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十四、恩恩怨怨五十载

十四、恩恩怨怨五十载
——毛泽东和张干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
“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投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
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次年春天，湖南省公署教育厅根据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将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300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8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第四师范的学生比原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认识了第15任一师校长、数学老师张干，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那长达50年的感情瓜葛。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字次，湖南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他9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因其精明能干，通达事理，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30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第一师范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口当，故而生出了后来那许多的瓜葛和纷争。
“文革”时期读中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由于毛泽东这位伟人曾造过张干的反，张干被戴上了“反动校长”的帽子，被人写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
可是，历史却另有记载：张干在一师任上的一年多时间，保持和扩展了前任校长孔昭绶的改革成果，使学校的民主教育章程化、制度化，是一位颇有建树、政绩卓著的校长。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曾有所发展，特别是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颁布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章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干担任一师校长后，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在“校章”中规定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其中说：“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能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张干还提出了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并将注重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作为教育“要旨”。
一师的《教养学生之要旨》，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对当时学校开创民主教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强调“德行”、“体育”，提倡“自动”、“自治”，主张面向小学等，后来发展成为一师的办学传统。即使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在张干的主持下，一师完善了一套严格的招考新生与毕业分配制度。学校当局在《招生广告》中提出：“师范之责任既重，则师范之价值宜尊。当入学之初，即宜尊重人格，遴选真才，先杜歧趋，以祛陋习。”基于这一认识，规定招生对象必须身体健全，品行端正。同时，报考新生还必须是本人自愿。学生毕业后必须对社会尽义务，为教育事业作贡献。
张干既注意用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又重视选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职员。他上任伊始，就聘用了留学“东西洋”、学贯中西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曾任长沙师范校长、有“长沙小学教育之王”之誉的徐特立先生；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和有前清举人“功名”的袁仲谦先生等。这些“彪炳冠一时”的学者前来就任教职，使一师声震三湘。许多有志青年为访名师，纷纷投考第一师范学校。
不仅如此，张干还极重视对学生的管理。他要求学生“在校当以致力于学业，锻炼身体为务”，“自由以法律为范围者也，学校规则必应遵守之，平等非无秩序之谓也，学校秩序必应尊重之。”“望诸生保有健全之人格，预储独立自营之实力。我中华民国之前途，惟有为青年是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按礼仪、风纪、服务、时间、场所、赏罚6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这些繁琐的“规定”，有许多是夹杂着封建色彩的条条框框，曾引起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反感。但是，如果客观地评价张干在一师制订的这些管理条例，它还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对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张干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第一师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因工作有才干、有魄力，成绩斐然，深得上司的赏识，被誉为“年轻有为”的校长。
可是，有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校长，对青年学生毛泽东的反叛行为难以理解和容忍，以致在一师引起一场“驱张”的轩然大波。日后，他被当作保守顽固、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的典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公开示众”。于是，也就有了这位校长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之间的种种感情交往，并给世人留下许多尊师重教的佳话……
1915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就近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颇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他找来笔墨纸张.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激忿不已，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罢，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气恼至极!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中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有点“鹤立鸡群”。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也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20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课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画素描。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笔信手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读他喜欢的书去了。图画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给他40分——不及格!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污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忿忿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辛勤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30多年匆匆而过，犹如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旧址——妙高峰上的一所中学里，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他面色抑郁，惶惶不安。他，就是张干。
此刻，忧心忡忡的张干，有好几块心病：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却未曾想成了“剥削阶级”；二是当年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不该当初提出开除他，还给了个“处分”，虽然毛泽东是大人物，未必记人之过，但终究是一笔未了的旧账；三是在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前夕，曾被人所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应召赴渝，赞襄国政”，还要他“幸勿固执，致人失望”，这岂不是替国民党蒋介石说话吗？张干越想越觉得有愧于学生毛泽东，更害怕毛泽东责怪于他。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吃饭。席间，大家谈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不由人感慨万千。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对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主席还记得吗？他现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这次来京前，他托我代向你问候。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育人，很受感动。他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来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刚才听你说他还在继续教书，解放前他吃粉笔灰，现在还吃粉笔灰，这是难能可贵的！”
“是的，张干抓教育很有一套，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年轻有为。”徐特立、熊瑾玎都赞同毛泽东的看法。
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提起毛泽东在“君子亭”起草《驱张宣言》，以及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事来。
