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健康人格模型介绍：生产性的人

2008-06-01 00:52 A.M.
转自 杨眉心理学网站www.yangmeipsychology.com/show.asp
"积极主动的生存意味着去展现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些天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就是说，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饱满涌流，要爱，超越孤立的自我的束缚，有兴趣，去倾听和去贡献"。
——弗洛姆
第一节 弗洛姆的生平
埃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n,1900－1980）出生于德国，犹太人，后入籍美国。
弗洛姆的父亲是商人，祖父是犹太拉比。宗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弗洛姆自幼父母关系不和，父亲喜怒无
常，母亲患有抑郁症。弗洛姆曾描述自己是一个神经质的男孩儿。家庭状况使弗洛姆自小对人类行为的原因产生了兴趣。他12岁时遇到一件让他十分困惑的事，他们家的一位朋友，一位25岁的女画家选择放弃绘画而陪伴她成为鳏夫的父亲，弗洛姆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仅仅是为了陪自己的父亲而放弃自己的爱好。后来，一件更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那位女画家的父亲去世，不久那位女画家居然也自杀了！不仅如此，她还在遗嘱中写到希望与父亲合葬在一起。这是弗洛姆遇到的第一件非理性行为。他那时还小，从未听说过“恋父情结”，但这事使他在以后读弗洛伊德时一下子就迷上了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姆14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十分震惊地发现，由于宣传的煽动，德国人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放纵中，最让他钦佩的一位老师突然间就成了杀人狂。弗洛姆的许多亲友死在战壕里，这极大地扰乱了弗洛姆，他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正派和通情达理的人全都变成了疯子？！
这些困惑后来都转化成弗洛姆研究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动力。他在寻求理解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根源的过程中，又发现了马克思，他认为正是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体系中，他找到了答案。他认为，弗洛伊德着重从个人角度分析非理性行为，而马克思则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研究非理性行为，从此，他的兴趣便明确了：“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也就是人在其社会生存中的规律”（埃里希•弗洛姆著，1962，张燕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p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922年，弗洛姆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1933年为逃避纳粹，他从德国移居美国，先在芝加哥与精神分析学家荷妮一同工作，后随荷妮到了纽约，在其中的一所大学任教，并开业做了精神科医生。但他从未中断过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1960年代至1970年代，他积极投身于和平运动，反对冷战、核竞赛以及越南战争。
他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研究人，并提出健康人格模型。
尽管弗洛姆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精神分析治疗家有几十年的从业经历，但由于他学识渊博，著述涉及面极广，因此，他不仅被当作心理学家还被看成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第二节 弗洛姆的健康人格观
一、弗洛姆健康人格观的理论背景
弗洛姆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和其他心理治疗家不同的是，尽管他也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是他在探讨心理疾病的病因时却比以往任何心理治疗家都更强调社会在个体心理疾病上的决定作用。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异化－－它使人类因此而陷入了困境。
人类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中凭借理性，认识并且征服了自然，人创造了许多征服自然的方法，但结果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使人反到对如何做自己感觉茫然；不仅如此，人用多年奋斗为自己赢得的自由现在也演变成为一个陷阱，因为自由意味着变化、弹性和变动，这些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人产生不安全感觉，使人倍觉孤立、孤独和无助，结果，原先许多渴望追求自由的人变成了想要逃避自由的人。
弗洛姆认为，人们在逃避不安全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几种病态的防御机制：
第一类：完全服从权威型（authoritarianism），即个人为了重新获取他已经失去的力量感，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而使自己服从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以新的枷锁取代业已摆脱的原始的枷锁。这样的人在以集体的面目出现时，被称作群氓，而作为个体，他们被称作：被虐狂。
