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时代

蜗居地下的平民生活

    9月4日，在郑州市桐柏路和西站路交汇处，一座号称地中海风情的楼盘以均价4700元“低价”隆重开盘。在彩旗飘扬鞭炮齐鸣的同时，与售楼处一墙之隔的棚户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的镜头话筒都对准一对老年夫妻。

    这是一对退休职工，丈夫的叫陈新年，是曾经在煤井下工作20年的退休老矿工；妻子叫刘舒拉，是原郑州印染厂的退休工人。对于月收入仅有2300元的老夫妻来说，买房从来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但丈夫愣是凭着对妻子和女儿的爱，从年届花甲之年开始，用两年时间，靠着一把耙子和一个搪瓷盆，在地下挖出40多平米的“冬暖夏凉”。

    这里是原郑州印染厂的过渡房，100多间小平房住着100多户人家，其中不乏三世同堂。因为30年间一直被称为临时安置，所以这里的住户的屋顶始终都是薄薄的石棉瓦，夏季里屋内如同蔬菜大棚般闷热，天冷时又像荒郊野地似的四处透风。

    风风雨雨中30年过去了，工厂从红红火火走向倒闭破产，工人们从自给自足变成了捉襟见肘，旁边的窄道拓宽成了大马路，东面的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但这片棚户区三十年如一日纹丝未变，直到老陈夫妻俩的地下“蜗居”被媒体报道，包括当地政府官员的视线才突然聚焦到这里。

“原想挖个洞，最后却挖了间房”

    一排石棉瓦屋顶的平房尽头，砖头垒砌的高烟囱突兀在房檐上，一只风铃随风摇曳在烟囱的顶端，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风铃的主人就是陈新年和刘舒拉夫妻俩，而此烟囱并非彼烟筒，而是老两口的地下室换气通道。

    陈新年个头高挑，看起来似乎只有40多岁，或许是他的一头金黄头发误导了人们的判断，即使金发中夹杂着不少银发，但也很难让人相信他是64岁的老人。刘舒拉穿着一件斑马条纹的短裙，个头虽矮，但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同样很难让人看出她已52岁。

    9月3日一大早，不断有媒体记者来到他们家，夫妻俩不厌其烦地带领大家参观他们的杰作—那间耗时两年挖掘的地下“蜗居”。

     客观地讲，老两口的住房比邻居家要宽敞很多。

     进得陈师傅家的两扇绿色铁门是一个过道，过道上停放着两辆电动自行车，右手进去是一间小厨房，煤气灶和煤气罐贴着门框，案板横在最里面，旁边是一个蜂窝煤炉。继续走进门，屋内摆着矮柜、沙发和冰箱，屋顶上开了一个天窗，显得完全是一个简单宽敞明亮的客厅。再进到左手里间屋子里，则是一张双人床和脚踏缝纫机。

    经询问得知，“客厅”是单位最初的12平米“过渡房”，而“卧室”则是自己后来扩建出来的。因为他家把着这排房子的最东头，和东院墙还有大约10米的距离，所以他们在原有房间的东墙外，自行修了间同样大小同样简陋的卧室。

    老陈走到卧室的一角，使劲跺了跺脚，下面的一盏灯应声而亮，访客们这才发现此处是地下室的入口。沿着台阶往下12级，再左拐向下8级台阶，只需稍微低下头就可进到地下的“客厅”。

    这是一个大约长、宽、高各约3米的四方小厅，四周墙面刷着白色涂料，顶部横着的两截大梁，很明显就是铁道上的枕木。枕木之上是水泥顶，一截截用黑胶布粘接的旧电线规整地贴着墙面，电线的尽头是灯座和插座。地上放着一张单人床，旁边是一个带卡座的一体式音箱，一个简陋书架上摆着几本书，大多与健身和烹饪有关。

    “厅”的东墙上部透着光亮，那是与地面相通的采光和换气窗，南墙凹进去的是一平米见方的储藏室，地上放着的一只茄子摸起来冰凉，几瓶啤酒瓶的外表也挂着水珠，旁边挂着的温度计显示24度，比地面房间的温度低5度。

    话题自然围绕着这个地下室展开。

    老陈说，这个地下室冬暖夏凉，冬季很冷的时候，小平房里零下10度左右时，而地下恒温在20度左右；到了夏天，当地面温度高达4、50度时，地下室基本都保持在25度上下。

    “棚户房里夏天非常热，热到啥程度？屋里温度比外面还要高10多度，冬天却又冻得受不了。我退休回家闲不住，当时就想到，我是个矿工，可以在家里挖个洞。洞挖好后，想着干脆挖个房子，挖成小屋子之后，想着再往里挖挖，连厨房都挖出来，所以就又往里挖了近10米。”老陈带着记者走过长约2米多过道，尽头的左右仍是一米宽的巷道，巷道两面墙壁用砖垒砌，顶部则是水泥预制板，而换气用的烟囱则就处在这个上部。

