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家庭?爱恋

保护自己不等于自我封闭
如果有人问：《红楼梦》中的那些女孩子，谁最聪明?答案应该是林黛玉。按照贾宝玉的感受：“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当然，《红楼梦》中的聪明女孩很多，像薛宝钗、贾探春等，都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但林黛玉无疑是她们中最出色的一个。如果再问：《红楼梦》中，最不成功的女孩子是谁?答案仍然是林黛玉。我们并不是从当时或者现时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成功与否，我们看的是林黛玉自己的追求目标。她毫无疑问把和贾宝玉厮守终身看作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但是她没有成功。《红楼梦》中，不成功的女孩也远不止黛玉一个，像晴雯、司棋、金钏儿等，也都死得很悲惨。但这些都是丫环，和林黛玉不在一个层面之上。在“主子”姑娘中，有明确的追求目标、结果却以惨败而告终的那个人，就是林黛玉。
于是，一个疑问在我们的脑海中油然而生：最聪明的林黛玉为什么会成为最不成功的呢?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一个女孩子“想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来”，但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除了社会原因，在林黛玉身上，我们是否还能读到些什么呢?
这里，我们先得澄清一下“聪明”的概念。所谓“聪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就一个人的一般智力因素而言的。智力水平高的人，就“聪明”;反之，就愚笨。这种“一般智力因素”基本上是先天的，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现代科学已经可以用标准的测试方法来了解一个人的一般智力因素，比如韦氏智力量表就是其中一种，并把它称为“智力商数”(IntelligenceQuotient)，简称智商(IQ)。一个人长到六岁以后，他的智商就基本不再大变。严格地说，六岁以前的变化，也不是智商在变，而是由于幼儿大脑各部分的发育尚未完成，一下子难以得出完全正确的数据。在一般情况下，智商高的、也即所谓“聪明”的人，总是占上风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聪明，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却并非是成功者。有两种情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一种是孩子的学业：往往会有这样一些孩子，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不笨，甚至是聪明的，但他们的学习成绩却一塌糊涂，以至有些家长怀疑孩子是不是生理上出了问题，比如患了多动症等等;还有一种是完成学业后的情况：若干年以后，举行一个同学会，我们往往会惊讶地发现，最成功的人并不是当初学习成绩最好的人，甚至会有一些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人取得了让人羡慕的成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我们总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各人的机遇不同，甚至会愤愤然地怀疑那些成功者是否使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观上来说，是由智商水平决定的，如果有例外，那就是客观条件的问题。1990年，在大西洋彼岸，由哈佛大学的彼德·萨洛瓦里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两位心理学家首次提出了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情感特征——情感商数(EmotionalIntelligence)，简称情商(EQ)。1995年，丹尼尔·古尔曼出版了他震撼世界的专著《情感智力》，使这个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同时，这个概念还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为我们打开了人类主观世界的又一扇精彩纷呈的门。
情商的内涵包括同情和关心他人、表达和理解感情、控制情绪、独立性、适应性、受人喜欢、解决人与人关系的能力、坚持不懈、友爱、善良和尊重他人，等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林黛玉的情况，似乎可以窥出一点端倪。林黛玉在贾府的特殊地位和她内心的特殊期望，不仅要求她具有很高的智商水平，而且要求她具有很高的情商水平。林黛玉只具备前者，而不具备后者，因此就不能不败下阵来。
林黛玉是贾府中为数不多的主子之一。就血缘关系来说，她显然比不上嫡孙贾宝玉，甚至也比不上那些嫡孙女儿。王熙凤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就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这个惯会弄花胡哨的琏二奶奶固然是在吹捧林黛玉以讨好贾母，但无意中却把她心目中的亲疏界限表露得一清二楚：林黛玉不是贾母“嫡亲的孙女儿”。作为亲戚，林黛玉又大不如薛宝钗。薛宝钗“家中有百万之富”，又有母亲、哥哥;“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而林黛玉却是父母双亡，“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她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完全是依赖于贾府而成为“主子”的。用林黛玉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我又不是正经主子”。是“主子”，但又不那么名正言顺(“正经”)——这就是林黛玉在贾府的特殊地位。
地位决定待遇。同样是庆贺生辰，家道丰厚的薛宝钗做起生日来，就“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同样是亲戚，自我抄检起来，“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而“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这里，“正经主子”和非“正经主子”的确有所不同。
王熙凤曾对林黛玉说过：“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弟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哪一点玷辱你?”虽说是玩笑话，言谈之间所流露出来的“正经主子”的强烈的优越感，是不会不刺伤林黛玉那敏感的灵魂的。
在贾府诸人的眼睛里，“戏子没有一个好缠的”，“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然而，凤姐笑道：“这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瞧不出来。”事实上，她这么一比，谁都瞧得出来，像的是林黛玉。当时，除了贾宝玉，更没有谁顾忌到这会伤害林黛玉这个非“正经主子”的尊严。
智商极高的林黛玉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如果同时她的情商水平也很高的话，也许，她就会有比较好的办法来应付眼前的情况。可惜，聪明绝顶的林姑娘在这方面并不出色。面对可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她只是警觉地睁大眼睛，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每一个人。薛姨妈差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女孩儿们，别人都称谢而已，唯有她只就宝玉手里看了一眼，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她就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的也不给我呀!”吓得周瑞家的“一声儿也不敢言语”。事实上，周瑞家的是顺路而来，不存在让别人先挑的问题。当然，假如林黛玉的身份十分重要，周瑞家的也有可能绕道而先至。但在这个时候、当着周瑞家的面揭开这个问题，对林黛玉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经由周瑞家的，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并因此而认为林黛玉是个难缠的、小性儿的人，有意无意地就会疏远她。
林黛玉在贾府的特殊地位使她倍感孤独，因此，“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了的”贾宝玉，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警惕地守卫着它，既不允许别人伤害，更不允许别人觊觎。贾宝玉在薛姨妈处要酒喝，李嬷嬷一味阻拦，让宝玉扫兴。林黛玉立刻挺身而出，尖刻地说：“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吃，也未可知。”亲戚之间的礼数，是贾府相当看重的。林黛玉一句话，把宝玉能不能喝酒的问题，转移到了是不是与薛姨妈见外的问题，李嬷嬷就再不能说话了。她只能“又是急，又是笑”。保护贾宝玉的目的，林黛玉是达到了，但她所作的牺牲，就是让人留下了“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的印象。
人际关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向四处辐射的同心圆，情商比较高的人，会让自我这个小圆的边缘变得十分模糊。尽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自我，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自我”中找出许多可以与他人沟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不能与人沟通的东西暂时隐蔽起来(因为等到下一次，你与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或许就能派得上用处了)，而把能与人沟通的部分向外敞开。于是，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像一滩水似的在人丛中融化开了，与他们成了一体，成为他们所欢迎的人。
林黛玉的处世方法正与之相反。她的自我中心圆十分坚固，边缘锐利，别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碰伤。而受伤的人一多，对她必然没有好处。史湘云就当面指责过林黛玉：“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其实，史湘云哪里知道，林黛玉之所以“俏语谑娇音”，嘲讽她“偏是咬舌子爱说话”，并不是跟她有什么过不去，而是“为的是我的心”。
林黛玉最忌讳的，就是宝玉把她和别的女孩“视如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宝玉对她说：“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薛宝钗)那里，就说这些闲话。”这使林黛玉感到自己和薛宝钗处于同一地位，就愤然拂袖而去。等宝玉再来赔礼，她嘴里说的全是绝情话：“我死我的，与你何干?”“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好不好?”偏在这时，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拉宝玉走了。黛玉为此“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幸亏贾宝玉善解人意，回来之后，顺着她探讨“你”“我”关系的思路，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远你的呢?”一番话，把“你”“我”“她”的关系辨析得清清楚楚，林黛玉的怨愤娇嗔也随之而立即变成了软怜轻爱：“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怄得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冷些，怎么你倒脱了青肷披风呢?”正在二人情浓意洽之时，曾经阻隔他们的“史大妹妹”来了，林黛玉带着战胜对手的快意，讥诮的话脱口而出。
由此可见，林黛玉并非天生“与人为恶”，她只是想维护自己作为非“正经主子”的尊严，想追求她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动机无可指责，作者的描写也很精彩，将她的独特个性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换个角度看看，却也能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试想，即使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假如把自我的圈子封得严严实实，只允许自己的爱人进入，对别的任何试图靠近的人都报之以怀疑、警惕，甚至恶语相向，他怎么能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呢?而在现代社会，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也就意味着事业的失败。纵观林黛玉一生，她是把追求与贾宝玉的爱情当作毕生的事业来做的，然而，她却失败了。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时至今日，社会变了，观念变了，但很多人对林黛玉的那种两面倒态度却并没有变：一方面，我们赞叹她的才貌，同情她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假如要我们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如果是男性)选择一个妻子，或者(如果是女性)选择一个朋友，大多数人的决定却还是会和贾宝玉不一样。这就说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更新了价值观和道德观，但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技术层面上却未曾改变。情商，不管你是否意识到，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敏感，但要豁达
我们知道，智商是先天的，很难在后天予以弥补;而情商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提高。目前，随着人们对非智力因素的认识，情商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设了有关情商的专门课程，美国心理学界的知名人士、儿童精神疾病的治疗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还出版了专著《EQ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HOWTORAISEACHILDWITHAHAIGHEQ)。对一个孩子来说，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对他长成以后具有什么样的情商是相当有关系的。
林黛玉是盐政林如海的独生女。那林家“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林黛玉自五岁起就有塾师(贾雨村)教她读书写字，这是林黛玉日后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基础。林如海让女儿识几个字的目的，“不过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所以，她的学习并不上紧，“工课不限多寡”。这样的学习氛围，非常有利于个性的培养。林黛玉后来之所以会成为贾宝玉的“知音”，之所以会从来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就和她从小所接受的非功利性的教育有关。但林黛玉的环境中，也有对她十分不利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孤独。她本是独生女，父母“爱之如掌上明珠”，在如何与人相处方面，本来就缺少经验，情商的培养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父母双亡后，她成了一个孤儿，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和舅氏姊妹”，在钟鸣鼎食的贾府寄身。这无异于把一个根本不会舞刀弄枪的人一下子推到了战场之上。早在家中，她已“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未进贾府，“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这就使她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于是，她暗中告诫自己：“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这种紧张、拘谨甚至带着一点儿敌意的为人处世准则，怎么可能构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氛围呢?由于林黛玉一开始就把他人放在可能耻笑她的对立面，所以，她往往无端猜测，多愁善感，自寻烦恼。
宝黛初次见面，贾宝玉发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没有像他那样的宝玉，“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贾宝玉的这个举动本来是因为他对这个似曾相识的妹妹极具好感，几乎到了一见钟情的地步。林黛玉却为此而感伤起来，“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们哥儿的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她这种对自己几乎苛刻的反省，说到底，还是“恐被人耻笑了去”。
“恐被人耻笑”是人所共有的正常心理，谁都不希望自己是别人讥讽嘲弄的对象。但是，我们既然生活在人群之中，话轻语重就是难免的事，如果所有的话语都要用十二分的警惕来审视，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能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并正确地作出反应，是情感智力高下的表现。而林黛玉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她对所有的人都抱着警惕的态度，甚至贾宝玉也不能例外。
贾宝玉在沁芳闸偷读《会真记》，被林黛玉撞见。贾宝玉倒是深知她的为人，心中明白“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信任地把书给林黛玉看，并断定“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果然，黛玉“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应该说，此时，宝黛二人的感受完全是一致的。可是，当宝玉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时，林黛玉的态度忽然大变，指斥贾宝玉：“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林黛玉的发怒，当然有她的道理。在贾府，像《会真记》之类的书的确是被视为“淫词艳曲”的，是“从不许说”的。薛姨妈曾很自豪地表示过他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林黛玉无意中在酒令里说了两句《牡丹亭》《西厢记》里的话，薛宝钗就可以叫她“跪下”受“审”。所以，拿一本《会真记》躲起来读一读，已属大胆妄为的举动(就是被林黛玉撞见，贾宝玉也下意识地慌忙藏起，还谎说“不过是《中庸》《大学》”)，忽然贾宝玉又要同她一起充起个中人来，林黛玉自然感到害羞，也感到害怕。这是极其自然的第一情感反应。
现代解剖学告诉我们，人类大脑中有几个部分与情感智力的关系比较密切。一是大脑的思维部分，它是由许多细胞组织重叠起来的、约3毫米厚的大脑皮层;二是大脑半球，它由大脑皮层包裹着，大脑皮层发信号给它，由它控制人体的大部分基本功能，比如肌肉运动、感觉等;三是大脑边缘，位于大脑半球的内层，主要调节人类的感情和冲动。人脑的思维部分和情感部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所谓“情商”就是看两者的关系如何。所以，情商和智商并不是对立的。可以这样说，智商不包括情感内容，而情商却包容了智商在内的人的思维机能。
我们来剖析一下林黛玉听到贾宝玉的话后的情感反应。当听觉器官把贾宝玉的话传递到林黛玉大脑里的时候，她立即将此转换成脑的信号语言，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她和贾宝玉比作像张生和莺莺一样的恋人。对于这一信息，大脑边缘系统迅速反应出“害羞”。于是，她的大脑用生物化学方式将“害羞”这一情感传递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这种生化物质被称作“神经肽”。神经肽一般是储存在大脑里的情感部分，也称作“神经传递素”。人产生情感时，便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告诉身体如何反应。林黛玉由于神经肽的作用，“连腮带耳的通红了”。作为一个少女，尤其是封建大家庭的闺阁千金，林黛玉为贾宝玉如此直率地把他们比作一对恋人而脸红。
紧接着，大脑中专司情绪事务的杏仁核(也称扁桃核)，也就是分列脑的两侧、位于边缘系统圈底部、脑干上端的神经细胞核团，又作出了第二个情绪反应：害怕。害怕什么呢?就是林黛玉深藏心底的“被人耻笑了去”的恐惧。她马上想到：这是不是贾宝玉的轻薄之语?他会不会因为我“又不是正经主子”而戏弄我?我若不正言厉色地对待他，让人知道了，岂不要遭人耻笑?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立刻声色俱厉地指责贾宝玉“该死”、“胡说”。此时，她的肾上腺素大量增加，发出可能有危险的信号，而大脑中主管记忆的海马回，也即延伸于每一侧脑室下角的海马状突起物，迅速提供给她许多贾宝玉不可靠的记忆。于是，她进一步断定，贾宝玉之所以说这“混帐话”，目的是“欺负”自己——“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如果说，前面她对贾宝玉的指责还有一点故作姿态的话，那么，到此时，林黛玉更是完全被感情所俘虏了。她日夜思忖的问题，就是会不会被人看轻、会不会受人欺负，甚至连贾宝玉都不能相信，其中的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所以，她忍不住泫然欲涕。
