妻间都是文化差异悬殊。这几位都是在他们遇到新欢后，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原配：郁达夫休了发妻小脚女人孙荃后，迎娶了王映霞；郭沫若弃了发妻张琼华，陆续有了新欢；徐志摩离了原配张幼仪，迎娶了陆小曼。但也有异数，如我的安徽乡亲胡适，还有前不久去世的季羨林，季先生不满意这桩婚姻，但在他眼中，太太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而爱打麻将的胡适太太江冬秀，她不但操持着胡适的生活，也管理着他的情感世界，致使他始终不敢越雷池。这两位，都与发妻生儿育女并白头偕老。

　　至于鲁迅先生与朱安，他们名义上的婚姻，一直维系到他们生命的尽头，朱安在鲁迅逝后，仍守在周家。

　　04 　　只有冷漠似旧时

　　1912年初，周树人应蔡元培之召请，来到北平在教育部任职，后来他购置了西直门八道湾11号，于是，朱安随着婆婆鲁瑞来到北平。在这里，“大先生”对她冷漠一如以前，仍然与她分室而居。在北方城市连语言也难听懂的她，变得更孤寂无助。其实她也一直在想改善与“大先生”的关系，在绍兴老家时，她意识到没有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曾请娘家兄弟帮忙，写一封信给在北平的丈夫，建议他纳妾。她认为，这样丈夫生活有人照应，也能生下一男半女。朱安的建议是旧式女人的善良和大义，信到了北平，引起鲁迅更强的反感，他不屑回信，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现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先生”待她仍然形同路人，朱安实在不得要领，这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从何挽救他们夫妇感情，她只有在远离故土的北国延续更为漫长的暗夜。

　　此间，“大先生”与弟媳羽太信子常有书信往来，不久，这个日本女人与朱安的小叔子周作人也住进八道湾。对于朱安，虽然同样孤寂凄楚，但毕竟与“大先生”生活在一起，她不无安全和满足。不料这种安全感毁于一夜之间，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迁出八道湾，同时他给朱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对于朱安来说，这两个选择都把自己逼上绝路。兄弟互不相容，她怎能继续住在小叔子家中。而回到绍兴，就成了丈夫不容的弃妇，这无疑是条绝路。朱安提出来，“大先生”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承担这份责任。鲁迅同意了她的请求。这让朱安十分欣慰，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丈夫的关系，她曾对家人说过：“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也算天遂朱安所愿，他们搬迁到砖塔胡同不久，鲁迅肺病发作，并且病情严重，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我在许多书中，读过鲁迅先生在北平的生活细节记录，但极少看到与鲁迅生活一起的朱安境况。我只能猜测，她在服侍病中丈夫的日子里，虽然忧心并且劳累，但这是她嫁入周门以来最舒心踏实的日子，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这是她拥有最长久与丈夫单独相处的机会。

　　　05 枯井里的蜗牛

　　　初来北平的日子，可怜的朱安，以为“大先生”有与她同房的意思，她整理好屋子，铺好了床和被，但是鲁迅却把床拆了，她痛楚委屈，从此也死了与“大先生”同床的心。鲁迅在砖塔胡同病愈后，买了一处新的房产，就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1924年，他迁居到这座经过修缮的小四合院，这座后来名声显赫的处所，是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笔墨战斗的基地，也是朱安和她婆婆终身住所，婆媳两人都在这里度过生命的终点。在这期间，鲁迅著有成就，他已出版了杂感集《热风》、小说集《呐喊》、论著《中国小说史略》。

　　朱安在北平的日子，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和生活，她看出鲁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她不可能在客厅待客访谈，只有端茶送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来访的鲁迅弟子对朱安很客气，有时碰见也称她为“师母”。但她心里很明白，“大先生”于她，永远是个外人。朱安唯一的安慰，是婆婆鲁瑞对自己认可。我收集到她在北平家中的一个生活细节，朱安每当做完家务后，就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对于自己的境况，这个苦命的女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墙底的蜗牛！我惊异这一个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对自己处境有这样准确的认定。但是，她的愿景却难以实现，墙壁和井口的距离太高又太远，蜗牛永生难以抵达，迟迟的日光，夜夜的空房，命中注定，这个与世隔绝无辜而不幸的女人，要在枯井般的孤独中度过凄苦的一生，夜正长，路更黑，她是一只永远也爬不到顶的蜗牛。

