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同兹

顾训中
回溯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史，有一位人物是无法绕开的。他便是三四十年代担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几近20年、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同兹。然而，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缘故，这位重要人物至今仍为大陆民众所陌生，甚至在大陆新闻同道中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为一件憾事。因此，利用能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这位重要人物作一素描式的勾勒，仍是十分必要的。
外国通讯社曾长期垄断中国新闻源
据相关人士介绍，中央社虽然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日创设算起，已有不短的历史了，却还只是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属部门，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仅以传递国民党党务资讯为主，兼及其他新闻，尚称不上完备的新闻机构。且主事者不称“社长”，先是称作“主笔”，后又改称“主任”，体现着仅为一附属部门之特色。其办公地点也一直蜗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内，尚无独立驻地。仅以上述数项，其规模、功能之局限便可见一斑，与国家通讯社更是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尤为难堪的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已是报馆林立，不只首都南京、故都北平、经济重镇上海、天津等地报业兴旺，内地许多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都有了各类新闻纸，然而，新闻资源却长期掌控在少数几家外国通讯社手里。许多报纸仍然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直接从外国通讯社那里获取新闻。萧同兹曾对当时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源的情景有如下描述：“全国报纸不独国际新闻，须依赖外国通讯社传达，即国内新闻消息亦多由外国通讯社供给，致发生许多不合理之现象。”⑴当时在华的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和日本的东方社、日联社等。他们依仗其优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充足的经费，特别是割据各地的军阀们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任其记者自由出入采访、报道而不敢干涉，而对本国记者则横加干预、甚至逮捕、枪杀，因而使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新闻报道的特权。许多中国报馆不得不以高价从他们那里购买新闻，甚至许多国内新闻也需从他处得到。在新闻报道权的垄断中尤以老牌的英国路透社为最。1950年从萧同兹手中接任中央社社长的曾虚白曾在其所著《中国新闻史》中说道：“自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后，该社独霸我国新闻市场，计有60余年之久。民国之后，虽亦有其他通讯社诞生，但就规模与影响力而言，均难望其项背。在此期间，国人所得之国际新闻，甚至大部分国内新闻均系来自路透社；同时其他国家，欲知中国消息，亦非求于路透社不可。因之，路透社对内操纵了我国新闻命脉，对外无形成为中国的代言人。”⑵
有一例子或可说明此种极度不合理的状况。有一次，路透社的海底电缆发生故障，其对上海棉花市场行情的发布只得暂停。因为这一行情向由路透社独家垄断，股票商与实业家们无法从其他途径传送与得悉，以致此次事故竟使这一市场不得不停市达24小时。
外国通讯社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只垄断一端，其所采写的中国新闻往往出自其利益与角度，难免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蔑视，因而往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然引起国人与新闻从业者的诸多不满。
对于此等局面，“五四”之后正风起云涌般掀起反帝热潮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们，是绝不甘心的。早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的《民吁日报》即刊出社论《今日创设通讯部之不可缓》，呼吁立即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部（即通讯社），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民国九年（1920年），在广州举行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家报社、通讯社参加的“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发出决议称：“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以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抄载稍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非自行创立一通讯社，探报各国情形不可。”⑶此前此后，各类民办通讯社纷纷设立，其中尤以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国闻通讯社和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申时电讯社实力最为雄厚。