与“被虐狂”共生的是“虐待狂”，尽管这两类人的表现看起来大相迳庭，但他们在心理上的需要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具有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孱弱感，他们需要以共生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完整性，他们离开了对方就都无法独立存在。
社会中的虐待狂是各种权威主义者，被虐狂则是那些盲从的群众，如希特勒唤起的纳粹党徒，又如文革中产生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造反派；个人生活中的虐待狂与被虐狂则可以在那些反复上演的家庭暴力的夫妻中见到，以及那些总是以各种名义强加于他人的人以及那些总是离不开强迫自己的人的人或者说是甘于做奴隶的人中看到。
他们一个需要通过压抑别人获得安全，另一个则需要通过被压抑而获得安全。他们不论是谁都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
第二类：通过破坏或说摧毁他人以使世界不再具有威胁并获取力量感。具有破坏性防御型(destructiveness）机制的人有强烈的孤独、软弱、忧虑和受挫感，这样的群体或者个人通过主动的破坏性行为不仅给社会也给自己造成了很多新的问题。从群体角度看破坏，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崛起与横行了。从个人角度看破坏，那些天天都在上演的各种凶杀、犯罪和高科技犯罪等等，在在都是以破坏换取力量感的实例。但是，这种力量感都是虚幻的，它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孤独、软弱、忧虑和受挫。
第三类：个人完全放弃个人的自我，成为一个自动遵从的机器（automaton conformity）。此时，“我”不再是单纯的自己而成为“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们屈从于习俗、舆论和压力，把真正属于自己的愿望压抑了下去，接受了环境强加于自己的理念，但与此同时，他却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而这种自动与他人同化的行为，总是会进一步增加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
自动遵从大概也是当代中国人使用最多的防御机制之一。大量传媒、广告、舆论使人们成为典型的自动遵从者，人们为实现舆论中的美好生活而忙碌、奔波、辛勤劳作，人人以为舆论中的生活就是自己所要的生活，以为有了社会舆论所主张的一切就会有幸福。
殊不知，对缺乏自信的人而言，真正拥有舆论所提倡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最多也就是降低一点焦虑而已，要想因此而拥有持久的幸福感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追求舆论中的一切时，人只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人自己那颗需要关怀的心却会因为受到冷落而变得更加孤独和无助。所以，虚荣过后总是跟着更大的空虚与失落。
目前有些大学生也面临着因为自动遵从而异化的问题。学习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学习也不再成为一种享受，而是异化为一种谋生、一种进入主流社会的手段，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梦想等等全都淹没在为学习而学习的苦役中。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愿望、别人的标准成为一个大学生评价、衡量自己的准则，而自己内心的愿望和梦想全被弃置不顾，这样的学习又怎么还能有乐趣。从长计议，这样的人生也很难有真正的意义和乐趣。
……
面对社会中人的异化所导致的种种病态现象，弗洛姆大力提倡以健康的民主社会取代集权社会，以健康人格取代病态人格。
弗洛姆有关心理健康或者说正常的定义是：“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给正常或健康下定义。1.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假如一个人能完成社会所赋予他的职能,那就可以称为正常或健康的人。更确切地说，所谓正常或健康的人是指这样的人：他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参与社会再生产、承担起养家的责任。2.从个人的角度看，所谓正常或健康是指个人处于一种幸福和成长的状态之中。”（埃里希•弗洛姆著，1941，陈学明译：《逃避自由》p184，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前者是从社会必要性角度看正常或健康，后者则是从个人存在的价值的角度看正常或健康。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康的，那么二者就可以统一，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本身是不健康的，那么，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后一个定义更能体现心理健康的本质。
弗洛姆有关健康人格的观点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二、弗洛姆早期的健康人格观
（一）人格构成观以及非生产性取向性格
弗洛姆认为健康的人格是具有生产性的人格。要了解弗洛姆有关生产性人格的观点，还需要从弗洛姆的人格构成观谈起。
弗洛姆认为人格是先天与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的总和。其中的先天特征指的是“气质”，后天特征则指的是“性格”，性格关乎伦理问题，性格差异体现了个体在生活艺术方面成功的程度。
弗洛姆把人的性格分成以下几种类型，其中前4种是属于病态的，他称之为非生产性取向性格（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它们包括：
1.接受取向
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性格是指，那些认为要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如爱、物质、知识和快乐等，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外界的给予的人。在这种取向中，爱的问题就是被爱的问题，其它需要也一样，都是要在被给予中才能得到满足。
