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在俄罗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

何新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exinbbs  2010-08-30 19:33:19
共济会在俄罗斯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
彼得大帝是英国共济会成员，共济会是1917年二月革命背后的影子政府
共济会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且特殊的作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主人公比埃尔就是神秘组织共济会会员。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秘密复活，共济会历史问题近年重新受到了俄罗斯学者的关注。
对俄罗斯共济会活动的研究，为人们对俄罗斯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观察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世人对俄国的历次革命、自由主义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内幕、发生原因和事件中政治组织的结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俄国共济会的概念和起源
在俄文里，共济会员一词为macoh，它来源于法语词macon。《新法俄词典》中macon被解释为:Kamehiuhk (石匠)，кｊｉадчнк (砌石工)。同时，据《共济会史》（История масонства）记载“free—mason（Фраикмасон вободныйаменщик）一词是由英语进人其它欧洲语言”。法语中的macon来自英语词“梅森”mason(石匠)，由此可知，俄文的"共济会"("自由石匠"——建筑师)一词最初来源于英语。
近年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共济会的一些重要资料和共济会的内部文件被陆续发现。其中包括共济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共济会小组的内部公文材料，包括自由石匠师傅们的各种请愿书、会议记录、成员名单、共济会员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共济会的各种仪式、歌曲以及共济会员所使用的一些物品(例如:具有各种共济会标记的地毯、短剑、宝石戒指、手套和围裙等)。
据透露，俄罗斯共济会员之间相互用暗语交流。很多共济会员写信时都使用一些秘密字符。信件的内容也多用一些象征符号来表达，这些象征符号只有信的作者和收件人能懂。
俄罗斯共济会员认为“共济会的活动来自神谕”。
二、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是17世纪，彼得大帝加入英国共济会
关于共济会传入俄国的时间在俄罗斯学术界目前尚存在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早在17世纪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已经有共济会存在了，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济会员，他是被英国共济会总会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尔·弗莱恩（Кристофор　врен）吸收为英国共济会成员。列福尔特（Лефорт）是当时俄国共济会的领袖，戈尔东(Гордон)是俄罗斯共济会第一监督人，第二监督人就是彼得大帝。
也有学者认为彼得大帝是1717年在第二次去西欧旅行时把共济会的章程带回俄罗斯，然后命令在这个章程基础上于喀琅施塔得建立了共济会俄罗斯分会。
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共济会成立于1731年前后。在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的领袖洛弗尔勋爵( Lovell )任命俄国人乔治·菲利普上尉为共济会俄国分会的领导人。
共济会进入俄国后，首先在俄国上层社会传播开来。居住在俄境内的外国人对俄国共济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而俄国人在早期的俄国共济会分会里只处于次要地位。共济会传入俄国后很快被一些欧化的贵族接受。
和西欧共济会一样，俄国共济会“主张变革现实，反对贵族特权制度，”，他们在“教会之外从事宗教活动，进行精神上的修炼，完善和提高个人的道德，以期最终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俄国共济会接受了大革命时期鼓吹的启蒙口号：自由(свобода)、平等(Равенство ) ,博爱(братство原则。在俄国共济会会员看来，所有的信徒都是平等的，而不管他们在民族、宗教以及财产、阶级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俄国共济会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世界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部实现其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宗教化的道德标准。
俄国共济会反对俄罗斯东正教的信条，主张缩小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民族歧视，认为宗教和国家是人类白我完善过程中的障碍，因此应于消灭。
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A·谢尔科夫在《俄国共济会百科辞典1731—2000》中的研究，俄国共济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31到1800年。
在这期间，俄国共济会经历了传入、发展、繁荣和被禁止四个时期。共济会传人俄国后，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直到彼得三世时期，这位对德意志有着特殊感情的皇帝，受到流行于德意志的共济会的影响，加人了共济会。
1762年叶卡捷林娜二世接任俄国沙皇，她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在俄国实行“开明君主制”。她和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兰西共济会会员)等启蒙思想家们建立了频繁的书信联系，法国启蒙思想也在俄国得到迅速传播，俄国当时的些著名启蒙思想家纷纷加人共济会。
第二阶段:从1800到1861年。
在这期间俄国共济会经历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占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四个沙皇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前期共济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A·普罗霍罗夫主编的《苏联百科辞典》中作者认为俄国共济会在“18至19世纪初影响最大”。
1812年开始的卫国战争，拿破仑战败，1814年俄国军队远征至法国。在法期间一些俄国军官受到法国大革命激进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俄国沙皇制度产生怀疑，而同时共济会的宗教性以及它在俄国贵族中的传播，还有共济会会员只承认他们共同的信仰而不认为各种信仰之间存在差异的特性，使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们彼此聚集起来。
他们不但进行自由的宗教讨论，还进行政治讨论，这使亚历山大一世感觉到共济会的危险性。182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命令禁止共济会，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禁止共济会，从此到20世纪初的很长时间内俄国共济会活动陷人低潮。
1861一2000年（现阶段）为俄国共济会的2第三个发展阶段。
1822年俄国共济会被亚历山大一世禁止后，它在俄国的存在缺少了合法性，很多俄国人把自己的共济会活动转移到国外和地下。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共济会在俄罗斯地下再度活跃起来。
近年来俄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时期共济会组织也仍然秘密存在。不过此时俄罗斯共济会的主要力量已经转移到了国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化使得共济会又一次活跃起来——在法国共济会的帮助下，俄罗斯共济会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俄罗斯共济会专家O·索罗维约夫在著作中说“目前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当然，也十分秘密地从事地下活动”。
三、共济会在近代俄罗斯历史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共济会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跨国文化现象，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而俄国共济会又是世界共济会运动中非常特殊的群体，它在俄国历史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有俄罗斯学者这样评价共济会:共济会是“一种建立在犹太教上帝选民基础之上的秘密罪恶团体，它追求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
同时，共济会阴谋论(Масонов　лроиски)也把俄国共济会看作一种地下反政府组织。布拉切大教授2006年出版的专著《执政的共济会员们》(масоны　увласти)在其封面的右下角，著者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自由石匠—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敌人”。
1961年版的《奥日科夫俄语词典》把俄国共济会定义为一个反政府组织，它对共济会的定义是：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течение　смистическтми　соединявшее　задачи《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с　реакционными　взглядами　в　политике.