国闻通讯社最初设立于上海，社长为著名报人胡政之（胡霖），总编辑为周培艺。在该社创设缘起中称：“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构殆别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热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⑷该社后分别在北平、天津、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处设立分社。总社内设华文、译文两部。本市每天发稿两次，外埠每天发一次，是中国最早用电讯发稿的通讯社，在国内报界享有广泛盛誉。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于胡政之赴天津主政《大公报》，国闻通讯社也随之迁往天津。
申时电讯社是由《申报》总经理张竹平牵头，联合了《申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等四家报社的编辑力量组成。该社以电讯为主，设有电讯股收译和编发电讯。为了与外国通讯社竞争，后又另设邮讯股，负责采写和编发本埠新闻和国内外长篇通讯，聘有本埠访员、旅行记者，并在全国30余个重要城市聘有特约通讯记者。此外，还设有摄影股和制版股，除新闻稿外，还向各地报社供应新闻照片。该社还另设有广告股，代办介绍广告一干业务。申时社每天发稿达数万字，影响颇大。
尽管如此，这些民营通讯社由于自身条件局限，无法满足同期国内报业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抗衡实力雄厚的外国通讯社。
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政府统一大业初成；随之即起日寇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其侵略铁蹄踏遍东北，觊觎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国难。
这一切都对国家级通讯社的诞生都起着催生的作用。
“萧三爷”出掌中央通讯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日，年届38岁、已近不惑的萧同兹受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
据称，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定都南京后不久，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即提出宣传工作之重要，要在三个方面迎头赶上外国人，一是通讯社，二是广播，三是电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既踌躇满志于治国方略，又整军经武，筹划对日作战之准备，十分自然地作出了强化新闻事业的两大决策：一是改组成立中央通讯社，以建立全国新闻通讯网；二是在自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系。
萧同兹出掌中央社，即是此背景之下的选择。
有趣的是，因在萧氏昆仲中排行第三而后来被中央社同仁尊称为“萧三爷”的萧同兹，在入主中央社这个当时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中十分重要的部门之前，其实并无任何新闻资历。甚至除了在家乡湖南读了几年私塾，以及先后取得位于衡阳的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初中毕业文凭和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文凭（大约相当于现时的中专程度吧）之外，亦无其他任何值得称道的学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闻业无任何渊源的“萧三爷”，被蒋介石选中。据称，这里有着当时萧的顶头上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沧的竭力保荐，还离不开陈果夫在决定人选会议上对萧的鼎力主张。
萧同兹果然深孚众望，在短短时日里改变了中央社的面貌，开创了中国新闻通讯业的新局面。
接任之时，萧同兹便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理念。
上任之前，他于这年的4月21日面见蒋介石，听取指示，随即提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办社“三项原则”：
一，成为一个社会事业，迁出中央党部，机构独立，改变过去冗长而色彩鲜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名称，直接称为“中央通讯社”，显示其服务范围既远且大；
二，当时中央社电讯仍依赖于交通部的有线电报，消息传递颇不灵活，应当自设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
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能有独立处理新闻的自由。⑸
还有人称，萧并提出了“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⑹
萧同兹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其主旨十分鲜明，即虽然在组织体系上仍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无论在编务方针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上，中央社都不应该仅为国民党一党私有，而要建立一个正规的现代化的国家通讯社。恰如一新闻史研究者指出的：“这个不为一党私有的宗旨，符合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格言，乃中央社后来成功的主要原因。”⑺
萧同兹敢于当面提出如此“大胆”、甚至有“僣越”之虞的“三项原则”，而蒋氏又能够当即一一应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样的事又确实发生了。
有了国民党中央和蒋氏的全力支持，萧同兹便按他的既定原则开始了中央社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与建设。