有接受取向的人表面看来是乐观、友善的，并且常常有助人的诚意，但是，他们的助人和友善往往成为获取他人好感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有接受取向的人在自己的“供应来源”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
由于时代的关系，当前中国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中有接受取向的人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家里，在父母面前，这类性格的问题可能还不明显。但一旦他们走向集体，走向社会，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和同学在一起相处时，别人稍有怠慢或者不够热情，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应，自卑者会因此而更自卑，而自负者则会因此而对别人产生不满。他们只有在别人不断的给予中、保证中、肯定中和关注中才会有安全感。
2．剥削取向
剥削取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性格者和接受取向性格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一切好事物都源于外界，人自己是无法创造出好东西的，但是，与接受取向性格者不同的是，剥削取向性格者并不只是从别人那里接受东西，而是通过强力或者阴谋从别人那里夺走他想要的东西。他们只会以这种方式与别人发生联系。
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每个人都被根据其可利用性加以判断，因为要剥削，所以，他们对人的态度充满了敌意和操纵。有因为他们只有从别人那里拿到东西才会觉得快乐，所以，他们总是过高估计别人的所有物，过低估计自己的内在价值。
日常生活中，我们在那些有强烈占有欲的、控制欲的人的身上看到剥削取向的性格特点。而最极端的病态的例子则要属有偷窃癖的人了，他们往往都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的剥削取向使他们控制不住地要把他人的东西攫为己有，在剥削他人，让他人被剥夺的过程中，他们才能稍稍缓解一下他们的焦虑和孤独。
3．囤积取向
囤积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是指那种不相信自己可以从外界获得任何东西，而把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的人，对有囤积性格的人而言，消费是一种威胁，他们很少付出，他们不仅囤积物质而且囤积情感，因为囤积，他们变得刻板、有条理、有理性、重秩序。在他们的眼中，唯有囤积才有安全，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皆然。在与人的关系上，他们的囤积性使他们无法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因此，他们以要么疏远要么占有的方式与人相处。他们不知道物质只有在交换中才会丰富，而生命只有在交流中才有活力。
任何性格的形成都与环境相关，囤积性格就与人的早年生活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儿时被过度管束的人或者儿时在物质和情感上被过多剥夺的人，往往会有较多的囤积性的性格特点。
和有囤积倾向的人交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们的占有欲较强，较刻板并且保守，和人的界限划得太清楚。而对他们自己而言，任何有可能影响他们囤积的因素都会成为使他们陷入不安和烦恼的刺激源。
4．市场取向
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指那些把自己当成商品，并把个人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性格取向。市场取向性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有此取向的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幸福而是他的销路。对有这种性格取向的人而言，他的价值不是有他自身的内在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不段变化着的竞争市场所决定，换言之，他取得了社会所认为的成功，他就认为自己有价值，否则，他就会认为自己很失败。
没有取得社会承认的人的沮丧、自卑和不安自不必说，然而，拥有社会承认的人的满足、自豪和喜悦却也很有限，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后来者超越甚至淘汰，更不用说他的价值还会随时因为社会标准的变化而贬值。
当前我们生活中有市场取向的人真不少。由于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并且舆论的影响力又太强，以至于人的定力都受到了影响，能够关心自己内心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在为市场活－－为市场的标准、市场的要求、市场的需要活－－以至于人离自己越来越远。结果，即使今天的大学生也不能幸免，该读书的时间都拿去考证，该认识自己的时候都拿去认识市场需要……
问题是，市场总在变化，而人的弹性很少能跟上市场的速度，于是，很多心理问题便由此产生：自卑、自我怀疑、自我否认……
第五种是生产性取向性格，在弗洛姆的观点中，这就是健康人格，这点我们将在下面专门介绍并且讨论。
有必要指出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单一性格取向的人，通常人们的性格都是混合成分的，但会有一项较为突出，所以才会有“取向”之说。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性格能否改变的问题上，很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中国就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说。但是弗洛姆却坚信，一个人只要具备以下４个条件，那么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弗洛姆，1982）：
（１）知道自己有问题；
（２）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３）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有办法克服的；
