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报：个人“文革史”的普遍性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系主任，广东美术馆《美术馆》杂志执行主编。近年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美术史、当代文化研究。 文武/绘

《一叶一菩提》，萧默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版，32.00元。

　　认识萧默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参加《中国美术通史》的集体写作的时候，当时觉得萧默有点与别的学者不同的地方，但也说不出什么。几年前见过他一次，才知道他所关心的事情与我多有契合，但有他自己的方式和圈子。最近读罢萧默先生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才真正了解到萧默长期以来在学术生涯以外的作为思想者的历程。《一叶一菩提》记录了萧默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经历和思想变化，谈的是经历，最大的价值却在于思想。

　　“文革史”研究的多种面相

　　读萧默此书首先应该了解“文革史”研究的多种面相。由于种种原因，应该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全面展开的“文革史”研究多年一直处于严重的缺氧状态。在1986年底，有关部门曾专门就如何“慎重对待专门叙述‘文革’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发出了通知(86〔17号〕)，认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出版社、报纸、刊物已经或准备出版、刊登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和文章，力图更深刻、更具体、更形象地反映这段历史”。这的确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刚走出“十年浩劫”历史阴影不到十年的人们试图在“伤痕文艺”的悲情氛围中把对“文革”的反思推进到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多年来，出版了一些回忆录和人物传记，读者们从中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生活与精神氛围。应该说，各种回忆、访谈和描述的角度不一，史料真实性的程度也不一样，所论及的生活与人性的深度更是会有差异；在这里，“题材决定论”的思维还是容易占上风的——— 当事人的地位、影响和事件本身的重要价值当然会更吸引读者，也更会被历史学家所关注。

　　萧默先生的这本回忆录显然并不属于这种类型，它讲述的只是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敦煌等地工作、生活的人与事。由于这段时期正是跨越了“文革”前后，作者所关注的也是这一时代中的人性在政治运动、生活磨炼中呈现的真实面貌，因而在客观上具有了与“文革史”密切关联的性质。正如辛子陵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讲，敦煌莫高窟既不是政治中心、也没有发生过震动全国的事件，作者萧默也是普通平常的人，“但也正因为它的普通平常，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芸芸众生，在那个时代都是像敦煌那样走过来的”。这正是史学研究中关注普通人历史的合理思路，可作为对重大事件、政治制度史等较为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的补充。这会令人联想起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兴起的“新社会史”学派，它力图从“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历史，认为历史的真正主角就是普通人。当然，作为回忆录性质的著述常常并非是有意选择这种角度，目前我们对“文革史”的研究更不是已经在重大事件、人物等方面做得很充分了；而毋宁说类似“一叶一菩提”这样的角度更多只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但在另种意义上说，“一叶一菩提”式的历史反思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是不容否认的。正如萧功秦先生在“跋”中所言：“也许可以这样说，每个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是一本书，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他们的回忆录能再现出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的某一侧面，无数这些侧面结合到一起，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世界”。这话说得很对，只有在这样的一部大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与真实生活相关联的历史写作。在这种意义之上，辛子陵先生更揭示出了本书的另一层深意：“书名《一叶一菩提》，显然有启示读者从一隅一事中作更多反思的含意，但我以为，作者似也在提醒世人保持真善美的本色，寓有从我做起、拯救世道人心的良苦用心”。我想这是真正的知音者言，实际上也是这种“一叶一菩提”式的带有特殊意味的历史写作所具有的双重价值：理性上的反思与心灵上的拯救，如萧默先生在“自序”中说：“只有提升到对制度性层面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思考和忏悔，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复兴。”

　　时代的巨变与精神的扭曲

　　时代与精神的关系在极端偏激的意识形态宰制下，对人类所创作的文化价值的极度扭曲的评价是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萧默在书中谈到在“文革”前，作为敦煌研究人员本身对敦煌艺术的评价就充满了荒唐的否定与肯定的言说方式。例如史苇湘先生试图从审美意义上对敦煌艺术作一点肯定，但他先得把敦煌艺术痛骂一顿，然后曲里拐弯，通过为劳动人民大唱赞歌，顺便把劳动人民“被迫”创造的敦煌艺术也稍稍肯定那么一下(第60页)。作者认为“这种表述方法，需要高超的技巧，稍不留神便会留下话把儿，所以他说得费劲，大家听得也吃力，有时竟不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第61页)。”这种精神与语言的冲突现象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实际上直至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公共生活之中，一些分明是人类精神价值与思想原则的共同财富要获得公开的、毫无保留的肯定仍然是那么困难；某些被认为是敏感、出格的观念、言辞其实如果能获得公开的、自由的论辩的话，本来就像敦煌艺术的价值那样是无可置疑的。萧默说，“史先生和段先生其实都是极聪明的人，却大半生不能畅所欲言，令我深为惋惜。”(同上页)。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媒体的至今令人痛惜之所在吗？！那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在思想与表述之间如履薄冰的体验，凡是有思想、有良知的写作者与媒体人谁没有过？

