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丐：武训

青史之上，无奇不有。
晚清光绪年间的一天，一个衣不遮体的乞丐在山东堂邑县沿街乞讨。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连说带唱，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与好玩的唱段，引得围观者一阵阵哄笑。他的唱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
围观者中有不少人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各位看官请注意，以上平凡但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并非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并非北丐洪七公那样的丐帮高手。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就是这个非常普通的乞讨之人，却以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泽被后世，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很大。
这个名叫武训的乞丐靠着乞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
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只有武训一人。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
梁启超曾专门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赞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冯玉祥将军称颂武训是“千古一丐”冯玉祥还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清道光十八年（1838）武训出生于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自小家境贫苦，七岁时父亲死了，生活更困难了，幼小的他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然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非常之懂事。
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他多么渴望能读书呀。然而在当时，就他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有一天，他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
十五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张老板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就打他欺侮他。这一切，小武训都忍了。十七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家当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利，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夜不睡觉，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直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后，武训被李举人的家丁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醒来后，他痛定思痛，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受尽欺辱，都是因为不识字。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将永受人无端欺负。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让人们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
然而以赤贫之身办义学，旷古未闻，难度可想而知。但武训对此很有信心，他决心以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掀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这个日后在教育史上名垂千古的乞丐，就这样拉开了行乞集资办学的非凡人生之序幕。
他一边行乞，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歌词似诗非诗，但有积极向上的内容，有一定的韵脚，内容全都与兴办义学有关。无论别人问话还是嘲笑，他都以唱歌做答；无论劳作还是休息，他都愉快地歌唱，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过着牛马式的生活，目的就是为攒钱办学。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还快乐地唱道：
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
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
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谁知，善良的武训再遭欺骗。一年后，武训辛苦积存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武训为此气得水米不进，伤透心了。几天后，他又缓过气来，潇洒地唱道：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一些人嘲笑他害了“义学症”他坦然唱歌回答：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要饭时，难免遇到吝啬不给东西的人，武训就达观地唱：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当遭遇声色俱厉的谩骂时，他也不生气，唱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并以小曲来唱出自己的心声：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那些岁月，武训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一天到晚乐此不疲地干那些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如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此外，还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也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计算报酬，收入还算可观，就这样日积月累办义学所需的资金。
