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　文革后期被关押干部是如何解放的 我与“四人帮”的几次交锋

吴德　文革后期被关押干部是如何解放的  我与“四人帮”的几次交锋
中华文摘
1974年年底，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四届人大之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此后，毛主席亲自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但“ 四人帮”借口问题查不清楚，千方百计干扰、阻挠干部解放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 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 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
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三个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
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
此后，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看一个人的，要看完就要一个星期。
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已是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再举一个例子。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1936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青听后变了脸，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
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做。
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
1、毛主席批的、中央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
2、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待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在这中间，“四人帮”又出来刁难，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
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
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
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
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
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
吴德口述：我与“四人帮”的几次交锋
关于批判“经验主义”
1975年4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邓小平同志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
4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增加了胆气。我发言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地看着我。
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
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五医院。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四人帮”，还说到“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看得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作为很不高兴。但我对毛主席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
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会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这才恍然大悟。
关于刘冰的信
1975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了话。我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八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
纪登奎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这样，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谢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
不久，毛主席对李先念、汪东兴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在清华大学由小会到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李先念同志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后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
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
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解放干部问题上的斗争
1974年年底，毛主席提出要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
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他们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这是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示解放的。所以叶剑英说“多谢牵骡人”。这次清理专案工作“四人帮”肯定又会多方阻挠和干扰的。
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作。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在这中间，“四人帮”出来刁难，最会出鬼点子的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
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和有关特赦的文件并附有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人员名单，先送周总理审阅。
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了。
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
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
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三百五十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
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
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有意要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的消息。比如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我们也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
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
1975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
(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等访谈、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