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三章 真实的刘墉

第三章 真实的刘墉
1、身不由己的刘墉
前面说刘墉与和珅的官职和地位始终不对等，这是为什么呢？刘墉比和珅年长31岁，他当官的时候和珅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孩，那到后来为什么他的官职和品位始终都比和珅低呢？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决定刘墉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官职和品位始终超不过和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
刘墉是汉族人，和珅出身满洲。虽然，我们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最高统治者嘴上都说“满汉一家”，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根本做不到。比如，乾隆三十五年，也就是1770年，乾隆皇帝任命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出任大清朝有史以来第一个由汉族人担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而此前这一要职全由满人出任。从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直到1770年，这已经是126年过去了，谈什么“满汉平等”呀。
因此，乾隆帝对刘墉的信任程度永远无法与和珅相比。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面目入主中原，向来重用满族贵族，而和珅又善于逢迎，讨圣上之欢心，加上他“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因而乾隆帝对其宠爱超过任何一位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在这种情况下，刘墉不可能与之平起平坐，即使他非常不满和珅的作为，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两个人的相貌不同。
虽然，皇帝本身的相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看过乾隆画像的读者可能会有印象，乾隆皇帝的相貌还是很俊秀的），但是他可以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把像和珅一样的长相俊美的人员调到自己身边。对于乾隆皇帝来说，他肯定不会把一些虽然非常有本事但是长相不好看的人经常带在身边。
和珅毕竟是当时的“满洲第一俊男”，漂亮程度肯定超过了刘墉——而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乾隆皇帝喜欢和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刘墉，不管他是否真的是“罗锅儿”，最起码他在为官以后没怎么注意对身体的保养。
有的读者会说，乾隆皇帝喜欢俊男靓女，这没有问题。但是，他还不至于因为别人长相不好看就非常讨厌人家吧？在真实的历史上，乾隆皇帝还真是这么挑剔的一个人。比如，除了和珅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之外，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福康安、王杰、董诰也都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
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纪晓岚，就是因为这个相貌问题而不太受乾隆皇帝的宠爱。根据史书记载，纪晓岚的长相有三大缺点：长得丑，近视眼，口吃。正是因为如此，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从来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真正的重视，他的政治抱负也一直得不到舒展，只能做做乾隆的词臣，给他写诗解闷。
从这方面来说，刘墉之所以比纪晓岚受到重视，也只是因为：第一、刘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几朝元老；第二、他的相貌虽然不能说是英俊，但总要比纪晓岚的口吃、近视要强一些。
第三、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
刘墉一家，世代书香门第，名门望族，都是科举出身，到刘墉这一代是四代进士；和珅则可以说是个破落贵族，自幼屡遭磨难。
刘墉一家留给刘墉的任务就是守成即可，不要求有所突破——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所突破，可没有比军机大臣还大的官了。
因此，刘墉的个人抱负，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承担。”“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猷：Yóu，计谋，打算）。这些才是刘墉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而和珅一家留给和珅的则是一句古语——“不成功便成仁”。
守成，因为有后顾之忧，就会出现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的情况；进攻，讲究的是战略战术，讲究的是兄弟二人文攻武卫，迂回包抄、互相配合。正如前些年流行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是流氓我怕谁》，管他呢，大不了同归于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家和珅拼得起，你刘墉拼得起么？
刘墉一家，四代进士，官是一代做得比一代大，可以说是世代为官了。但是，刘墉也好，他的父亲刘统勋也好，也是经常遭到一些年轻官员的弹劾。在这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刘墉一家的状况似乎与大学士阿桂一家极为相似。阿桂从他父亲阿克敦的经历中，他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象和珅、和琳这样的现在很年轻而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一时占据强势而忽视别人。这个游戏规则实际上也是刘墉从他父亲和他自己的经历中获得的经验。
