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随周总理访苏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给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共新领导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随团担任翻译工作。每当回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出访，我总是感慨万端。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此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论战，到1964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这场论战也随之愈演愈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苏联报刊上就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这年2月，苏共还召开了有6000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华决议；并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开始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已发表了“九评”。

　　期间，苏共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另一方面却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我们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建议”，断然拒绝停止公开反驳苏共对我们的攻击。接着，苏共中央又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则主张经充分准备，召开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国际会议，决不参加苏共的分裂会议。对此，苏共中央答复，起草委员会一定要在1964年年内召开，12月15日之前就要报到；并表示无论哪个党缺席，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中共中央在答复信中谴责了苏共中央这种破坏协商一致原则的独裁主义，重申绝不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

　　在中苏两党的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件函件除提供了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我们的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联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的工作，都是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的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前面提到1964年2月苏共中央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中央所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1964年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指出，“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翻译中，我和翻译组的几位同事在翻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требовать”和“viiросить”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是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第二天即2月22日，苏共中央很快就答复了。显然，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使苏共领导大怒，他们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vii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对这封信，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以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说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至于“要求”一词应该怎样用俄文表达为妥，是否由于译成“требовать”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留给专家们去考究吧。只是从上述这个小插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1964年秋，正值中苏论战难解难分时，从苏联方面突然传来了赫鲁晓夫被撤职的消息。10月5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约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受权在住所会见了他。契尔沃年科通报了苏共中央于10月14日召开全会，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辞去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推荐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消息传来，毛主席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苏联局势和我们的对策。当时苏联政局还不明朗，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也不清楚，苏联新领导人对华政策究竟如何也有待澄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赫鲁晓夫被撤职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同时，要观察一段时期，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的反对，该弃权的弃权。为此，党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以便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首先，10月16日，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草拟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贺电，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共和苏联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份电报当天就送给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晚广播，并于第二天(10月17日)见报。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同苏联领导接触；并倡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亲自会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把中共中央的建议通知他们。10月28日，周总理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建议派团去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并同苏联领导同志进行接触。10月29日，周总理再次接见苏联大使，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周总理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立场，周总理于10月29日首先接见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古巴五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倡议，说明这一倡议的目的是寻求团结。当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已经断交，所以，周总理还特别向阿尔巴尼亚大使解释中共中央倡议的意图，并分析了可能产生的结果。阿大使说，他将报告阿党中央，但他相信阿党中央不会派人去苏联。对此，周总理表示理解。

　　10月30日，周总理又接见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次日，苏联大使转告周总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扩大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的规模。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1月7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即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8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1月5日，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副团长为贺龙，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顾问有姚臻、王力、余湛等。我和王钢华、邢书钢等作为翻译随团前往。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11月6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周总理表示，我们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出访前，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周总理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周总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希望能在大会上致词，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托词婉拒。当天下午，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我党政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

　　11月7日，我代表团在红场观礼。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及群众游行队伍。莫斯科市民的游行队伍走过来了，游行的人群看见观礼台上的周总理和贺龙，都高高地举起小旗帜欢呼着向中国代表致敬。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大厅的主席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康生站在主桌旁，我和王钢华、邢书钢分别给他们作翻译。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10米处，分别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主席台左边的第一个餐桌旁站着苏军的高级将领们。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中间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都认识。酒会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致词。过了片刻，勃列日涅夫把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找来，把麦克风拉到他身边，让他祝酒。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冗长，其中还抨击了美国的政策等等。不少外国记者走到前面来录下了他的讲话。

　　马林诺夫斯基的祝酒词结束后，周总理建议贺龙一起去看看苏军的老朋友们。周总理走到苏军将领们的餐桌旁，我紧随在他身后。苏军元帅和将军们看见周总理走过来，纷纷和他握手，十分热情。大家为中苏传统友谊碰杯。

　　贺龙副总理走到主席台旁，王钢华跟着去作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看见贺龙副总理，一开始就有意挑衅。他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指毛主席，下同)胡造的。”

　　贺龙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就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那边去。马林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林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马林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而你们要把毛搞掉(ybpatbmao)”。

　　我听到前半句，立即翻译给总理听，却没有听清后半句。王钢华听到这句话，正要翻译给总理，我驻苏使馆翻译张大可赶过来，对王钢华讲，潘自力大使要他转告周总理，在场的美国记者在录音。这样就把后半句漏译了。

　　这时，有几位苏军元帅大声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扎哈罗夫元帅则接着说，“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喝醉了。周总理说，酒后吐真言嘛!总理要求对方道歉。说完，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

　　代表团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发生的严重事件。

　　为了把事情搞准确，总理还要我们几个翻译到一起，反复核对事情的经过。当我们讨论到扎哈罗夫说的“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这句话怎么理解时，王钢华说，他是接着马林诺夫斯基“你们要把毛搞掉”的话说的。这时才发现当时我们漏译了马林诺夫斯基这句话。于是，我们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漏译的经过。总理叫我们把整个过程写出来。我和王钢华连夜赶写，并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字，交给总理和代表团。

　　返回别墅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周总理说，苏共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总理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勃列日涅夫辩解说，他们事后得知，感到不安和愤怒。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等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出，希望苏联领导人说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把话题转到停止公开论战上去。周总理谈到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同赫鲁晓夫争执不下的问题。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重申我们主张开团结的大会，反对开分裂的大会。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的会，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等国的党。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却仍然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也不讲什么道理，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在激烈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最后，周总理正式表示了意见。他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需要双方努力。如仍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期间，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还分别同罗马尼亚、波兰、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的党政代表团多次接触，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周总理谈到，“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关于公开论战，周总理谈到，“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并指名侮辱了我们党的领袖。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

　　10月13日，周总理和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的高级会议：周总理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建议。

　　10月14日，周总理和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档案陆续公开。19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了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的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报告速记记录，才知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仍然坚持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号召“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放肆挑衅的真实背景；这就是米高扬公开表示的“在同中国的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细微差别”的含义所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召开分裂会议的原因所在。回想1964年当时代表团在我驻苏使馆研究情况时，周总理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对苏联新的领导班子做出了明确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历史果然证实了周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