“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每个学生多交10元钱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诚恳，周世钊趁机把张干6口之家的生活窘状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当照顾，应当照顾！”事后，国事异常繁忙的毛泽东，仍然挂记着老校长张干。他先让在北京参观游览的周世钊给张干写信，告诉政府将对其给予照顾的情况，给贫病交加的老人带去了安慰。6天后，也就是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王首道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即派员来到长沙书院路附近张干的家中，专门传达了毛泽东来函的内容，向他表示慰问，并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他的手中，也把领袖对人民、学生对老师的真挚感情送到了张干先生的心里。
张干欢畅异常，夜不能寐。他坐在灯下看着这些信函，抚今忆昔，心潮翻滚，感慨万分，即展纸握笔，饱蘸老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元（周世钊）诸弟得吾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年秋征（实收为一百八十二石，征去了七十七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写，敬希钧鉴。末此布谢，并颂政祺。
张干一九五O年十月三十日
不久，张干接到了一封邮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信的内容是——次先生：十月三十日惠书及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信，行书如行云流水，短信似潇湘源长。尤其是“极为系念”一语，牵心动肠，情重千钧。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干以他的学生中能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收到了共和国主席的亲笔信！这是殊荣，也是良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两位过去闹过“别扭”的师生，在分手35年后，又终于重逢了！
此次赴京，张干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两个月……
9月26日上午，张干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游览故宫时，传来一个暖人心窝的消息：11时在寓所等候，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吃饭。
轿车驶进新华门，来到丰泽园门前停稳。张干他们刚一下车，身材魁伟、容光焕发的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迎候在厅堂前，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动情地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随即把客人们请进客厅，让大家就座。毛泽东躬谨谦和，定要张干、李漱清先生坐上方，他自己坐下方。李漱清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的老师，已届80高龄，坐上方理所当然。但李先生定要把首席让给小他十几岁的前校长张干，张干不敢当，直到毛泽东发了话。
叙谈当中，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风趣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师友们顿时消除了拘谨情绪，心里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再看毛泽东子女的神色，则是又惊异、又快活，显然都为爸爸尊师敬老之情所动。
毛泽东又说：“次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和要开除毛泽东的事，如鲠在喉，欲吐为快。又觉得师生久别重逢，气氛融洽，此刻道出来不好。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自责了起来：“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是对不住呀……”
毛泽东缓缓摆手，不让老校长再说下去：“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随即转换话题，询问起张干现在工作及生活的情形。
张干说：“我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的书。”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教了。学校应该优待，照送薪水。”
12时许，毛泽东家宴开席，菜的样数很多，既有山珍海味，又有湖南的家乡风味小菜。头一盆是海参，毛泽东亲自为4位师友夹菜，又一个一个地敬酒。
饭后，毛泽东陪同4位师友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晚上，毛泽东又派人送来应用物品，每人一套。各为盖被、褥子、布毯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一块，牙刷各一枚。他们事后得知，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拿自己的稿费购买赠送的。
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9月27日下午3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受毛泽东之托，来到寓所，亲自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在这样规格的待遇面前，4位老人坐卧不安。张干更是如痴如梦，连傅连賞说他“身体很好，没有毛病”，都没有听清。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仅国庆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古迹；还第一次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首都风光。昔日的同事徐特立请他到家作客，学生萧三宴请赠诗书。你来我往，应接不暇。一师校友、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地接张干去相商恢复一师原貌之事。张干侃侃而谈，与李部长的看法不谋而合。李部长还邀请张干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张干不胜感激，因考虑到北京生活费用较湖南为高，一人薪金难养6口之家，便放弃了这一为人羡慕的荣誉性职务。
张干心情舒畅，信步上街，买了一根手杖。10月27日，农历重阳节这天，他又到商场刻了两颗铜质图章：一书“张干之印”，一书“张次章”，都是隶书，作为永久的纪念。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约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4位师友，来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
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派人送来零用钱一百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呢大衣。并特地给他捎来鹿茸精一瓶，嘱咐每日服二次，每次于饭前20分钟服20滴。毛泽东还请来人转告他的关照：望张干多多保重身体。
行前，张干一次次地回味着在京的6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地回味着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不禁思潮起伏。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致谢意。信中说：
润之主席惠鉴：敬启者，干此次来京，荷蒙殷勤接待。食用兼金，被褥衣裳，全部赠给。不但给干以彻底自新之鼓励，而且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与老者之作风。愧受之余，感佩无报。兹干于参观此间办理较优之名校后，即行南返，继续学习，估蒙不弃，委业重任，自当尽力完成，以副厚意，决不以年老家贫有所顾虑而误事也。
一此道谢，敬颂政祺，并希照拂不一。
张干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在南行的列车上，张干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
张干从北京归来后，先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后受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优金，加上学校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张干仿佛焕发了青春。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他认真学习，解剖自己“因受孔孟中庸学说及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对于国事，无论国体如何，总希望有圣贤出世，把国家治好，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在清末同意保皇党康梁之维新，而惜其不成；在民初，同意军阀袁世凯作总统，而惜其称帝；即对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也未尝不望其与中共会谈”，结果无不成梦幻。
60年代初，我国人民经济虽有所好转，人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此时，张干身体不适，生活拮据，1963年，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忧解难，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便接到了周世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他又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即周世钊————引者注）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薄物物若若干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指什么？谁知竟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来的二千元人民币！
张干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哪里是“薄物”，这是厚馈；这岂止是“药物之助”，而是恩情并重啊！张干惟怨年届八旬，耄耋老矣，不能奋起精神，大展宏图，报答毛泽东的恩情，便谆谆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处世待人要正直，要有一技之长，以此报效国家。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当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过去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的那一段历史，便被抄了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此时，张干瘫痪在床，起坐困难，气得全身颤抖，老人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日夜思念毛泽东。
百思不解的张干之子张六如，在母亲和姐妹的支持下，悄然奔向火车站，火速赴京。折腾了十多天，总算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和500元生活补贴费。于是，抄去的一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从此，再没有人上门高叫“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21日，张干——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湖南教育界老人”的教育家，在长沙的家中溘然辞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