（４）为了解决问题，树立起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
这４点归纳起来应该是：在自己性格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做到知行统一，坐言起行，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完善自己的性格。
（二）生产性取向的性格
生产性取向性格（the productive orientation又译：创造性人）指个体创造性地运用了自身的力量，实现了自身的潜能。“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埃里希•弗洛姆著，1947，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p9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弗洛姆具有人本主义观，在他看来，生产性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一种态度。
显而易见，在弗洛姆的体系中，具有生产性取向的人即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生产性取向的人具有以下4个特点：
1．具有生产性的爱
指一种自由平等的爱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人都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一个人的自我在与另一个人的爱的关系中，不是被泯灭而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在生产性的爱中，自我因得以充分发展而延伸，个体的同一性和独立性也被保留下来，生产性的爱的对象是宽泛的，恋人、友人、亲人、同事、陌路人等等。
生活中我们常见到的令人窒息的爱(占有性很强，不许对方有自由)、令人崩溃的爱(管束对方，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虽然他们也都以爱的名义出现，但这种爱是非生产性的，是扼杀人的生命力的。
弗洛姆指出，很多人以为爱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事实上，“虽然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但是要实现爱，却是最困难的成就之一。真正的爱植根于生产性之中，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称作生产性的爱”。（埃里希•弗洛姆著，1947，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p10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生产性的爱有以下4种特征：
（1）关心：指关怀他人，不仅关心他人的物质生存，而且关心他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所关心者的成长付出自己的劳动。
例如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又如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和教育。
但是，另一方面，一对包办孩子一切的父母的确关心了孩子的物质生存，但他们的包办却妨碍了孩子精神的成长和发展，结果父母的关心往往却导致了孩子的关闭。
同样，那些总是主动想要帮助别人的人，那些总是随时准备把自己关心他人的愿望强加于他人的人，都是在“关心”的名义下进行着干涉。
真正的生产性的关心，是以和对方的共同成长为目标的，因此，这种关心是民主的、互相的、真诚的。
（2）责任：指要对别人负责任，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不仅关心他人，而且对他人的成长和发展负起责任。中国成语“爱人以德”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尽管关心和责任是生产性爱的组成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所爱者的尊重和理解，爱就会异化成统治和占有。
这点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父母们常常会以“责任”的名义要求甚至控制孩子，其结果不仅常常破坏亲子关系而且还防碍了孩子的成长。
（3）尊重：指能够按对方的本来面目看待一个人，尊重他的现状和特点。
这点做起来也并不容易，尤其青春期的人，因为喜欢某个人，就常常想着要改造某个人。而恋人之间这种事更是时有发生。
尊重他人的本来面目，尊重他人的现状和特点是需要有无私的爱才能做到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亲友，这其中的潜台词是：“我的观点和标准比你的更好，如果你按我的做了你就会更好”，而事实是，如果人们都按一个标准去发展，这个世界就将暗淡无光。更何况，从本质上看，除非一个人想要改变，否则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
所以，尊重人，尊重人的现状，按照他人的本来面目而非自己的期望去和别人相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并且掌握的态度之一。
（4）了解：指能认识对方的人格和唯一性，能客观地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
对人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解，就难有理解，没有理解，就难以尊重。此外，没有对人的了解作前提，对人的关心和责任也无从谈起。
很多时候我们和别人产生隔阂，就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了解。
比如很多城市籍的大学生就对民工存在着很大的偏见，尤其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多有不满，而对民工们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从民工的角度去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质朴、勤劳、和坚韧都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学习的，而他们的缺乏卫生习惯只不过是贫困和缺乏教育经历的必然结果而已。
