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何时失去对“道统”的担当？

最近，著名学者资中筠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达了一个观点，“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在学界引发一阵热议。当下重提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确非常及时，但知识分子失去对道统的担当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资先生认为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纵观历史，这个判断似乎与事实有一些出入。
　　今人读中国历史常会奇怪，君王淫威之下的人们应该极度缺乏尊严，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直接面对君王，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藐视”君权的狂人，虽然难免结局凄凉，有的要被杖责，有的会遭杀戮，甚至遭遇灭门灭族之祸，但民间的清议，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舆论”，还是公然站在他们一边。皇帝对这样一种状况，也好像没太好的办法。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他们倔强地认为，“治统”在皇帝那儿，但“道统”却在我们手里。
　　
　　“旧道统”被颠覆
　　何谓“治统”和“道统”？简而言之，“治统”，就是指控制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的传承，“道统”，则是指管理社会、指导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用现在的话来说，“治统”是一种统治权，而“道统”则更像一种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治统是由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君王们传承的，像军队、监狱等等都是“治统”的外在化，它的威力人们随处可见，道统似乎比较空幻，然而它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小到后辈们在家长面前说话的语气，大到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都由它所规定。而对治统来说，道统更决定着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古代中国，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们，他的统治权并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要披上合法而又神圣的外衣，就必须依靠道统对臣民们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教化和宣导。
　　古人非常重视道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认为，道统经由圣人一脉相传，它的正确性是先验的，而治统却常常会因摊上一个坏皇帝而出问题，所以，绝不能让治统脱离道统所设置的既定轨道。现在我们看王夫之的议论，好像颇有点自恋，但古时代的读书人对道统这个东西看得是极为神圣的。因为自觉掌握了道统，他们既有自豪感，也培育了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很多读书人，住在穷乡僻野，吃了上顿愁下顿，但物质上的困窘却并没有消磨其胸中的激情，一有机会还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旁若无人，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是道统的继承人。
　　帝王之统是为“治统”，儒者之统则是“道统”，二者的领域里各有各的“国王”，读书人坚持这一点，皇帝们也一度是认可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宣称，自己治国遵从“圣人之道”了。可是，当历史发展到洪武皇帝朱元璋这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不仅要当掌控政治权力的皇帝，还要当意识形态的“教主”。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他。
　　《明史》记载，洪武元年3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势已定，衍圣公孔克坚看来根本就不想让新政权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观感，赶忙派儿子孔希学来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新主，朱元璋很不高兴，给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要挟对方“称疾则不可”。圣人的后裔当然体会得到“不可”这二字的力量，孔克坚“惶恐兼程进”。事实证明孔克坚并没有说谎，洪武三年春他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在千百年来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这个新主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当然也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孔子早就说过，治国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悦，远者来”，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别人来的呢？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分析，孔府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态度，朱元璋根本没必要这么做，这不会给他带来实质的好处，只会让天下读书人侧目。但朱元璋既然这么做了，肯定有他的算盘。笔者以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的粗鲁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看老黄历是不行了。
　　
　　“新道统”的要害
　　朱元璋对孟子的强烈不满，和其“删孟”的举动，更是他建立“新道统”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元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呢？
　　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更反映出他不以“旧道统”为然，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世俗政权的国王，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明以后的发展
　　明太祖究竟有没有资格和儒者争道统的话语权？
　　这个问题，他自己当然认为是毋庸怀疑的。在《明太祖集》中，我们看到他毫不谦虚地自称得了“先王之道”的奥妙。他是怎样得来的呢？他说自己绝不是从儒者那里得来的，儒者只不过是圣经贤传的学习者，这些儒者又都是凡胎，学习的过程中屡有迷误与过错，而他自己则不同，通过“中积群言，加以比较是非”的艰苦努力，从圣经贤传中直接体认，终于把“道统”接到了自己手中。一个没有上过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虽能诌几句诗也是全无文采的人，他越是对文化典籍和“圣人之道”一知半解，却越爱好把自己装扮成传统文化的正统维护人，这的确是一件可怖的事。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们握有权力。清朝康熙则更进一步，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彻底颠覆。可以说，知识分子自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即已正式失去对道统的担当，而且这种趋势在朱洪武之后还在增强。进入民国后，虽然名义上变更了国体，但只要想想，完全因袭西方并无理论新意的“三民主义”也要通过“总理纪念周”等形式，向知识分子强制灌输，胡适宣扬的几句常识居然会遭到一个政党的围攻，知识分子的境遇岂非一目了然？
　　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对道统的担当，自身当然应该如资中筠先生所说难辞其咎，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形势比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