其实，林黛玉应该知道，贾宝玉并没有戏弄她的意思。他是把她作为一个知音才让她看《会真记》的。对这一类与功名无关的“杂书”有共同的看法也是他们相爱相怜的基础之一。然而，沉浸在恐惧感情之中的林黛玉，丧失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情感的泛滥之下，她甚至置他们相怜相爱的基础于不顾，也按照贾府人等的口味把《会真记》称为“淫词艳曲”，把贾宝玉的爱情表白称为“混帐话”——她的这些话，如果让贾宝玉来评说，才是真正的“混帐话”。
错误的情感(恐被人耻笑)致使林黛玉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贾宝玉欺负她)，而错误的判断又加强了错误的情感。林黛玉由恐惧而变为愤恨，表现在外部形态上便是“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看到她的愤怒之态，贾宝玉赌咒发誓说：“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这一番话，既表明自己决无欺负之心，又以林黛玉做“一品夫人”暗示了两人的清白，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陪伴一辈子的心意，林黛玉这才破涕为笑。如果贾宝玉一听林黛玉说这样的“混帐话”，也任由情感泛滥，也像对史湘云那样，说：“姑娘请别的地方走走罢，我这里仔细腌■了你这样正经的人。”这一段公案又该如何了结呢?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不多久又发生了一次。宝玉到黛玉房里去玩，宝玉要紫鹃“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黛玉要紫鹃“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说：“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宝玉便念《西厢记》中张生对红娘所说的话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这个举动和沁芳闸畔的戏说完全一样。贾宝玉之所以敢说这样的玩笑话，是因为第一，“《西厢记》妙词通戏语”后，林黛玉似乎已经用自己的活学活用(用《西厢记》中的话称贾宝玉为“银样蜡枪头”)默许了贾宝玉引用杂书的举动，她还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这简直就是一种鼓励。第二，就在贾宝玉进屋前，林黛玉尚在“春困发幽情”，学崔莺莺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但听到贾宝玉的话，她却又“登时急了，撂下脸来”。如果林黛玉情感反应到此为止，倒还无可厚非。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贾宝玉当着紫鹃的面用“杂书”上的话来形容他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太不严肃、也太不谨慎。但接下去，林黛玉又产生了无端的联想：“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而且，林黛玉会让这种联想一直持续下去。晚上，她来到怡红院，丫头们没给她开门。她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于是认定“必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缘故。——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她也“不打听打听”是不是宝玉恼她，就“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
很显然，林黛玉陷入了一个情感误区，她无法辨别谁对她有爱心，谁对她有敌意。这就使她在与人交往时极其费心费力。怡红院的丫头不开门，她完全可以“高声问他”，但她却又“回思一番”，认为“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假如她能因为“没趣”而不去怄气，那倒又是高情商的表现，说明她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然而她又不能，“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就这样，林黛玉的高智商在很多时候都被她用来猜疑别人、无端联想。她的智力一直在情感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林黛玉的情感智商叫人失望的原因。生活中，我们可以敏感，甚至可以说敏感度越高越好，但同时要豁达，要坦然面对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否则，敏感倒反不如不敏感好了。
警惕“流行性抑郁症”
林黛玉是一个自由爱情的追求者，同时也是个失败者。探究其失败的原因，我们发现，林黛玉虽然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追求她与贾宝玉的爱情，但是，她对自己或者对贾宝玉却从来不是充满信心的。由于这种自信和信任的缺乏，她常常表现得情绪过敏，反应偏激。
心理学家曾经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进行过观察，结果发现：同样是拿到一张令人沮丧的成绩单，一些小孩会对自己说：“没办法，我实在太笨了”;另一些小孩则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下次努力一点，就会好的”，而后者的沮丧程度往往要比前者低得多。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前者是悲观的，而后者是乐观的。
乐观的情绪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因为乐观的人相信天空是蓝的，太阳是亮的。即使阴云密布，暗无天日，甚至大雨滂沱，在乐观的人的眼睛里都是暂时的。他们用乐观的心情等待着风雨如晦的过去，等待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到来。他们绝不会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倒下，不会把苦难看作永恒。
悲观的人却不是如此。在他们的眼睛里好事总是暂时的，是碰上好运气偶然发生的;坏事才是必然的。在解释坏事发生的原因时，他们也时常犯错误，或者对自己太苛刻，或者对别人太苛求。这种情绪在心理学家们看来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思考的负面方式，还是一种“流行性的抑郁症”。
林黛玉心理上就有这种“流行性抑郁症”的倾向。若论她和贾宝玉的亲密关系，那是几乎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确定了的。林黛玉未见贾宝玉之时，别人向她提供的，全部是不利于宝玉的信息。先是“素闻母亲说过，有个内侄乃衔玉而生，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溺爱，无人敢管”，后又听王夫人介绍说，贾宝玉是她的“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这些信息储存在她的脑海中，造成了“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先期印象。可是，一见宝玉，她就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而贾宝玉见了她，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还不能说是一见钟情，但彼此的好感是自不待言的。贾宝玉为了她这个“神仙似的妹妹”，还差一点把通灵宝玉砸了。之后，“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按理说，林黛玉应该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充满信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林黛玉选择了薛宝钗作为她的第一竞争对手。薛宝钗的实力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第二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薛宝钗的这两大优势，其实并未给黛玉造成太严重的威胁，因为，贾宝玉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品格端方”，相反，他甚至是讨厌这种“品格端方”的。至于下人的态度，更与贾宝玉的选择毫无关系。但林黛玉却因此而悲观起来，总觉得贾宝玉会别有选择。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探望，林黛玉一见就酸溜溜起来，说：“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暗示他们俩有亲密关系，并不无幽怨地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其实，林黛玉也知道，即使贾宝玉和她这么亲密，也不见得就不容第三者参加，更不用说他和薛宝钗了。所以，当宝钗追问她是什么意思时，她只得解嘲说：“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这是林黛玉少有的一次高情商表现。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就认为，学会控制情感是作为文明人个性发育的水准点。神经系统的科学家们现在已经知道，情感是由大脑中的如闪电般迅速的传递系统传递和控制的。该系统又由丘脑、杏仁核、大脑皮层额叶等操纵，得到大脑的其他部分和腺的支持，后者以生化物质的形式把信息传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大脑皮层的额叶对控制感情尤其重要。林黛玉自我解嘲的一段话看似信口说出，其实已经经过了快速的思维反应。就情感而言，林黛玉恨不能把宝玉和宝钗再狠狠地嘲弄一番才好;但是，理智告诉她，这是不可取的。她总不能真像贾宝玉所说的：“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她那里，就说这些闲话。”这时，她大脑皮层的额叶发挥了作用，使她及时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只是，语含讥讽的话已经说出，也已经被聪明的薛宝钗抓住，她必须对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话作出一个合适的、同时也是合理的解释。一旦解决了情商方面的矛盾，林黛玉的智商是足够用的。她马上想出了让精明的薛宝钗也不能不接受的理由——轮流探访论。原先，她出于妒忌而讲“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言外之意为“让你们二人好去”;现在，一经解释，“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的意思变成了“他来和我来是一样的”。能成功地用理智控制情感，这就是情商的胜利。
遗憾的是，林黛玉的这种高情商的发挥非常少见。就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林黛玉有关情商的不良表现又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宝玉看见黛玉外面罩着防雨雪的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便问：“下雪了么?”地下老婆子们说：“下了这半日了。”宝玉就吩咐把他的斗篷拿来。林黛玉立刻把宝玉的这一举动理解为他要离开。从内心来说，林黛玉是多么不情愿宝玉离开，多么希望他能陪伴在自己左右。按理说，凭她的智商，完全可以想得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挽留宝玉，然而，她却讥讽地说：“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走了!”这句话，是林黛玉情绪上的过激反应。首先，她就没有问一声：“你要走了么?”用贾宝玉的话来说：“我何曾说要去?不过拿来预备着。”她就认定他是要离开了。其次，即使贾宝玉真的要走，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厌弃她，也就是说，贾宝玉的“走”和林黛玉的“来”，并没有内在联系。但林黛玉不假思索地把两者联系到一起去了，这种过敏心态说明她对自己和宝玉的亲密关系绝对缺乏信心，看法完全是悲观的。
另一次是关于喝冷酒的事。贾宝玉想要喝冷酒，薛姨妈劝阻说：“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薛宝钗也附和着说：“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这番话很符合薛宝钗的性格。一则，宝钗虽说“装愚”“守拙”，言谈之间还是常常会不显山不露水地透出她的“无书不知”来。她劝贾宝玉不要喝冷酒，硬是有她的一番道理，不容你不信服(当然，若从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看，宝钗的话和薛姨妈吓唬宝玉的话都可属无稽之谈);二则，薛宝钗用“讲道理”的方法来劝说贾宝玉，既顺了母亲之意，也暗示出爱护贾宝玉之心，言之有理加上语词平和，使贾宝玉由衷地感到“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这情景被林黛玉看在眼里，她“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这个表情并不表示愉悦。“贾宝玉听薛宝钗的话”——这一信息迅速进入黛玉的大脑，立刻引起了她强烈的情绪反应。她的心中充满酸楚，又不好立即发作，只能用“抿着嘴儿笑”来传达“好，好，你的作为我可都看在眼睛里了”的信息。当紫鹃打发小丫头雪雁给她送小手炉儿来的时候，林黛玉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快呢?”这一番奚落，林黛玉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也暴露出她自信的缺乏。若论贾宝玉对薛宝钗的感情，无论如何不能与其对林黛玉的情感相提并论。他对林黛玉所付出的，要比对薛宝钗多得多。林黛玉因为这一件小事就觉得自己比不上薛宝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林黛玉不能确认自己在贾宝玉心中的地位，既是不自信，也是对贾宝玉的不信任。贾宝玉从父亲处回来，“身边佩物，一件不存”，都给“那起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但黛玉替他做的那个荷包却安然无恙。原来宝玉“怕人拿去”，早就悄悄地系在里面衣襟之上。这说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赠物是非常珍重的。林黛玉却一点也不信任贾宝玉，看见宝玉身上带的东西果然一件没有，就立刻大发脾气，不仅愤愤然地警告宝玉说：“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而且，“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这个举动，说明黛玉心中的愤怒达到了无可遏制的地步。人在愤怒的时候，心率会加快，肾上腺素类的激素猛增。激素的增加会产生强大的能量，尤其是血液会大量涌向手部，以应付激烈的行动。林黛玉此时的激烈行动便是拿起剪子，铰破香袋儿。这个动作替代了战争时的拿起武器，打击敌人。她的情绪反应是那样强烈，又是那样迅捷。等贾宝玉见她生气，忙赶过来，早已把那个“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的香袋儿剪破了。这个偏激反应的后果，是激怒了贾宝玉。他先“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的荷包解下来了，递与黛玉”，说：“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从把你的东西给人来着?”随后恼怒地解下荷包，“掷向他怀中而去”，要原物奉还。“黛玉越发气得哭了，拿起荷包又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会是一场严重的感情危机。所幸贾宝玉尚能及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他罢!”又“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这场“香袋儿”风波才告平息。
林黛玉的不自信和对贾宝玉的不信任，造成了她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反过来又影响到她对事情的判断。她总是朝坏的方面去猜度，贬抑自己，也贬抑宝玉。这种悲观情绪之所以被称为是“灾难性的”，还在于有时它真的会引导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由于林黛玉的悲观情绪，只差一点事情就朝坏方向发展了。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让一个人在每天清晨醒来时，执著地想“我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开始，可能感到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如果持续不断地想下去，很快，他就真会感到有地方不舒服;渐渐地，这种不舒服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难受。同样，也让一个人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愉快地想“今天我真高兴，通体舒泰”。持久地做，对那人的身心健康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就是情绪对人的重要影响。也许，有人会说：“我明明不舒服，怎么能对自己说‘我很舒服’呢?”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心理问题，生理性的疾病当然要除外。心理上的乐观与否，完全是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来加以调节的。林黛玉的悲剧就在于她不懂得如何驾御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沉浸在悲观失望中，使生活变成了一汪苦水。
不能没有社交圈
林黛玉在情商上还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孤独。诚然，她的美貌和才情在大观园中很少有人可以与她相匹配;但是，同样美丽而聪明的薛宝钗就“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更不用说对她感激涕零的史湘云了。还有，林黛玉确实是孤女一个，不仅不能和父母亲俱在的元、迎、探、惜等人相比，也不能和“现有母亲和兄弟”的薛宝钗相比;但是，比她更凄苦的还有人在。比如香菱，她既不记得“几岁投身到这里”，也不记得“父母在那里”、“今年十几了”、“本处是那里的人”，连周瑞家的和金钏儿都为她叹息。所以，孤独不仅是一种外在条件，更是一种内在情态。这种内在情态的养成，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
专事儿童心理研究的心理学专家们认为，孩子学会交友的过程可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在3—7岁，是孩子的自我中心阶段。这时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离他最近的孩子，他就看作是最好的朋友。第二个阶段在4—9岁，是满足需要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有了交友的需要，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把离中心最近的人看作是最好的朋友，而是把能满足自我需要的人看作朋友。第三个阶段在6—12岁，是孩子的互惠阶段。这时的孩子已经能够同时考虑双方的观点，非常关心平等的问题。第四个阶段在9—12岁，是孩子的亲密阶段。孩子在这一阶段能够保持相当亲密的朋友关系。他们对朋友的表面行为不再注意，转而关心其内在素质和幸福与否。
林黛玉作为一个独生女，几乎完全跳过了学会交友的前两个阶段。进贾府时，她的年龄已经到了学会交友的第三、第四个阶段，再加上一下子有了这许多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她就像一个基础没有打好的小学生，一年级还没上，突然要跳到三年级，她在这方面的薄弱之处立刻显现了出来。她几乎不能与任何人很好地交往，甚至连最是亲密的贾宝玉也不能例外。
比如，她和薛宝钗的关系：在薛宝钗“浑然不觉”之时，她已经在心中有了“不忿”之想。此后，不论是贾宝玉听了宝钗的话不喝冷酒，还是宝玉夸宝钗“无书不知”，她都要冷嘲热讽。幸亏“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理他”。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人际交往的。其实，薛宝钗倒未必是不可交之人，林黛玉自己后来也承认“你素日待人，固是极好，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林黛玉在“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只顾怕罚，也不理论”，脱口用《牡丹亭》《西厢记》里的词句做了酒令。薛宝钗听出，“回头看着他”，并不做声。等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园至分路之处，才叫住黛玉，让她到蘅芜院中房里，说：“你还不给我跪下?我要审你呢!”宝钗故意用戏谑的口吻开始这场严肃的谈话，免得林黛玉难堪。等林黛玉“满面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问，因拉她坐下吃茶”，然后才款款地讲了一番大道理。她满嘴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当然不能被我们现代人所接受，但是，就当时来讲，她做得的确是既“得理”又“让人”，连黛玉自己事后也说：“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又劝我那些好话：可知我竟自误了。”林黛玉在进府多年以后，才有这样的检讨，可见，在以前的日子里，她完全没有能够与宝钗建立正常的人际交往。
再比如，她与史湘云的关系：史湘云“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外向型性格，按理说，是最容易交往的，但林黛玉也不能获得她的友谊。她讥诮史湘云的生理缺陷，说她“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了”，给史湘云留下了“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会挑人”的坏印象，抱怨她说：“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贾宝玉几乎不带褒义地说湘云一句“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她立刻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难怪史湘云对着贾宝玉称她是“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
