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的看法和建议 ***

第一章 外交与外交学
*** *** *** 关于加强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的看法和建议 *** *** ***
杨燕怡(外交部，北京100701)
收稿日期:2002-09-26
作者简介:杨燕怡(1955-)，女，北京人，外交部政研室副主任。
摘要:文章强调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必须与整体外交工作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文章结合我国外交实践的新发展，遇到的新课题，例举了10个方hl的问题应作为进一步加强外交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例如，对当今时代主题，多极化全球化两大趋势，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系统的理论阐述;对中国外交hl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中长期战略问题的研究;以及外交与树立中国形象、外交与国内建设、外交与安全、外交与非政府组织、外交与大众传媒、外交业务与技术、外交与队伍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探讨，使外交学更好地服务于外交，指导外交实践。
关键词:外交学;中国的外交学;外交实践与外交理论相结合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3386(2002)04 -0019 -06
外交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旨在研究国家实行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经验，探索外交行为的规律。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即创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的重要任务。
多年来,外交学院和其他高校在理论上和学术上,为建立中国外交学学科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外交学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外交学理与外交务实并重原则，撰写了《外交学概论》、《概说外交》等著作，初步建立了外交学的学科体系。外交学院还密切配合外交中心工作，围绕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包括邓小平外交思想、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国际条约、地区合作、中国外交史和外交工作等等，形成了有独到见解、有深度、有份量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总之，外交学院在我国外交事业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了它拼搏奋斗的足迹，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拓展，中国外交的思想、风格和实践得到了新的发扬光大，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科学概括和总结，探索其学理和规律。这不仅是外交学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更为科学和合理地指导外交实践的需要。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需要回答的新课题,外交学所研究的对象、外交理论、原则、制度、规范、策略,以及对外政策涉及的各种专门知识、技术和交叉学科也有新发展，需要予以研究。
(一) 中国外交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重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进入21世纪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要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大业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方向，对当今时代的主要趋势和国际形势基本走向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系统的看法。这包括进一步从理论上充实和完善我们对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张。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的看法和政策主张。近些年来，我们在不断充实对这两大趋势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说，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不完善。比如，关于多极化，我们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多极化看法和主张的新诊释和新发展。但是，客观地看，我们对多极的定义、演变轨迹、多极间和与其他力量间的关系、行为规范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中国外交政策主张提供更多支持。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它对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关系演变及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国内外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迄今，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它对不同类型国家形成的挑
战和机遇等提出了看法，但是，仍需要继续下气力，找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规律，更加全面地阐明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也是重要和宏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国际斗争的焦点，说到底就是秩序之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理论，对现有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形成冲击和挑战，如“失权高于主权”、“帝国主义论”等等。另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举行一系列国际会议，在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环保、裁军、军控等众多领域进行重新调整和制定国际行为规则。联合国法律工作也出现新变化，起草和制定了大量国际公约，建立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国际海洋法庭，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并将建立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通过的大量决议、宣言和公约等，重申了一些国际公认的重要原则，但也增添了不少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新规则。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的奋斗目标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位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等论述，是中国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的新主张，做出的新贡献。当然，中国有关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以形成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以及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主张。这包括对新旧秩序的对立统一关系、扬弃关系、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提出中肯的看法。此外，对联合国系统形成的新游戏规则，对前沿性国际关系理论，也要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二) 中国外交战略方针和思想
毛泽东同志曾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邓小平同志说，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观察问题。江泽民同志也反复要求我们加强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并及时研究制定正确有力的政策措施。面对发生深刻演变、矛盾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在继续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关系全局的中长期战略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无疑是中国外交学建设所应包含的新内容。