　　时代巨变与精神扭曲的关系还表现在人们看待和评价历史的问题上。让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有无数的表现方式，有些是处心积虑的思想灌输，如辉格党人以进步与反动二元截然对立的历史观为新政权的合法性背书；有些则会表现为各种似乎是自发的想法和行为，其实都是思想灌输下的产物，是“洗脑”的自然后遗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65年常书鸿强烈地提议为了配合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纪念活动，“也为响应领袖发出的‘古为今用’的号召，展现敦煌艺术为新时代服务的前景”，设想在已没有任何壁画和彩塑的第143窟建设一座“新洞窟”。其方案是要在窟内后壁中央塑一尊领袖像，画塑结合，后壁用浮雕或壁画表现领袖的革命战友，其他壁面绘制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与建设成就，窟顶绘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第56页)。对此，萧默的评论极为精彩：“常先生从来就不是政治家，根本就不懂政治，只是一位艺术家，他似乎也预感到风雨的气息，要以‘新洞窟’的创作来表示自己对于他并不了解的‘革命’的响应与拥护，求得‘革命’的宽恕，真是用心良苦，哪晓得会落得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下场(第62页)。”其实这种心态是早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之后就开始滋生在无数善良的人们的心里，语言的变化与行事方式的改变都在有意无意地迎合着权威的爱憎。

　　也有一种反向的“历史教育”是刚好与“辉格党人”的初衷完全相反的，那就是所谓的“忆苦思甜”运动中出现的笑话。萧默在1966年参加敦煌县农村“四清”工作，任务是访贫问苦，收集苦大仇深的材料，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谁料到“访”、“问”的结果，“诉的是‘大跃进’的苦”，忆的是“解放前”地主雇人收麦子先让雇工吃大白馍馍(第65页)。这种例子早在我们读中学开展“忆苦思甜”活动时就听说过，可以肯定是并不少见的事例。

　　萧默从自己的农村工作经历中认识中国的农村问题，他在今天对于中国革命给农民所带来的一切的反思很朴素，但在我看来远比某些农村问题“专家学者”的宏论要准确得多、深刻得多。“农民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原先至少还有的迁徙的自由也丧失了，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连出去卖苦力都算是搞资本主义，被称为‘盲流’，强迫遣回。养几只鸡也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民实际上已变成为农奴，历史倒退了两千年(第67页)。”

　　“文革”中的人性与反人性

　　萧默很强调在写作中对人性的揭示和颂扬：“为什么我不承认这本小书是所谓‘伤痕文学’？因为它重于陈述人性和社会。人与社会都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这本书更着重的还是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第94页)。”这个角度和观念在“文革史”研究中有着很深刻的意义。但是，萧默眼中的“人性”远不仅仅是在危难中的一点同情和援手，他看到的还有人性中对制度危害的辨识能力和反向努力。

　　对于那些曾经在运动中保护过他的党员干部，他不仅心存感激，而且“忽然想到了一个新词，沽名之曰‘维持会效应’，适用于心存善良只想当好人却不得不摆摆姿态以维持‘大局’的好干部(第95页)。”他认为这些党的干部并不是懦夫，虽说不上是直面的战士，却也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施行者(第95页)。这一分析的深刻之处是看到以人性与文化的普遍性传统反抗意识形态威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正是“文革史”研究中极有价值的论题。

　　“文革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论域是群众运动中自发的“大民主”问题。在许多西方研究者看来这个问题十分迷人，似乎在这里潜藏着人性的解放、社会的民主的可行路径。应该说，这片论域既充满了混乱、冲突，同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和在极其短暂地推翻了官僚科层制度的时空中焕发出来的公共管理能力。萧默在书中讲述的“为了贯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清理工作组在时形成的整群众的‘黑材料’”的例子很形象地诠释了“大民主”的景观。清理工作的第一步是先要讨论出一个“清理办法”。大家拟定的办法中明显可以看出群众的自我保护心态，而在征求意见、充分协商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比之今天的征询民意更为实在：“其人人参政的民主程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无。其间，各人利害关系不同，对条文有所争议……最后总算大家都同意了，经济问题者暂留，生活作风者烧掉。有保留意见的觉得太坚持了可能对自己反而不好，也不再坚持(第89页)。”

　　萧默所认识的高尔泰或许可以作为反人性的险恶的例子。萧默“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明显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确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又施于别人。所以，在高尔泰貌似豁达的表象后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第199页)。”“是的，高尔泰是一头被迫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着的狼(第207页)。”因此，萧默就他“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对于有论者认为高尔泰“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之说不表赞同(第215页)。

　　从《一叶一菩提》中看人性与狼性的搏斗，一部20世纪中国政治史是否亦可以作如是观？

　　□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