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那 “俗不可耐”的灵魂

拿什么拯救你，我那 “俗不可耐”的灵魂

　　一切无益的娱乐对于人都是坏事，因为人的一生太短促了，而时间太宝贵了。…只有对自己的不满、闲散的苦恼、对淳朴的正常口味的丧失才使邪门歪道的娱乐应运而生。…还没有一个民族因为酒消费过多而灭亡，但是所有的民族都因妇女的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遭到灭亡。

——卢梭

　　这是自己刚刚读完一本书里的几句摘抄：一生高唱自由的卢梭，在《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却深感小城日内瓦在引进剧院后隐含盲目而危险的道德危机，他痛斥法国巴黎的风气让男人丧失真正的勇气，那里的人们谈论爱情、悲剧、女性的媚态，正是如此，男性因为谄媚的做作却愈发柔弱，它的最终后果是城邦风气的退化。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呢?不过，我们如何去理解卢梭告诫后人的自由?——这一直在困扰着思想界的人们。这个既让康德为之着迷却又让伏尔泰大加鞭笞的思想者，从来让自由主义者难以分辨他的真实面孔。或许我没有能力去体会卢梭深远的告诫，他自己也不期待大众的领悟力。不过让今天所有人看来，卢梭这几句话似乎过于严重了，他仿佛低估了人的自我为善的辨别力。当然，卢梭似乎很不相信处在全面堕落的社会中的个体。

　　卢梭身处的，正是法国路易十四开创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那里有着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也有仲裁处理民间风气的严厉的裁判委员会。卢梭为此深受其害，却也曾劝请日内瓦政府不要引进败坏风气的剧院。

　　这些，让我联想起今天文化领域开展的反三俗运动。

　　俗，不可耐

　　木然先生指出：“俗”是一种自由——自由就是这个样子，生活方式如何，趣味如何，那是每一个人的选择，权力无权干涉，社会的其他人也无权干涉。是的，哈耶克承认在道德领域也存在自发秩序，理性的、良善的风俗最终会在法治社会的规则引导下走向胜利。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对某些个体行为的“庸俗、低俗、媚俗”那样在意。尽管如此，木然先生也设置了一个前提：在没有干涉到他人的前提下。

　　娱乐传播的存在，让本来作为个体的行径放大到了全社会，在炒作效应之下，我们已经很难再说这些展示在大众面前的行为仅仅是个体性的。因为尊重个体选择，我们仿佛不能去责骂那些愿意挑战道德伦理界限的个体。那么，责任处在媒体身上吗?似乎，他们也有借口，声言这是市场运作的法则。例如凤姐，在这样的娱乐消费时代如鱼得水，越骂越赢得活动组织的“关爱”，毕竟有那么多手机镜头对准这位丧失自我认知力的女孩，一睹她还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在大众化视频、论坛盛行的今天，人们对罗玉凤的观看，是一种撕裂她尊严的方式，把她扔在舆论的斗兽场中，为她的丢人现眼而尖叫。反观这种审视造成的道德后果则是：对于弱者多了分厌恶，少了分同情，更增添了丝谩骂的乐趣。

　　可能有人会说，即使是低俗文化，也有其相应的消费群体，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和道德标准，都应该容许其合理存在，交由公众自主选择。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公众的消费选择却并不尽然正确。马诺的走红，甚至出乎《非诚勿扰》摄制组的意料。这似乎展现了社会弥漫的某种病态的消费观：空虚之余少了可填补的东西，人们仿佛在寻找一种具有突破性的狂欢。那些需要沉淀的美好事物让快节奏的人群不可适应，因此快餐性的文化也让“垃圾食品”有了可乘之机，毕竟，在标题化的信息世界中，最先抓住眼球的正是那些挑战人欲望底线的事物——金钱、美色、性乃至扭曲、丑陋。恰巧的是，畸形的腐肉容易招来盈利的苍蝇，后者嗡嗡地传播到全世界。