　　06 　　茫茫夜里一丝微光

　　朱安自搬出八道湾之后，至永久住入西三条胡同，一直主持着家务，掌管家庭经济开支。她每天在早午晚同“大先生”只有几句日常的一成不变的对话，此外，他们就根本没有叙谈。朱安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始终对丈夫毫无怨恨，别人提起她丈夫时，她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她的一切都寄附于丈夫身上，她始终不二地忠诚于丈夫。

　　1925年，西三条胡同21号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鲁迅正在这个学校兼课，她从3月起和鲁迅开始通信，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和热切。在学潮风波频起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斗争，鲁迅站在学生们一边，这一点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女师学生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在这样的风风雨雨时刻，我没有收集到朱安的态度和表现的记载，但我相信，她肯定能觉察他们师生关系的微妙变化，觉察到“大先生”萌发的钟情。1926年7月，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和许广平一同坐火车南下，因此朱安不难知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有一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大先生带着一个小男孩回家。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朱安明白，婆婆在这方面不会站在她的一方。后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她表现的态度是关切和友善。她接受了新的现实，甚至有些安慰，这仿佛是茫茫暗夜给她一丝微光，她认为大先生有了后代延续香火，自己死后也有人祭祀了。不少资料都有记载，朱安十分钟爱这个许广平生的叫周海婴的孩子，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07 　　悲情遗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北平，朱安把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书房辟为灵堂，她一身孝服为“大先生”守灵。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都刊出采访报道，它是我见过较为详细的有关朱安的记载，也是我唯一一次读到这个可怜女人音容和谈吐的描述。记者称见到的鲁迅夫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也都没有一点活力。”说她“年已届58岁，一身黑色的棉裤袄，头发已经苍白，梳着一个小头，面色黄黄的”。并说她“本拟即日南下奔丧，但因阿姑（指鲁瑞）年逾八旬，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事实上又难成行……。夫人说的是绍兴话，略带一点所谓京腔；我是靠了别人的翻译，才能完全听懂的”。记者好心地带来社会人士捐款，她却“始终不肯拿，只说盛意是可感的，但钱却不能收，因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先生（即许广平女士）给她带钱，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是不好接取的……”在这样悲痛时刻，朱安又人届老年，尚能通达而理性地处理这件事，再一次证明她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女人。

　　因鲁迅逝世的悲痛和纷扰沉寂下来之后，北平西三条21号家中，尚有八十余岁老母鲁瑞，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家里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日常开支唯有周作人、许广平汇款接济。在这困顿又悲哀时刻，一生从未迁怨过别人的朱安对于许广平，也一直心存感激，朱安说过，“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08我也是他的遗产　　

　　1943年，鲁迅母亲鲁瑞逝世，周作人将每月15元的供养母亲费用留给寡嫂朱安。因许广平被捕入狱，给她的汇款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了欠债地步。这时有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引发了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平制止此事。他们到达西三条胡同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的遗产，你们想过我吗？”这是我在所有记载朱安的材料中，难能见到的，屈辱一生的她，唯一一次没有隐忍，说得最激愤的话。这句话久久在我脑中回旋，应该算是她生命的“呐喊”。不知道她说出这句话时，是不是意识到，自己是与大先生那些毫无生命的书稿一样的遗物。

　　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监狱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朱安态度改变了，她再也不提出卖书的事了。后来，她在健康每况愈下时，明确表示把鲁迅的遗产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社会各界也曾不断捐资给朱安，但她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得知，对她十分赞赏。

　　几年之后，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1947年6月29日晨，在她婆婆去世的4年后，69岁的朱安在北平西三条胡同病逝。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村，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与周家有关的标记。

　　荒草萋萋，斜晖脉脉，这个为鲁迅守了41年空房，名叫朱安的女人，就像从来未存在过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曾去上海，参拜过鲁迅先生墓，但对于朱安终老归宿之地，我恐怕像许多人一样，没有去寻访的打算，也不知晓是否有遗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