——“一种带有神秘仪式的宗教哲学流派，它产生于18世纪，通常把道德完善问题和政治上的反政府观点联系在一起。”
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共济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共济会会员中也存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派别的分歧，他们分别拥护共和制和君主制，分别属干宗教信徒和无神沦者，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冒险家和阴谋恶徒。
四、共济会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对抗关系
《奥日科夫俄语词典》认为共济会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流派。总之，从一开始共济会就与宗教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共济会同宗教的联系表现在它对一些宗教思想(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佛教教义)的吸收上。共济会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了人民之间如何相处的思想，这包括其弘扬的善、和平、公正和平等相处等思想，它的会员还从原始的基督徒那里学会了相互以“兄弟”相称。
共济会员在其分会工作的时候经常借用《圣经》中的“神秘的永恒之光”的概念。此外许多共济会分会还把《圣经》作为其会员入会的仪式道具。至于俄国共济会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以及俄国共济会会员之间交往的秘密仪式来说，都与早期基督教有一定关系。另外，共济会的主张与犹太教的《旧约》以及自然神教和多神教的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俄国共济会是“俄国东正教的反对者”。俄国东正教会则把俄国共济会看成一种秘密组织，是反对上帝、教会和天主教民族国家的地下密谋组织。俄罗斯东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级僧侣会议代表、主教安东尼在1932年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在共济会的旗帜下聚集了世间所有的黑暗力量，他们破坏了我们的民族和宗教，给俄国带来了灾害”。
尽管遭到俄国东正教会的抨击，许多东正教徒还是加人了共济会。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吉洪(Aрхиепископ　Tихон)对此认为：“为了制止这一点，我建议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发誓，说我们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参加共济会，说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同共济会发生任何联系”。
共济会在本质上是反天主教的，有的国家共济会组织号召自己的成员“同所有的宗教进行公开的和无情的斗争”。但同时共济会本身又是一个超宗教组织，因为“它把所有的宗教都归为一个统一的新的总的宗教”——光明信仰宗教。共济会声称：“共济会员的祈祷仪式完全不同于教会的祈祷仪式，共济会本身也完全不同于甚至敌对于基督教”。
五、共济会是1917年俄罗斯二月革命背后的影子政府
对于俄国共济会在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苏联时期的历史学者和现在的俄罗斯学者都做了很多研究。虽然仍有些学者对俄国共济会在20世纪初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但大多数学者根据可信历史资料认为，俄国共济会在1917年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共济会……活动受到明确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以限制或推翻沙皇制度为目标”。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领导人米留可夫后来说，“二月革命前夕他承认了共济会最高会议的政治决定。他还认为，由于共济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俄罗斯帝国最后几年的历史应该改写”。
实际上，20世纪初的俄国共济会是个分布很广的组织。历史学家谢尔科夫指出，1910—1917年俄国共有59个共济会分会，其中属于俄国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大东方”(Великчū　Восток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即BBHP)的有49个，属于神秘主义分会的有7个，其它类型的有3个。从地区分布及其数量来看:彼得堡27个，莫斯科3个，基辅8个，敖德萨2个，其它地区象叶卡捷琳堡、明斯克等地也都有自己的分会。
对俄国共济会历史感兴趣的学者梅利占诺夫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31年他在巴黎出版了的自己的专著《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年俄国革命前的阴谋》。在此书中这位流亡历史学家认为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存在一个来自英国和国际共济会的“阴谋”。
梅利古诺夫认为，所谓的“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并未构成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在俄罗斯秘密活动的共济会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所在。
这一观点打破了流亡法国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对俄国共济会的政治性和它在1917年革命中作用的沉默。1917年前后俄国共济会员之间的秘密联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1990年，俄罗斯历史学者A·阿弗夫赫出版了专著《共济会员和俄国革命》。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济会会员和宫廷阴谋、共济会员和2月革命临时政府的形成、共济会员和警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
A·阿夫列赫认为，共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建立了中央机关和分会，建立了反沙皇各政党之间的联系，因此，对沙皇警察机关来说，俄国共济会一词有时甚至比革命党本身还要可怕。
近年来，革命前的“共济会秘谋”以及“自由石匠兄弟会”参加1917年2月革命的问题在俄罗斯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俄罗斯学者别尔别罗娃(H. H.Берберова)对这一时期的俄国共济会做了深入研究。她认为在1917年爆发革命前，俄国共济会员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目标为的是让俄国继续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战争。
依据一些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如俄罗斯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的大东方”的秘书长H.B.涅克拉索夫H.B.Hекрасов在1920—1930年被审讯期间所做的笔录，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指出当时俄国国家杜马中存在共济会组织和活动的大量事实，在苏联历史上确定了俄国共济会在革命前后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H.B.涅克拉索夫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口供中交待：当时俄罗斯共济会组织“并不追求数量，而是挑选那些道德和政治上比较纯净的人，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挑选那些拥有权力和享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人”。
雅科夫列夫认为，俄国共济会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影子指挥部(теневой　штаб)”的作用，成为发动1917年2月革命的领导中心。那些俄国共济会运动的参加者“也参加了这样或那样一些政党”。
主要参考文献：
《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共济会在俄罗斯作用的研究综述》，作者赵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