　　危险地苗头正在出现，而这些，都名正言顺地给打击三俗找到了理由。正如杨恒均在自己博客里说的：谁不知道中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庸俗、低俗和媚俗已经成为主流了?当然要反!不过，老杨话题一转：如何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触动高层在所难免，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后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或许，这本来并不像是一场运动的动员令。可恰在这个时候，郭德纲事件的出现却让人忧心忡忡，看起来，这并不仅仅是句口号，相反它落实的，是行动。

　　一个“反”字，总是牵动人的神经

　　一个反字，总让人联想到封杀。尤其是近期全面封杀郭德纲，来得太令人意外。关于郭德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不做解释，萧瀚的《郭德纲事件的是非与教训》里解释的很详细。不过，可以判定的是，郭德纲无疑惹怒了文化管理部门，一时间来，官方媒体口径一致得令人可怕，甚至就连郭德纲一切出版物品也被统一下架。

　　为此，事情正在产生变化。民间的声音突然膨胀起来，似欲与官方唱反调，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封杀”上：人们对这一行政性的举动充满警惕，害怕最终演绎成扩大化的运动：一个粉丝众多的著名艺人，会因为对一件小屁事发牢骚而即刻遭遇封杀乃至多种挫折，可见权力的能量和肆意实施封杀手段的权力多么霸道。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下一个封杀的，会不会是自己。于建嵘为此担忧到：面对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弱者。今天你们可以用手中掌握的有限权力封杀了郭德纲，难道就不会有更大权力的人封杀你们吗?因为这种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封杀，绝不会就此罢休。

　　记忆总是被拉到从前：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亦或是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人们的意识里，政府始终不断善意地去寻求道德的高点，像古典城邦的教育者那样，去塑造积极的个体。古典城邦欲以实现城邦与个体的统一，这一古典教导成就了近代国家主义美妙的集体诉求。然而，历史里呈现的阴谋乃至机会主义让人们看清了背后那双权力黑手，它不停地在抹黑道德的白布。以至于人们已经分不清何谓道德的诉求，何为权力的诉求，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选择不加反对的不相信。这来得简单、干脆，却也最终割断了民族意识里的良知。

　　为此，面对道德诉求的政治哲学始终在向消极的领地躲避，仿佛柏拉图在叙拉古的失败过程提前演绎了两千年后的政治图景。面对道德的堕落，恐怕应该如有人说的，保持中立才是政府最大的美德。这是近代以来的民主政府的模板：所谓的政治中立性，实际上是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设置了一个政治伦理的底线，它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政治对人们一视同仁，亦即对各种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或者学说、教义持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甚或是淡漠的态度。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讲，或许，对人性的绝望以至于人们绝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真正的哲人王。尽管，从美好的程度上讲，它下降了，但是，它似乎更加安全。

　　道德理想国的坍塌留给人牢固的印象：塑造哲人王来引领道德就是“极左”。学者吴祚来为此警告：反“三俗”不能走极端,更不能走到改革开放前极“左”的老路上去。

　　反三俗，该靠什么

　　某种共识正在形成：他们无一例外反对政府煞有介事的介入——“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国家强制人们将其变成天堂” 。相反，它需要社会，需要社会而不是政府对于反三俗达成共识。徐贲在《美国是怎样反“低俗”的》中详细引述的美国做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第一，反低俗是社会的要求，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的自行规定。美国公民社会启动改善或改革要求(例如负责进行裁判的民间NGO组织)，并由国家权力机构来回应。第二，反低俗是在法治程序中形成的，介入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法院，不是政府。最后形成规定的权威性也是来自法律。第三，必须由负责的主管机构对符合“三俗”的事物做出非常具体、详尽的法律界定。例如，划定敏感词，给出惯例法案。