林黛玉既不能和薛宝钗、史湘云等主子姑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又“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更难以与丫环们结为同心。她身边的紫鹃是再为她着想不过的，有几次，紫鹃试图推心置腹地同她交谈，却被她斥为“嚼什么蛆”。“情辞试莽玉”后，“一片真心为姑娘”的紫鹃再也无法忍耐，坦率地说：“替你愁了几年了：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称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怜新弃旧，反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要象姑娘这样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见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紫鹃这一篇长长的演说，确实是“愁了几年”才想出来的。它几乎把林黛玉所想的都想到了，对目前情况的分析和对日后情况的推测都可说是准确无误。被打动内心最深处的黛玉，为之“直哭了一夜”。照理，这是她与紫鹃沟通的最好机会，她可以把心中无可言说的苦水彻底地倒一倒，宣泄一下;然而，她并没有这么做。她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林黛玉在这里所说的话全部是言不由衷的。紫鹃因为谎称林黛玉要回苏州去，引得宝玉发了病，是黛玉吩咐：“趁早儿去解说。”结果，宝玉“只不肯放紫鹃”，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还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紫鹃为何在此时提这件事，林黛玉心中一清二楚。说“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完全是明知故问。至于用“回老太太”的话来吓唬紫鹃，紫鹃倒是不怕，因为她知道回老太太的结果，“叫我吃了亏，有什么好处”!但是，黛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却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紫鹃不再说话，“竟自睡了”。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林黛玉不善与人交往，也不喜与人交往。这样，她就缺少交流感情的伙伴，纵有千情万绪，也只能藏在心头。当她听到贾宝玉指斥史湘云讲仕途经济，并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时，感觉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见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这样复杂的内心感受，她竟无可诉说。就是在一片真诚的贾宝玉面前，她也是装痴作呆，缄口不语。
如果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孤独还不至于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像林黛玉这样敏感多思的人，不能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把所有的思绪都藏在心底，是极其有害的。有趣的是，头脑简单的人，往往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头脑简单，与人交往之时就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反而比较容易宣泄自己的情绪。林黛玉的这种孤独，实质上是一种自闭倾向。有自闭倾向的人，喜欢与人隔绝，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其内心的思想活动往往又极其丰富。有很少一部分有自闭倾向的人成了有用的专门家，他们的自闭创造了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而他们丰富的思想则在对某个问题的探讨中得到了升华。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常见的情形是，有自闭倾向的人，由于找不到正常的宣泄渠道而出现自残或伤害他人的情况。曾经有好几例案件，案犯以袭击单独上洗手间的女性、或偷取女性用品为手段来满足自己，戕害他人。破案后，案犯的熟人都不敢相信他竟会做出这种事。因为他们平时是那么的“老实”。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实”，往往就是一种自闭倾向。他们不善于与人交往，更不用说接近异性，于是，性冲动就以扭曲的形式变态地表现出来。同样，除性冲动以外的其他内心欲求以及强烈情绪，如果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也会构成对人或对己的伤害。《红楼梦》中有一段描写，很形象地说明了林黛玉在自闭状态下所受到的自我伤害。
宝玉为金钏儿和蒋玉菡的事挨打之后，林黛玉“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贾宝玉念及此事，便叫晴雯送去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林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这个意思，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在那两块旧帕子上写了三首诗。往帕子上写诗，固然也是一种宣泄，不过，林黛玉长期压抑在内心的百感交集的感受，靠几首诗的宣泄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她写完三首诗后，便“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的任何一种感情——包括愤怒、恐惧、快乐、爱、温柔、惊讶、厌恶和悲哀等等，都会在身体的各个部分引起相应的生理反应。身体之所以作出这些反应，就是为了应付由情感冲动而引发的行动。这些举动完成了，情感的宣泄也就完成了。在日本的有些大公司里，专门设置一间房间，里面放些沙包、气球之类的东西，让心有怒气的职工打沙包出气。据说，这一招还挺有效。那些受了上司批评或工作不顺利的职工，进房间向沙包猛击一气，还真能宣泄掉心中烦闷。强行压制内心的激烈情绪，往往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古人所谓“怒伤肝”，指的就是强烈情绪不能发泄的危害。
孤僻的林黛玉没有可以倾诉内心情感的伙伴，也不懂得宣泄情感的重要，百样感受都埋在心底：不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就是“可喜、可悲、可笑、可惧、可愧”地折腾自己。连贾宝玉都知道，“你皆因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林黛玉的病，是心病，更准确地说，是心理疾病，并由此而影响到身体健康，带来了生理疾病。小说生动地描绘了她这种心理疾患及其产生的原因，让我们叹为观止，同时也大受启发。
寻找情感的宣泄口
人的生命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很难说什么是它的必然。有一则笑话，生动地揭示了生命过程的这种偶然性：有人去采访一位耆老，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乱发脾气。正当记者把他的经验往本子上记的时候，听见邻屋传来一阵吵闹声。记者问是怎么回事，老人说，那是我父亲，他就爱抽烟喝酒，这不，不让他抽，他正在发脾气呢!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把生命现象中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但对上面所说的例子，至少，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前面一位耆老，是因为心情平和而延年;而后面一位耄耋，则是因为情绪得到了适当的宣泄而益寿。和这两者都相反的做法，就是既不能保持宽容平静的心态，又不能为情绪找到合适的宣泄渠道。林黛玉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林黛玉还没进贾府之时，身体就弱，“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作者借癞头和尚之口，说出了黛玉之病的症结所在：“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第一个要求是不许见哭声，也就是不能有悲伤情绪，这是对主观条件的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不见外人，也就是断绝一切人际交往，这是对客观条件的要求。实际上，后一个要求是前一个要求的必要条件：断绝一切人际交往，无异于让人生活在虚空之中，等同行尸走肉，那时自然不会有什么哀伤，这才能做到“不许见哭声”;如果要与人打交道，就必然会有喜怒哀乐，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
人脑中专司情绪事务的是分列在脑的两侧，位于边缘系统圈的底部，脑干上端的扁桃核，俗称杏仁核。有人曾经因为车祸而手术切除了杏仁核，之后，这个病人虽然能够存活，但却没有了情感反应。他没有亲情、爱情，也没有喜怒哀乐。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地活着，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有感情、会思索的。人与人不可能像一台机器和另一台机器那样地相安无事，人与人必然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何在这张用人际关系交织成的网络中健康地生活，是情商的关键性命题。所以，即使是林黛玉这样的闺阁千金，她也不可能“凡有外亲，一概不见”。特别是父母双亡后，她更是到了不见“外亲”就无法存活的地步，也就是说，她必须成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把跳出人际关系网络作为“病”好的必要条件，也就决定了她的“病”是“一生也不能好的”。
林黛玉的“病”，是一种心理疾患，是由于她既不能保持宁静的心境又不能找到合适的宣泄渠道而形成的。从宝玉在袭人和湘云面前“一片私心称扬”黛玉，夸奖她从不说“混帐话”的时候起，林黛玉“病已渐成”。
这时，她和贾宝玉的关系，已经从初次见面时彼此对对方外貌的好感发展为“知己”。这个过程是极其艰苦的。宝玉虽说“早存一段心事”，又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所以“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甚至闹到砸玉、剪穗子、大哭、大吐的地步。爱情是一种愉悦的情感，本来应该引起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放松反应，使机体处于一种平静和满足的状态，乐于合作、配合。可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宝黛的爱情是那么反常：接收不到贾宝玉爱的信息，林黛玉自然是痛苦万分;接收到贾宝玉爱的信息后，林黛玉除欢喜外，还要外加惊奇、悲伤、感叹。情感是那么复杂、那么强烈，而宣泄渠道又是那么缺乏。贾宝玉站在面前，明明白白地说：“你放心。”她还要矢口否认：“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一方面，她极想听到贾宝玉的爱情表白，催逼说：“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一面又连着装糊涂：“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直到贾宝玉说出了“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的话，她还是不能坦言自己的情感。“有万句语言，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结果，除了流泪，还是流泪。这种感情的压抑，显然是不利于身心健康的。郁积于内心的种种强烈情绪，使她的机体疲于应付，不由得陷入“神思恍惚”的病态之中。
再接下去，宝黛关系已进入心心相印阶段。宝玉挨打后，林黛玉前去探望，“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半天，方抽抽噎噎地道：‘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回答说：“你放心，别说那样话。我便是为那些人死了，也是情愿。”一个要他“改了”，一个向她保证、请她放心的却是死不悔改——表面上，似乎是贾宝玉答非所问，实际上，这却正是他们心心相通的表现。黛玉的“规劝”是沉浸在一片脉脉深情中的同志式的体谅和痛惜：我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把你打成了这般模样。已经威逼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对林黛玉的语中之意心领神会，所以叫她“放心”，自己决不会改悔。这一对恋人，此时已经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他们凭借最简单的语言，快捷地进行了情感交流，又一次获得了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次情感交流，更加深了宝黛的爱情，事后，贾宝玉叫晴雯送去两块旧手帕以示关切之情。这一来，林黛玉的心中又是百感交集。除了爱情带给她的喜悦之外，她仍然经受着悲哀、恐惧、羞愧等种种情感的煎熬。情绪激动的结果，是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使她“浑身火热，面上作烧”。作者说“却不知病由此起”，也就是说，黛玉由于千情万绪无处抒发，已严重伤害到她的生理健康。
我们已经说过，林黛玉有自闭倾向，而她的内心感受又特别丰富。经常让“千愁万绪，堆上心来”，“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象辘轳一般”地折磨自己。她虽然知道“自己身子不牢”，却不知道“身子不牢”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没有正常的情感宣泄渠道。她在睡前左思右想，而后“无情无绪”地“和衣倒下”，严重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她的潜意识在梦中空前活跃：一会儿，担心“南京还有人来接”，使她和宝玉不能团聚;一会儿，怕把自己许给什么不合适的人，误了前程;一会儿，是对众亲戚的反思，“平时何等待的好”，不解决自己终身大事，“可见都是假的”;一会儿，又是对贾宝玉的审视，既怕他“无情无义”，也怕他剖腹掏心。梦中的内容继续着白天的情思，而且更形象、更生动。正应了俗语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后，林黛玉的感觉是“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是湿透，肩背身心，但觉冰冷”。这些情况说明，林黛玉这时的主要情绪是恐惧——对失去贾宝玉的恐惧。恐惧的时候，血液会流向大骨骼肌，比如流向大腿，以便逃跑。脸部则因为缺血而变得惨白，同时会有血液流失的冰冷的感觉。林黛玉不仅有这种“但觉冰冷”的失血的症状，还有心动过速、出冷汗等心血管异常的表现。再由于梦后失眠，挨到天亮，林黛玉的呼吸系统也出现了问题，她开始咯血。
身体的虚弱并未改变林黛玉多疑的心性，相反，她比平时更加敏感，更加紧张。窗外老婆子骂小丫头说：“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若在别人，这些骂话应该“一句是贴不上的”，她听起来，却像是“专骂着自己的”。“自思一个千金小姐，只因没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来这般辱骂，那里委屈得来?”为此，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这一场昏厥，是由于多疑而引起的过激反应。它明显地由心理而影响到了生理。
到这儿为止，林黛玉的病虽说是由于情绪郁积所致，自然的因素毕竟还占着多数;此后，黛玉的病中又渗进了人为的因素。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琢磨宝玉以及其他人对这件婚姻的态度上，本来已经费心劳神，误听到宝玉定亲的消息后，她更是“如同将身撂到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林黛玉的这种情绪，就是悲观到极点时的绝望情绪。心理上的绝望，减退了生命的活力，机体的新陈代谢也因之减慢，因此食欲减退，“茶饭无心”。林黛玉还决意慢性自杀，她褪下被子，故意受寒，加剧了她原本患有的呼吸系统疾病;她拒绝吃药，只求速死。就在林黛玉奄奄一息之时，传来了宝玉尚未定亲的消息，而且还说：“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的”，“总是要亲上作亲的”。这些话，对林黛玉来说，不啻是一帖灵丹妙药。她大脑中抑制消极情绪的部位被激活，产生忧虑情绪的部位则沉寂下来。“虽身骨软弱，精神短少”，却已不是日薄西山的光景了。可见，情感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是多么巨大。
然而，林黛玉日夜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当傻大姐把“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告诉林黛玉的时候，她的感觉是“如同一个焦雷，心头乱跳”。这次她还算镇定，为了免得再像上次那样杯弓蛇影，她“略定了定神”，把傻大姐叫到“那畸角儿上葬桃花的去处，那里背静”，细细盘问。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林黛玉的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对林黛玉原本就虚弱的身体简直就是催命剂，用医生的话来说，是“郁气伤肝，肝不藏血”。因此，她吐血、昏迷，最终，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临死之前，林黛玉曾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这是她最后一次的情感抒发，可惜，竟也没有说完，便带着无限的遗恨离去了。
林黛玉催人泪下的悲剧，首先是一出社会悲剧。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黛玉有这个“心病”，就注定她必然落得一个悲剧性的下场。荣宁二府中，另外两个有过“心病”的年轻女子司棋和尤三姐，下场也都是凄惨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那个不人道的环境，逼出了林黛玉的“心病”，夺走了她的美丽的生命。现在，两性之间的相互爱慕早已不存在障碍，婚姻自由也早已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是，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和婚姻关系的人依然存在。林黛玉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敢于袒露自己的心迹，学会与他人真诚相待，交流情感;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学会寻找宣泄情感的合适时机，不要让它郁积心中，成为沉重的负担，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
林黛玉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善待周围所有人
《红楼梦》中，击败林黛玉而荣登“宝二奶奶”之位的，是与林黛玉同样聪明而美丽的少女薛宝钗。尽管作者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对比手法来描写这两个女孩子的不同命运，但我们在为林黛玉而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却并不仇恨薛宝钗，甚至连贾宝玉也不恨她，他虽然奇怪宝钗怎么“霸占住在这里”，却仍顾念着她，思忖“我要说呢，又恐怕得罪了他”。因此只是唤袭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叫宝姐姐赶出去了?”早在《红楼梦》问世之初，就有人对薛宝钗情有独钟：朋友之间，只要谈到《红楼梦》，就要为钗、黛的高下而争吵，甚至闹到了“几挥老拳”的地步，为了让朋友之情不至破裂，只好彼此相约，誓不谈“红楼”。时至今日，心怀“娶妻当如薛宝钗”之想的男性亦不在少数。这是什么原因呢?探究薛宝钗的为人，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情感智商很高的女孩。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她周围的人，几乎都沐浴在她那友情的阳光里，因此而感到心情舒畅。
最感念宝钗的是史湘云。在她的心目中，薛宝钗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当林黛玉嘲笑她的缺陷时，她便以薛宝钗为旗帜来进行反击，她说：“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个好的。”她信心十足地断定，林黛玉绝对挑不出薛宝钗的短处。果然，林黛玉也只冷笑着说了一声：“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可哪里敢挑他呢?”史湘云对薛宝钗的评价不算过誉。薛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就外貌和智商而言，她就是高水准的。从情商的角度来说，薛宝钗也非常出众。
袭人曾因“这两日身上不好”，不能做针线，请湘云帮忙做一双宝玉的鞋。宝钗知道后，就批评袭人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我近来看着云姑娘的神情儿，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儿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没见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得慌?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也红了，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看他的形景儿，自然从小没了父母是苦的。我看见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这一段话，就表现出宝钗的情商水平。