这年5月1日，与萧上任的同时，中央社从位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搬了出来，迁入了新街口洪武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寿康里，并公开挂出了“中央通讯社总社”的招牌。就在这条小弄堂一号到三号的三栋二层楼的普通房子里，开始了被同仁称之为“寿康里时代”的中央社新纪元，也昭示了萧氏所追求的“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新闻报道的自由性、独立性、超然性。
潜心筹建现代化通讯网络
为了弥补自身对新闻事业了解不多的缺憾，萧同兹接任后不久，便南下上海、北上北平、天津，到这些当时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遍访新闻界知名人士，广泛征询他们对中央社业务和经营方针的意见。这一虚心态度立即赢得了当时新闻界的普遍好感，认为萧一开始即是站在新闻界的立场，考虑新闻界的需求，来设计中央社业务，因此十分乐意地为之提供意见与建议。这次旅行也坚定了萧同兹办好中央社的决心，明确了办社方向，还建立了与新闻界重要人士的友谊，可谓一举数得。
在萧同兹的心目中，国家通讯社至少应具四大功能：遍及全国的新闻采访网络；遍布世界各地重要国家与地区的记者网络；与世界级通讯社订立新闻交换合约；自有的电台通讯网络。而他接手时的中央社仅仅只有20多名员工，少量的经费；播发新闻仍依赖于交通部下属电信部门代为传递，且被其列为“四等电”，敬忝末座。这些情形与他的四大目标相距甚远。但萧并未气馁，而是全力以赴，一一拓展心中蕴藏着的宏伟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筹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即他执掌中央社后提出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学工程出身的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现代国家通讯社，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无线电新闻通讯专用电台，才能改变仰赖他人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减轻电信部门的负担，更可以及时、准确地沟通总社与分社、中央社与各报社、电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络，传递新闻资讯。在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这一宏大的计划，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香港、西安设立专用电台，并预定一年之内完成。这一近乎不可为之事，竟然被他如期完成。
起初，中央社连一部发报机也没有，尽管获得了管理电台设立事宜的交通部电政司的批准，仍然无法展开工作。在萧同兹的授意下，中央社派员与当时已在南京、上海设有收发报机的路透社交涉，表达了新任社长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的决心，届时路透社将不可能再在中国境内自行设台收发电讯。同时承诺，在中央社电台建立之后，将代路透社发送全部文稿。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C．J．Chanceller）稍作考虑后立即予以同意，并表示愿意给予充分合作。这年6月，路透社在这两地的电台设备及相关技术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社，总社和上海分社的电台由此顺利建立。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老话，这位在华前后旅居了20年的张士乐先生与萧同兹从此结下了友谊，并目睹了中央社的变化。此人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路透社总经理，与萧有了更深入的合作和交往。
专用电讯网的设立成为中央社发展的生命线。七大都市电台在一年内相继预期设立，中央社的报道常常成为这些大都市大小报纸的头条，使萧同兹信心大增，确认中央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他立即开始推进他的第二步扩张计划，将中央社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方报纸。
还在办理中央社交接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我们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首都发生的事在“同一天”传送到全国各地。而当时的情形是，南京发生的事一个星期后才能在广州报纸刊载，两个星期后才能在重庆报纸刊载。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补救。因此，在大都市电讯网设立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布置全国通讯网的建立。而这种布置与蒋介石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为对日抗战而作的战略准备相适应，因而得到了国民党中枢的大力支持。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社在原有的北平、武汉两个分社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八个分社；在原有的杭州、徐州、济南、开封、镇江、牯岭等通讯员办事处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福州、昆明、张家口、西宁、安庆、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洛阳、榆林、厦门、长沙、清江浦、保定、郑州、太原、蚌埠、康定、绥德、青岛等地的通讯员办事处。这样，中央社的国内分支机构已有了35处，除拉萨外，已遍及各个省区。
