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功过格为何再度流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05:46
“如果要真的改变命运，那就要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如果要真的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那就要步武（追随、继承之意———编者注）圣贤；如果要真的步武圣贤，就请开始记录功过吧。”打开“功过格”记录软件，这段文字会立刻出现在你眼前，目前这个软件正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悄然流行着。
改变命运、步武圣贤、记录功过，读了这些略带布道意味的词句，不免让人如坠雾里。既然是记录“功过格”的软件，那“功过格”又是什么呢？
功过格最初是道士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成为流行的道德自律工具
让您感到陌生的“功过格”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的的确确风光过。最初它是道士们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渐渐流行于民间。从明代开始，功过格成为颇为流行的道德自律工具，在明末清初时使用曾达到高潮，此后一度衰落，清朝道光年间再度复兴，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游子安博士，曾长期从事功过格的研究。据他介绍，依据善恶性质的不同，功过格把日常行为分列为“功格”和“过格”两项，程度不同的善行与恶行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数，这样就形成了一套量化的道德标准。所谓“格”有规准之意，言行之善恶功过，成了降福获咎的依准。
信奉者每夜自省，将自己每天的行为对照相关的条目，给善行打上正分，恶行则打上负分，分别计入功格和过格，只记录分数，不记录具体的事件，每天都要坚持记录，到月底时做一次统计，每月形成一篇记录，装订成本，每月如此进行，年底再将功过分数加以总结，功过相抵，看看最后功过孰大。
游子安博士告诉记者，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以善抵恶”也非机械式的，“计算”方法颇有弹性。事实上，并非所有恶行可由善功去抵销，功过也有不可相抵者，如用财之百功不可“折”致死之百过。他认为，透过功过格，一个人可以在一长时段观察、比较自己是否进步。功过格可能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日本学者洼德忠曾感慨地说：“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并有这种善行指导书的国家，除中国外大概再也没有其它的国家了。”
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善恶行为引发的功过感受？这还要从功过思想的源流说起。
游子安博士发现，中国的功过思想起源很早，《易经》中便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道教和民间信仰认为天地、灶神、司命等神会监察人的善恶并给予应得的赏罚。而灶神监察一家的善恶，并奏言世人功过一直是民间流行的说法，由此衍生出的腊月二十三日祭拜灶神的风俗也流传到当代。
据游子安博士介绍，道教思想里强调积善立功，劝人主动行善才能成仙，而且有一套计算衡量功过的办法。比如《抱朴子》里，就有想成天仙要积累1200善；想成地仙，须要积300善的记载。有时常存善心、量力作善行已很不错，香港啬色园黄大仙祠大殿有对联正好说明此点：“处世贵和平，无立偏私如我意；为人须浑厚，常存慈善即仙机。”
五代时期，杜光庭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也有善恶功过积累增减，可以计算人的祸福寿夭的说法。此书中还记载了《功过之两簿》、《善恶之二书》，这种计算方法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功过格一类善书。
既然相信多行善事就能去祸增福，对功过的记录逐渐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观。到了明代，著名的功过格身体力行者袁黄提出著名的“立命说”，即“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认为力行功过格，可以转祸为福。有研究者评论说：“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对此，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功过格中蕴藏着一种报应思想，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因为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都认为“天”是报应的实施者，而伦理道德上的实现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的幸福。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天’高高在上，天是他们幸福的主宰。如果士大夫和老百姓不相信上天，就不会按照功过格的方式去要求自己，做了好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给我回报，我干好事干吗？这是他们做功过格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
他认为，“功过格对善恶行为结果的判断包含这样的内容：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上天会惩罚你的。而且这种惩罚并不仅仅针对你本身，你的子孙后代，会永远被惩罚。如果这样一提出，老百姓会感到非常恐惧。”
功过格通过积善行来盼望获得精神回报，是不是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道德观？