她的第一句话是把袭人定性为“明白人”。这个褒语首先让被批评的人得到肯定，让她心情舒畅，不生反感。被称为“明白人”的人，为了要对得起这个名头，会努力让自己的行为做得像个“明白人”。这就创造了一个接受批评的良好状态。宝钗还在批评袭人“不会体谅人”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一时半刻”，以此来强调这个错误的偶然性，让被批评者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这表明，薛宝钗非常注意调动他人的情绪，她要批评袭人，先用欲抑故扬的方法，把袭人的心理接受能力调整到最佳状态。袭人只是个丫环，薛宝钗对她说话尚且这样用心，其人际交往时的一般态度可想而知。
从宝钗的叙述来看，史湘云并未在她面前直接诉说过什么，但是，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宝钗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她一是“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从湘云“风里言，风里语”的话语中了解情况;二是察颜观色，从史湘云的表情中发现问题。这样，她就比旁人更多地获取了谈话对象的有关信息。常言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与人交往时也是如此。多多地掌握对方的情况，才能作出相应的准确的反应，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情商水平的问题。
薛宝钗曾试探着问史湘云“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表明她有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愿望。但是，当史湘云反馈的信息为“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时候，她就立即停止追问，表示出她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人际交往凭的是情感传递，史湘云虽然没说什么，但她的“待说不说”，已经传递出了该传递的信息。这条信息大致可以解读为两点：一是她确有为难之处;二是她不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这种为难之处。薛宝钗的长处就是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信息，并能作出相应的准确反应：既知趣地不再追问，又尽可能地为她排忧解难。
从薛宝钗对袭人所说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薛宝钗关心人、了解人，又尊重人、体贴人;她既敏感，又大度，在人际交往中显得从容圆熟，恰到好处。
史湘云在大观园中和众姐妹玩得痛快，一时冲动要做东请客。细心的薛宝钗一盘算：史湘云在家里“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做这个东也不够”。她既不能“为这个家去要”，又不能“和这里要”，做东请客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她发现这个问题后，先不张扬，等“已经有个主意了”，才对史湘云提起，用自己家的大螃蟹替史湘云解了围。主意出完，还精细地补充说：“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可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要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无怪史湘云动情地感叹：“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
邢岫烟来到大观园后，薛宝钗就“想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独她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儿分上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老实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这里，邢岫烟的姑母邢夫人、和邢岫烟同住的贾迎春都不曾像薛宝钗这样细心地为邢岫烟思量过，连她的父母都对她“平常”，可是薛宝钗却“每相体贴接济”。当薛宝钗发现“这天还冷得很”，邢岫烟“倒全换了夹的”时，她的反应先是“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走到一块石壁后，才问她缘故。这个小动作，表现出宝钗待人的一片苦心。她要关心邢岫烟，但又绝不希望给邢岫烟造成尴尬，所以特地挑了“石壁后”这个避人眼目的地方。知道邢岫烟“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就叫邢岫烟“把那当票子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穿好”。她深知邢岫烟“悄悄的”当衣服是什么用意，便连用两个“悄悄的”表示决不惊动旁人，让邢岫烟放心。后来，史湘云拿到邢岫烟的当票，不知就里，当众拿出来问“这是什么账篇子”。薛宝钗忙瞒过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账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兑现了自己对邢岫烟许下的诺言。
对史湘云和邢岫烟，薛宝钗都不是在请求她们帮助，而是在帮助她们，但她还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使自己的一片好心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生活中有不少好心人，他们乐于帮助别人，但因为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好心没好报”。孟子说过：“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就是说，有没有食物，对于人来说是的确生死攸关的;尽管如此，用污辱人的方法来赐予别人食物，还是会遭到别人——哪怕是乞丐的拒绝。这就证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时，方法甚至比内容还要重要。薛宝钗在这方面，显然是相当出色的。她的与人为善，在大观园可说是好评如潮。袭人对她的印象是“宝姑娘叫人敬重”，“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在证实把薛宝钗许配给贾宝玉的消息后，袭人竟从心底里连喝三声彩：“果然上头眼力不错!这才配得是。我也造化!”第一句话是对薛宝钗为人的总评价，第二句话是针对宝玉说的，第三句话是针对自己说的，可见薛宝钗在袭人心中的地位。
薛宝钗人际交往最大的成功，是终于赢得了林黛玉的心。
大观园姐妹们中最有才华也最细心的就是林黛玉。因为薛宝钗具有与自己不相上下的才貌，林黛玉几乎一上来就把她当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更何况又有什么“金玉之论”。她密切注意薛宝钗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出击。她讽刺过薛宝钗：“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有心呢”;也嘲笑过夸奖宝钗的宝玉：“安静些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对林黛玉的想法和作为，开始，薛宝钗是“混然不觉”，后来，她有了知觉，就采取了以忍让为主的方法。贾宝玉听了薛宝钗的话，不吃冷酒，林黛玉借题发挥，奚落宝玉，薛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理他”。林黛玉当面讥讽她特别在意“人带的东西”，她也能“回头装没听见”。分明听见黛玉克薄她，她却“并不回头，一径去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薛宝钗的忍让说明她能相当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正是高情商的表现。
薛宝钗是一个精细敏感的人，宝玉和黛玉的情形经常落在她的眼睛里，但她却故意置若罔闻。宝玉和黛玉在一起，“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没看见，低头过去了”。本来她要到潇湘馆去的，“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她便站住，低头想了一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不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儿，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她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也使自己避免了许多尴尬。
宝钗的这些举动，使林黛玉对她的敌意变得毫无意义。就算是一头凶猛的狮子，如果它选中的目标是一堆棉花，那么，在频频攻击后，它也会感到无趣的。这可能是在人际交往中，避免同不想与之交手的人交手的最好办法。
在这样的基础上，薛宝钗不失时机地向林黛玉敞开了心扉。她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她坦言自己也背着大人偷看过《西厢记》《琵琶记》等“杂书”，以此来表示诚意，打消林黛玉的顾虑。然后，再堂堂皇皇地讲一番大道理：“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并从此感念宝钗。
薛宝钗化敌为友，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最大的成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得宽容大度，即使收到对方挑战的信息，也甘受委屈，不予计较;她与人为善，一片真心帮助别人，而且方式方法做得恰到好处。这些都是高情商的表现。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别人是情商的关键问题，薛宝钗在这方面交出的答案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尽管她的身上打着严重的封建礼教的烙印，她仍不失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少女。
出言慎，入言淡
人与动物相比，区别就在于人的大脑皮层比其他所有种类的动物都大了许多。大脑皮层是思维之地，正是这一领域的扩大，使我们比动物聪明了许多。我们利用大脑皮层接受和感知信息，并进行再思考。大脑皮层在对信息进行分析估价后，指示作出相应反应。这一个完美的思考过程，是人的优势，它离原始反应比较遥远，而理性色彩非常浓重。人也可能会有不太完美的反应过程，就是有一小部分信息可能抢先一步，由丘脑更快地直接进入扁桃核。扁桃核是情绪的司令部，它可能在大脑皮层作出充分理解情势前就激发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因其速度较快，准确性往往就比较差。它就像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看到火苗就冲上去扑打，等边上人阻止，才发现原来是人家在烧烤，而这时，火也给他灭得差不多了。当一个人的思考过程完美化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理智的;当一个人的思考过程不那么完美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感情的。在处理事件时，是让理智战胜感情，还是让感情压倒理智，是衡量一个人情商高下的一杆标尺。理性思考的成分越多，就越是人性化，情商也就越高;理性思考的成分越少，就越是原始化，情商也就越低。在这方面，薛宝钗表现得相当出色。这个美丽的少女始终非常理智地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情商。
贾府的老祖宗贾母曾经对大观园中的女孩儿作过一个评价，说：“提起姐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说这话的前因，是她夸奖了凤姐，说：“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贾宝玉见贾母说嘴乖的可疼，立刻想起了他心爱的林妹妹，便抓住机会“勾着贾母”，“要赞黛玉”，凑上去说：“要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姐妹里头也只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没想到贾母却“反赞起宝钗来”。贾宝玉毕竟单纯幼稚，虽然“意出望外”，也觉聊胜于无，所以“看着宝钗一笑”，一点没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其实，老太太早已有话在先：“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的好。”王熙凤已经明摆着属于嘴乖可疼的，那么，谁又是嘴乖可嫌的呢?毫无疑问，就是林黛玉。老太太主要就是针对黛玉而说“都不如宝丫头”的。薛宝钗最后荣登“宝二奶奶”之位，在贾母的这一评价中已埋下了伏笔。
贾母之所以给薛宝钗这样的好评，是“喜他稳重平和”。所谓“稳重平和”，就是处事不冲动、不急躁，能作出比较周全的思考。薛宝钗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好。在替宝钗做生日之前，贾母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这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一般人往往按照自己所喜欢的，脱口而出就回答了。但宝钗接到这一信息后，却做了如下的思考：
一、发问者的身份——“年老之人”;
二、“年老之人”的特点——“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
然后，她“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做这个思考的前提，就是宝钗已决定置自己的喜好于不顾，而力求讨取贾母的欢心。这就是理性的选择。人的本能总是利己的，比如说，假使我们把一份吃食放在两个尚未开智的孩子面前，他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把吃食拉向自己。哪怕其中有一个孩子已经饥饿到了濒临死亡，而另一个孩子只是一餐未吃，他也不会做出谦让的举动。整个人类在其婴儿期恐怕也是这样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发现，短视的“利己”，实际效果往往并不利己。比如说，身强力壮的男性全部把食物占为己有，不让妇女和孩子吃，那么，这个“利己”行为的后果，将是不能繁衍后代。人类在其生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互利”乃至“利他”。但无论如何，“利己”总是本能反应，而“利他”则属道德范畴。直到现在，也还是只有理性思考才会让我们做出利他的举动。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我们总希望自己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而理性思考才会让我们站起来给老年人让座。宝钗置自己的喜好于不顾，而讨取贾母的欢心，是一种“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必定要经过一个完美的思考过程，而不是感情冲动就做得出来的。这个思考过程是理智战胜感情的过程，是情感智商展现的过程。从效果来看，薛宝钗是成功的，她达到了预期效果：让贾母听了“更加喜欢”。
薛宝钗还曾在贾母面前讲过这么一句话：“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句话是否有阿谀之嫌，只就这句话的效果来看，薛宝钗也是相当成功的。贾母的回应是：“我的儿!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象凤丫头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也就算好了。”这几句话，表面上像是说薛宝钗过誉，实际上句句都证明薛宝钗的话一点没讲错：
第一句，“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就是说不“老”的时候，的确是“巧”的;
第二句，“当日我象凤丫头那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明确说如果年龄相同，“我”“比他还来得”;
第三句，“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也就算好了”——“他”“虽说不如我”已经“算好了”，则“我”当年的“好”就更不用说了。
薛宝钗几年留神观察，与其说是观察到了贾母比王熙凤“巧”这一事实，倒不如说，是观察到了贾母这种认为自己比王熙凤“巧”的自我感觉。
薛宝钗能够准确接受他人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她情商高的表现。人与人交往，语言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却不是唯一的渠道。有时候，语言所传达的意思同说话人想要传递的信息可能不尽相同，出现所谓“言不由衷”的情况。如果细心的话，注意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动作、表情等，就有可能辨别出它的真正含义。如果错把语言的表面意义当作唯一正确的信息，就可能犯错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这人好生奇怪，是她自己说她丈夫如何如何不好，我不过是附和着说了两句，她怎么倒怨恨起我来?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听话人没能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思。一个女人对丈夫的经常晚回家的抱怨，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怨恨，而是一种娇嗔，甚至可能是一种炫耀——你看，我的丈夫多忙，他工作得多么出色!误读对方的信息，自然就不会有好的效果。薛宝钗就没有误读信息。尽管老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夸奖凤姐嘴巧，旁人也都附和着说，最巧的就是凤姐，但她心中有数，老太太是怀着惺惺惜惺惺的心态来称赞凤姐的，因此，最巧的不是凤姐，而是老太太。她准确地解读了贾母所传递的信息，并投其所好，传递出相应的信息，老人自然就感到高兴了。
在人际交往中，薛宝钗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理性状态，很少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不合适的举动，在出言谨慎的同时，对别人说她的话，又十分淡然，多次置若罔闻地对待林黛玉的奚落，对贾宝玉也是如此。
薛宝钗曾经在贾宝玉面前“说过一回”关于仕途经济的话，结果，她的话还没说完，贾宝玉“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贾宝玉的这一举动，使薛宝钗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她的第一反应是“登时羞的脸通红”。这是典型的情绪反应。贾宝玉的表情动作作为视觉信号，经由薛宝钗的视网膜到达丘脑，在那里被转换成脑的信号语言——有人羞辱自己。这个脑的信号语言激活她的情绪中枢，她为受到羞辱而情绪激动，血液流向头部，使她“脸通红”。如果没有大脑皮层加入进来，听凭情绪中枢指挥，接下来往往就会有一些情绪激烈的举动，来帮助自己摆脱窘境。袭人假想，如果是林黛玉，此时她的举动就是“不知又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了”。很多人会作这样的反应，也即所谓“恼羞成怒”，通过发怒来报复对方并使自己摆脱困境。
薛宝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停顿：“说不是，不说又不是。”别看这个小小的停顿，薛宝钗的情商就在此得到体现。“说不是，不说又不是”的思考，说明她大脑中的思维部分已经启动，不是听凭情绪中枢指挥了。大脑皮层的活动是综合性的，海马回迅速提供记忆：贾宝玉一向如此，最听不得有关仕途经济的话。根据这一信息，大脑皮层判定：贾宝玉的发作并不是和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过不去。况且他已拔脚走开，徒说无益，所以，“说不是”;但是，受到这样的冲撞，一句话不说，又如何摆脱窘境，所以，“不说又不是”。权衡下来，薛宝钗的决定是“不说”。因为两者相比，显然“不说”是更理性的，而觉得“不说又不是”，归根结底，还是个感情问题。薛宝钗的高情商就表现在她能克制自己的感情，用理智战胜羞恼这一情感。事实证明，她的做法是对的。眼看薛宝钗“自己过了一会子去了”，袭人反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但薛宝钗“过后还是照旧一样”，袭人便由衷地感叹：“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并由此而“敬重”她。
我们不妨依照袭人的思路，把这件事的对象假想成林黛玉(当然，林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帐话”，但是林黛玉也可能因其他话引起宝玉的不悦)，她的反应是情绪化的大哭大闹，结果，也许贾宝玉会给她赔不是，但在袭人等旁观者看来就不那么“有涵养、心地宽大”了，因此也就不那么“叫人敬重”了。这就是人际交往上的败笔。
人际交往是个复杂的过程，有良好的愿望不一定有良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成功，在另一方面却可能失败。薛宝钗面对贾宝玉的羞辱不惊不咋，她的本意只是希望以宽容心来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料，却因此而在袭人的心中留下了那样深刻的印象，真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行”。她之所以能在贾府上上下下赢得好评，不能说和她平时这样点点滴滴的积累毫无关系。相反，林黛玉经常和贾宝玉口角，她的本意也只是想把尚在朦胧中的爱情澄清得明晰一点。未曾料到的是，她竟给袭人等留下了一个气量狭窄、涵养缺乏的坏印象。她最后的惨败，固然有多种原因，而她给贾府上下人等留下的这种坏印象，也未尝不是原因之一，这却又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充分发挥理智的作用，要始终让感情处于理智的控制之下。只有理性的思考才可能是比较全面的，才可能获取良好的效果。情感智商如果有一个浮标，那么，它就是随着理智和情感谁占上风而浮动的。
用“无情”传达感情