再深入一点看，没有人愿意选择出生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的人家，没有人愿意选择连最基本生存条件都缺乏更不用说具备卫生条件的人家；而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卫生习惯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做支撑，最最简单的如水、电、卫生设施以及洗漱用品，我们的习惯也难以养成。例如中国甘肃的缺水地区，又怎么可能养成天天洗澡的习惯？
所以仅仅以有否卫生习惯等这样单一的标准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尺度，实在很难避免片面或者极端，而片面看人的结果，不仅会缩小我们的交往圈子，会使我们的心情变坏，而且还会导致我们的狭隘和偏执。
……
总之，按照弗洛姆的观点，通过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这一系列生产性的爱，不仅能满足自己和他人的爱的需要而且能满足彼此成长的需要，结果则会进一步激发出生产性的爱。
不仅如此，弗洛姆还特别指出，对人类的爱与对某个人的爱是相联系的，生产性地爱一个人，意味着与这个人作为人类代表的精髓相联系，如果把爱个人和爱人类相分离，那种爱就是肤浅的。
但是从操作上看，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却难。因为，爱全人类可以只停留在口号上，而爱一个人则需要许多实实在在的、具体而微的细节努力。一个人若是以具体的生产性的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的方式去爱自己周围的人，让自己周围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快乐，他就是在爱全人类；而一个人若是在爱人类的名义下约束、干涉甚至控制他人，那他有关爱的声明就只是一句空话甚至还可能是谎言。
2．生产性思维
在生产性思维中，思维者由对思维对象的强烈兴趣所推动，他被他思考的对象所感动，他以客观、尊重、关心的态度，仔细考察他所思考的客体，他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去认识客体。在生产性思维中，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统一的。
在一个具备生产性思维的人眼中，人们的欢笑或苦恼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为自己的情绪而存在。所以，他不会在高兴时认为所有的笑容都因为自己的存在，也不会在痛苦时憎恨别人的快乐(如：“我这么痛苦，他们怎么还在笑?!”)。
弗洛姆认为，只要一个人尊重他所观察的事物，达到客观性是有可能的。要了解事物，就必须尊重它，按它的自身本质而认识它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事物的真相。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人都会受他个人的经历、经验和知识水平等等的局限。因此，弗洛姆此处的客观强调的是一种尽可能有意识去做到的客观，要做到这点，一个人需要有开放、包容和富有弹性的特质，这样他才会对所要认识的客体产生真实的兴趣和好奇，才能不带偏见地去了解客体、认识客体，思考客体。结果思考就会成为一种享受。
3．幸福：
此处的幸福是指在思想、情感以及行为上全部生产性活动的产物。换言之，幸福一定与某种创造性活动和产物有关。
例如，一个学生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解了一道难题，一个农民看着自己培养出的新品种，一个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或者发明等，此时他们体验到的通常就是幸福，一种充满了创造性的喜悦的感觉。而快乐不然，快乐只是紧张解除后的欣快感，例如一个口渴的人喝着了水，一个劳累的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个孩子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玩具等等，此时由于长期紧张的解除，人体验到欣快的感觉。
弗洛姆认为幸福是一种成就，是人的内在生产性的产物。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人类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了他的潜能，这使他既与世界溶为一体，同时又保持着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幸福是人的生产性的充分发展。
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幸福不仅仅是愉快的感觉和状态，而且能提高人的心理功能，带给人日益增长的活力和健康。它还是人的各种潜能得到实现时的一种状态。因此， “从个人的角度看所谓正常或健康是指个人处于一种幸福和成长的状态之中” （埃里希•弗洛姆著，1941，陈学明译：《逃避自由》p184，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把主观上能否体验到幸福当作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这是弗洛姆的首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4．人道主义良知：
人道主义良知（humanistic conscientia）：指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展现其作用的行为、思想及情感。“如果爱被定义为肯定人的潜能、对被爱者之独特性的关心和尊重，那么，人道主义良知则能合理地称为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 （埃里希•弗洛姆著，1947，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p15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弗洛姆提倡人道主义伦理学，即：相信人的目的就是造就人自己，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条件就是：人一定是为自己的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人道主义伦理学思想的基本前提：那就是相信人天性向善，相信人有无限发展的潜能，相信人在自动发生作用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并且实现人的善。