多年来，我们在丰富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很有必要加以归纳、总结和提炼，从而在理论上充实中国的外交学。比如，中俄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建立的新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和双边合作框架;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协定、中国同越南等国的边界条约、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以及中国与东盟物海地区行为准则"磋商中形成的一些重要原则;中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及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的作用；中国在与东盟合作中提出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以及对中非合作提出的新思路等等。这些都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扬光大，是建立新型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外交实践，蕴含着对21世纪国际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和普遍意义的外交理念和指导原则。
(三) 外交与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崛起的外部环境比其他大国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其主要集中反映在所谓“中国威胁论”和由此引来的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上。出于维护霸权地位和对我进行战略牵制的需要，美国是宣扬冲国威胁论"的主要策源地。而有关大国兴衰规律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即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和取代现存大国的地位，经济大国必然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进而对外扩张、争霸、搞势力范围等理论观点也颇有市场。受此影响，不少国家包括我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后的政策走向仍心存疑虑。
鉴此，回答中国内外政策的发展走向、树立中国公正、民主、进步形象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通过我国的政策实践包括在各种场合阐述我永远不称霸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与邻国同舟共济，对东南亚国家增信释疑等工作，增进了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对我政策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威胁论”市场。但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争取更为稳定和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还需要继续进一步化解疑虑。这包括从更多角度、更深层面如中国文化、传统、哲学、道德规范，中国外交思想史、外交理念、现实外交政策等，使我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的政策宣示成为更为系统的理论，说明并让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信服中国将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大国兴衰的新型大国发展道路。
(四) 外交与国内建设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多年来,中国外交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比如参与成立以东盟---中国、日本、韩国(10十3, 10十1)合作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与非洲国家共同成立“印非合作论坛”并使其机制化等。在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为国家服务的任务更加繁重。为此,不仅需要对外交与国别双边合作、与地区合作等的实践加以总结和研究,还需要对多、双边合作的进程、政策措施和发展方向等进一步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比如,双边合作的新领域和新思路,东亚合作长远目标的定位及与近中期合作的关系,10十3, 10十1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南南合作，如何为解决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新问题提供服务等等。
(五) 外交与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很大的发展。“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多元化。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两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围绕如何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稳定,新旧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一直在进行较量。在亚太地区,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地区安全机制的努力尤为活跃。树立新安全观和探索建立新安全机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尤其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倡导和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征的生海合作组织精神,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目标,以平等参与、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循序渐进为特点,以建立信任和对话合作为核心的东盟地区论坛模式，逐步深入人心。但是,总的来看,新安全观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此外，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对现有多边安全论坛的发展方向、双边安全对话与多边安全机制的关系、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安全机制、各种多边安全机制间的关系等等，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六) 外交与非政府组织
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主体仍是民族国家。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的主体明显多元化，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大。尽管外交问题的真正解决仍必须通过官方的正式活动，但是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因其普遍性和独特性，在形成国际舆论、协调国家关系、缓和国际局势、制订国际规范、促进全球合作等方面发挥着国家难以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外交来说，它的工作对象早己不仅限于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而越来越多地涉及非政府组织。因此，如何应对国际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如何利用和引导好我国的民间资源，使其配合和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一门新学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我们都需要积累经验，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
(七) 外交与大众传媒
当今世界是信息社会。作为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和影响最广泛的科技领域，信息技术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交往方式和斗争方式的影响是深刻的。在信息时代，内政与外交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外交实践也不例外地趋于公开化和社会化。对中国外交而言,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利用好大众传媒这个软国力。通过大众传媒,一方面加强与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沟通,倾听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赢得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传播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和平、合作的形象。当然，在信息社会，最好和最有效的交流方式，还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我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着眼于人民，着眼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角度，以更加积极、主动和开明的姿态参与了各种多边和双边活动，与各国领导人和人民广泛接触。这实际上是我国外交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