在萧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6月，中央社第一次开通了“甲种广播”（CAP），每天下午一时到午夜一时，日发1万到1万2千字的新闻资讯，免费供应各地报纸。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籍着无线电波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只要设置了一台收报机，按照规定的时间、波长、呼号，就可以接收这些新闻。不久，中央社又先后开播了专供小型报纸使用的“乙种广播”（CBP），专供国内英文报纸的英文广播（CSP），以及专供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四个分社接收的专电广播（CNG）。
这一切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着革命性的作用。过去因消息短缺、或对外国通讯社垄断新闻源不满而不能办报的有识之士，在此之后运用中央社源源不断的新闻供应，纷纷办起了报纸。据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内报纸约为630家，到抗战爆发前夕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已达1030家，几乎翻了一番。中央社全国通讯网的建立应为这一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适曾在他于中央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致词说：“有了中央社的电讯广播，我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也办了报，使全县人民在当天早晨，也可以看到和上海、南京报纸上刊登的同样新闻。有了中央社，才使各地报纸改换了新面目，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⑻这是他对中央社的赞扬，当然也是对此时执掌中央社的萧同兹的肯定。到此时，中央社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通讯社已初具规模。
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并向海外拓展
萧同兹扩张计划的另一个方向是向外国通讯社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这同样是建立国家通讯社的必需。这项工作并非是从萧同兹开始的，却是在他手里完成的。
在萧同兹接任之前，从1931年10月开始，中央社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俄国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宣布收回中文稿的发稿权。但是，当时的中央社并无能力代替这些外国通讯社去采写国内新闻以传播并交换，亦无能力将与它们交换来的外文电讯译成中文并向国内报社发稿，交换新闻仍是一纸空文。因此，此时的收回外国通讯社发稿权仅具法理上的意义，仅仅表明中央社拥有了这样的权利而已。虽是如此，在接手中央社的萧同兹看来，这正是推动其业务进一步拓展的极好动力。在国内通讯网初具规模之后，中央社已完全具备了取代那些外国通讯社的能力，真正收回了国内新闻的采访、发稿权，成为国内各地报纸新闻的主要提供者，并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新闻的目标。随后，萧同兹他又立即布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编英文稿件。在获得成功后，于一年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11日正式在总社设立了英文编辑部，不久又在上海、北平、香港三分社分别设立了英文部。这样，中央社开始了向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内英文报纸直接提供英文稿件，不只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又一目标，亦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
至此，萧同兹仍未停止他的扩张步伐。他进一步指示“要在世界每个重要都市派驻特派员”。此项工作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新闻界名流戈振公被派作政府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新闻会议代表时兼任中央社特派员肇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聘请陈博生出任驻东京特派员筹建东京分社，已见规模。到抗战前夕，中央社已在境外的香港、东京、日内瓦、新德里分别设立了分社或办事处，开始将触角伸向了世界。
不拘一格延揽人才
中央社这一切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延揽，萧同兹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留下了诸多佳话。
既然那么看重建立通讯网对国家通讯社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萧同兹对通讯人才的钟爱自不言而喻。高仲芹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电台的总干事，精通无线电业务，是当时公认的电讯专家。萧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门去请高仲芹当顾问，主持中央社新闻专业电台的建立工作。代表中央社去与交通部接洽商谈电台设立事务、与路透社洽谈接收电台事宜的，都是这位电讯专家。此后，高更是为萧同兹延请，调到中央社工作，担任了首任电务组主任。在萧同兹的支持和信任下，高仲芹不只一肩挑起了建立中央社电讯系统的重任，还先后多次到欧洲、美国考察，发明了“高氏中文电报机”，改革了以数字代表中文的电码。高仲芹还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两年里，完成了萧同兹交付的“战时通讯计划”，在湖南的长沙、四川的重庆和贵州的贵阳三地设立了大型发报机，一旦发生中日之战，沿海无法据守，中央社的新闻传播仍可继续。他并为中央社配置了数十台移动收发报机，以备记者进行战时报道之用。高仲芹被称为中央社萧同兹时代的“开国元勋”。
