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从“穷富之争”看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张雪忠：从“穷富之争”看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
● 张雪忠
茅于轼先生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穷富之争”。茅先生在文章中阐述了两个观点：富人的处境比较艰难，随时可能被侵犯；保护富人，穷人才能致富。这两个观点很难说无懈可击。( http://www.tecn.cn )
“富人的处境比较艰难”，这一观点既与中国民众的经验不符，也背离了基本的常识。面对可能的侵犯，富人至少在三个方面比穷人更有优势：富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与权力进行交换以求得保护；同样价值的财产被侵犯，对穷人造成的苦难更为巨大；富人更容易通过移民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远离侵害。 ( http://www.tecn.cn )
茅先生第二个观点更值得怀疑。人们有理由相信，与保护富人相比，让穷人致富更好的办法是保护穷人已有的些许财产，并保护他们利用财产和劳动追求财富的权利和自由。另外，富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定义而言，富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属于少数人群。期望让大多数人变为富人来消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要让穷人和富人在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人们必须另觅他途。 ( http://www.tecn.cn )
似是而非的论调
如果政治权力不是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人们具有较为平等的追求财富的机会和权利，则财富往往是社会贡献的回报。这些贡献包括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或服务（主要来自企业家）以及为人们带来快乐（主要来自娱乐或体育明星）等等。此时，保护富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财产既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鼓励人们追求并创造财富，也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因为财富主要是源于劳动和创造，而不是源于压榨与掠夺。 ( http://www.tecn.cn )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高喊“保护富人，穷人才能致富”的口号，肯定不会让那些生计日艰的穷人感到鼓舞。财富的获得如果缺乏最起码的公平性，财富也就缺乏必要的道义基础，因而难以得到人们的尊重。( http://www.tecn.cn )
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宣称穷人有“仇富心理”，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做过什么严谨的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点。茅于轼认为为穷人说话的人在中国已经很多，因此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论断是否准确，这有待经验证据的验证，但笔者个人却感觉，主流经济学家中为穷人说话的似乎真的不多。已经失信于广大民众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果想重获人们的信任，似乎应改变崇拜财富的习惯，转而尊崇民众免于政府权力侵害和追求财富的权利和自由。 ( http://www.tecn.cn )
在此次“穷富之争”中，有人提出“要警惕那些企图通过讨好穷人获得政治支持的人”，在中国再次建立“可怕的穷人政权”。但笔者却认为，人们更应警惕甚至反省的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再三给这些“可怕的人”提供讨好穷人的机会？( http://www.tecn.cn )
当权势人物手指那块地就能得到那块地时；当挥霍无度的地方政府、追逐利润的房地产商，以及通过拆毁他人房屋而获利的拆迁公司结合在一起，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推倒他人的房屋（偶尔也剥夺他人的生命），却“无须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时；当孤苦无助的民工只是因为讨要自己的血汗工资便遭受殴打时；当以户籍制度维持的“种族内隔离”仍牢不可破时，有人还要求穷人们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律，似乎太强人所难了。 ( http://www.tecn.cn )
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良知
中国历史上的“穷人政权”的确未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但其一再出现是有原因的。中国从未实行过使政治权力受到实质性约束的制度，不受约束的权力一直是财富分配的主要机制，政府及其官僚对民间财富总是予取予求。民间财富的源泉因为财产安全的缺乏日渐枯竭，而掌握权力者聚敛财富的欲望却日益膨胀，其必然结果是多数民众的生存日趋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众以和平方式改善生存环境的途径被堵死，暴力革命也就在所难免。( http://www.tecn.cn )
茅于轼先生后来澄清说，他“从未说过首先保护富人，或首先保护穷人，穷人、富人应得到平等的保护”。茅先生的这些话可算是对此次“穷富之争”的最佳注脚。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不管富人、穷人，都有权对政府提出两个要求：政府不要侵害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在公民财产和权利受到他人侵害时，政府应该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 ( http://www.tecn.cn )
在财产和权利保护方面将人分为穷人和富人的争论，完全回避了问题的症结。如果不是得到政府权力的默许乃至支援，不管穷人、富人，实际上都无法侵害他人。那些参加争论的人应该明白，如果政治权力可以轻易使人获得财富，当然也就可以轻易地侵害财富。一个不能有效地保护所有人的社会，其实也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任何人。 ( http://www.tecn.cn )
到目前为止，此次“穷富之争”触及了症状，却回避了病源。不过，这一争论至少折射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精神分裂的症候：他们一方面想要实现匡世济民的抱负，另一方面却不敢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显而易见的症结，不敢在集中、强大而又专横的政治权力面前，展现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和良知。 ( http://www.tecn.cn )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