(八) 外交中的涉我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象是，国际问题内政化，内政问题国际化。由于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成为西方分化、西化的主要对象。对中国外交而言，处理涉我问题是较之其他国家更为独特的现象，也应是中国外交学科建设所应予关注的。所谓涉我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E轮功"问题、南海问题等等。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这些问题的历史经纬，来龙去脉以及我们的立场和主张。除此之外，由于我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方甚至与不少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中国外交实践也要回答好对民主、人权、民
族、宗教等的看法和政策主张，以求同存异，争取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再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国家利益涉及面越来越广，维护境外的国家利益，也将成为中国外交中涉我问题的新内容。
(九) 外交业务与技术
中国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有了新拓展，外交方式与手段、业务与技术也有了新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外交谈判、磋商、交涉、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多边会议和组织的程序、规则以及外交语言、外交调研等等方面。比如，APEC、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欧领导人会议、10十3,10十1等新兴的地区组织的运作程序，与我们相对熟悉的联合国程序和规则就不尽相同，我在这些组织机构中的活动方式既有大同，也有小异。这些都需要补充到我外交学科的建设中。又如，随着外交越来越虚实结合，越来越公开化和社会化，对外交的艺术和技巧，包括对外交语
言风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增强外交表态的准确性、生动性和亲和力，变表态外交为说理外交，使人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既是我外交实践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外交学科建设应予研究的课题。此外，重大外交交涉、重要案例的处理、重要外交文件的形成等，也是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整理和总结。
(十) 外交与队伍和机制建设
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课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应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驾驭形势，占居主动，关键取决于政策和策略，也取决于高素质的外交队伍和适应形势变化的机制。多年来，我们在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外交队伍，在应对国际突发事件以及在跨领域问题上加强协调等方面，大胆尝试，改革、创新。对提高外交队伍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集思广益，形成一盘棋，促进外交决策的科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亦应是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应予关注和总结的。
二
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的目的，应是更好地适应和配合新世纪中国外交中心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需要，更好地适应和配合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为此:
(一) 应立足整体，总揽全局，将外交学学科建设与整体外交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中国整体外交是相互联系的，是中国外交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称一个子系统。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不可能脱离整体，孤军深入，而必须与整体外交工作结合起来。在总布局中，对外交学学科建设方向和内容进行界定。
(二) 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中国外交学建设的始终。周总理提出外交学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有中国外交理论观点和独特外交风格，向世人展示，中国的外交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了世界进步潮流，代表着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不仅仅是中国外交学学科自身特色、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培养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的问题。中国外交学学科研究和教学的着眼点，应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中国外交学建设的始终，以造就一批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队伍。信息时代的中国外交和外交学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少，而是如何分析和利用信息。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和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影响我们正确判断形势的干扰因素很多，而我们的外交干部队伍又相对年轻，缺乏经验，因此，具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政治立场的坚定，就显得格外重要。钱其深副总理曾经讲过，我们的调研手段、工具包括信息来源，可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辩证法和两点论，从政治上分析和把握形势，这是西方的外交家所不具备的。应该说，这就是我党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
(三)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使中国化的外交学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体系化。中国化的外交学的核心，就是总结提炼中国的外交实践，将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深化为理论，并将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来。为此，应更加贴近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尤其是要对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完整地和准确地把握其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把前沿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增加新的知识点、新问题、新动态、新趋势。但不只是收集和反映情况，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要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其实质，说明其因果关系，说明其发展规律和趋势，以给人更深的启示，使中国外交学科建设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前沿性和时代感。再者，应将对国情的了解和研究，将掌握涉我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我的政策，与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结合起来。
(四) 提高外交教学的适应性和综合性，加强学生的能力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钱其深副总理在不久前出席外交学院开学典礼时说,新世纪的外交工作更加艰巨和复杂,需要一支高素质、有奉献精神的外交干部队伍。所谓高素质，首先是政治上的高素质，同时也应是其他方面的高素质。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外交队伍的素质还不够全面，青年外交官对外交工作的适应能力，包括调研能力、办事能力、外交交涉能力、外交谈判能力等还有待提高。为此，可考虑:(1)采用新式教学，多采用讨论式、案例式、启发式教学，组织学生较早参与课题研究，锻炼研究能力。(2)可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如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辩论，或就某一件事进行外交交涉。此外，开设外交政策演讲课、接受记者采访课等，以提高学生应答、应变、应急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3)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4)调动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如请外交部的老大使和从事外交一线工作的同志参与教学大纲的设计和规划，也可请老大使和外交部地区业务司的同志进行专题讲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