　　当然，这注定是个庞大而繁复的立法过程。

　　还记得睢宁的一位县委书记曾道出过中国道德管制面临的窘境：“那些中间地带谁来介入?你给我一个答案。在中国国情下，除了政府，还有谁去发挥作用?” 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下国内的民间组织尚处于高度空白时期，无论是NGO构建还是法律的逐步完善，这终究需要过程。可面对急需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睢宁小城的道德理想国，还是中央下文件反三俗，都是基于某种话语权姿态的急功近利，它忘记了权力的本性会因此自我导致扩大化的失态。如何应对这种空白的尴尬，这需要点艺术。总的来说，为了合理地维护国家与社会的间隙，国家或者政府，理当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退出，用以给社会的自发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为此，这种民间与政府合作的形式应该成为未来文化、道德治理的主要模式。

　　还有一点最容易被忽视，那就是媒体必须承担起合理引导公共喜好的责任。尽管，放在当下这些准官方的媒体的语境中，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不过，互联网以及各大商业性媒体，倒更应该在如何处理“个体选择”上把握好尺度。在个体本位的意义上，我们尊重各种不妨害他人的一些较为出格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个体有俗的自由。但是，如果说个体的俗通过媒体的放大来影响周围的人群，那么，这种被放大的俗的自由恰是应该受到规劝与惩罚。美国著名的1975年“FCC(联邦传媒委员会)胜诉太平洋基金会”案则是这一原则的法律注脚——美国太平洋电台必须承担因为传播独白表演《脏字》(滑稽表演家卡林(GeorgeCarlin)录制)而造成的不良社会效应的法律责任。

　　拿什么拯救你?

　　没有人愿意浸润在庸俗、低俗的文化语境里，正如卢梭警告的那般，男人会因此丧失勇气，女人会因此放荡淫逸。然而，任何一个对民族前途抱定责任的个体，都会感慨有种奇怪的力量正在剥离内心中的价值情感。在我讨论中产阶级的集体溃败时，就意识到政治冷漠与价值虚无会掏空一个作为稳定力量的政治存在根基。回首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那些高尚的事物往往与政治的某种诉求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将其笼统地定义为人道主义复兴。然而，印衬出的，是之后二十年泼皮脸式的犬儒情结，以人为本的今天，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一股民间的合力，去布道、传播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挫折也好，自我放逐也罢，最后的事实却是人的无根、无所依靠，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

　　有人说的好：清除被污染的精神，最好的办法是有一种新的不被污染的精神取而代之。相比起图书配给制时代的氛围，文化与精神生活反倒一步一步地被蚕食。或许是劣币驱逐良币，在绝大多数城市里，只剩下了毫无价值的躯壳还供人们留下点历史的点缀。为此，精神文化的位置很尴尬，留下来的，也最多是人们自封高雅的摆设，供游客去体味虚假。

　　因此，注定有人会抱怨：那些不“三俗”，那些有思想性、有人文关怀，那些真正忧国忧民、发人深思的好作品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这些作品有，不过翻找书后的印数，常常是万本以下，影响力自然可见一斑。当然，木然先生或许也说得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高雅思想大师的书能有几个人看得懂呢?

　　可是，还有主流的价值体系正在努力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他步履虽蹒跚却也信心满满，在指责某些媚俗的现象之余，他似乎也陷入了一场与“非主流”进行的孰是孰非的媚俗之争——那些“非主流们”再一次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句子很精练，却一招点题：那就是，主流的并不一定都坏，可是他仿佛欠缺力量，他需要并且也容易滋生因向权力谄媚而生成的虚假之俗。另外，他无可避免地碰上了一种独到的叛逆方式——现代犬儒主义：这种彻底的“不相信”使得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那些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了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写在最后

　　不管怎么说，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化号角吹响了，究竟它的影响如何，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因此也给本文的结尾带来了难处。这里，还想借用卢梭在信末的最后几行字，有谁能体会他真正的修辞呢?——

　　假如有朝一日私人利益硬要把它(腐败的戏剧形式)引进我们的城市，我预见到它的后果是不妙的，我本想指出更多、更多，但是这意味着对想象中的不幸过分担忧，我们政府当局的警惕性对它也许会预为防患。我无意去教训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们。我只说了为安慰我的轻年的同胞所必须说的话，因为他们失掉了祖国曾为它付出很高代价的娱乐。

(作者：吉庶；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