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可以看作是一个梯形结构，从底层到高层，有无数的阶梯。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属于自己的那个阶梯之上。往上看，有好多好多级;往下看，同样会有好多好多级。有的人喜欢往上看，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因而自卑、泄气;也有的人喜欢往下看，自以为了不起，骄横傲慢，不可一世。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我们应该往上看，但不是去羡慕、甚至妒忌别人，而是要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争取上一个台阶。我们也应该往下看，但不是去轻视，甚至作贱别人，而是将心比心，去同情和帮助别人。后一种情况，心理学上叫做“移情”。
移情反应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他人的情感——或痛苦，或喜悦，都会传染给我们，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最典型的例子是婴儿的啼哭。在医院的婴儿室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有一个婴儿开始啼哭，原本静悄悄的婴儿室里很快会掀起一场“大合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移情反应在起作用。婴儿听到别的孩子表示痛苦的啼哭，便也觉得痛苦，并因此而与他一起放声大哭。这种现象，美国的儿童发育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称其为“全球同情心”。
随着婴孩的长大，他渐渐能够区分什么是自己的痛苦，什么是他人的痛苦。这时候，所谓的“全球同情心”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同情心”，也就是对他人的情感反应和认知反应。这种反应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由于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或者自幼就与一些充满同情心的人在一起，他的移情反应就比较正常。这种人往往比较注意他人的情感，并能尊重他人的情感，或适时地向他人提供帮助。而从小缺少教育，或者经常和一些缺乏同情心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移情反应就比较差，甚至可能会移情缺乏。我们有时发现，个别孩子会极其残忍地对待动物，比如把小青蛙撕成两半，把小鸟身上的羽毛拔光等等，这种孩子往往是移情缺乏者。移情缺乏是个危险的信号，轻则，这样的人没有同情心，不能搞好人际关系;重则可能是暴力犯罪的潜在因子。
移情反应的程度如何，也是情感智商的一个要素。如果用这把标尺来衡量一下薛宝钗，我们发现，她不仅是合格的，而且是优秀的。她的最出色的卷子，就是采用“无情”的形式来达到传达感情的目的。
一个盛暑的下午，百无聊赖的贾宝玉跑去和母亲的丫头金钏儿套近乎，说：“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贾宝玉又说：“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俗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告诉你个巧方儿：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金钏儿的这段话有两个大不是：一是金钏儿对“宝二爷”讲话用的竟然都是教导的口气;二是金钏儿教给“宝二爷”的竟然全是男女情事。在贾府，男主子与女奴才发生性关系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但必须是男主人居于主动，况且贾宝玉尚在少年，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大大地激怒了王夫人。正在假寐的她立刻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然后便吩咐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在苦苦哀求不成的情况下，只得“含羞忍辱的出去”，“在家里哭天抹泪的”，最后，投井自杀——她自己所说的“金簪儿掉在井里头”竟成了一句谶语。
这个结局是出乎王夫人意料之外的。王夫人流着眼泪对薛宝钗说：“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这话虽然有夸张之嫌，但金钏儿毕竟是使唤了多年的贴身丫环，突然暴死，王夫人心里难免伤感。更何况，金钏儿的死与王夫人直接有关，所以她想来想去，“到底我心里不安”，总觉得“岂不是我的罪过”。
面对这种情况，薛宝钗的第一反应是“装”，也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她是在听到金钏儿跳井身亡的消息后“忙向王夫人处来”的，她也明明看见“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但她却不主动提起这件事，只是在一旁坐下。这第一个举动就显示出了薛宝钗的修养。类似这种不愉快的事，愿不愿意谈，主动权应该交给当事人。生活中，往往会有那样一些“热心人”，喜欢对别人的不幸刨根问底，或许，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却是十分令人讨厌的。有这种“包打听”恶习的人，没有一个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薛宝钗不提此事，既是对王夫人的尊重，也是对王夫人的宽慰——好像贾府上下并没有传得风风雨雨，尽人皆知。王夫人点头叹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薛宝钗的回答巧妙地避开了是不是已经知道金钏儿之事的问题，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只是顺着王夫人的话头说：“怎么好好儿的投井?这也奇了!”强调一个“奇”字，就意味着把金钏儿之死看作一个情理之外的非常事件，这就迎合了王夫人的心理，给了她安慰。
薛宝钗对金钏儿事件的第二反应是“劝”。在这儿，薛宝钗扮演了一个狠心的角色。有人因此而批评她，说她对金钏儿之死表现得冷漠无情。薛宝钗对金钏儿之死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尽心为王夫人排忧解愁的善解人意的少女。她知道王夫人怕因金钏儿之事而落下个恶名声，因此一开口就说“姨娘是慈善人”，而自己则扮演一个不“慈善”的角色。她说：“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各处去玩玩逛逛儿，岂有这样大气的理?”言下之意，你既然已经承认“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两下子，撵了下去”，因而造成她的自杀，这就够慈善了，不是也可以把她的死说成是失足掉下去的吗?她又顺着王夫人“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的话，劝说王夫人：“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表面上，薛宝钗确实是非常绝情，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连王夫人也忍不住淌眼抹泪，她却说“不为可惜”。实际上，薛宝钗这种冷峻态度却是医治王夫人心头伤痛的最好办法。如果她也陪着流泪伤感，那就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浇油了。
薛宝钗对金钏儿事件的第三反应是“帮”。她从王夫人的表情上知道，自己的劝说已产生效应，在心理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她又提出了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即用“多赏他几两银子”来结束这一非常事件，附带也了却王夫人的心病。王夫人说：“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原要还把你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装裹，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薛宝钗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前日才做的新衣裳拿了出来。当王夫人问她是否忌讳时，她笑着说：“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这个“不计较”，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性色彩。从感情上说，谁也不会喜欢把自己的新衣服让死人穿，薛宝钗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她觉得这样做所能起的作用，远比感情上的别扭来得重要。果然，由于她的帮助，王夫人顺利地解决了金钏儿事件。
当然，薛宝钗的所有劝解和帮助，其立足点都是站在王夫人一边的。在这一点上，她和“听见金钏儿含羞自尽，心中早已五内摧伤”的贾宝玉大不相同，但就情感智商而言，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小辈，她做得无懈可击。自始至终，她显得那么从容，既不幸灾乐祸，也不大惊小怪，她的无情，恰恰表现出她对王夫人的情感：要帮助她摆脱金钏儿事件的阴影。
由于金钏儿事件和蒋玉菡事件，贾宝玉被贾政痛打了一顿。宝玉挨打之后，袭人误听焙茗的话，以为蒋玉菡的事是薛蟠因为吃醋，设法告诉了贾政。薛宝钗来探视贾宝玉的伤情时，问袭人“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话悄悄地说了。宝玉见“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用话拦袭人说：“薛大哥从来不是这样，你们别混猜度。”对贾宝玉来说，这话已是够细心的了，但与薛宝钗一比，他马上黯然失色。薛宝钗听到别人提及自己哥哥，并不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或感到难堪，或觉得羞恼，而是觉察到贾宝玉“打得这个形象，疼还顾不过来，还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为了报答贾宝玉的这份心意，她正言厉色地讲了一通大道理：“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说什么的人呢?”这番话从表面上看，可真是非常无情：第一，错误在“宝兄弟”自身，别人告发不告发并不重要。第二，即使此事是薛蟠所说，也不在可指责之列。但这看似无情的话语，却隐含着对贾宝玉的一份爱护：既然如此，宝钗就不会为此事而“沉心”，也就不劳贾宝玉费心了。贾宝玉准确地体会出了这番话的意思，“半是堂皇正大，半是体贴自己的私心”。“堂皇正大”的是它的表层语意，体贴贾宝玉的“私心”则隐藏在表层语意之下。这既符合薛宝钗一个闺中少女的身份，又传达了她对贾宝玉的心意。这让贾宝玉“更觉比先心动神移”。而袭人也听得又羞愧，又感激。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后，面对神志不清的丈夫贾宝玉，更显现出了其过人的情感智商。她一改众人将事实真相遮遮掩掩的做法，给了贾宝玉一记当头棒喝：“实告诉你说罢：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贾宝玉受此刺激，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昏厥过去。这个严重的后果招来不少的批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宝钗的做法几乎是最有效的。
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这个判断是她在长期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人与人交往，必然会展示情感，对别人的情感展示是否敏感、能不能准确判断他人的情感内容，都是情感智商高下的表现。因为宝玉夸奖史湘云“会说话”，黛玉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这句微妙的醋话，“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宝钗抿着嘴儿一笑”。宝玉大病初愈，黛玉念了一声佛，众人都不曾在意，宝钗却说：“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度化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说得黛玉红了脸。这些都说明薛宝钗对别人的情感展示十分敏感。正是在此基础上，她作出了“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的判断。
薛宝钗能这么做，还需要有“任人诽谤，并不介意”的胸襟。当初，“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深怪他造次”，袭人也“深怨宝钗不该告诉，惟是口中不好说出”。莺儿背地也说宝钗：“姑娘忒性急了。”但薛宝钗并不动摇，她依据“心病还需心药医”的原则，用揭示事实真相的办法，对宝玉痛下针砭，让他想无可想，从而摆脱缠绵，求得新生。而她则用无情的手段，传达了她希望丈夫康复的感情。
永不炫耀自己
高智商的人不一定具有高情商，关于这个问题，林黛玉是最好的证明。在没有较高情商水准的情况下，有时候，智商高反而不一定是好事。袭人就深有体会地说过：“象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反过来，情商高的人同样也不一定有高智商。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小林，最不能接受的事实，就是上级派来的新部门主管，竟然是他的小学同学大刘。大刘当年的学习成绩比小林要差好多，如今却稳居在他之上。小林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他一点也不比大刘差，但不知为什么，若有升级提薪的机会，大刘好像总比他幸运。对于大刘的情商，小林缺乏了解，因此也就不明白大刘比他成功的奥妙所在。当然，最完美的情况应该是既有高智商，又有高情商。如果大刘具备这两方面的才能，那么，小林也就不会对他耿耿于怀了。《红楼梦》中，如果要找一个智商和情商都处于高水准的人物，那恐怕是非薛宝钗莫属的。
在贾母等为她举办的生日宴会上，贾母让薛宝钗点戏。她第一次点的是有关取经故事的《西游记》，第二次点的是水浒故事《山门》。这两出戏的共同特点，就是“热闹”。所以，贾宝玉说：“你只好点这些戏”，还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这里，贾宝玉的情商水平就显然要比薛宝钗低了许多。薛宝钗专点热闹戏，首先是为贾母考虑。她知道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便投其所好，让“贾母自是喜欢”。连王熙凤在点戏之时，也知道考虑“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因此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让“贾母果真更又喜欢”。贾宝玉已经发现薛宝钗“只好点这些戏”，却对她的意图毫无知觉，也毫不注意贾母的反应，这不能不说是情商上的缺憾。
薛宝钗不仅会“点戏”，而且也“知戏”。她对贾宝玉介绍《山门》说：“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那音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这一番话，说明薛宝钗既懂音律，也懂词藻。她称为“极妙”的那曲《寄生草》，把鲁智深英雄失路、不得已而托足空门但又豪气犹存的心境表露得淋漓尽致。所以贾宝玉听了，“喜的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薛宝钗有文学鉴赏能力，也有文学创作能力。元春省亲的时候，众姊妹兄弟一起做诗，唯有她和林黛玉的诗被元春称为“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也是她细心地发现：元春不喜欢“绿玉”，把贾宝玉题的“红香绿玉”改成了“怡红快绿”，因此提醒贾宝玉不要再在诗中用“绿玉”字样，改用唐代诗人韩翊咏芭蕉诗中的“绿蜡”来替代，喜得宝玉叫她“一字师”，说“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她做的咏螃蟹诗，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姐妹们“偶填柳絮词”的时候，薛宝钗一阕“不落套”的[临江仙]词又拔了头筹。
薛宝钗在大观园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情其实不在黛玉之下，但她的态度却与黛玉很不相同。
元春省亲的时候，林黛玉想的是“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充分显现，得到众人的认可。“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罢了”。薛宝钗却从不自恃其才，她一方面“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她对林黛玉和史湘云都说过类似“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失你我分内的事”、“至于你我，直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的话;另一方面，即使写诗作词，她也十分谦让。
写螃蟹诗是贾宝玉起的头。他吃着螃蟹想到：“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声称“我已吟成，谁还敢作?”林黛玉当即贬抑他的诗说：“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贾宝玉反唇相讥说：“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作了，还褒贬人家!”林黛玉听了，也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若论诗才，林黛玉固然是极好的，但她锋芒毕露，半点不肯饶人。贾宝玉看了她的诗，“正喝彩时，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烧去”，还嘲笑宝玉说：“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烧了罢;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看。”与林黛玉相比，薛宝钗的态度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在贾宝玉和林黛玉为螃蟹诗而一争高下的时候，她谦和地说：“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但结果，她写出来后，众人却“不禁叫绝”，连贾宝玉也佩服地说：“骂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
在把她那首咏柳絮的[临江仙]词拿出来之前，薛宝钗也保持着低调。她说：“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然而，话音刚落，众人已说：“别太谦了，自然是好的。”刚看了两句，史湘云先夸奖：“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句就出人之上了。”读完，“众人拍案叫绝”，并公推“这首为尊”。
为什么薛宝钗一味谦虚，众人反倒抬举她呢?这就和情感展示的问题有关。
所谓“情感展示”，就是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一项关键的社会技能。情感展示的第一要素，当然是要把你的情感展示给你的交往对象看。光这一点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羞于展示自己的情感。面对心爱的姑娘，他也会像个没事人似的，眼看美好的机遇失之交臂。更严重的是，由于不能展示自己的情感，与他人交流就有困难，长期的社交失败，又会使他对人际交往感到害怕，因而造成自闭。
所谓“情感展示”，还不仅仅是简单地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展现给人看，它还有个如何展示的问题。整个社会对于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表达情感，有一种共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我们把它叫作“表情规则”。如果说，能不能展示情感，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那么，如何来展示情感，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表情规则”。大致而言，人类的“表情规则”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缩减”，就是将情绪的展示降低到最低限度。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幸事件的时候，也许情况不允许我们把这个不幸事件透露出来，于是，我们就会把情感展示缩减到最低程度。三国之时，豫章太守顾绍死在郡所，他的父亲顾雍正和僚属下围棋，外面送信的来，没有顾绍的信，顾雍明白儿子已死，但表面上一点都不流露出来，为了强压悲痛，他用指甲掐手心，血一直流到坐褥上。这就是情感展示的“缩减”。
第二种是与之相反的“夸张”，也即把情感展示扩大到最大限度。贾宝玉听得元妃传谕“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不可封锢;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环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得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这个“扭股糖似的”动作就是夸张的情感展示，贾宝玉的目的，是要避免贾政可能给他施加的压力。果然，他夸张的情感展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贾母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
第三种是“替代”，就是将真要展示的情感隐藏起来，而代之以出于需要而表现的情感。林黛玉在听到贾宝玉的知己之言后，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宝玉忙忙地穿了衣服出来，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黛玉回头看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来。”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林黛玉不可能在此时此地向贾宝玉敞开心扉，于是她就用“替代”，变“哭”为“笑”。
怎样娴熟地运用这些情感展示的技巧，怎样把它运用得适时适地，正是情感智商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看薛宝钗如何运用这些技巧。
