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眼高手低”

对我国的教学怎么培养研究生，我滥用一个词来概要——“眼高手低”。 眼高，即目标和眼界要高，盯住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要培养出最好的经济学家，能找到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发现最重要的挑战，鼓励我们的研究生能独立观察，有批判和创造的能力，要发现天才。手低，就是说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尤其是培养学生。什么是做得到的？需要认真讨论。简单地说，中国现有的高考制度严格筛选出来的学生是非常棒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国内最强的，比如北大、南开、复旦、清华等等，最好的学校里的学生的背景和接受的训练可能很接近法国制度。学习法国的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一步应该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训练。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所有的条件相加，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当然，我们眼还高，不应限于这些，还要把目标放在培养出有观察能力的经济学家上。
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
我把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概要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因此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我的全部说法。但是我表达的精神是很多经济学家们广泛共有的。
如前所述，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力的核心条件（必要）是要非常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经济学最重要的关于制度的内容有如下五个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2，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3，科斯定理。4，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这是我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司法制度的理论基准）。把这五个基准弄懂之后，经济学的精华大体就把握住了。这五个基准的共同点是“不相关性”（irrelevant），即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种制度的不相关性。当然，把经济学概述成五个不相关性的基准是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个理论基准，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这个理论讨论市场经济时有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在以上条件下才有这个不相关性。这实际上已经远超出一般均衡自身的内容了。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阿罗和德布鲁自己并没有讨论过计划经济，但文献中有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分析计划经济的，结论是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一样的。阿罗－德布鲁的两个基本社会福利定理实际上已经包含这层含义。实际上，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互相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上的结果。它们说的是经济制度同效益不相关。即在阿罗－德布鲁的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不一定必需用市场经济，用别的体制也可以达到。为了证明，需要的技术条件，对于计划经济同对市场经济是相同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定和现实并不正好是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任何解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差别的理论一定要超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范围。
第二个理论基准，莫迪格里亚尼-米勒（MM）定理。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公司不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一样的。MM定理所设定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是无成本的。MM定理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也就不相关。为了认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MM定理为指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定的条件。MM定理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公司金融的范围。实际上，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因此它同时指导我们认识货币的功能。
第三个理论基准，科斯定理是指导我们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它的结论是：只要交易费用趋近于0，法定产权的最初分配方式同效率无关。科斯定理说，只要定义好所有制，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在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是同效益有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导我们寻找答案的路：什么重要的现实因素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使得产权与效益相关。
第四个理论基准，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窄的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这是理性预期模型中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同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相似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卢卡斯模型为理解货币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准。至今经济学家们在为理解货币与金融体制而努力奋斗。有了这个理论基准，人们知道，货币的功能以及金融体制的功能一定在于现实中什么地方违反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条件，寻找这个条件就是指导人们寻找理论突破的道路。
第五个理论基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BS模型指导我们认识司法制度。该模型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对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互相比较。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法治最有传统的国家也同法院并行地同时有监管等其他执法形式。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哪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
按照我的见解，经济学结晶的内容就是这五个基准。它们以“不相关”的形式提供了理论基准指导我们认识现实中最重要、最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
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可能会对这五个理论基准产生两种极端误解：第一，误认为理论可以为现实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事实上这些关于不相关的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所有这些理论中说的不相关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特别相关的，甚至是最相关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简单照搬理论到实际，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失败。第二，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你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就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经济绩效，比如是否合同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为了研究为何所有制是相关的，我们要寻找是什么东西违反科斯定理的条件。这就是理论基准的力量，理论教给人们的主要就是这个。观察能力中，能够训练的部分主要就在于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问题的方向，这就是理论的帮助。
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是普遍适用，可以到处照搬。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寻找的是普遍规律。作为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抽象”意味着理论必须要离开许许多多经济现象的细节。一个普遍的道理只是给人们提供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所以经济学是为重大问题提供线索，而无法对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另一极端是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所以经济学没有办法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如上所述，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分析。
