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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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浙江绍兴的没落户周家正在为其大公子成婚。周家的大公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享誉文坛的鲁迅。在那个时代看来,这场婚礼不过是一对新人普通生活的开始,然而这却是历史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悲剧的开始。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戒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重新到日本去了。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41年的婚姻一片荒漠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去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
  文稿字迹。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