中央社首任英文部主任任玲逊原是《北平英文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的编辑。萧同兹听说此君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不只精通英文，还是不可多得的新闻专业人才。为了实现设立英文部，拓展中央社业务的长远设想，他为此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天专程北上，通过担任在该报任总经理的老友张明炜，约见了任玲逊，与这个才26岁的晚辈侃侃而谈中央社的发展规划，亲邀他承担筹组中央社英文部的重任。任玲逊为这位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的社长深深感动，当即应允到中央社工作。他还积极建议将建立英文部的第一步工作分作两小步，即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用英文发稿，以打开局面。这便是前述中央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度在天津分社编发英文稿件并获得成功，随后于一年后在南京总社组建英文部的由来。这一切均由任玲逊主持完成。萧同兹在接手中央社时得到了选用专业人员的全权。他也将同样的权力和信任赋予了任玲逊。此后，任玲逊在中央社任职将近30年，成为中央社开拓海外事业的骨干。他不仅将萧同兹看作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物，更称其为“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可以找到一位比萧先生更富于同情心、更体恤和更肯帮忙的主管”⑼。
国家通讯社雏形初现
在萧同兹的主持下，经过短短五年多的经营，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央社已经脱胎换骨，国家通讯社的雏形已经初现。萧同兹的努力不啻使中央社得到了重生。因此，在中央社内外，许多人都尊崇地将“萧三爷”称为“中央社先生”，意为中央社与萧氏二而一，无萧氏，亦无中央社的成就。当然，“萧三爷”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亦是其对百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大贡献。正是经他之手，掀开了中国现代通讯事业的新篇章。
客观地说，中央社的发展以及国家通讯社地位的取得，也是与这一时期国民党不断强化新闻管制密不可分的。正是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循着孙中山提出的由“军政”到“训政”的治国方略，开始了“以党训政”的所谓“训政时期”，认为“唯有党能代表全国人民负建国之大任”，因而日益强化“以党治国”。相应地，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 “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在其“训政纲领”中提出：“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⑽依此，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出台了许多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年12月制定发布了《出版法》，对于出版物提出了申请登记和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尚属注册登记制。但随后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涉及上述内容的文稿一律禁止出版。之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逐步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使得国民党握有的新闻检查权力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社新闻的传播与使用打开了畅行无阻的管道。因为，使用中央社新闻稿不仅为国民党主管当局所提倡与鼓励，亦为当时新闻界人士唯求自保的最佳途径。
当然，国民党所编织的这一管制舆论的“天网”尚有疏漏之处。有统计数字表明，同一时期，不只是中央通讯社经历着脱胎换骨的蜕变，各类民营通讯社也在蓬勃发展。以上海为例。在这个时期里，上海民营通讯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呈现一片兴旺景象。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一份统计，当时上海通讯社共有12家；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另一份统计，上海通讯社已发展到32家，未向政府登记注册的尚未包括在内⑾。其中较具规模的除前述张竹平主政的申时电讯社外，尚有严谔声主政的新声通讯杜，吴中一主政的大中通讯社等。这些民营通讯社尤其是因发出了民间抗日声音而在新闻界和民众中颇有影响。
因此，更为完整的解说似乎应该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闻通讯业发生了革命性的质的飞跃。这既得益于萧同兹主政的中央社的成就，亦得益于民营通讯事业从未有过、此后再也未曾有过的兴旺。萧同兹对中国现代通讯业的贡献历历在目，而众多有志人士的奉献也功不可没。
富有传奇色彩的工运领袖
在萧同兹的早年生涯中尚有另一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值得一记，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他未有新闻经验却能在新闻事业上颇有建树的缘由。
