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朝鲜战争“解密”文件之再解密

6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60年前朝鲜战争的大量文件。海外报道称，解密文件表明，中情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一系列重要事件，特别是对中国出兵问题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解密”故事开讲前，还是先说说“被解密”的文件。中情局这次公布的文件共1300份，其中包括以前从未公开过或是包括进了新内容的900份文件。同时，美国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也公布了数百份朝鲜战争的文件，包括杜鲁门总统的讲话录音，以及他与当时国务卿艾奇逊的通信。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项目负责人皮尔森说，该中心收集的1955年至1984年的文件描述了朝鲜与中国之间“起起伏伏的关系”。
虽然文件已经解密，但对大量历史档案进行判读还需要花费历史学者很多时间。从目前来看，最值得一书的，恐怕还是美国中情局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这家似乎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情报机构在朝鲜战争中其实昏话、谎话连连，战争的荒谬性在60年后显露无遗。
美国领导人对中国“大规模介入”毫无防备
一份名为《1950年朝鲜两个战略情报错误》的解密文件称，朝鲜战争爆发后，靠着训练和装备不足的驻日美军的干预，美国才顶住了朝鲜军队的进攻，但美军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
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美国和“联合国”军（当然它不会提就是在美国“纠集”下）将战线北推时，美国领导人、包括军方领导人，对中国“大规模介入”毫无防备。
这个“解密”文件的结论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新鲜。熟悉60年前那场战争发展过程的人都清楚，中方在参战前，宣示是明确的：周恩来总理曾经透过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确表示，美军过了三八线，中国要“管”。为了准确传达这个信息，中方甚至和资深翻译仔细研究过“管”的英文说法。只不过骄横的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后自我膨胀，根本听不进来自中国的正告，也无视中国的力量。而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也认为潘尼迦言行“左倾”，传递的信息没有价值。
但强大的美国就是错了。美国在朝鲜战争的一系列战略判断失误，几乎是“墨菲定律”（意指“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的绝好验证，而中情局的错误应该是最致命的之一。
说来有趣，中情局在远东地区的失败，追究起来重要的责任人之一恰恰是麦克阿瑟。这个将远东地区看成自己“禁脔”的五星上将没来由地仇视中情局，禁止中情局官员涉足“他的地盘”。而他自己非常信任的情报官威洛比在战略判断上也不太高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痛击美军骑一师后，还认为中国军队只是为保护鸭绿江水电站派出的少数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
年轻的中情局更钟情于“加里森敢死队”
朝鲜战争爆发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时并不遥远。中情局其时刚刚脱胎于二战时由多诺万创立的“战略服务局”（OSS），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它在任务定位和组织架构上还存在许多缺陷。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被称为中情局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但彼时他刚刚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任上卸任，他一方面要治疗严重的胃溃疡，另一方面还要调整中情局内部情报和行动之间很不平衡的架构，可以说是分身乏术。
从国际大环境上看，毕竟美国走出战火还不久，又有“冷战”爆发的大国际背景，中情局无论在预算还是在人员上似乎更钟情于“加里森敢死队”那样的莽汉和武夫，热衷于所谓“秘密行动”，而不是办公室里的情报分析。
在事关朝鲜战争的情报分析上，中情局“不过是重写美国国务院的有关报告”。据已经阅读过这次解密文件的一位现职中情局情报分析部负责人说，文件显示中情局在那些年代“并非组织精良”。他说，中情局当时的运作方式是“少数分析员兼顾整个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派不同的分析员负责特定的地区。他表示：“在核心内容方面，比方说了解领导人的决策方面，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任务。”
史密斯上任后数日，就要陪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去太平洋上的维克岛会见麦克阿瑟。这位美国武装最高司令“屈尊”飞行数千里去会见一位战区司令，而后者连敬礼都懒得做一个。在两人一对一的密谈中，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人不会介入”。
维克岛会见日期是1950年10月11日。除了麦克阿瑟，杜鲁门从中情局也得到“确认”：“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有全面卷入朝鲜的意图。”事实上，三天前，以13兵团为主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就已经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厉兵秣马准备赴朝参战。
10月20日，中情局“情报”老调重弹，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部署的中国军队是用来保护水电站的。其实就在一天前，毛泽东已正式发布命令，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共27万人分别从辽宁安东（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吉安）过江，入朝参战。
10月28日，中情局报告说发现少数零散的中国志愿部队。事实是三天前，志愿军40军在温井与韩国军队正式交战，已经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
10月30日，中情局仍在表示“不大可能有中国人的重大介入”。一天后的黄昏，志愿军39军在云山重创美军骑一师。直到11月初，美军在朝鲜半岛东西两线都损失惨重，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情局才如梦初醒。
此时，不仅在朝鲜战场，中情局在和苏联“斗法”中也输一局。苏联间谍威廉.维斯班德渗透到了美国无线电侦查的神经中枢---阿灵顿厅，此处距离五角大楼只有一臂之遥。他几乎单枪匹马就瘫痪了美国的无线电情报系统。
冷战期间继续导演“谍战剧”
战略情报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判断失误并没有让中情局消停下来。虽然史密斯局长一直力图加强信息分析能力，但中情局从来没放弃通过“秘密行动”挽回面子的努力，甚至在朝鲜战场地面战争结束后仍然如此。
1952年11月29日，一个深冬的夜晚。一架C-47“空中列车”悄然潜入东北长白山地区的中国领空。机上两名中情局间谍的任务是低空飞行，不降落，用绞盘把地面上的一名中国间谍拉上飞机，顺带带走地面人员携带的秘密文件。看到约定集合地点上的三堆火，飞机降低了高度，但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一阵猛烈的地面火力。飞机受袭爆炸，两名机师当场丧命，两名间谍被活捉。
被俘的人一名叫约翰.杜威，负责在塞班岛为中情局训练潜入中国的特务，被俘时只有22岁，来中国是他第一次执行所谓“海外任务”。另外一名间谍叫法可图，两人最后分别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20年徒刑。
可笑的是，两人被俘后，中情局公开否认了他们的间谍身份，称他们是受雇于军队的非军事人员。直到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承认了杜威和中情局之间的联系，两人才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获释。
这就是中情局在“冷战”期间针对中国导演的众多“秘密行动”之一。虽然当时朝鲜战场上大规模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但中情局仍寄望通过如此的小伎俩实现所谓“政权转换”。当然，这也是中国当年防奸反特的成功案例之一---在杜威等到来之前，中国反间谍机关就掌握了所有情报。从所谓的“地面间谍”到集结地点、接头方式，一切都是中方成功行动的组成部分。
杜威两人回国后都脱离了中情局。杜威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后来当了法官。施瓦茨回到了母校波士顿大学，当了田径教练。两人的真实经历一直被尘封在中情局某个不见天日的角落。
也是在６月，中情局在此事件解密后请一位电影人拍摄了一部长达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与美国今年拍摄的描写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国军队在朝鲜长津湖鏖战的《严寒17天》不同的是，片子只在中情局位于兰利的总部供内部放映，当事两人也不得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