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大体上有两大重要标准，如果是政策性工作，那么标准是对政策是否有帮助。学术标准则是有无能力解释有疑问的规律性现象。从学术上讲，标准是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能否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什么贡献。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这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换言之，通过解决特殊的问题，找到普遍解，这是很高的标准。中国是特殊现象，要在这里找到普遍内容，上升到经济学，反过来发展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与法学看上去可以是根本不同的学科。但在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两者从来就不是分立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只讨论市场怎么运行得好，完备的竞争，从来不讨论完备竞争背后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条件呢？所有的合同都能执行，所有分配好的产权都能被保护。古典经济学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假定已经有人在干这些事。这是古典经济学能使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分开的重要假设（条件）。当面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变，忽略市场以外的因素，当没有这些条件时，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结论都变了。再比如说法学，为了定义清楚，往往把经济问题定义出去，假定经济上的东西都能自我运转完美，收窄讨论的范围，只关注法学。每个人都假定对方是完美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运转，一定要别人的条件满足，这是经济学与法学通常分开的历史情况。现在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和经济学，帮助两者合在一起。
经济学有好多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化和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的矛盾。现代经济学专门化趋势的发达，同进入经济学的人数增多是相关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工。这个专门化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有代价。代价在于本来领域的专门化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是人为的划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人为分开的。许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本是不便分开的。于是专门化可以带来很不好的后果。例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开，但现实不是按照宏观和微观分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货币制度，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功能又导致怎么去选择金融制度。在经济学的分工里，讨论货币的叫做宏观，但制度是属于微观的。那么到底金融制度是属于宏观还是微观呢？如果一个学者的领域很窄，所有的人都很窄，所谓微观的只知微观，宏观只知宏观，那么没人能弄懂货币和金融制度。这实际上真有讽刺意味。事实上至今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功能是什么仍不能有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至今还在寻找货币功能和它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想象，如果对什么是货币都没有好的理解，什么是好的货币政策呢？什么是好的金融体系呢？传统上货币被理解为交换媒介，记帐的媒介，这是古老的解释。但这样古老的理解，古老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就没有差别了。任何对货币的好的理解要能解释今币和古币的重要的区别。从今天看，货币的重要、核心的功能是在整个经济里帮助解决“广义流动资金”（liquidity）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由此才导致对货币政策的理解。货币政策是试图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整个经济中的liquidity。如果对货币的功能不清楚，怎么能通过中央银行调节经济中的liquidity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把货币供给的变化传递到经济中去？这些至今是经济学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把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跳过，假装不知，或者从来不知。但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去理解，是不可能用微观、宏观分开的专家做到的。给学生教学时，分开各个领域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训练。但帮助面对观察、分析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个界限经常要打破，包括做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是否定义在一个专门领域里，要看什么性质的工作。究竟是领域内的贡献，还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是领域内的贡献，可以遵守界定好的领域，但如果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界限就要打破。
理解比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如何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理解经济学特别重要的方面。当人们谈到比较经济制度的时候，往往以为这个领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比较，缺少对制度的总体的了解。然后，与之相联的就是如何去改革计划经济。所谓的休克疗法，正是由这种对经济制度无知而产生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有人说，因为经济学中有很强的假设，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将此问题反回去看看美国。经济学家最多是在美国，只要反回去看看经济学在美国的情况，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刚发生的重大的安然事件。经济学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然事件。我最近刚参加一个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合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安然的情况。会议讨论到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提供了许多东西帮助我们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分析思路，但直接套用，距离还是很远的。安然事件表明，简单套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即使讨论美国的企业亦然。所以很难简单地说，经济学是否适合中国，是否因为有经济学中的假设，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实际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思想方法，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如果人们不去分析问题，把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搬来做为政策，就糟了。休克疗法就是典型。只要看看休克疗法的提倡者是什么背景就知道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研究过比较经济制度，没有研究过中央计划经济，根本不知道中央计划经济是怎么回事，只是从教科书里搬来了经济学结论。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经济学本身造成的。在任何一门学科里，如果只去照搬结论，一定搞得乱七八糟。比如说物理学，是最成功的科学，但将之简单地搬到现实工程中，一定也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任何一个工程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物理学为工程科学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但并不提供现成答案。
无论公司治理结构，还是中国经济改革，每一个特定的问题，都有一些重要的特殊因素需要讨论。当经济学家面对特殊问题时，往往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从经济学中照搬的。有无经济学头脑，关键在于有无能力去面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观察和分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制度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从中去寻找什么样的假设是合适的，用什么办法去分析它。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帮助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面。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