萧氏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即公历1895年11月4日。这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中日马关条约签于此年4月，日军随即于5月5日进占台湾，开始了其对台湾长达50年的割据。同是此年，孙中山在陆皓东协助下设立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城纠集千余举子发起“公车上书”，请求改革朝政，中国政局由此而风云激荡。而当年萧氏所生长的湖南，更是中国一方颇为不凡之地。李锐在他所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曾这样描述过当年的湖南：“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同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常才、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 ‘湘学’实用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影响也极大。”“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引者注）七十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⑿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因此而理所当然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全国诸省之中,率先响应武昌起义以及二次革命讨袁的，均是湖南。
生于此时、长于兹地的萧同兹不能不受到时代大潮的震荡。虽然他出生在偏于一隅的衡阳常宁，且是尚距常宁县城10余华里的小村子蓝江，却是村里最早出走而上“洋学堂”的第一人。他先是于13岁时到时为衡州府治的衡阳就读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又考上了省立甲等工业学校，来到了风云际会的省城长沙。他与当年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早已不安心于读书，而是暗中参与了革命活动。关于萧同兹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大陆仅有的几份简短人物介绍资料中说法不一，有称是“1921年拜访孙中山后加入国民党的”⒀，也有称是“1924年加入国民党”的⒁ 。据长期追随萧氏的中央社记者冯志翔在他撰写的《萧同兹传》中披露，萧本人于1955年填写的履历表中称，他是民国三年（1914年）在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覃振和袁海鹏。细算下来，此时的萧同兹尚在省立甲等工业学校读书。这一年夏天，他刚从预科毕业，升入本科。覃振是萧氏大同乡，湖南桃源人氏。他早在光绪年间就经宋教仁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后又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大会，称得上是同盟会元老级人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时，覃振均效力左右，成为其得力干部。覃振曾多次潜回家乡湖南，策动反清、讨袁以及反对相继祸湘之北军汤芗铭、张敬尧的斗争。大约正是在此期间，萧同兹接受覃的影响，加入了当时的革命党——国民党。
更值得一提的是,萧同兹与他的甲工同班同学黄爱、同期同学庞人铨等一起，于民国九年（1920年）11月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湖南劳工会，为“维护劳工利益”、“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尊严”三大任务而斗争。萧任劳工会俱乐部主任。湖南并非工业发达之地，但此时亦已有了诸如纱厂、电灯厂、造币厂、冶炼厂、兵工厂等企业。萧氏诸人毕业于工业学校，多在工厂工作，深知工人疾苦。毕业后，黄爱曾赴天津继续求学，并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聆听过李大钊的演讲，又“读了《新青年》上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后，决心放弃学业，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的”⒂。他们将救国的一腔热血都倾注在了劳工会上，短短半年之内便将长沙产业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并组织了数次有声有色的罢工、游行斗争。“该会出版之《劳工周刊》堪称为中国劳工界之权威”⒃仅仅一年多后，黄、庞二人因组织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而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杀害，成为中国工运史上最早牺牲的烈士。而萧同兹虽幸免于难，却由此走上了劳工运动之路，成了20年代国民党方面领导劳工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参与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组织工作。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来到当时劳工运动的中心上海，任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职工同志会总干事，参与促成了上海工团联合会，参加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后，萧同兹又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劳工部组织科科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委员、国民政府劳工局处长。
早年与毛泽东的短暂交往