她在“点戏”的时候，用的是“替代”的方法。她对戏曲可能有她自己的喜好和选择，但这时，为了让贾母高兴，她用贾母的喜好代替了自己的喜好。这种情感展示也许会被人认为是不真实的，但实际上，我们从小就在接受这种训练。只要是稍有教养的孩子，面对他人所给予的糖果，都会说“不”——尽管心里对那种糖果想吃得要命。往往是家长一旦首肯，孩子便动作快捷地将糖果放进了嘴里。孩子拒绝糖果的情感展示也是不真实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至少在中国，这表示孩子懂礼貌和有教养。薛宝钗的做法同样如此，她用“替代”的情感展示，表现了她对老人的体贴。我们平时所谓“善意的谎言”，大多都属于这一类。
对于自己在吟诗作词以及戏曲鉴赏方面的才能，薛宝钗采用的是“缩减”法。我们前面讲过，如何展示情感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用“缩减”的方法来展示情感一向是受到褒扬的。东晋名将谢玄在外打了大胜仗，信寄到时，其父谢安竟默默无言，旁人问起仗打得怎么样，他才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谢安以及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顾雍，他们的行为虽有一悲一喜之别，但对情感展示的缩减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都受到了人们的赞誉，称之为“雅量”。薛宝钗的谦虚，正符合中国文化以“缩减”情感展示为“雅量”的要求，因此就比较容易获得接受者的好感。
情感展示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门技巧，是因为它会即刻对接受者产生影响作用。出色的情感展示能对接受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人际关系充满和谐融洽的气氛。不能把握情感展示的技巧，就会对接受者产生消极影响。可见，正确掌握表情规则，不仅是我们社会礼仪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支配着我们如何对他人的情绪产生影响。薛宝钗擅长此道，她的社交也就比较成功。
决胜在情商
贾宝玉命中注定和两位女性有密切关系：一个是有“木石前盟”的林黛玉，另一个是有“金玉良缘”的薛宝钗。
应该说，贾宝玉对薛宝钗也是深有好感的。他称薛宝钗为“一字师”，夸奖她“无书不知”。尤其是，当看见薛宝钗“雪白的胳臂”时，他便“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贾宝玉的“呆”，是由异性的外貌美而激起的情感冲动。这种情绪反应是在大脑皮层接到信号前、由扁桃核率先作出的，一旦大脑的思维部分开始活动，“宝姐姐”就又被“林妹妹”替代了。一曲[终身误]，唱出了贾宝玉的心声：“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贾府的上下人等，起初也认为贾宝玉会与林黛玉缔结良缘。薛姨妈就当着林黛玉的面对薛宝钗讲过：“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王熙凤也开过林黛玉的玩笑：“你既喝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家做媳妇?”连小厮兴儿也说：“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
但事情的发展，却与贾宝玉的心愿相反，也让众人始料未及——薛宝钗最后成了他的妻子。这个结果，验证了“美中不足今方信”的话，使贾宝玉深切体会到了“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味道。
就薛林二人的内心而言，她们都是喜欢贾宝玉的。林黛玉固然是在用她的整个生命在爱，就是薛宝钗，对贾宝玉也不是无动于衷的。她早就留心到“金玉之论”，“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贾母不满意林黛玉对男女情事“有了些知觉”，其实，薛宝钗的这种“远”，不也是因为“有了些知觉了”?“远”的表象之下，蕴藏着“近”的意思。元春赐下来的东西，独她和贾宝玉一样，她也感觉到了，“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尽管她努力克制，有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她对贾宝玉超乎寻常的感情来。贾宝玉“大承笞挞”后，薛宝钗先黛玉而去探望，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这咽下去的半句话，当然也是“心疼”之类的意思。她虽然没把话说出来，但“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这种情态，清楚地表明了她心中对贾宝玉的关切爱护。只是与林黛玉相比，薛宝钗能够自觉控制心中的情感冲动，将可能出现的“私心”消灭在萌芽状态，自觉站在封建礼教的规范线之内。薛宝钗所具有的这种强有力的自控力量，正是她高水准情感智商的体现。
两个少女，面对同一个对象，一个用全部生命在追求，另一个却有意在回避;同样，贾宝玉面对两个少女，一个他亲而近之，另一个他却敬而远之，为什么结局却是欲得反失、想远却近了呢?让我们来看看贾府老祖宗贾母的评说。
贾母在为贾宝玉定亲前，曾提过一个基本要求：“也别论远近亲戚，什么穷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脾性儿好、模样周正的，就好。”若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薛宝钗和林黛玉，“模样周正”这一条，两人都符合;而凭“脾性儿好”这一条，林黛玉就落选了。
贾母对林黛玉的评价是“那孩子太是个心细”;在薛姨妈跟前，贾母曾把林黛玉和薛宝钗作了一个对比，说：“要赌灵怪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他宝姐姐有担待、有尽让了。”她还对王夫人等人说：“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贾母凡是说到林黛玉，有意无意总要带上薛宝钗，这说明她的内心也在把两者进行比较。有趣的是，贾母所比较的两个方面，恰好可以看作是现代的智商和情商。
贾母所比的第一方面是“灵怪儿”，也就是聪明伶俐，也就是智商。比较结果林黛玉“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这话是当着薛姨妈的面讲的，有照顾薛姨妈脸面的成分在内，说“不差什么”，其实就是比薛宝钗强。贾母知道林黛玉比薛宝钗聪明，但这方面的优势并无多大意义。在她为贾宝玉择偶的两个条件中，根本就没有这一条。能不能做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主妇，智力高下决不是至关重要的。何况，薛宝钗的智力与林黛玉相比真的是“不差什么”。
贾母所比的第二方面是“宽厚待人”，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就是情商。比较结果，林黛玉落后好多。薛宝钗是“有担待、有尽让”，林黛玉却“太是个心细”。所谓“担待”、“尽让”，就是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能自我克制、能宽容对人。贾母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平和，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性儿，真是百里挑一的。”而林黛玉所谓的“心细”、“乖僻”，就是过分敏感，过于看重个人感受。
从封建礼教对于一个妇女的要求来说，薛宝钗无疑是优秀的。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而言之，是要服从男性，不能有自我。这点，薛宝钗做到了，而林黛玉却做不到。薛宝钗没了父亲，只有一个被称为“呆霸王”的不争气的哥哥薛蟠。贾府为贾宝玉向薛姨妈提亲的时候，薛蟠因为杀了人正在牢狱之中。当薛姨妈问宝钗“愿意不愿意”时，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坚定地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明知薛蟠不成材，却甘愿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交给他来决定，这在今天看来未免迂腐，但在当时却是有道德的表现，薛姨妈因此“更爱惜他”。薛宝钗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有强大的自控力量，她理智地将自己的情感世界封闭起来，而按照封建的教条来规范自己的一举一动。
和她相比，为自己婚姻大事操碎了心的林黛玉就不可取了。贾母就厌嫌地说过：“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心里才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会对林黛玉的“心病”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智商过人的林黛玉应该是想象得到的，她缺少的不是提醒，而是控制情感的力量。她过度显露自己的情感，结果便加速了悲剧的发生。
所谓“四德”，是指妇女的德容言工。薛宝钗的外貌(妇容)和针黹(妇工)，和林黛玉同样出色。比林黛玉更强的，是她的“妇德”和“妇言”。清代小说家文康在他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曾经把“妇德”分解为“孝敬翁姑，相夫敬子，调理媳妇，作养儿女，以至和睦亲戚，约束仆婢”。薛宝钗待字闺中时，已在孝敬老人(为贾母点戏、安慰王夫人)、帮助宝玉(“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和睦亲戚(为史湘云、邢岫烟排忧解难)以及约束仆婢(不准莺儿与贾环争执、指责靓儿“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等方面有了出色表现。平时，她“罕言寡语”，“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不像林黛玉“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
贾母最终决定让薛宝钗来当“宝二奶奶”，是那个社会道德审判的结果，同时也是薛林二人情商高下所造成的后果。
当初曾经在林黛玉面前笑语“你既喝了我家茶，怎么还不给我家做媳妇”的王熙凤，第一个在贾母面前提出：“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当老太太说“只有宝丫头最妥”的时候，王夫人的反应是：“不但老太太这么想，我们也是这么想”;连袭人丫头听到贾宝玉定了薛宝钗的消息，也“心里方才水落归漕，倒也喜欢”，连夸“果然上头眼力不错!这才配得是。我也造化!”这些众口一词的说法，说明在为人处世方面，薛宝钗远远超出了林黛玉。
金钏儿事件发生后，王夫人想要把“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装裹，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王夫人深知“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因此，宁可叫裁缝赶做，也不动用她的衣裳。给王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林黛玉人际交往上的败笔。何况，接下来，薛宝钗马上自告奋勇，献出了自己的新衣裳。两人在王夫人心目中的高下当然是不分自明了。
袭人是依据薛宝钗和林黛玉对贾宝玉的态度来判定二人的高下的。她在史湘云面前率直地把两人进行过比较：“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很明显，林黛玉没能赢得她的敬意。这个一心专注于追求爱情的姑娘，对其他人显然重视不够，无意中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史湘云不止一次在贾宝玉面前说过不满意林黛玉的话，称她是“小性儿、行动爱恼人”。有一次，她当着袭人的面对贾宝玉说：“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袭人在旁“嗤”的一笑，说：“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言语之间，两人对林黛玉为人处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贾母对薛林二人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代表了众人的意见。虽然这种意见有道德判断的成分在内，但从情感智商的角度来说，林黛玉与薛宝钗相比的确是逊色的。假如在我们周围，有一个像林黛玉那样的人，她(他)只专注于自己的感情，不大注意别人的情绪反应，甚至时常为了“我的心”而开罪别人;另有一个像薛宝钗那样的人，她(他)不动声色地把别人的情绪看在眼里，作出适当的反应——或排忧解难，或慷慨相助，我们会更愿意和谁做朋友呢?
有真情未必有高情商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个最为复杂、也最为有趣的人物，除了贾母和他的知己林黛玉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在他尚未出场之前，古董商冷子兴就和落魄书生贾雨村先来了一番争论。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贾雨村却“罕然厉色”地搬出一番大道理，证明贾宝玉是“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的“正邪两赋之人”。贾宝玉初上场，有两首[西江月]，把他贬得“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但是，作品的字里行间，又分明洋溢着作者对他的喜爱。
贾政从贾宝玉“抓周”时“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起，便不喜欢他，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不甚爱惜”。平时，贾政很少给贾宝玉看笑脸，甚至对他大加笞挞，但有时又觉得他“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特别是和“人物委琐，举止粗糙”的贾环一比，便“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王夫人对贾宝玉既有“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的疼爱，但又觉得倘或贾珠活着，像贾宝玉这样的儿子，“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薛宝钗对她的“宝兄弟”含情脉脉，却怪他不曾“早听人一句话”。对贾宝玉忠心耿耿的袭人，也埋怨他没有“听我一句话”。赵姨娘一方面承认“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一方面却对他狠下毒手。
贾宝玉所面对的这种矛盾情况，和他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关系。俗话说：栽什么藤儿结什么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贾宝玉这颗种子不太寻常，他所生长的环境更是奇特，因此，结出的瓜就是个苦涩参半的青果。
贾宝玉可说是生有异禀。“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万人都说“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这是贾宝玉成长的第一特殊条件。这位贾府的老祖宗在荣国府享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贾宝玉就有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贾政要惩罚贾宝玉，第一个反应便是：“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就交与他和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第一件关照的事，就是：“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贾政这里所说的“里头”、所说的那个经常在“劝我”的人，不言而喻，就是贾母。不出贾政所料，贾母知道宝玉挨打后，立刻赶来，在窗外就用“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面对贾母的袒护，贾政却不敢真的“把这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与宝玉过去”，而只能“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
不仅贾母把贾宝玉当作“命根子一般”，王夫人也时常不与贾政配合。贾政见袭人的名字改得古怪，就问：“谁起这样刁钻名字?”王夫人明知是贾宝玉所为，却故意说“是老太太起的”，帮助贾宝玉逃避了一顿可能受到的斥责。
长辈们之间的这种不协调，使贾宝玉从小所受的教育出现了分歧。一方面，父亲的严厉使他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祖母和母亲的溺爱又使他为所欲为。因此，他在情感智商上的发育也是不正常的。有时，他会做得非常精彩;有时，又叫人十分失望。
贾宝玉还有一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大观园。大观园原本是为元妃省亲而建造的，那元妃回宫后，“忽然想起那园中的景致，自从幸过以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最高统治者恩准的特殊环境。这里，年轻女性占绝对优势，男人很少涉足。贾政几乎是绝迹的，贾母、王夫人之类也难得进去。王夫人怒撵晴雯的时候就说过：“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在这个烂漫的女儿国里，贾宝玉情感智商中的某些因素发育得特别好，而另一些因素又出奇的萎缩，使他成了一个特殊化的矛盾人物。
情感智商有一个要素：同情心。贾宝玉在这一点上就是畸形发展的。他的同情心奇异地以性别为第一分界，以年龄为第二分界。贾宝玉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个分界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平素的作为中，对女孩子他几乎是不分良莠地一气呵护。对于“自幼儿不曾去劝他立身扬名”的林黛玉，他固然“深敬”之，视为知己;对说过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的薛宝钗、史湘云和袭人，他同样也十分亲近。他关切画“蔷”的龄官，也帮助烧纸的藕官。甚至爱屋及乌，对男孩子中有女性之态的人也特别友好，如“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的秦钟和“妩媚温柔”的蒋玉菡。
中老年妇女就没有青年女性那么荣幸了，贾宝玉用手拉藕官，却“用拄杖隔开那婆子的手”。他千方百计哄玉钏儿“亲尝莲叶羹”，晴雯、芳官也都可以尝他的汤，而芳官的干娘不要说“伸手动嘴”，连小丫头到的地方儿，她也只能到一半儿，还有一半儿是她到不去的。她怕芳官“不老成，看打了碗”，闯入来接过碗要替贾宝玉吹汤，急得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槅儿来了?”小丫头们因为没拦住她，也连带挨了晴雯的骂：“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他!”从晴雯的话里，不难看出贾宝玉平时对老婆子的态度。贾宝玉甚至认为“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而女人之所以坏，是她们“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如果还没有嫁人，“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那么，就是因为她受了“须眉浊物”的影响。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心中的基本分界是性别，而年龄则是性别分界的衍生。我们暂且不讨论这里面所包含着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仅从情感智商的角度来说，贾宝玉所具有的就不是完美的同情心。
由于贾宝玉养尊处优，他的情感智商上还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不能直面现实。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不管有多么痛苦，都要让孩子正视现实。过去，我们总喜欢让孩子生活在幻想中，让她们觉得自己是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世界是个美丽的大花园。这样的孩子一旦遇到挫折，往往就表现得弱不禁风。鉴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开始注意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也就是让他正视现实，因为现实永远不会像童话世界那么美丽或简单。贾宝玉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教育，几乎是空白一片。
王熙凤在和平儿谈起管理家业的事时，曾经提到“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这句话非常生动地说出了贾宝玉在家庭中的地位。按贾宝玉的身份，他完全有权、也完全应该参与家政的管理，所以叫“有个宝玉”;但实际上，贾宝玉的心思又完全游离在家政管理之外。他说过：“谁又象三妹妹多心多事?”“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所以说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
一方面，贾宝玉对家政毫不关心;另一方面，这个家庭却给予他优裕的生活保障，而且除了贾政之外，几乎没有人可以指责这位“宝二爷”。贾母和王夫人是爱之尚嫌不周，其他亲戚也是奉承唯恐不到。难得有位姐姐妹妹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贾宝玉不是“‘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就是毫不留情地说“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特殊的生活环境，好比一个人工构筑的理想花园，贾宝玉沉溺其中，既保持了一颗纯洁的童心，也因此而缺乏正视现实的情商。
在梨香院，贾宝玉亲眼目睹龄官对贾蔷的深情，“不觉痴了”。回到怡红院，万分感慨地对正坐着讲话的林黛玉和袭人说：“我昨儿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不得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看来我竟不能全得。从此后，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对于“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和基本事实，贾宝玉竟然也不知道，竟以为他一个人就足以代表天下男性，承受所有女孩子的爱，这不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吗?