也正因此，弗洛姆把“为自己”和“造就人自己”看成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要义。
此处的“人”和“自己”并非只是单纯地指我们每个人自己，而是包括全部人类。
所以，人道主义良知是真正发自人自身的声音，是人实现生活目标的原则。人道主义良知促使人返回自身，返回生产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的发展。
人道主义良知引导人以符合良知的方式行事，这不仅能促进社会进步，能给人带来外部赞许，而且能促进人的成长与充分发展。
人道主义良知是生产性人自我定向与自律的表现。与人道主义良知相对立的是权威主义良知（humanistic conscientia）即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或者任何文化中的权威的内在化了的声音。这是个体从父母、社会、国家中习得的。
本来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人能在一个较为有序的社会中更好地生活，但是在有权威主义良知的人眼中，规则高于一切，规则就是一切，因此执行规则就是善的，违反规则就是恶的。由于有权威主义良知的人只知道顺从规则，结果使规则出现了异化，为方便人而存在的东西异化成了束缚人的东西。
一个人如果受权威主义良知支配，就会因为害怕违反权威的规范后受罚而去行事，这样的人会压抑人自身的善良与追求美好的天然倾向，从而妨碍其自身的充分成长并给人际关系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一个受权威主义良知支配的人若有一定的权利则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创伤甚至灾难，并且他的权利与他给社会造成的灾难是成正比的。
受权威主义良知支配的人是一个病态社会得以产生并且延续的土壤。如纳粹时期，再如中国的文革时期。现在的人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疯狂的纳粹和文革，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居然会被几个人影响而同时卷入到那样疯狂的事件中，其实，促成那些疯狂事件产生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有那些具有权威主义良知的人的大力配合，结果，几个人的疯狂变成一群人的疯狂，然后再发展为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疯狂。
现实生活中，那些非常僵化地执行规则的人，那些无论何时都不肯做变通的人，那些始终把规则看得高于一切的人，都有可能具有权威主义良知。
2．弗洛姆晚期的健康人格观
弗洛姆晚期的人格观将人格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重占有的，一类是重存在（也有译作‘生存’）的。而在他看来，“重存在”的人就是健康的人。
“重占有和重生存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形式的体验，起强弱程度决定着个人性格的不同和两类社会性格的不同”（弗洛姆，1982）。
重占有（to have）指的是：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此情形下，人要把所有的人和物都变为自己的占有物。
很显然，在重占有的性格中，大致包括了弗洛姆以往归纳的非生产性的4种性格类型者：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和市场取向。
重存在（to be）指的是：在这种存在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和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 （埃里希•弗洛姆著，1982，关山译：《占有还是生存》p2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弗洛姆此处所举 “重存在”的人格特点，与他早年的“生产性人格”划分的特点基本一致，指的是那些致力于与他人合作、共享的以创造性方式生活着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弗洛姆在其《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从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体验去区分重占有还是重存在的性格类型。如一个重占有的大学生和一个重存在的大学生在学习、记忆、交流与阅读等方面会有什么不同等等。非常值得我们去细读。
在同一本书中，弗洛姆在其第三部分 “新人和新社会”中，以“新人”为标题，细细罗列了他心目中健康人格者的全部特点，虽然看起来不那么容易实现，但是，笔者还是决定全部录入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对比参照：
新   人
“新社会的功能是促进新人的形成，新人的性格结构有以下特征：
1．为了全面的生存，愿意放弃一切形式的占有；
2．具有安全感、对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而且这三者都是以对现存自我的信念、要求与周围世界紧密联系，对这个世界的兴趣、爱和与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些需要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占有、据为己有和控制世界的欲望（以至于成为自己财产的奴隶）之上；
3．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我们自己，任何人、任何物都不能赋予生活某种意义。而这种彻底的独立性，又是以奉献和分享为己任地充分发挥那种积极性的先决条件；
4．不论在那里，都有充分展现自身和参与的能力；
5．以奉献，分享为乐，而不是把快乐建筑在积攒和对他人的剥削的基础之上；
6．爱和敬畏任何形式的生命，能够意识到，物，强力和任何死的东西都不是神圣的，神圣的是生命和能促进生命成长的一切；
7．尽可能将贪欲、仇恨和幻想减低到最低程度，