吴震教授说，“依照袁了凡（袁黄）的观点，通过现实善恶行为的准确计算，能够决定你现实生活到底能得到什么。有时一个人要想中进士，就要发愿做多少好事。若干年后考中了，他会认为道德行为给他带来了现实的好处。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刘宗周批评这种做法，会让人们趋于利欲，老百姓做这些善行是非常危险的。”
游子安博士则认为，“功利这个词在中国道德价值中常给人贬义的感觉，但在西方不同，他们有功利主义学派。功过格的思想首先要求一个人要寡过，即把‘过’慢慢去掉。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定难度，后来‘过’就会渐渐变少。”此外，不能邀功也是功过格的重要思想。
“信奉功过格的人，每天晚上反思登记是对自己负责。很多读书人做这些好事，不是为求得物质上的好处。有的时候是基于一种报应思想，你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做了很好的榜样，将来您的儿子孙子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但不是一些实际的利益。”
虽然功过格中的具体条目很难古为今用，但是一些主导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据了解，香港不少中学，实施“功过相抵计划”，学生另用表格，在记录缺点后，如达到校方要求，如校内服务，优点便可抵消缺点，借此给予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很是有点“古为今用”的意味。而网上流行的功过格记录软件似乎让我们看到，在这信息化的时代里，依然有人遵循着古老的道德法则。功过格这一古老的形式还能再次焕发青春吗？
“它的使用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信仰在里面，关于条目赋予新的内涵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老百姓心中还有没有这个‘天’的信仰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吴震教授说。他认为，现在继续把用功过格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实际上已经不太现实。“现在如果你再和别人说，你做坏事会马上得到报应，你就会被别人笑话。”
游子安博士的观点似乎更为乐观，他认为，在明清社会里，使用功过格的人相信，平常积累功德会使自己在考科举时有好的报应。近百年来废除科举，功过格已经失去了推行的土壤。虽然功过格中的一些条目很难古为今用，现代人也很难逐一对照登记。但是功过格的一些特点是可以借来用的。
比如，香港特区常常会根据一个人对地区的贡献，颁发功勋章给他。内地目前对于慈善家的鼓励不够，可以参考建立一些善行鼓励机制。这些都反映功过格的一些主导思想，依然有现实意义。而现在假的产品充斥市场，其中一个原因是道德和信仰的真空，尤其值得我们反思。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游子安先生《功过格的特点、流通及其现代意义》一文，2004年6月6日在四川大学举办的“道教文化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特此致谢
■专家简介
游子安
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现任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吴震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改变命运、步武圣贤、记录功过，读了这些略带布道意味的词句，不免让人如坠雾里。既然是记录“功过格”的软件，那“功过格”又是什么呢？
功过格最初是道士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成为流行的道德自律工具
让您感到陌生的“功过格”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的的确确风光过。最初它是道士们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渐渐流行于民间。从明代开始，功过格成为颇为流行的道德自律工具，在明末清初时使用曾达到高潮，此后一度衰落，清朝道光年间再度复兴，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游子安博士，曾长期从事功过格的研究。据他介绍，依据善恶性质的不同，功过格把日常行为分列为“功格”和“过格”两项，程度不同的善行与恶行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数，这样就形成了一套量化的道德标准。所谓“格”有规准之意，言行之善恶功过，成了降福获咎的依准。
信奉者每夜自省，将自己每天的行为对照相关的条目，给善行打上正分，恶行则打上负分，分别计入功格和过格，只记录分数，不记录具体的事件，每天都要坚持记录，到月底时做一次统计，每月形成一篇记录，装订成本，每月如此进行，年底再将功过分数加以总结，功过相抵，看看最后功过孰大。
游子安博士告诉记者，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以善抵恶”也非机械式的，“计算”方法颇有弹性。事实上，并非所有恶行可由善功去抵销，功过也有不可相抵者，如用财之百功不可“折”致死之百过。他认为，透过功过格，一个人可以在一长时段观察、比较自己是否进步。功过格可能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日本学者洼德忠曾感慨地说：“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并有这种善行指导书的国家，除中国外大概再也没有其它的国家了。”
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善恶行为引发的功过感受？这还要从功过思想的源流说起。
游子安博士发现，中国的功过思想起源很早，《易经》中便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道教和民间信仰认为天地、灶神、司命等神会监察人的善恶并给予应得的赏罚。而灶神监察一家的善恶，并奏言世人功过一直是民间流行的说法，由此衍生出的腊月二十三日祭拜灶神的风俗也流传到当代。