晴雯死后，贾宝玉寻根究底，一个伶俐的小丫头骗他说，曾经偷着去看晴雯，晴雯对她说：“你们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贾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还追问“不知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神?”小丫头看到园中芙蓉花正开，见景生情，顺口说是专管芙蓉花的，贾宝玉就“去悲生喜”，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此后，还为晴雯做了《芙蓉女儿诔》。生命的消逝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一件大事，而且，晴雯的死完全是人为的，贾宝玉却宁可相信一个小丫头的胡诌，也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后，贾宝玉自作聪明地在王夫人面前出了一个主意，说：“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省得受孙家那混帐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当这个无法实行的主意被王夫人否定后，他竟然灰心和伤心到了极点，走到潇湘馆，“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得呜呜咽咽，说不出话来，竟“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生活中的这么个挫折，并不能说太大，贾宝玉的反应却是如此强烈，暴露出他情感智商上的严重问题。
婚嫁丧娶，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这都是人生道路上常见的景物。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躲避这一切。一个人如果没有勇气面对这些最常见的事件，那么，假如遇上特殊事件又怎么能战胜困难，最终走出逆境呢?情感智商出色的人，必须是勇于正视现实的。只有正视现实，才能避免自欺欺人的陷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自我激励机制的缺乏
贾雨村在谈起贾宝玉之类人物时，说他们“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这个评价准确地说出了贾宝玉为人处世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的做人目标和没有为一个目标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贾府这样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对子弟在读书方面的要求其实并不很高。贾赦讲过：“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必寒窗萤火，只要读些书，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一个书呆子来?”史湘云也对贾宝玉说过：“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即使是像贾政这样严厉的父亲，被贾宝玉逼急了，也说过“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十年寒窗的攻读、悬梁刺股的苦熬，都是对那些需要囊萤映雪的贫苦孩子而言的，像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子弟，他的生活道路是早已由他的祖先给安排好了的，并不一定需要他通过金榜题名来改观。当然，若能读书上进，自是再好不过。比如，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便从科第出身，使自己的家庭在“世袭之家”之外，更增添了“书香之族”的美名。
但是，贾宝玉却偏是一怕读书，二怕与为官作宦的人交际。
我们已经说过，所谓读书，对贾宝玉来说，不过是略加点缀而已，并无悬梁刺股之苦和囊萤映雪之艰。贾宝玉要入学，“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收拾妥当”，又是“大毛衣服”，又是“脚炉手炉”，但无论如何，枯燥的学习生活比起和“好妹妹”一起制“胭脂膏子”来，总要乏味好多。所以贾宝玉从没在学习上用过心思。应该说，接受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否则，古人也就不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了。通过惩罚肉体来强迫自己学习，可以看作是自我激励的一种方法。贪图享乐、害怕痛苦，是人的原始欲望和原始情感。人本能地想要追求享乐和逃避痛苦。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知道，有些享受非放弃不可，而有些痛苦非忍受不可，否则，就会从根本上违背追求享乐和逃避痛苦的原则。学习就是这样一种暂时放弃享乐和暂时忍受痛苦的事情，它是人类的一种理性行为，往往需要靠自我激励才能出色完成。而贾宝玉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虽然也有“杂学旁收”的读书生活，但基本原则是喜欢什么看什么，所以，尽管贾政强调“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却始终没能达到这方面的要求。
只有一次，贾宝玉主动要求入家塾读书，但动机却很有问题。他并不是真的要想发奋上进，而是为了与“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的秦钟结交。到了家塾中也没有好好读书，倒在书房内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闹剧。
贾宝玉不能自我激励，也拒绝来自他人的刺激。“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称为“禄蠹”，并且以是不是劝他立身扬名为标准，划出一道亲疏界限。在宁国府赏梅花时，“有特意给宝二叔收拾下的屋子”。为了鼓励这个少年读书上进，墙上挂了一幅《燃藜图》。燃藜图说的是一个“勤学”的故事，说汉代刘向在黑夜里独坐诵书，来了一个神人，手持青藜杖，吹杖头出火照着，教给他许多古书。这幅画的“人物固好”，内容却让贾宝玉感到不舒服，再加上一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贾宝玉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就是他自己为自己构筑的情感防线，企图在这个防线之内逃避理智的审视。
贾宝玉对自己的家庭，有时表现得离心离德。“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时，“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宁国府里看戏、放花灯，“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坐，便走往各处闲耍”。王熙凤生日，人人都说：“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他偏偏出门去了。这些作为，加上他不愿读书上进，组合成他身上的叛逆气息。如果贾宝玉决意要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叛逆者，那么，倒不能说贾宝玉没有自我激励之心。问题是，他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叛逆者，也就是说，他的叛逆行为也不是自觉的。
他的姐姐、皇妃元春将要回来省亲之前，贾政命他跟入园中，试着题额出对，他真诚地说：“这是第一出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用。”虽然贾政认为他可能有“弑君弑父”的潜在危险，他却并无推翻“君臣大义”的企图，只不过他有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罢了。他相信“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他反认为别人“并不知君臣的大义”。
就连父子关系，贾宝玉也从未去触动过。在对林黛玉表白心迹时，贾宝玉排的次序是：“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薛蟠因为有了新异瓜藕，左思右想，唯有贾宝玉还“配吃”，为了哄他快些出来，假说是老爷叫他，贾宝玉就批评他：“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是老爷呢?我姨娘告诉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贾宝玉所说的这个“理”，便是“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与他相比，薛蟠倒是百无禁忌，他说：“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要哄我，也说我父亲，就完了。”薛蟠的父亲早已过世，拿死去的父亲开玩笑，薛蟠对“父父子子”倒是大不敬的。贾宝玉却说：“嗳哟!越发的该死了!”
可见，贾宝玉虽然算不得大忠大孝，却也并非有意不忠不孝，他的好多举动，仅仅是他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已。随心所欲，往往就是让感情指挥行动，这正是情商低下的表现。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那就是了解和控制环境。当婴儿呱呱落地后，立即对周围的世界发生兴趣。如果把一个指头放在他的手心，他会马上抓紧它;如果把他抱起来，他会马上睁开眼睛;如果扶着他，他就会摆动两腿试图走路，这一切努力都是要想了解和控制环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这种欲望却会渐渐减弱。我们常见到的小学生厌学，就是这种原始欲望衰退的典型表现。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形成一个客观环境，大部分学生都希望了解并掌握它。这时，有的人比较轻松，甚至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而有的人则会觉得有困难。遭遇困难的人，有的会表现得相当坚韧，非要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不可;有的人则会打退堂鼓，厌学甚至逃学的孩子，就属于这第二种人。这两种人的区别就在于情感智商的高下。
人活在世界上，总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不遇到任何困难而度过一生。因此，自我激励就成了情感智商的一项重要技巧。近代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曾经讲过：“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意志薄弱的人，遇到阻力就害怕了，退缩了，放弃了;而意志坚强的人，则会身处逆境而不放弃，以坚苦忍耐之力征服逆境。只要能坚持住，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这种“坚苦忍耐之力”，就是自我激励的精神。
贾宝玉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青年男性，理应对社会和家庭负起一定的责任，而要负起这个责任，途径就是读书上进。贾宝玉却不能激励自己走这条其实还算不上很艰苦的路。
如果说，不愿读书上进，还可以看作是贾宝玉对功名利禄的鄙视;那么，对于他所热爱的女孩子，贾宝玉也没有过积极的行动。在金钏儿面前，他夸口说：“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还强调“等太太醒了，我就说”。但王夫人真的“醒了”，他却“早一溜烟跑了”。抄检大观园之后，王夫人到怡红院来“阅人”，撵走了“第一等的人”晴雯，贾宝玉“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就连他对林黛玉的“这个心”，也“从来不敢说”，只有一次，错把袭人当林黛玉，“胆大说出来”，诉了一回肺腑，却从没有采取过促成这桩婚姻的积极行动。
在生活中碰到困难或问题，贾宝玉也往往采用逃避的办法。
在薛宝钗的生日宴会上，王熙凤说那做小旦的“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瞧不出来”。宝钗心内也知道，却点头不说;宝玉也点了点头不敢说。湘云便接口道：“我知道，是象林姐姐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这一瞅，既得罪了林黛玉，也得罪了史湘云。在林黛玉看来：“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儿?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在史湘云看来：“别人拿他取笑儿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说话：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贾宝玉“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
这就是说，贾宝玉预想的目标是通过“中间调停”，不让林黛玉和史湘云“恼”，但是，他没有成功，反而把两个人都得罪了。面对失败，他应该自我激励，修正自己的调解方法，为达到目的而努力。可是，贾宝玉没有这么做，回到怡红院，他就心灰意懒，“回头试想真无趣”，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又“翻身站起来，至案边，提笔立占一偈”，还填写一支[寄生草]，想借助佛学思想来逃避现实问题。他好比一个航海的舵手，一遇风浪就掉头而回，以放弃目标来掩饰失败。
后来，林黛玉和薛宝钗来了，林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接着，薛宝钗又比出“语录”来，讲了五祖宏忍向六祖惠能传衣钵的故事，贾宝玉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别人比自己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如何对待，也关系到情感智商的高下。情商高的人，能自我激励，为赶上和超过别人而努力。情商低的人，就会放弃努力，自暴自弃。贾宝玉发现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佛学知识比他渊博，“素不见他们所能的”，竟比自己强多了，他不是激励自己在佛教知识上苦下功夫，发愤要赶上二人，而是就此丢开，以他们“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为理由，自觉退出竞争，笑道：“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玩话儿罢了。”
贾宝玉一向缺少自我激励，因此到了最后关头，就以出家一了百了。
源自移情反应的同情心
西方心理学家在描述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情感特征时，第一条就是“同情和关心他人”。这种对他人的同情和关心，来自移情之源。也就是说，人类原始的移情反应是同情心的源泉。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孟子就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来提倡尊敬老人和爱护儿童：从尊敬自家老人出发，扩展为也尊敬别的老人;从爱护自家的孩子出发，扩展为也爱护他人的孩子——这是移情反应的泛化表现。我们所走的第一步，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反应。当孩子喜笑颜开地跑回家里，说他考试得了双百分，这时，孩子的情绪立刻会感染我们，使我们也感到快乐。我们说：“太棒了!孩子，我们来庆祝一下。”同样，年迈父亲躺在床上的呻吟，声声都让我们感到痛苦，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我们走的第二步，就是把对家人的情感再扩展到其他人身上。这时，感情色彩或许已经不那么浓烈了，而代之以一种道德准则，比如，敬老爱幼、关心他人，等等。移情反应也就很顺利地发展为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知道，同情他人所得到的回报是无限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我们应该随时准备着把别人的帮助转变为对别人的关心。这种对他人的关切同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道美妙的风景。
在贾府中，展现这种美妙风景的地方，就是大观园。这道风景中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
贾宝玉是荣国府的主子之一、皇妃元春的亲弟弟、贾府老祖宗的命根子，若论身份地位，大观园中的权威非他莫属，但他却“没个刚气儿”。小厮兴儿向尤氏姐妹介绍说：“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这个“一点刚性儿也没有”的主子，显然不愿意在奴才身上作威作福。从他偶然的几次发作来看，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权力。一次，他为了枫露茶，不仅“将手中茶杯顺手往地下一摔，豁琅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还差点将茜雪“撵出去大家干净”。另一次，他“头一遭儿生气打人”，嘴里就说：“下流东西们，我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儿了!”可见，他很清楚那些奴才打得、骂得，甚至可以“撵出去”。他没这么做，就是对他们的“担待”。但是，他这样做，就那么绝无仅有的几次。相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连那些小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称贾宝玉是“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他的房子，由着丫环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所谓的“体统”，就是不平等地把人安排在不同的尊卑等级中。而贾宝玉对“体统”很少有在意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身边的奴才的。尤其是在和女性奴才相处的时候，他的同情心表现得格外令人感动。
对金钏儿的死，贾宝玉“五内摧伤”。一年之后，对这件事仍难以忘怀。在“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的日子里，他偷跑出去，私下祭奠了一番。同王夫人以及薛宝钗相比，他的移情反应要强烈得多。王夫人为金钏儿之死而难过，既有恻隐之心，更有怕损害自己“宽厚仁慈”的好名声的意思在内。薛宝钗的同情只在王夫人一边，金钏儿的生命价值她基本是不考虑的。而贾宝玉的伤感却是发自内心，他甚至爱屋及乌，把对金钏儿的“不了情”转移到了她的妹妹玉钏儿身上。
贾宝玉挨打后，王夫人差玉钏儿给贾宝玉送“那小荷叶儿小莲篷儿的汤”，玉钏儿和莺儿一路来到怡红院。贾宝玉本来“见莺儿来了，却倒十分欢喜”，但一看到玉钏儿，“便想起他姐姐金钏儿来了，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便把莺儿丢下，且和玉钏儿说话”。尽管玉钏儿“满脸娇嗔，正眼也不看宝玉”，贾宝玉还是想要“虚心下气哄他”。因为人多，不好做出来，贾宝玉想方设法“将人都支出去，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不管玉钏儿什么态度，他“一些性气也没有”，“还是温存和气”。他请玉钏儿把汤端给他，玉钏儿拒绝说：“我从不会喂人东西。”一个主子会让奴才用这样的口气回话，恐怕除贾宝玉而外，不会有第二人了。贾宝玉不但不指责玉钏儿，反而说：“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你递给我喝了，你好赶回去交代了，好吃饭去。我只管耽误了时候，岂不饿坏了你。”贾宝玉完全是站在玉钏儿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她着想。即使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贾宝玉还是允许玉钏儿“懒怠动”，准备“忍着疼下去取去”。对下人宽容到这个地步，其精神支柱就是同情心。
贾宝玉就像一个体贴的腻友，关照玉钏儿说：“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罢!见了老太太、太太，可和气着些。若还这样，你就要挨骂了。”他明明知道，在等级森严的贾府，玉钏儿这样的态度是该挨骂的，然而，他非但自己不骂，还生怕玉钏儿在别处挨骂，善意地提醒她，而自己则甘愿充当“出气筒”的角色。为了让玉钏儿能喝一口“家常不大做”的好汤，贾宝玉故意说不好吃，一点味儿也没有，哄得玉钏儿尝了一口，他才欢喜地说：“这可好吃了!”很显然，贾宝玉把玉钏儿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把玉钏儿的快乐，看作是自己的快乐。正是这种移情反应，使他的同情心得以充分的发挥。
因为有人进来说话，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宝玉伸手要汤时将碗撞翻，汤泼在宝玉的手上。他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只管问玉钏儿：“烫在那里了?疼不疼?”他的举动在别人眼里“果然竟有些呆气”，连看惯了主子奴才规矩的老婆子也觉得他“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但实际上，贾宝玉的同情心却是非常珍贵的，他以自己的赤诚赢回了玉钏儿的心。玉钏儿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满脸娇嗔、正眼不看，渐至“不好意思”、“三分喜色”，直到最后笑逐颜开，亲热地“和宝玉厮闹”起来。
也许，一个丫头是否高兴，对贾府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两颗年轻的心来说，这却是重要的。就贾宝玉而言，他通过恢复同玉钏儿的友谊，尽到了对金钏儿的不了之情;对玉钏儿而言，她通过谅解并理解贾宝玉，感受到了人间尚有真情在。
贾宝玉最接近的女孩子是大丫环花袭人。袭人是个忠实的奴才，“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弛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袭人的意思，竟要自觉担负起教育贾宝玉的责任来。所以，薛宝钗没听她多说几句话，就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见识。”慢慢的闲言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更觉得她“深可敬爱”。贾宝玉挨打后，她说的话和薛宝钗几乎完全一样：一个说“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这个份儿”;一个讲“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也就是说，她们素日都对贾宝玉说过规劝的话。从思想上讲，贾宝玉和袭人并不一致。但是，袭人作为一个“柔媚娇俏”的女孩，贾宝玉还是喜欢的。在这个女孩身上，贾宝玉的情感智商发挥得非常出色。
袭人见贾宝玉不听规劝，便想以“赎身之论”来探其情，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她对贾宝玉说：“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要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那就是真心留我了。”她说的三件事，包括不说狠话、不在“背前面后混批评”读书上进的人和“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了”等等，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让贾宝玉不再成为贾宝玉。然而，贾宝玉毕竟是贾宝玉，为了取悦这个女孩，他不惜放弃任何“原则”，说“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吧”。但第二天，林黛玉就在他左边腮上发现了他“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溅上”的有纽扣大小的一块痕迹。贾宝玉的口不应心，固然是出于对袭人的喜爱，但也是出于对袭人的关切。他既无法向袭人讲说清楚他的种种思想，也不愿以主子的身份来勉强她，只能用言不由衷的话来敷衍。当谎言为减轻别人的痛苦而说的时候，应该看作是富有同情心的表现。我们基本上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不太喜欢老祖母送的礼物，却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明明手头很紧，却对病床上的亲人说钱不存在问题，等等。