正是因为以上两点，造就了刘墉为官圆滑的特性。对于这一点，很多读者也许没有想到。话说回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刘墉。在以上的情况下，刘墉能够做到不受和珅的拉拢，不与和珅结党，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同朝共事而有所距离、有所分寸，已属不易了。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为官圆滑是很多官员的选择，这是保住官位和身家性命的不二法门。刘墉在做官的时候，很是小心谨慎。他的为官哲学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由自家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难道，刘墉和他的父亲刘统勋在为官的时候真的曾经受过打击么？下面我们看看刘墉到底是如何为官的。
2、刘墉也造文字狱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一生中受到的最为重要的一次伤害是在1754年。这一年，朝廷命刘统勋巡视今天新疆的巴里坤、哈密两个地方的驻兵。当时，恰逢回部的阿睦尔撒纳叛乱，当时驻守新疆的清军退到巴里坤。刘统勋据此上奏，请放弃巴里坤，退守哈密。不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怒，将刘统勋即行革职，押解回京。
此时，刚刚中进士三年、好不容易才从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升任翰林院侍讲的刘墉随同全家所有男女老幼均被缉拿归案，交刑部严加看管，然后等待秋后问斩，他家所有家产全都充公。
不久以后，乾隆皇帝又觉得这么判决似乎不太合适，便释放了刘墉全家人，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也恢复了名誉，并且重新当了官。几年以后，乾隆皇帝又重新发还了刘统勋全家被抄没的家产。
但是，这次意外伤害还是给刚刚从政不久的刘墉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且严重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为官之路。
刘墉从这件事情中总结出了为官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这个案件中，刘统勋无故受冤，刘墉全家人平白无故被株连，全家人差点沦为刀下鬼。刘墉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要想升官，退一步说，如果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知道，这次意外事故，全凭乾隆皇帝一人高兴与否、明白与否。因此，他从他们家的遭遇及其身边很多人的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迅速升官，你必须要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
问题是，一个文臣，你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你怎么讨好皇帝呀？你又不像和珅一样是满洲人，又不能够当上乾隆皇帝的贴身侍卫，你有什么机会讨好皇帝呀！
刘墉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毕竟生活在官宦之家，很多事情他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听说的事情也要比一般的官员多很多。在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面涌现出了下一个词汇，他想到了当时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事件：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因文字成狱。也就是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而被下狱。比如，有人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得，这不是咒骂人家清朝的统治者是“白痴”么？统统杀无赦！你诗中的“清风”不就是人家清朝的“清”么？那还得了？这类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的清朝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最早开始于康熙年间。康熙统治的61年间发生了十几起文字狱，到了雍正年间，十三年内发生了几十起文字狱，这就慢慢增多了。而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统治的60年内竟然发生了170多起文字狱！
刘墉就琢磨了：我为什么不利用清朝乾隆皇帝防范汉人知识分子造反之心甚严，屡屡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升官发财呢？说干就干！
在充分利用乾隆皇帝屡屡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升官发财这方面，刘墉有两件事值得提一提！非常巧合的是，两件事情虽然前后相差16年，但是居然都是在同一地点、在刘墉任同一官职的时候发生的！
第一件事情，阎大镛案件。
1761年，刘墉担任江苏学政，就是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学政这个官职。清朝的时候，每一个省都分设三个平行的机构：承宣布政使司，其官员被称为藩台，相当于一省之长，主管民事、财政；提刑按察使司，其官员被称为臬台，主管刑罚，相当于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督学政，主管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和文风，相当于省教育厅，上述三个官员都是从二品。
这一年春天，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因抗粮拒官被捕入狱。因为阎大镛是监生，按理也属于当时担任江苏学政的刘墉管辖，所以刘墉也参加了此案的审理。当他得知阎大镛喜欢作诗的时候，就马上想到，像阎大镛这样的人肯定会写一些咒骂大清朝的诗，于是立即派人到阎大镛家中搜查，结果搜出了两纸诗稿。刘墉再进一步审问，得知阎大镛还曾经焚毁过刘墉所写的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刘墉一方面将情况通报了巡抚衙门，一方面把情况连同缴获的书稿以及他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报送乾隆。乾隆立即命令江苏巡抚陈弘谋等追查此事，结果阎大镛被斩首。1762年，刘墉因功当上了山西太原知府！
清朝的时候，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州、县四级。顺治年间，全国有府148个，乾隆初年增加到了187个，光绪年间增加到了214个。知府，是府的长官的称呼。知府一般是从四品的官职，但是顺天府、奉天府的长官称为府尹，是正三品的官职。
