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于母,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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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孔融罪状令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
这是建安十三年曹操给孔融的死刑判决书。文中罗列孔融的主要罪状有二:宣扬父母于子无亲;主张如果父亲不肖,那么宁愿在饥荒时把吃的送给别人。这违反了天道,败坏了伦理,影响恶劣,弃市都难罚其罪,所以有必要广为告之,消除影响。
此孔融就是那位以四岁让梨而闻名的孔融,字文举,孔子第二十世孙。孔氏后裔怎么会违背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个罪名很有点蹊跷。俗话说。三岁看老。孔融四岁便能谦让兄弟,算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有先悟了;十三岁便因父亡而悲伤过度,要人扶着才能站立,州里人都赞扬他的“孝”;十六岁因与兄争揽包庇逃犯——名士张俭的罪名声名大震。这样的孩子在成年后却宣扬“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歪理邪说,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探究。
如果我们跳出儒家的伦理规范之外,站在客观实际的立场上,就不能不承认这歪理邪说自有它的部分合理性。孔融的第一个罪状,在同僚路粹弹赅他的奏文中有详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意思是说,父亲对于孩子,并没有什么亲恩,因为他并不是为了生这孩子而生他,而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情欲;孩子对于母亲,也不必怀恩,因为这就像把东西暂时寄放在瓶中,东西一拿出来,就跟瓶子没什么关系了。的确,孩子是人的性欲本能和种族延续本能的产物。但孔融似乎忘记了,人类的幼仔并不像许多动物幼仔那样出生不久就能到处走动,他的生命完全是无力的、被动的,不管衣、食、住、行哪个方面,父母些微的照顾不周都可能导致他的疾病和夭亡;而且人类幼仔从出生到成年长达十数年,如果没有父母的悉心照料,他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亲子之间会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也是动物所不具备的。所以俗话说:“生不亲养亲”。以孔融的聪明,绝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联系他的第二条罪状父亲不肖即可不养可知,这其实是对日渐僵化、苛刻的封建道德的矫枉过正。
两汉都标榜“以孝治天下”。汉代皇帝从惠帝开始,前面都加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汉代一直表彰“孝弟力田”,用“举孝廉”来选拔人材。《孝经》在汉代是必读经,《五经》不是必读经,《五经》只需分科选读,《孝经》则是人人要读。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后,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元代人编成的《二十四孝图》里,汉代有九人之多,是各个朝代中人数最多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二十四孝图》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孝道。他说他最反感的一则是“老莱戏彩娱亲”中的“诈跌”,教人不诚实。另一则是“郭巨为母埋儿”。他一边读一边担心自己的父亲也会学了郭巨,那被埋的就是自己了,而且他也明白天下未必有埋儿时挖出黄金这样的巧事。事实上在其他的故事里,令人反感的地方还很多。姜诗涌泉跃鲤、丁兰刻木事亲、孟宗哭竹生笋,渗透着所谓“孝感天地”的迷信思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欺骗。虞舜孝感动天、闵损单衣顺母、王祥卧冰求鲤,极力宣扬面对来自于双亲的虐待和迫害只能忍受和顺从,等待对方的良心发现而弃恶行善。而九岁的黄香为父亲扇枕温衾、十四岁的杨香扼虎救父、八岁的吴猛恣蚊饱血以免蚊子去骚扰双亲的故事,让人感到这个民族男人的自私懦弱,不仅推卸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心安理得地享受弱小者的牺牲,而且大力宣扬,以便更多的弱小者都来牺牲。更可悲的是儿童不应当的早熟。他们似乎已经自觉地接受了强者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他们不是作为这个世界未来的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是作为奉献者、受虐者、牺牲者而存在。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但《孝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用不着论证,人只要照着做就行了。
宣扬这样的孝道是不人道的。可是那个时候的反对者找不到有力的理论武器。没有天赋人权,没有平等自由。孔融找到的是生理现象。这是唯一的突破口。他攻击的只扭曲人性的孝道,而不是出自天伦的孝道。所以,这样的持论并不影响他在实际生活中去行孝。只是这个突破口太狭窄了,一句反问就很容易将它堵上:父母生子不算恩惠,那么十余年的辛苦养育也没有恩情吗?
孔融是才思敏捷的人。才十岁,去见河南尹李膺,告诉看门的人说:“我家和李君家是世交。”李膺见了孔融,却不认得,就问:“你祖父跟我认识吗?”孔融说:“是啊。我孔家的先君孔子与君家的先人李耳同德比义,互为师友,那我自然跟你是几代世交了。”在坐的客人都赞赏不已。大夫陈炜说:“小时候聪明,大了未必有什么出奇。”孔融应声说:“从你的话看,你小时候肯定不怎么聪明了?”李膺大笑曰:“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才思敏捷的人往往藏不住才,总要露出来给人知道。别人说好的事,你一定不能说好,要说不好,而且还能一二三四摆出一大堆理由来,这才能显出才学。可是,有时候人家说的偏偏是对的,你还要说不对,这就变成抬杠了。比方,曹操攻下邺城,儿子曹丕私纳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悟,就问出自何典。孔融说:“拿现在发生的事去推测,想必就是这样了。”这杠抬得还是有些水平的。荒年粮食紧张,曹操下了禁酒令,孔融说:“女色误国,何不禁婚姻?”这杠抬得就没有技术含量,纯粹意气用事,图一时之快,反倒显出自己的空浮粗率来。由此知道,孔融的确是爱抬杠的。假如一群人一起喝酒,席上有人讲了郭巨为母埋儿、吴猛恣蚊饱血之类的故事,孔融能不站起来用“瓶中寄物论”来论辩一番吗?只是他图了一时之快,却没想到这歪理邪说会传播开来,震撼了那些盲从者,也震怒了当权者,竟带来杀身之祸。始料未及,可叹可悲。
《后汉书》孔融本传说他“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解释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曹操抬杠,是因为看出曹操的阴谋诡计。和一般的书生不同,孔融作过北海太守,是拿过实权的人。但书生的质地是不容易改变的。领兵镇压黄巾军,却屡战屡败。在北海为袁绍的儿子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只剩下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相接,孔融却“隐几读书,谈笑自若”。等到城被攻陷,他自顾自逃了,留下老婆孩子作了俘虏。所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价他:“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还是无用的书生一个。
书生看不惯当权者,只有三条路走:要么揭竿而起杀个你死我活,如曹操本人对董卓;要么改弦更张,死心塌地跟随当权者,如管仲对齐桓公;要么幽居岩穴,超然世外,如严子陵、陶渊明。万万不能一边在当权者面前晃荡,一边唧唧歪歪,指手划脚。可怜孔融一介书生,不懂这理,既无法跳出名利场,又没有对抗曹操的军事政治才干,还管不住自己爱抬杠的嘴,那么他的悲剧结局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这个道理他似乎到了五十六岁时生命即将被终结的时候才悟出。他的《临终诗》说:“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话是这么说,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孔融能够再活一次,他会闭口不言以得善终吗?我觉得不会。也许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与当权者抬杠的吸引力是无可替代的,憋着闭口不言的痛苦大于死亡的痛苦。可是,又有谁的死亡如苏格拉底一样换来了值得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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