    陈师傅这一挖就挖了两年，每次都是用耙子“掘进”，用盆子往外端土，按照老陈的说法是，“技术上比挖煤简单多了，只是地下不能打眼放炮，最多一天能端2000多盆土。”

    两年前，他听说这个地方要拆迁，于是便停了下来，直到最近媒体曝光时，地下室基本保持着两年前的老样子。

“我叫刘舒拉，也叫刘跃进”

    有哲人说，无论尊卑贵贱，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符号。没错，刘舒拉从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开始，历史的印迹都不断留在她的身上，她不仅见证了大跃进时代人们的狂热，也亲历了高房价时代生活在社会基层人群的窘迫与无奈。

    “我的名字是刘舒拉，也叫刘跃进。”刘舒拉说，那年代起名字都跟着形势走，报户口时，她父亲正好不在家，户籍警顺手给她起名叫刘跃进，所以至今户口本上还是“刘跃进”。

     从她记事时父亲就是科长，母亲是会计，至今家里还留着父亲60年代穿着西服的照片。她出生那年正是苏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广为年轻人传诵，于是她父亲就给她改名为“舒拉”，给她妹妹起名叫“舒娅”，刘舒拉至今仍为父亲为她改的名字而骄傲。

    那个年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她排行老二，因为当年有部电影叫《五朵金花》，于是她家姊妹五个就被邻居称为“五朵金花”。

    她家一直住的是平房，记忆中的儿时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晚饭后小伙伴一起在院子里玩老鹰捉小鸡，“老鹰抓小鸡，跑东又跑西。小鸡跟着母鸡跑呀跑，躲来又躲去。” 刘舒拉至今还记着儿时的大院生活，只可惜母亲1980年就病逝，时年49岁，三年后与母亲同龄的父亲也离开人世。

    尽管父亲是厂里的科长，但“五朵金花”并没有沾上父亲的光。姐姐高中毕业下乡当了“知识青年”，刘舒拉高中毕业成了“待业青年”，曾在厂“劳司（劳动服务公司）”端过盘子，卖过百货。母亲去世后，按政策规定可以由子女“接班”，妹妹舒娅这才成了“正式工”。后来刘舒拉转正进了印染厂，先后化纤、成品车间工作，经历了印染厂由80年代的辉煌到97年的倒闭和2005年解体的全过程。2005年工厂解体前，她选择了“买断工龄”，23年的工龄折合成23000元。

     刘舒拉说，20多年前，即便这样简陋的房子也不是每人都有份，要按工龄、工种和等级折算成分数排队。直到1990年，原来住这间房的小两口搬走了，才轮到她，而此时她的小妞（女儿）已经2岁，而如今小妞已经22岁。

     这一住就是20年，能够看得见的变化是，各家都在屋子前盖了间厨房，原来是公用水龙头被接进各家。但厕所一直共用一个，于是每天早上如厕就成了大问题。

   “最大的变化就是每月房租9元钱，另外每月每户交还要交5元卫生费。” 71岁的邻居闫喜忠说，这位1990年退休老工人退休前是单职工，一直住在单位集体宿舍。老人讲，郑州印染厂是当时全国三大印染厂之一，另两家在陕西和河北，最红火的时候星期天就三班倒，机器根本就不能停。为了能让儿子接班，他50岁就退休回到农村老家。儿子接班后直到儿媳妇生孩子，才有资格住进这里德过渡房。老两口从农村来给儿子看孙子，一间小房子不够住，就在房前院里盖了间小房子，后来又在旁边搭了间厨房。如今孙子已经12岁了，还依然住在这里。

    “1000块钱一平米，我也买不起房”

    9月1日，当地媒体报道以《不想当房奴向地下要空间》为题，报道了老陈要在地下挖出套“三室一厅”，在民众对高房价不断的抱怨声中，立即引起强烈反响，陆续有媒体记者前往采访，同时，也引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声明我们不是领导，咱先商量商量再说。虽然规划局权力有限，但可以把陈师傅的诉求转达给别的部门。”9月3日，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局长助理杨振茂进得陈师傅家门就先“声明”，同时对在场记者表示，媒体也应该多宣传政府部门如何解决群众困难。

    陈师傅对政府的关心表示感谢和理解。他说，以前西站路还没有拓宽的时候，这里一直比较偏僻，领导不容易发现这里的棚户区，要不早就给解决了。

    杨振茂称，他进入城乡规划局工作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居民如此生活状况，打心眼儿里佩服陈师傅为改善妻女居住环境的责任意识。但他也解释说，按照郑州市政府的城市规划方案，因为此棚户区上空架设有高压线，所以规划为街头绿地，不再建造居民住房。

    “廉租房是保障住房，有现成的渠道，属于房产局，希望能早点解决。”杨振茂建议说，在该棚户区居住百余户市民，其成因有多个历史原因，需要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处理。

