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读书不可以有成见

朱健：读书不可以有成见时间:2010-09-08 14:08 作者:朱健点击:350次
　　“不可以有成见”，是我国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一条重要的读书心得。他说，“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金元浦主编：《阅读的欣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在这里，先生是从做学问的角度讲的。其实党员干部读书也应如此。
　　把书分为正邪好坏有用无用两类，提出要读这个不能读那个，是当前读书有成见的一个主要表现。如有的作者提出，领导干部要读“正派”的书，即“能教诲、指导干部端正思想和工作作风，陶冶情操，亲近群众，服务大众的书”；而读什么“厚黑学”、“官场秘诀”之类的书，“只能培养官员投机钻营的不端，高高在上的霸气，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有的作者则以《庄子·列御寇》中一个叫朱泙漫的年轻人学习屠龙之技无处施展的故事来说明只有读好书有用的书才有益。出于道德等原因，以一定的标准把书分为好的与坏的，这对青少年来说也许是必要的，就如同电影分级。对于已经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成年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等等，如果这样做就有画地为牢，自搏手脚之嫌了。
　　什么书叫好，什么书叫坏，且不说在多元社会中，即使在我们党内甚至高级干部中，有的也是各有看法，很难不约而同的。比如许世友将军曾在一次讲话中就对看《红楼梦》提出批评，说《红楼梦》写的都是吊膀子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而毛泽东却说，这个观点不对。（徐开福著：《许世友的晚年岁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吴宜等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188－194页）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近年撰文则披露，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读得仔细，而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对同一本书的评价不仅因人而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其社会评价也是会变化的，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往往此一时，彼一时。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出版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出过数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反面材料”变成了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不仅推动了国内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外历史上形形色色禁书的“平反昭雪”，也是一个明证。可见，“普世”的好书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书的成见，要害是片面强调而且夸大了书在社会意识形成中的作用。事实上，读好书未必就不会引起某些人的坏念头或者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有的人正是读了文学名著之后想入非非，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的。由于人们对各种社会事物的认知结果中，往往投射着自身的需要、动机、态度和经验等主观因素，同一本书的阅读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把读书获益与否同书的好坏简单地联系起来，只能得出肤浅的似是而非的片面认识。应该看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社会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社会存在决定的，书在其中大多只能起到“酵母”的作用。一些官员投机钻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从根上说还是体制的缺陷使然，并非是由于读了“厚黑学”、“官场秘诀”之类的书。读这种书也不是“只能培养官员”诸如此类的恶习。一个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要职的官员，如果已经确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读一读这类书倒可以起到知彼和加强防范的作用。一些官员热衷于读某些“坏书”，说到底是有“用武之地”。有些领导干部视野狭窄，见识浅薄，能力低下，甚至做出有违党纪政纪、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事，往往与读书太少，涉猎不广，修养欠缺有一定关系，而不是读了什么坏书。
　　带着成见读书，必然造成“偏食”，产生偏见，等等，有百害而无一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或党政机关的文字工作者，还是“好书”“坏书”都看点好。且不说毒草可以肥田，接触细菌可以增强免疫力，且不说在读之前就把书分为好坏两类没有根据，就说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员，你不读一点“坏书”，怎么知道它说些什么？怎么开阔眼界、掌握动态？怎样使工作更有现实针对性？比如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如果不知道有哪些歪理邪说，从何引起？导向何方？总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有枣无枣打上一竿子吧？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约《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谈过一次话，开头就批评《文汇报》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半个月后，马达看到胡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的复印件。胡在信中说，最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认为很好。马达揣测，在约他谈话之前，胡并没有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或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他就匆忙下了断语。(《马达自述》，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页)任何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担负着相关领导和管理责任的各级干部，读书应该有自己的眼光和判断，不能道听途说。
　　读书不可以有成见，但读书的确需要选择。这主要是就完善知识结构与做好本职工作而言的。大力倡导党员干部读书，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目的是优化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增强其创新能力。在有限的时间里，根据自己的工作及学养等实际，多读急需读的书，是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须的。在一定的时期，围绕全党或本地区本部门的中心工作，指定相关人员读一些必读书目，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绝不是说只有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或者说本专业的书才是有用的书。我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大量阅读看似与自己的专业无关的古代文献，从中收集研究科学史的资料，卓有成效。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说，与读什么相比，怎样读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然而洪秀全读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却将其作为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的工具，成立拜上帝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可是教条主义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杀鸡或许不宜用牛刀，但可以借鉴屠牛技巧。如果那个朱泙漫能够举一反三，“活学活用”，把屠龙之技运用到屠牛、杀猪或宰羊等等上，一不小心成为屠宰界的鲁班、华佗，也不是绝无可能的。
　　所谓书，无非是某种知识、观念、理论、事件、想象、情感等的载体。就个人而言，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需要等把书分成三六九等，是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天下无无用之书，书也无所谓正邪好坏，硬把某些书定性为好书，哪一些书定性为坏书，就比较勉强了。所谓好书，如同美食，既可让人一饱口福，也可让人食后生出某些病来。一项持续20年之久，样本涉及我国24省69个县6500多人的研究表明，目前困扰国人的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肾结石、高血压、白内障和老年痴呆症等，大都与过量吃动物食品包括鸡鸭鱼肉蛋奶有关。所谓坏书，如同鸦片，既可成为毒品害人不浅，也有入药治病救人的可能。读书的关键，是读者要有自己的眼光。面对泥沙俱下，形形色色的读物，要相信广大党员干部的辨别能力，要相信大众的智商是可以卓裁的。总起来说，开卷是否有益，关键不在卷而在开卷的人。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某秀才过沟，捧着书本找不到答案。农夫告诉他，一跳就过去了。秀才听罢，双脚一蹬，往上一蹦，结果落入沟中。农夫给他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秀才看了埋怨他：“单脚起步为跃，双脚起步为跳，你该说跃，不该说跳。”这个秀才的教训说明一个道理，书无论好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作者单位：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共识网-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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