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长征红军绝境逢生，柳暗花明的陕北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陕西的党组织，并没有甘于命运，而是和湖南、广东、湖北、江西，鄂豫皖。闵浙赣等边界区的党组织一样，先后发动了两当，靖远，西华池，渭华起义。虽然叠遭失败，还是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31年9月，刘志丹所部在甘肃合水县南梁葫芦河边的稻水湾集结，整编为陕北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秋，部队与晋西游击队（阎红彦领导）和商贩武装在南梁锦庙会师。翌年2月，奉命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以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2月，部队又改回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省委书记杜蘅撤消了谢、刘的职务，改游击队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自任政委，以王世泰为团长。1933年5月，二团离开了照金根据地，奉杜蘅命南下渭南、华县。留在根据地的部队重组二十六军第四团，和在耀县起义的王泰吉骑兵团合并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0月，失败后的第二团余部由王世泰，刘志丹带回照金（杜蘅叛变）。刘志丹担任指挥部副指挥。11月7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成立，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正式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早在1928年秋，黄埔军校毕业的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回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就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现在他开始把自己的这个想法付诸革命实践。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四合台工农兵代表会议后宣告成立，以席仲勋为主席。正式开始政权建设。3月，红军与赤卫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八个团的围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7月，谢子长带陕北游击队和赤卫军来会师，接替高岗担任四十二师政委。1934年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荔园堡召开，成立以席仲勋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刘志丹为主席。根据地空前巩固。翌年2月，粉碎了4万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进占安定、保安等六县，根据地扩充到20余县，百万人口。同时，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合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以惠子俊为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以谢子长和刘志丹为正副主席（2月21日，谢子长伤势恶化牺牲）。9月18日，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胜利地迎接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来，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至此，长征在险途上的中共丢弃了在南方的所有根据地。仅余陕北这一块红色土地。它为已严重减员的长征疲惫之师提供了憩息地，为毛泽东重整旗鼓，以图再举的大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如果，毛泽东没有从哈达铺的旧报纸上发现这块还在共产党人手中的根据地，成立陕甘支队，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突破渭河防线，创建陕甘新苏区的方针便无由提起。仅剩七千人的哀师将仓皇不知所向，在国民党军持续的围追堵截中，终会消耗殆尽。此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北不仅为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事实上挽救了主力红军。
1962年，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由工人出版社编辑出样书，征求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并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连载的方式问世。作者刘建彤，是一个喝着延河水长大的陕北女子，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学生。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她深深了解和洞悉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的感情。所以借助笔墨，用她非专业却充满深情的文字，写下了刘志丹短暂和光辉的一生。书中谈到了陕北根据地作为长征红军最后的落脚点，挽救了红军，并成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发地。由此可见，刘志丹以及战友们，和他们创建的这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但是这本书并没有遭逢象当时推崇的《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创业史》一样的红运。却因为，写西北革命，就不能不牵扯到高岗（他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二十七军前敌指挥兼政委，事实上是陕北红区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何况，作者还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女人。他是刘志丹胞弟，当时任中央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红军时代的二十六军二团长，陕甘苏维埃主席，军委副主席）的妻子。极易被认为是借刘志丹为自己家族脸上贴金。与中央争正统。中国当代一场巨大的牵连了无数陕北老革命和万余刘志丹的家乡父老的文字狱就以这本书构成，并为祸十八年。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书中主人公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所以牵连到席仲勋，是因为他曾两次审阅样书，约见作者。党的历史上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内部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看了《刘志丹》送审样书后，认为小说涉及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赞成出版，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面向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反映。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并于8月24日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件事。康生当时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在信中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小说的性质就这样起了变化。
这个时候，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也正是毛泽东在会上讲阶级，讲矛盾，批评各种翻案风的时候。康生的皮包里夹着一叠精心准备的有关《刘志丹》的材料。当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他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警觉起来。席仲勋们的命运就此定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主持人和策划者，所以，自1963年5月审查报告出笼后，这一冤案不但构成，而且上升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或言西北反党集团。到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的阎红彦未能逃过一劫，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他，遭遇大批判和无以言传的凌辱，于1967年1月8日自戕而死，与千百因《刘志丹》一书而蒙难的冤魂一道魂归冥界。当年，陕甘宁晋省委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之流将刘志丹，高岗等逮捕欲肃反时，奉中央之名，从十五军团参谋长，保卫局长戴季英牢笼里救出刘志丹等的前中共中央保卫局领导，西北局统战部长，国家经委副主席贾拓夫早于1959年与彭德怀一起倒台。此次也是新老旧账一齐算，从吉林农机厅厅长职上被拘，囚禁于北京郊区某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席仲勋被监禁八年，刘景范七年，李建彤被专案小组列为“案犯”。1970年4月，她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不能再见朗朗乾坤。
五次围剿，由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南方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里所说的“北方”，也包括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把它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真实情况，没有夸大和缩小。况且，从地域上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一些因形势变化，由新的思潮，运动，甚至政党，团体发动，成为一种社会变革力量临时汇聚的地域，也有可能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历史际遇，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核心地域。也就是形成一个新的中心，这很正常。大革命时期，广州汇聚了消灭军阀，争取独立解放和统一的革命力量，并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它就是一个中心。红军时代，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开创的苏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后来，上海临时中央迁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苏区，红军革命的中心。长征转移，使主力红军和党中央不得不把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和北上抗日的出发点。陕北就成了新的革命中心。连毛泽东后来都承认，中国有两个中心，真正的抗战的中心在陕北，在延安，国民党临时首都的重庆，只是一个统治政权的中心。十年红军战争末期，陕北会聚了所有的主力红军，完完全全统一在一个旗帜下，不再是若干山头。它不是正统，难道是旁门左道？此后十年，延安一直是敌后抗日的中心，但一个事实是，没有前期的陕北根据地，就不会有延安这个中心。这就是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应该说，中央苏区，鄂豫皖，湘赣，湘鄂黔、川陕，陕北苏区都是正统。所以只奉自己为正统，那是山头主义在作祟。容不得别人正确，和自己并驾齐驱。因此，康生才能揣其心思，得售其奸，制造冤案。我们要科学真实地再现历史，就要尊重史实本身。包括那个历史阶段真实的人，和他们所起的作用。至于后来的发展变化，属于后来的阶段，它不能改变已成历史的事实。这才是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