    “地下室怎么处理？如果尽快纳入政府保障尽快搬走，当然这个地下室也就没有必要留着。但没有纳入之前，这是很具体的问题，也是他们监察支队的职责。这个地下室你有什么想法？”杨振茂很快将话题切入实质性内容。

    “谁不吃饭？谁不洗衣服？谁不愿意住好房子？我的想法当然是尽早安置，安置完了，这地下室也就没有必要留着了，既解决了群众的问题，领导也有了面子。但买房我没有那个能力，即使1000块钱一平米，我也买不起，给廉租房也可以。”陈师傅停顿片刻后接着说，“让我自己先走也不可能，要全部搬走，俺才搬走。不是我思想好想着群众，是我不愿意让其余100多户骂我。”

    同行的规划局监察支队办公室主任赵明浩则表示，查处违法建设，要谈依法行政，也要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实处。“我们的意见是妥善安置以后，再说下一步问题。”

“我们都苦都苦了20年了，也不在乎多熬这几年。”临了，陈师傅补充道。

    “地下室装满了我们的幸福”

    9月3日下午不到2点，刘舒拉就出门去了区里的廉租办公室。3小时后，她带着一些表格回到家中，廉租房的事情似乎有了点眉目。

    老两口在卧室商量了片刻，回身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陈师傅点了支香烟，刘舒拉的手自然地搭在丈夫的膝盖上。

   “如果我们有房搬走了，我还真舍不得，为啥呢？这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我们在这里注入了很多感情，我们的幸福都在这里，我的老公给我们家挖地下室，让我们享受，这是我的自豪，也是我最幸福的回忆……”刘舒拉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与刘舒拉的接触中，，总能听到他对丈夫的赞扬。她说最初她家房子和别家一样高，丈夫退休回家后，曾花费一个月时间，自己把房顶加高了一米多……

    的确，在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简陋但很整洁，随处都能看到陈师傅的“身影”：屋后是陈师傅搭建的储藏室，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工具；储藏室后面是一片小菜地，种着芝麻、青菜和韭菜；房子的东边被陈师傅封闭成一个小院，、石榴树上挂满石榴，墙边是一块花园，夜来香含苞待放，爬墙虎生长茂密；与地下室垂直的地面上，已经垒起两间小屋，沿着用脚手架竹板改建的楼梯上去，是一个露台，露台上放着一个简陋的喷雾器，所有的花草施肥除虫都是陈师傅自己操作。

    原本12平米的小家，经过陈师傅用心经营，一年比一年变得宽大明亮，加上地下室的面积，足足超过了200平方米，四处都充满着温馨。

    在刘舒拉眼里，丈夫不单勤快手巧，而且还是善于体贴妻子的大丈夫，“我更年期脾气急躁，偶尔耍点小性子，这个时候他就躲到地下室去，过后等我平静下来，他会推心置腹和我沟通沟通。”刘舒拉说，比起灾区的灾民，这样的房子要好很多，何况老公对这个家这样好。“虽然我不富有但我很幸福，说不攀比金钱那是假话，但人要学会知足，不知足也要学会知足。”

    刘舒拉说，他们两口从来不打牌，但喜欢听听音乐，最喜欢跳舞，如今两人天天跳舞，把跳舞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跳舞过程中，两位舞友的经历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俩。

    舞友中的薛阿姨非常有气质，从来都是老伴帮着她背着包，陪她去跳舞，老太太打腰鼓扭秧歌时，丈夫就静静地等在一边。薛阿姨的儿子也是孝顺出了名的，曾特意给父母订了酒店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但不幸的是，除了薛阿姨本人之外，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患了癌症，三年后，薛阿姨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舞友做了20年的建材生意，生意场上顺心如意，但却患了乳腺癌，化疗后头发全部脱落，一个乳房也被切除。祸不单行的是，她耗资60万元买的CBD商铺，被不法开发商“一房两卖”，为了防止被另一买家强占，如今她只好每天住在铺子里坚守着。

    “跟他们相比，虽然我们没有钱，但却有个还算好的身体。既然我们过上这样的生活，就不能不开心，我们坚持出去锻炼身体，这样才算是爱护自己、保护家人。”刘舒拉用23年工龄“换”回的钱，买了两辆电动摩托车，远的地方没有钱去，但郑州近郊他俩已经转遍。“以前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是因为孩子小要花钱，撵着咱干活，现在孩子大了，就该轮到我们出去玩”

    面对不断高涨的房价，他们早已打消了买房的念头。刘舒拉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买房，不想给自己造成压力，目标实现不了还不利于身体健康。即使将来女儿和女婿发达了，主动给父母买房我她也不会要，她不愿意让女儿在婆家抬不起头。“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再说我也不想欠人情，否则一辈子都还不起。”

     “一辈子啥成绩都没有，这一退休，也就再没给国家做啥贡献，而自己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无产阶级。”陈师傅很认真地说出这段话，别人听不出他是发自内心，还是在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