细心读者不难发现，萧同兹的这一经历与毛泽东早期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几乎重合。他们本是同时代人物，而且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从乡村来到省城，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接受了诸多进步思潮的冲击。尽管他们的最终信仰不同，但当时反帝反军阀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并几乎同时在长沙从事着工人运动。因此，他们在湖南时期就有所往来是毫不奇怪的。毛曾在湖南劳工会主办的《劳工周刊》周年纪念刊上发表过题为《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贡献”了三点希望：组织劳动组合的目的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而不能依行会式组织；“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⒄萧同兹的甲工同学兼劳工会同事黄爱和庞人铨同为毛泽东的战友。据称，黄、庞二位当时还参加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黄、庞二人被军阀赵恒惕惨杀之后，国、共两党同声哀悼，两家官方史书中至今均记载为烈士，实属罕见。另据萧自称，他和毛“曾经是拜把的兄弟”⒅。而据大陆资料记载，此时的萧也曾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不同意将湖南劳工会统一于毛泽东筹组的湖南工团联合会，“遂自动脱离社会主义青年团”⒆。但此事在台湾出版的相关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正因为萧、毛间有如此交往，后来引出了如下一段故事：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毛泽东被时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赵恒锡密令派兵捉拿。他得此消息，从家乡韶山逃出，并急欲离开长沙，却苦于没有盘缠。不得已，他向萧同兹求助。此时的萧也并不宽裕，却立即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袄送往当铺，换成银圆30块，才助毛得以星夜出走。据说此年冬天，萧是瑟瑟而过。20年后的重庆谈判期间，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一次酒会上与萧再度相遇。尽管双方身份早已迥异，据说毛仍不忘旧谊，执意要与萧干一杯。在场的周恩来提出，毛先生不能喝酒，要代毛干杯。毛却意味深长地拒绝了，一饮而尽。过几日，在覃振所设的酒会上，毛又主动对萧说：我们兄弟是“古城相会”。并说，我借你的钱还没有还呢！⒇
李敖曾在凤凰卫视为他开设的“李敖有话说”的专栏中称，1949年萧同兹被从中央社社长位置上撤下，就是因为蒋介石“怀疑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加上萧同兹在大陆易手后有一段时间滞留香港，没有马上到台湾去，加深了蒋对他的怀疑（21）。关于此事，因当事者均已作古，无法考证。但从相关事实来看，萧毛交情囿于党争，仅止于此。其实早在二十年代，萧同兹已是坚定的国民党员了，在工人运动的主导上常与共产党发生正面摩擦。而基于做人原则，这些并不妨碍萧在紧要关头对毛的友情支援。
还有一例亦可以证实萧之品性。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4月，陪都重庆各报馆、各通讯社应四川省主席张群、省建设厅长胡子昂之邀，组织新闻界参观团赴成都，参观四川省建设厅组织的物产竞赛会。萧同兹作为中央社社长，此时兼任中国新闻学会会长，因而亲任团长，并当面邀请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派员参加。于是，《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记者陆诒随团同行。参观团所乘之车经重庆到成都的必经之地青木关时，被执勤的宪兵拦了下来。本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不料几番周折，直至萧亲自下车交涉乃无放行可能。凭着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事态何以严重至此？后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曾有规定，《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不能“擅离”重庆，南不过海棠溪，北不过青木关。各处均有军警把守。因此，把关的宪兵提出，只要《新华日报》两位先生不走，参观团即可放行。这一规定竟然连萧也不知。为顾全大局，潘梓年当即表示，愿意放弃此行，返回重庆，不使同仁受阻。但此时萧同兹却说出了另一番话：这次赴成都参观是新闻界一次公开的集体行动，中央社为此已发了消息，有的报纸已登了新闻。而且此事经过中宣部讨论、同意的。要走就一起走，要回就一起回，我们不能让《新华日报》两位同业先回重庆。他们要扣留，那就把我们一起扣下好了！下午，由我再打电话向中宣部请示，同时也向四川省政府报告。那天下午，萧与参观团总干事、《新民晚报》总经理陈铭德一起打了不少电话，直到晚上仍无音讯。当晚，由萧同兹安排，大家一起在青木关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住下。萧并宣布：如果到明早仍无结果，我们一起原车返回！第二天，参观团终被放行，成都之行得以圆满完成。后来大家得知，还是张群出面向蒋介石待从室打了招呼，特务机关才通融不阻。随行的老记者陆诒对此事念念不忘，40年后中还将此记录在了他的回忆文章里（22）。
萧同兹虽长期身居国民党要职，却仍然维持着正直、宽厚、无私、平和之品性，实属不易。这既与他出自草根，早年从事劳工运动，难忘底层民众疾苦有关，亦与他一贯地注意汲取思想精华，注重修身养性相涉。
晚年心迹
自五十年代初在台湾被蒋介石卸去中央社社长职务后，萧同兹仍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直到退休。此后，他又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那是元老级人物才能享有的荣耀，可谓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人脉深广。然而，从此他也只是个闲赋在家的高级“寓公”，无法再施展抱负了！
假如说，晚年萧氏仍有值得骄傲之处的话，那便是他的长子萧孟能凭着自身努力，在台湾出版业中开拓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那就是创办了在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星》杂志和包括300余种书籍的“文星丛书”。那是另一篇值得书写的20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的重要篇章。