说起来呢，这件事刘墉做得的确有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倒不在于充分利用乾隆皇帝屡屡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升官发财，而是有官报私仇的嫌疑！好在这个案件涉及到的人不多，只有阎大镛一人。
第二件事情是《一柱楼诗集》案件。
说起下面这个案件，就比较出人意料了。而且，在以往的很多著作里面，居然把这个案件归罪于大贪官和珅，可能是为名人讳吧。对于这个案件，硬要把罪责载到和珅头上，他冤枉啊。
1777年四月，刘墉第二次任江苏学政。恰逢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Kuí）的孙子徐食田兄弟因土地买卖纠纷，被同里蔡嘉树告发收藏其祖父有违禁文字的文集《一柱楼诗集》。刘墉闻听此事后，及时奏报给乾隆皇帝，并且呈上含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hé：翅膀），一举去清都”字句的《一柱楼诗集》，最终炼成大狱。徐述夔、徐怀祖父子遭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处理；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Zhuó）、陆琰五人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涉案人江苏布政使陶易在审判过程中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东台知县涂跃龙杖一百、徒三年；沈德潜革去礼部侍郎、尚书加衔及谥号“文悫（Què，诚实、谨慎）”，御制祭葬碑仆倒，撤去乡贤祠牌位。《一柱楼诗》案涉及八条人命，另外还有三人革职、发配。此案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乾隆皇帝，他想借此推进查缴禁书运动和震慑江南士子，以巩固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但刘墉也摆脱不了干系：他的作用在于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1780年，刘墉因功当上了湖南巡抚。
刘墉做官持守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
刘墉从他父亲平白无故受冤枉一事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就是对于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他知道，这次意外事故得以解决，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真的没有犯罪、乾隆皇帝真的是冤枉了自己一家人，而纯粹只是乾隆皇帝想到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几十年来一直是正直的清官，自己的家庭又是个令所有汉人官员既羡慕又嫉妒的极为特殊的家庭——乾隆皇帝需要在自己的手下有这样一个非常稳定且一直受宠的汉人家族来证明自己说的所谓“满汉一体”不是空话。乾隆皇帝要标榜自己，以显示他并不是歧视汉人的满洲人的皇帝，而是全中国的皇帝。因此，这样的家庭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绝对不应该有如此的遭遇。因此，他从他们家的离奇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应该发扬优良的家族传统，继承本家庭一贯以来的工作作风，干好工作才是自己的本钱。因此，对于本职工作来讲，必须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清正廉洁，该果敢时就果敢，才能在自己下一次犯错误时不会彻底跌倒。
在这方面，刘墉可说的事迹有很多。我们简要介绍下面的四件漂亮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刘墉任安徽学政期间。1756年，刚刚被平反昭雪的他被任命为安徽学政。在此任期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他上书朝廷，要求对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此外，他还发现有个叫潘世恩的人是个人才，便极力向上推荐。这个潘世恩后来担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又发现林则徐是个有本事的清官，于是又极力向上推荐林则徐。因此，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是间接地被刘墉发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刘墉任太原知府期间。他在任太原知府的三年里也颇有作为，赴任时是“帽破衣残到太原”，到任后他积极处理积压案件，前后达数十件。由于诸多原因，太原府库空虚，刘墉筹措资金购买两万多石谷物充实府仓。在刘墉筹措资金的过程中，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此，刘墉特地为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也就是我们说的乔家大院题词：“头上青天为父母；堂前翁姑即神仙”。
第三件事，1769年，刘墉出任江南首府江宁知府。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刘墉一生最负盛名的时期，他勤奋公正、正直不阿、疾恶如仇，摧折豪强，打击奸徒不遗余力，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刘公案》就是描写他在担任江宁知府时期的事迹的，其中有智破疑案、勇除恶霸，甚至上司不合理的做法他也敢抵制。
第四件事，1780年春，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到任不久，他就遇上了武冈等地遭受水灾，他积极组织抗灾救助活动，所以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里评价说：“（刘墉）政简刑清，吏民畏服。尝劝捐州县社仓谷凡十二万石，民以为便”。也正因为如此，姚永朴在《旧闻随笔》里称赞他“初为外吏，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
看到这些记载，我们会感觉到，刘墉在回到北京做官之前，还是颇有一番作为的。历史上的刘墉，他的政治舞台不在北京，他的官声仰仗于他在外省的作为。那么，回到北京后的他，在跟和珅同朝为官时，到底是如何行事的呢？我们下一章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