8．不靠幻想，不靠偶像也能生活，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再需要任何幻想的发展阶段；
9．努力培养和发展自己爱的能力以及批判的、非感情用事的思维能力；
10．能够克服个人的自恋心理，接受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这一令人悲伤的现实；
11．觉悟到自己和别人个性的充分发展是人生最高目标：
12．知道为了达到此目标必须承认现实和有纪律；
3．知道只有在一种结构中的成长才是健康的成长，同时又能认识到作为生命的一个属性的“结构”与作为无生命、死的事物的属性的‘制度”之间的区别；
14．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但这不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状况，而是对种种消除这种状况的现实可能性的预想；
15．不欺骗别人，也不受别人欺骗，一个人可以是无辜的，但不应是幼稚的；
16．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那个已知的自我，而且也要认识未知的自我，每个人对这种未知的自我都有一种潜在的知；
17．与所有生物共处一体，有这种整体感，因此，不应去征服、奴役、剥削，强迫和毁坏自然界，而应去理解它和与它合作；
18．自由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也就是说，自由不是种种无约束的欲望，而是一种巧妙加以平衡的结构，这一结构时时刻刻都处在成长或者没落、生或者死这种选择的关头，
19．认识到，恶和破坏性是自身得不到发展的必然结果；
20．认识到，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特征，但是不要有‘一定要达到这一目标’的雄心，要知道，这种雄心不过是贪欲和重占有价值取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1．幸福地生活在自身活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不管命运所允许我们达到的至远点在何处，因为我们尽可能地去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活，因而是那样地满足，以致于我们根本不考虑能达到或不能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埃里希•弗洛姆，1982）
请注意，本书介绍或者说罗列弗洛姆这个有关新人的标准，仅仅是提供一个对比参照，如果有同学把这个当做一个绝对的标准，甚至确立“一定要达到这些目标”的目标，那就会如弗洛姆所说，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占有了。
第三节 生产性人格的形成
严格地说，弗洛姆较多阐述了生产性人格的特点，但对于个人怎样才可能一步步实现生产性人格，他却较少谈到。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否，更多地是由社会而非个人所决定的，此外，他坚信我们所有的人，对于情绪健康和身体健康都有一种先天性追求，只要有机会，这种先天性倾向就会兴旺起来，引导我们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弗洛姆这里所说的机会，主要指的是社会而非个人。
弗洛姆认为：具有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健康社会，有助于产生健康的人格，而病态的社会则产生病态的人格。因此，人对健康的先天性追求倾向能否变作现实取决于社会而非个人。
弗洛姆强调社会对于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也用大量实例证明，人有可能克服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健康人格的原因。他把这归因于个体所具备的极其强烈的寻求健康的先天倾向。
由于弗洛姆十分强调社会对人格的影响作用，不断呼吁建设符合人性的健康社会，因而使他的学说更象思想家而非心理学家的学说。
弗洛姆有关生产性人格的观点发表后近几十年后，他在继续强调社会健康的重要性并提倡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观点的同时，提倡用弗洛伊德的方式增加自知力，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个体以健康的生活实践－－即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和发扬重生存的价值取向－－去完善自己。为此，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他有关健康人格者－－他称之为“新人”－－的特点。
综上所述，弗洛姆在很大程度上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产物。健全的社会产生健康的人格，使其成员相亲相爱，成为生产性的人；而病态的社会则在其社会成员中制造猜疑、敌视和不信任并最终制造大量病态的人。但是，他同时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成长、发展和认识自身潜能的需要，这是生命的主要任务，没能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就会不幸福甚至会得心理疾病。
由于弗洛姆与其他心理治疗家相比十分强调社会改良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这使他的学说更象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而非心理治疗家的，但实际上他的学说仍然是很有操作性的，这既体现在诊断上也体现在其很具认知疗法特色的治疗理念上，如他给了我们一个富有新意的有关健康人格的对比参照；他有关生产性的爱的提法和对之进行的分解，都可以成为我们自我调节时的重要参照；而他对人寻求健康的先天倾向所怀有的那样执着而富有感染力的信念，更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信心。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家，弗洛姆对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所怀有的极为特殊的关心使他的“生产性的人”在健康人格模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