为了赚点钱来办义学，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到各处的庙会集市上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爬”翻身跳“打车轮”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还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不容易，一切都是为了兴办义学！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武训就这样到处流浪，工作，要饭，漂泊。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每天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二十九岁的那年，武训已攒下了一些积蓄，他用这些积蓄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愉快地唱道：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后平了坑。
武训三十八岁那年，山东大旱，饿死不少人。武训用自己的钱买了四十担高粱赈济百姓。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正色答之：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乡里一对孤寡的婆媳两人，靠要饭为生，好心的武训却慷慨地赠给她们十亩地，还唱道：这人好，这人好，给她十亩还嫌少。这人孝，这人孝，给她十亩为养老。
俗语说得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山东堂邑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声泪俱下地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树芳举人深深为之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助其完成夙愿。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
“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只在宴会后吃了些残羹冷炙以充饥。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义学创办人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
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
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
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倾其所有都办了义学。他晚年声名远播，赢得了广泛的敬重。
“御史巷义塾”建成不久，武训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五十八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
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老百姓们亦潸然泪下。
武训去世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当时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
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堂邑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以纪念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
郭沫若称武训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这个菲斯泰洛奇是与武训几乎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
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1951年，电影《武训传》错遭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其墓被破坏。
拨乱反正后，武训的冤屈终得以昭雪：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
在鲁西北的冠县/临清，有不少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冠县武训高中/冠县柳林镇武训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等。
中华大地幸甚，曾出过武训这样历尽艰辛矢志不移献身教育的人杰，其精神与天地不朽，与日月同辉，将永远激励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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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有口皆碑论与谁 难得淡泊为苍生——关于武训兴办义学的精神价值与意义的思考
2007-10-13(9:45:37)作者：孙进增
一
武训是一个有良知有抱负而又并不安分守己的底层贫民，他不把贫穷的阴影看成无底的黑暗，而要像他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在某一领域内干出了事业的人一样，去做一件大事业，他超越了世俗目的的范围，终其一生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和兴趣放在了兴办义学之上，尽其自我，以为人群造福 。贾品重所撰《武善士训墓志铭》赞曰：“夫坚持乎求荣之业，而能致己于荣者，天所不得不荣之也，顺天者也。广阔乎求荣之途，而能致人于荣者，天又不忍不荣之也，胜天者也”。武训以公众的利益为中心，致劳苦大众于荣耀之地，可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
优秀的人物无不具有独特的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武训天生就有一种慈悲仁爱的情怀，他身处社会底层，比一般的人更能体验平民百姓的人生痛苦，更具有拔除这痛苦的意愿。《清史稿·武训传》称，武训兴办义学的初愿是“ 拯我同病”，他吃尽人间苦，知道自己前途无望时，慨叹“窭人子之苦，乃至斯乎！我生已矣”，“惟望吾邑中多设义塾以拯我同病耳”。于是，“立志创修义学，造就平民子弟”。 可以说，武训兴办义学的人生抱负，最初产生于慈悲的“拔苦”，即把同命运者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痛苦来感受而去清除它，如果武训没有同苦也就不能产生对同命运者的仁爱，也就不可能有想除掉痛苦的实践。一般说来，同苦的感情是由发达的优秀的心智而产生的 ，而正是这种感情使武训具有了真正的良知，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美德和利他主义的精神，而这也正是人类社会需要加以重视的美德和精神。