对于儿子的“文星”事业，萧三爷未必会完全赞同，却抱着开明、大度的胸怀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虽然“文星”后来的坎坷经历不可避免给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却从不曾听到他对儿子有过一丝责备或劝戒。当有人问起如何看待儿子的“闯祸”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儿大爷难做！”听得出，此话半是托辞，半含褒意。待到终于闹到当局必欲置“文星”于死地的危局时，蒋介石托人传达这位“老同志”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23)
这些意见既是规劝，亦是提醒，告知在当局的眼里，儿子的事，你老子是脱不了干系的！直到此时，萧三爷才不得不出面担任了重组后的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儿子承担起了一定责任。即便如此，他也并未秉承天庭旨意，对儿子或儿子与李敖的关系有过任何训戒。相反，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置身事外，仍让已被“开除名籍”的萧孟能实际操纵书店业务。尽管他十分清楚，这是需要承担相当风险的。但老爷子仍不为所动，由着儿子继续他的事业。这大概是父子俩的风骨使然，要改亦难！
在晚年时光，萧氏仍一如既往地不时赞叹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的“文章报国心愿”，赞叹张季鸾、胡政之创办《大公报》时创立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原则。在台湾“威权时期”的1959年，他到台湾政治大学演讲《新闻事业、新闻记者与新闻教育》，详尽地向青年学生们介绍梁任公的办报故事，逐字逐句地解释张、胡的“四不主义”，让这些前辈思想光辉得以薪火相传。
他还曾在新闻专业杂志上撰文，介绍二战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退而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推行“公民教育计划”和“人类潜力研究计划”的故事，赞扬艾帅提倡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替国家制造出色的公民”，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学校与报纸是整个教育的两面，“负有社会教育责任的新闻记者，无疑是国家培养出色的公民”这一新闻理念。
这一切似乎可以解释萧同兹对中国新闻事业作出如许贡献的缘由，也是至今仍为后人怀念之处。他周围的人士都说，“萧三爷”退休后比在位时更显荣耀，受到众月捧星似的尊崇，大概不是虚言。
然而，场面上的热闹并不能抚平心头的思绪。六十年代初，萧同兹请了一位教授每周末到家聊天，天南海北地神聊，其中尤其常常聊起大陆的风土人情。有一天，他忍不住嘱托那位教授请人治章一方，上刻四个篆字：“蓝江童子”。刻章、赏章时其内心的纷纷扰扰，或许旁人无从猜度。
萧同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短短十个字，意味无穷，表达的是他达观的人生观。1973年11月11日晚他逝世时，从发病到离世，仅仅不足半小时，果如其愿。
始于2005年10月
毕于2006年04月
注   释：
⑴ 萧同兹：《要完成现代化通讯社我们需要更大努力》，《中央通讯社二十周年特刊》上辑第1页。
⑵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下册第571页。
⑶《上海新闻志》第三编通讯社概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⑷⑾《上海新闻志》第三编通讯社第一章中国通讯社，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⑸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册第4页，台湾三民书局出版。
⑹ 冯志翔：《萧同兹传》第9页。
⑺ 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第91页。
⑻ 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第8-9页，台湾三民书局
⑼《在兹集》第33页
⑽《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 第659页。
⑿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3页。
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www.ndcnc.gov.cn）人物篇。
⒁《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⒂ 谌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摘自《回忆李大钊》。
⒃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二编第207页。
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89-90页。
⒅ 王继朴：《稳定军心一番话》，《在兹集》第26页。
⒆ 《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⒇ 冯志翔：《萧同兹传》，第54页。
(21) “李敖有话说”第33节：“新夷说引来‘杀身祸’”。
(22) 陆诒：《采访散记三则》，选自《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23) 《李敖回忆录》第九部分“文星”。
本文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温故》第九辑。发表时改题为《萧同兹这个人》，并删去了“早年与毛泽东的短暂交往”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