据游子安博士介绍，道教思想里强调积善立功，劝人主动行善才能成仙，而且有一套计算衡量功过的办法。比如《抱朴子》里，就有想成天仙要积累1200善；想成地仙，须要积300善的记载。有时常存善心、量力作善行已很不错，香港啬色园黄大仙祠大殿有对联正好说明此点：“处世贵和平，无立偏私如我意；为人须浑厚，常存慈善即仙机。”
五代时期，杜光庭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也有善恶功过积累增减，可以计算人的祸福寿夭的说法。此书中还记载了《功过之两簿》、《善恶之二书》，这种计算方法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功过格一类善书。
既然相信多行善事就能去祸增福，对功过的记录逐渐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观。到了明代，著名的功过格身体力行者袁黄提出著名的“立命说”，即“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认为力行功过格，可以转祸为福。有研究者评论说：“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对此，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功过格中蕴藏着一种报应思想，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因为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都认为“天”是报应的实施者，而伦理道德上的实现可以给人带来现实的幸福。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天’高高在上，天是他们幸福的主宰。如果士大夫和老百姓不相信上天，就不会按照功过格的方式去要求自己，做了好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给我回报，我干好事干吗？这是他们做功过格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
他认为，“功过格对善恶行为结果的判断包含这样的内容：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上天会惩罚你的。而且这种惩罚并不仅仅针对你本身，你的子孙后代，会永远被惩罚。如果这样一提出，老百姓会感到非常恐惧。”
功过格通过积善行来盼望获得精神回报，是不是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道德观？
吴震教授说，“依照袁了凡（袁黄）的观点，通过现实善恶行为的准确计算，能够决定你现实生活到底能得到什么。有时一个人要想中进士，就要发愿做多少好事。若干年后考中了，他会认为道德行为给他带来了现实的好处。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刘宗周批评这种做法，会让人们趋于利欲，老百姓做这些善行是非常危险的。”
游子安博士则认为，“功利这个词在中国道德价值中常给人贬义的感觉，但在西方不同，他们有功利主义学派。功过格的思想首先要求一个人要寡过，即把‘过’慢慢去掉。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定难度，后来‘过’就会渐渐变少。”此外，不能邀功也是功过格的重要思想。
“信奉功过格的人，每天晚上反思登记是对自己负责。很多读书人做这些好事，不是为求得物质上的好处。有的时候是基于一种报应思想，你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做了很好的榜样，将来您的儿子孙子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但不是一些实际的利益。”
虽然功过格中的具体条目很难古为今用，但是一些主导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据了解，香港不少中学，实施“功过相抵计划”，学生另用表格，在记录缺点后，如达到校方要求，如校内服务，优点便可抵消缺点，借此给予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很是有点“古为今用”的意味。而网上流行的功过格记录软件似乎让我们看到，在这信息化的时代里，依然有人遵循着古老的道德法则。功过格这一古老的形式还能再次焕发青春吗？
“它的使用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信仰在里面，关于条目赋予新的内涵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老百姓心中还有没有这个‘天’的信仰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吴震教授说。他认为，现在继续把用功过格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实际上已经不太现实。“现在如果你再和别人说，你做坏事会马上得到报应，你就会被别人笑话。”
游子安博士的观点似乎更为乐观，他认为，在明清社会里，使用功过格的人相信，平常积累功德会使自己在考科举时有好的报应。近百年来废除科举，功过格已经失去了推行的土壤。虽然功过格中的一些条目很难古为今用，现代人也很难逐一对照登记。但是功过格的一些特点是可以借来用的。
比如，香港特区常常会根据一个人对地区的贡献，颁发功勋章给他。内地目前对于慈善家的鼓励不够，可以参考建立一些善行鼓励机制。这些都反映功过格的一些主导思想，依然有现实意义。而现在假的产品充斥市场，其中一个原因是道德和信仰的真空，尤其值得我们反思。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游子安先生《功过格的特点、流通及其现代意义》一文，2004年6月6日在四川大学举办的“道教文化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特此致谢
■专家简介
游子安
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现任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吴震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