人类最难摆脱的就是名利欲，一般的人将其一生的幸福寄托在外界事物上，或是财产、地位、名声，或是妻子与子女等等，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就陷入痛苦的深渊，仿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上真正的价值只有这些。人们可以抱怨这世俗的生活，但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因为不管怎么说，它统治着世界。而与众不同的是，武训心在济世怜贫，唯兴办义学为是, 不但自甘苦行，自受凌辱，而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外部的回报，甚至没有要做好事或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想法，常常是置个人得失荣辱于不顾。他创办“三处义学积累虽多，不肯枉费一文以奉己，稍私一文以养家”。 平时，他“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一心以存积为怀”； 即使重病在身，他也不肯用义学钱买药治疗；功成名就之时，人们劝他成家立业，他坦然自诩“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 纵然是皇帝赐封黄马褂，他也一笑了然 ，摇头道：“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这是一般的人很难做到的。
武训一平民百姓耳，一平民百姓而心怀大抱负，矢志兴办义学，成就一番与社会与大众福利相关的事业，尽其做人的一份责任，可谓大矣哉。张元亨在《武训先生兴学记》一文中就颇为慷慨地说道：“试问全部中国史里，求如真牺牲者，有几何人？我敢说武氏这样的努力与责任心，虽不能说绝后，的确是空前的了。”应该说，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如果不是有某种宝贵的信仰与精神的贯注，武训是不可能为了单纯的社会理想，而放弃伦常与名利，不求闻达地苦苦徘徊在社会底层，垂数十年而不已的。
二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真正的利他主义，只有通过意志的坚决斗争才能获得，作为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武训事业的成功不但因为他具有慈悲仁爱、 福利社会的利他主义精神，还因为他具有虔诚强干，勤苦谦卑的坚韧主义精神。武训21岁立志兴办义学，目标一旦确立，他就矢志不渝地虔诚地恪守，拼命强干，勇往直前，坚忍不拔，有一种要么不实行，实行了没有结果就绝不罢休的决心和毅力。武训是全然的渺小和贫弱，而唯独如此，也唯有他知道该如何从无做起，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他就用十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做到的，他就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甚至竭尽毕生的力量而不已。天下只有极端真诚的人才能发挥出这样的本性。“故诚之至者，始终不渝，心口如一，艰难不改其操，险阻不移其虑，视家事如浮云，置后嗣于度外，盖至之所在，而有专注”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以韧性的精神进行长久的艰苦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武训所以成就办学的功业，最主要的是由于他有一诺万金、善始善终、至诚专注的秉性，是由于他有穷且益坚、坚毅不拔、永志不返、贯彻到底的心志。
武训是全然的渺小和贫弱，而唯独如此，也唯有他能够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他为积资兴学，苦苦地徘徊在社会底层，经受了人世间的艰难困苦，除行乞外，又做种种苦工，诸如推磨、铡草、砘田等，间或玩些吞食蛇蝎 、吞食瓦块、竖鼎等戏法。据杨树坊上表的《具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中记载，武训“以佣工之钱所入无多，凡计日价工，凡挑担、拉车、推磨、拉砘，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为”。武训没有改天换地的魔力，他也是一个血肉之躯，面对诸多的困难，他的心中未必没有痛苦的阴影，但是，他知道，兴办义学是值得做的事情，也是难做的事情，自己白手起家，遭受苦难是在所难免的。在他简单的人生体验中，仿佛没有苦难就不会有他个人理想的实现。因而，他对各种痛苦受容性极高，纵然遭受人世间再大的屈辱和磨难，也能缓和、减轻其严重性，能够视他人眼中的地狱为天堂，将造物与庸众与社会所给与的一切痛苦、辛劳、讥嘲付之一笑。
武训是全然的卑下和微不足道，因而，也唯有他能够谦卑，唯有他能够深深地鞠躬，必要时还可以磕头；唯有他知晓“道貌岸然”的一文不值；唯有他了解如何祈求，他以跪拜募化办学资金，他以跪拜恳请士绅支持，他以跪拜敦聘贤士任教，他以跪拜致谢老师勤教，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跪拜是武训行乞办学的最具典型性的行为，几乎贯注其于一生，有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他甚至长跪而不起。可以说，武训是唯一的能把本身面貌表露出来的人，他摘掉了社会给予人的种种所谓假面具，他坦然地以乞丐的身份来来去去，根本没有什么伪装。在有些人看来，武训行的跪叩行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带有几分奴性，与人格的高尚相违背。而事实上，跪拜是中国传统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直到现在也仍然为中国平民老百姓所实行。跪拜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有卑者对尊者的敬拜，有同仁好友的互拜，有祈求于人的求拜，有感恩戴德的谢拜等，不管哪一种跪拜，都含蕴一种诚敬谦恭的感情。武训的跪叩既不是像人们所说的“低三下四”,也不是他交际上所使用的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技巧，也不带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某种智慧的性质，完全是他作为谦卑者的一颗诚敬的心的自然流露和本性的表现。武训的谦卑诚敬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本性，同时也感化了他人，引发了众人的本性，使他的兴学走出了外在的局限和妨碍，获得了众人的认同和支持。《行乞兴学义士武训先生事略》述曰：以武训的谦卑诚敬“自必有得人心之赞同者，故慕义如郭子香君，穆官云君，先后捐地各一区，以为校址，其最著者为馆陶武进士娄公生息之力最多，而柳林义学，始终擘划经理，不辞劳瘁者，则该镇岁进士杨公模民也。……可见感孚者深矣”。可以说，武训的谦卑既是一个人极可贵的德行，也是一个人特有的力量的体现，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忽略它意义的存在。
武训兴办义学专心矢志，艰苦卓绝，“不惜自身做牛马，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一点一滴做起，至死而后已”。 他虽然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但他的慈悲仁爱之心所生发出的虔诚坚毅、勤苦谦卑的坚韧主义精神是足以与最虔诚的宗教徒的灵魂相媲美的。武训行乞办学的一生，伴随他的是艰难、祈求和痛苦，只要我们充分地去注意他的艰难、祈求和痛苦，那么也就会感到和他息息相关，也就会体会到他身上的这种坚韧主义精神力量的巨大内涵。
三
武训行乞兴学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之达成，是超乎寻常的，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说到传奇，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传奇，传奇者，超乎常识与惯例之谓也。传奇式的人物往往带有某些极为独特或奇异的气质、精神与行为， 他们的奇异往往与社会的刻板印象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武训的“传奇”同样具有游离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意味，他的地位、身份与主体性同他所承担并完成的事业之间的比差太大了，他所完成的客观目标的巨大与主观行为方式的卑微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对应的。武训身上这种巨大的反差，往往在客观上给人们认识他这个特殊对象的内在价值带来一定的遮蔽，出现认知上的偏误，因为它太超出了人们惯常的生活经验与价值判断标准了。有些人就认为， 武训出身贫困之家，处在社会底层夹缝中，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行乞兴学在客观上办了好事，但他自甘苦行，自甘凌辱，人格是分裂的，是不可能成为人人效法的楷模的，也不具有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价值，武训永远只能作为一类“异人”而徘徊于历史的暗角。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武训以行乞的方式积资兴学是匪夷所思，有失体面的，“为社会献身，是自我的壮大，不是自我的凌辱，是人的闪光，不是狗的挣扎。我不愿意想起武训的悲苦”。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凡是获得卓越成就而具有极大名声的人必定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事实上，武训的功业和精神，是互为一体的，他的心灵构成了他创立功业的力量源泉，而他的功业则又显示出他的精神的深度。如果我们说武训只有功业的价值而没有精神的意义，那将是大错特错的。是的，在有些人看来，武训是贫贱的，他的兴学行为也是不雅观的，他跪叩过，他祈求过，他屈辱过。但是，当我们立于底层视角，把武训回放到他所生活的苦难年代那里，深深地思量，作为底层贫民的武训是在落后乡村兴办义学的，这里没有壮大和崇高，而只有民生之多艰的贫乏、寒苦和悲凉。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底色下，武训的兴学道路能在何方？他的行为方式该是何样？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为他的自身存在状态及自身存在所依赖的社会现实条件所规定了的，武训的行为方式，与其说是“有失体面”，倒不如说是他独特的主体性和人格身份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的一种合乎常规的反应与选择。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举资兴办，武训作为一个底层的贫民，“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 ，以赤贫之身兴义学，其难度可想而知，因而，他的行乞兴学的过程也就必然是在无路之路上艰难前行的过程。从审美的角度看，这过程给人以挥之不去的痛感，同时也给予人以生命意义的启示，在这里，所谓“有失体面”的“苦行”不再是悲惨屈辱生活的象征，倒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的确证。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也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狭隘与卑琐，就他所遭遇的艰辛困苦而言，与当时那些为一己生计而奔波的社会底层人或一般乞丐相比较，也并未超出多少，所不同的是他的活动范围更广一些，活动频率更大一些，勤苦的程度更高一些，付出的更多一些。不过这些，也并不是构成武训存在的根本性意义的东西，重要的是武训的全部行为始终指向了兴办义学这一有价值的目标，显现出人的主体人格的独特意义和可贵性。世界上的乞丐有一大群，而能为公兴学的却只有一武训，苦难只有同有价值的生活目标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具有审美的价值。
一个人对生活、对价值、对人生的悲和喜认知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和人格层次。因此，虽然世界相同，各个人却大异己趣，有些事情，对有的人来说，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对另外的人来说，却单调乏味毫无意趣。兴办义学，让平民百姓之子女接受教育，而又免收学费，惠及社会大众，惠及子孙后代，在武训看来，自己能够成就这样的事业，是幸福的，纵然是历尽千辛万苦，也是快乐的，也是充实的，可谓是，“琉璃世界水晶宫，人生道路各不同，有口皆碑论与谁，难得淡泊为苍生”。武训苦节操行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与意义是需要用超越世俗的良知和眼光才能发现的。
有史以来，人们往往总是偏好推崇历史上的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而忽略了普通平民百姓在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武训兴办学校的义举，彰显了普通平民百姓在创造历史进程中所隐含的巨大潜在能量，是不当被忽略和遗忘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武训兴办义学的精神与价值是由他的实践活动及其达成的社会价值而引生出来的，是有其历史规定性的，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形态，把他的精神做普遍性的道德化的表述可能远离对象的本质。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平凡而超乎寻常的人，就是要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取用他的功业与精神的人文价值之根本，反思自身，反思现实，把目光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进步性要求之上，坚守、维护文明的生活世界所必须保有的公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去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福利的事，去多做一些有利于大众教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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