袭人这个好奴才本来是不会对主子动气的，她不会像晴雯那样，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许主子批评。她动气，总是因为贾宝玉不让她尽到一个好奴才的责任，“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袭人认为“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儿，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贾宝玉却起早就到黛玉房中，和黛玉湘云一起盥洗。袭人便决定要对贾宝玉“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的毛病痛加针砭。她考虑到“若真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作娇作嗔，不理宝玉。贾宝玉虽然恨不能“焚花散麝”，使“闺阁人含其劝”，但为了让袭人满意，他还是指天发誓，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我再不听你说，就和这簪子一样!”如果贾宝玉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不免有屈服于淫威之嫌，而袭人只是个丫头，贾宝玉的作为就只有取悦于她的一种解释。
贾宝玉为什么要取悦这些身份地位低下的女孩呢?在平儿事件中，作者描写得比较清楚。
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被王熙凤撞见，连带平儿受了夹板气，李纨把她拉入大观园，贾宝玉又把她让到怡红院来。贾宝玉先是向平儿赔不是，惹得平儿笑了，问：“与你什么相干?”他解释说：“我们弟兄姐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然后又建议平儿把“沾了”的新衣裳换下来，“拿些个烧酒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他看着平儿洗了脸，又劝平儿“擦上些脂粉”，细心指点她如何抹唇、如何拍脸，“又将盆内开的一支并蒂秋蕙用竹剪刀铰下来，替他簪在鬓上”。平儿“素昔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结交”，这下身临其境，由衷地感叹“果然色色想的周到”。
平儿走后，贾宝玉意犹未尽，“见方才的衣裳上喷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叠好;见他的绢子忘了去，上面犹有泪痕，又搁在盆中洗了晾上”。这一连串的劳作，竟是一个主子为奴才而做，这不能不叫人感动。而且，贾宝玉的作为没有半点私心在内。他想的是：“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贾宝玉的行为解释了什么叫同情：同情就是设身处地，同情就是将心比心，同情就是换位思考。他站在平儿的地位上为平儿着想。他了解了平儿的感情，就自愿代表她做她所需要做的事。
男儿有泪也轻弹
当我们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的时候，这些视觉信号或听觉信号有两条途径通向我们的大脑，引起反应。一条是信号语言经由丘脑到达新皮质，在此进行分析、评估，指示作出适当的反应。如果是作情绪反应，那么，信号就传送到扁桃核，以激活神经中枢。如果从大脑的侧面看，信号语言走的是一条椭圆形路线。还有一条是近路：由丘脑直接进入扁桃核，走的是椭圆形中间那条短直径。这条近路的关键，就是不经过新皮质。我们知道，新皮质是思维中枢之所在，不经过新皮质而直接产生的情绪反应，往往不太准确。心理学家把这种情绪反应叫作“情绪短路”。就像日常生活中灯泡的短路一样，它可能在一瞬间发出强烈刺目的光，但很快就熄灭，并且不会再亮。情绪短路也是这样。两个好朋友为了一点小事而吵得不可开交，一怒之下，一方抡起拳头，砸在对方的脸上。当鲜血顺着脸颊流下的时候，另一方惊呆了：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么做?我怎么能这么做?在刹那间爆发的情感力量竟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可遏止，事后连自己也感到奇怪。然而，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说的就是情绪短路。
很明显，情绪短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害的。避免情绪短路的最好方法，就是自觉抵御来自扁桃核的冲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情感智商高下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贾宝玉的表现并不出色。
贾宝玉是个男孩，他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爱哭。
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是来见他的“林妹妹”。刚进来时，他笑容满面。及至见了林黛玉，他就问：“可有玉没有?”林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便答道：“我没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岂能人人皆有?”贾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贾母急忙搂住他，他早已是‘满面泪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儿;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当贾母解释说：“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可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的孝心;二则你姑妈的阴灵儿也可权作见了你妹妹了。因此他说没有，——也是不便自己夸张的意思啊。”他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别论。
很明显，“林黛玉没有玉”这一信号进入贾宝玉的大脑，走的是一条近路。它径直到达了扁桃核，激活情感中枢，引起了贾宝玉的情感反应。这个情感反应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厌恶之情，所以，贾宝玉的第一反应是不让它继续挂在自己身上(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决不会允许一件令人厌恶的东西与自己的肉体接触。比如说，本来是相亲相爱的恋人，无意中却发现他不过是逢场作戏，于是，他的任何一种亲密行为都会叫我们觉得恶心);第二个反应是企图毁坏它，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由于走的是近道，贾宝玉这种剧烈的情绪反应出现得相当迅速，众人都来不及拦阻，只能“一拥争去拾玉”。有趣的是，贾宝玉的这种强烈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贾母稍作解释，他就平息下来。实际上，贾母如何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贾宝玉在情绪反应作出之后，思维中枢开始了活动，理智提醒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而在这之前，贾宝玉基本上是任由情绪在主宰自己的行动。
贾宝玉为他的二姐姐也曾一哭。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受到孙绍祖的虐待，让奶娘来家向王夫人请安，“只要接了家来，散荡两日”。来了以后，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贾宝玉辗转一夜，想出了一个一厢情愿的主意，要把贾迎春接回家来，再不放回去。王夫人批评他说：“你又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大凡做了女孩儿，终究是要出门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别扭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性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干你的去罢，别在这里混说了。”
王夫人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讲女孩出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就是“大凡做了女孩儿，终究是要出门子的”，偶然性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两个“性”，就给贾迎春的悲剧定了位，说明它是理所当然的，也即无须大惊小怪的。第二层次是淡化贾迎春的悲剧。把迎春所遇到的情况说成是临时的、会改变的，因此无需为了这暂时的情况而大动干戈。第三层次强调对老太太保密。从这三个层次的谈话来看，王夫人的头脑极其清楚。第一，她能够客观地看待贾迎春的悲剧，并对此保持冷静的态度。第二，她在努力争取既打消贾宝玉不切实际的幻想，又不至于让他太过绝望。对贾迎春现在情况的分析和对她将来情况的设想，完全是王夫人为了宽慰贾宝玉而编造的，连她自己也不相信，所以第三，她就是绝对禁止贾宝玉对老太太言说。
与王夫人井井有条的理性思考相比，贾宝玉的反应则完全是情绪型的。他提的那个建议首先就是从感情出发的。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贾迎春已经是孙绍祖的妻子，靠赖在娘家不去，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对王夫人的话，他也没有好好思考，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哀伤情绪之中。他无精打采地从王夫人的住处出来，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林黛玉梳洗才毕，见贾宝玉这个光景，倒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合谁怄了气了?”连问几声。贾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得说不出话来。
贾宝玉的真情固然可感，但从情感智商的角度来说，他缺乏对于情感的自控能力。尤其是面对林黛玉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任凭情感宣泄，没有顾及林黛玉“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再等一会儿，林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得通红了”。看见黛玉伤心成这样，他才醒悟过来，改口说：“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了。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这时，我们可以对贾宝玉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与其现在劝说林黛玉，何不刚才就不提那件伤心事、不说那些伤心话?而贾宝玉的回答必然是：没想到啊。“没想到”的实质，就是对自己的行动没有作周密的思考，而是随心所欲，让情感做了主宰。这与挥拳打了别人又后悔不迭的“情绪短路”其实是一回事。
闻得探春远嫁，贾宝玉也是个“哭”字，而别的人却各有各的打算。
就贾政和王夫人而言，探春的婚事基本上可以属于政治联姻一类。贾母曾对探春的婚姻表示异议说：“好是好，但只道儿太远。虽然老爷在那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可不是我们的孩子太单了吗?”王夫人解释说：“老爷既在那里做官，上司已经说了，好意思不给么?”并以迎春为例，说明嫁人的好坏并不在远近，还再三强调“老爷的主意定了”。年迈却不糊涂的贾母立刻明白了其中就里，虽说伤感却不阻拦了。
对赵姨娘来讲，探春远嫁是一件解气的事。她想：“我这个丫头，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从还是个娘?比他的丫头还不济!况且凫上水，护着别人。他挡在头里，连环儿也不得出头。如今老爷接了去，我倒干净!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够了。只愿意他像迎丫头似的，我也称称愿。”
薛宝钗是最先听到探春远嫁的消息的。她听见贾母对王夫人说：“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当，拣个长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心里叫苦：“我们家的姑娘们就算他是个尖儿，如今又要远嫁，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但是，她在老太太和王夫人面前一声不吭。她知道，这件婚事是由贾政和王夫人主张的，连贾母也同意了，以她的身份，不应该、也不可以插嘴说话。回到自己房中，她也只告诉袭人而不告诉贾宝玉。因为她知道：袭人听了，纵然“很不受用”，却不会做出不理智的行动;而贾宝玉就没有这样的自控能力。薛宝钗的表现说明她的理性思维相当活跃，她希望自己在公婆等长辈的眼里是个好媳妇，也希望自己是个好妻子，她的一切行事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贾探春远嫁在她脑海中激起的波澜，很快就被理智压下去了。
尽管这些人动机都不能说是很高尚，有的甚至是卑鄙的，然而却都是理性的，都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与他们相比，贾宝玉的感情是纯真的，但他除了将这种感情发泄一通而外，没有任何作为。他听见袭人和宝钗那里讲究探春出嫁之事，他便“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直哭得说不出话来。
林黛玉魂归离恨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哭。但很多人在痛哭之余有冷静的打算。王夫人考虑的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也就可以少安了。”王熙凤既要通报消息，又要不让老太太“搁不住”。所以，她一面“见机行事”，“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一面撒谎说：“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以此来分散贾母的注意力，冲淡她心中的哀伤。就是高龄的贾母，也不乏理性的表现。她既想到园里哭一场黛玉，又惦记着病中的贾宝玉，在这“两头难顾”的情况下，她“含泪忍悲”地选择了后者。薛宝钗在这里的表现更是格外出色。她虽“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泪来”，但理智却格外活跃。她“千回万转，想了一个主意”，还“不肯造次”，等过了回九，才拿出来如法炮制，治好了贾宝玉的心病。而贾宝玉这个和林黛玉最亲近的人，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贾宝玉这个爱哭的品性，是他情感智商不成熟的表现。在遇见非常事件的时候，他的思维中枢往往不够活跃，而听凭情感控制自己的行动。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该哭的时候就要哭，过分压抑有害身心健康。这是指情绪的宣泄而言。比如我们遇见一件悲伤的事，却不能对家人言说，这时，为了让心中的感情有个宣泄渠道，我们可以独自跑到荒僻无人之处痛哭一番。这一番痛哭能将郁积于心中的悲伤宣泄出来，当然比始终强颜欢笑要好。但是，能作出到无人处去哭泣的决定，就说明我们的理智还是在活动，并且是占了上风的。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有泪”，是正常的情感反应;“弹”，就是宣泄;“男儿”——这里指的是意志刚强的人，实际上应该排除性别因素——和非“男儿”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轻弹”。贾宝玉就属于“轻弹”的一类，实际上就是他还处在孩童般的、缺乏强有力自控的阶段。
爱在心头口难开
人类与动物相比，我们经常为自己拥有丰富生动的情感而骄傲;而人类的感情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爱情。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讴歌爱情的就占了好多篇幅。特别有意思的是，《诗经》的作者已经有了对爱情的理性思考。比如《诗经·卫风》中的《氓》，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她由恋爱到成亲、最后又被遗弃的过程，当爱情破裂之后，这个女子很理智地唱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意思是：小时候在一起，青梅竹马多愉快;海誓山盟，只道是海枯石烂心不变;没想到会变心啊，也就这样拉倒吧。这个曾经深深地爱过、并为爱情付出了好多的女子，到最后却表现得这样冷静、理智，是令人感叹的。相对而言，现在的有些人反倒不如她了。我们在报刊上不时可以读到因爱情而产生的种种悲剧。有因为两情相悦不能结合而殉情的，也有因为一厢情愿得不到回报而杀人的，甚至还有殃及无辜的。
为什么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反而不如一个生活在纪元前五六百年的女子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情商水平。别看《氓》中的弃妇不知道何为情感智商，但她的情感智商水平的确是高的。她之所以能平静地对待婚变的悲剧，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意思是：就像那鸟儿，吃了桑果要醉掉，女孩子啊，千万不要沉溺于情爱;因为男子在爱河中易解脱，女孩子啊，一入爱河难解脱。她能这样理性地总结经验教训，实际上，她也就已经自我解脱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贾宝玉在这方面的表现。
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觉得她“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象是远别重逢的一般”似曾相识，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并以林黛玉为标杆，认定凡是她没有的东西，“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之后，“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但是，“既亲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毁”，两人的龃龉从此开始。
作者写道：“这日不知为何，二人的言语有些不和起来，黛玉又在房中独自垂泪，宝玉也自悔言语冲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过来。”这一次内容不明的争吵，便定下了宝黛争吵的基本格局。即：
首先是贾宝玉“言语冲撞”——情感展示发生错误;
其次是林黛玉“独自垂泪”——对他的情感展示产生反感;
再次是贾宝玉“前去俯就”——重新展示情感。
史湘云进府，贾宝玉连做三次错误的情感展示：一是和薛宝钗一同进去，引起林黛玉的疑心，问：“打哪里来?”他回答：“打宝姐姐那里来。”使得林黛玉顿生妒意;二是当林黛玉冷笑着说：“我说呢!亏了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他的回答竟然是：“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使林黛玉脸上下不来，说：“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三是黛玉正在和他探究“我死我的，与你和干”的关键问题，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他竟然被拉着就走，让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
贾宝玉的这些举动，说明他不能深切体会林黛玉的“私心”。
薛宝钗是林黛玉的强劲对手。她“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何况薛宝钗还有“金玉之论”。面对这样的敌手，林黛玉当然十分警惕。贾宝玉却“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兄弟皆如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当他和薛宝钗、而不是和林黛玉一同进去的时候，林黛玉已经把它作为“他和薛宝钗更亲近”的信息来接受了;更何况他当着薛宝钗和史湘云的面顶撞林黛玉，言语之中又把“你(林黛玉)”和“他(薛宝钗)”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最后，他撂下林黛玉跟薛宝钗走，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信号。
人与人交往，就是交流感情。彼此都需要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展示出来，让对方接收;也彼此都要接收对方的情感展示。这时候，能不能准确地展示自己的情感以及能不能准确地接收对方的情感，就是情感智商高下的关键。贾宝玉心中，林黛玉无疑要比薛宝钗重要得多，但他在情感展示的时候，却没有传达出这个信息。相反，他的举动似乎是要表达他和薛宝钗更亲近。林黛玉一直密切注意着贾宝玉的一举一动，接到这样的信号，她自然就要生气，就要淌眼抹泪。我们只要看一下这场纠纷的解决，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贾宝玉被薛宝钗拉去，“没两盏茶时”，仍来了。这时，林黛玉“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住”，不等贾宝玉张口就抢先说道：“你又来作什么?死活凭我去罢了!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会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来作什么呢?”这次，贾宝玉就比较聪明了，他“忙上前悄悄的说道”——这说悄悄话的动作，就让林黛玉感到亲近，他说：“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远你的呢?”
贾宝玉这番话的高明，在于他用力于辩明“你”、“我”、“他”的关系。这个问题，正是林黛玉最为关切的。由于贾宝玉用语言和动作准确地传递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个信息，林黛玉也准确地接收到了这个信号，所以，她的态度立刻大为改观，娇嗔地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贾宝玉说：“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接下来，林黛玉突然转了话题：“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怄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冷些，怎么你倒脱了青肷披风呢?”看似莫名其妙，其实却顺理成章：“你”、“我”、“他”的关系一分明，互相的“心”一表白，所有的嗔怪怨恨便都转换为深爱轻怜了。假如贾宝玉一开始就比较在意林黛玉的感受，不发错误信号，那么，这一场争吵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由“《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而引起的口角也是如此。贾宝玉把《西厢记》介绍给林黛玉看的时候，说的是心里话：“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这时，“妹妹”显然要比其他人亲近可信，所以林黛玉是接受的。他问：“你说好不好?”林黛玉还“笑着点头儿”。接下来，贾宝玉便有些忘乎所以，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这句话，以及他后来对紫鹃说的：“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作为情感展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它看作贾宝玉的爱情表白;另一种是把它看作贾宝玉的调戏之言。林黛玉显然是把它作为后者来接受了，因此，她的情感反应是极其强烈的。
林黛玉在接受贾宝玉的情感展示上，应该说是有问题的;而贾宝玉在展示情感上同样有问题。他这样随便地用“杂书”上的话来形容他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不够严肃的。如果说这里面包含着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慕之情的话，那么，这种轻率、戏谑的表示方法和林黛玉心中神圣无比的感情也是绝对不协调的。这一类小说戏曲在当时都是“从不许说”的“淫词艳曲”，因此很容易让林黛玉产生接受上的误解，以为贾宝玉是在“取笑儿”、“欺负”她。在看到林黛玉又怨又怒的情绪反应以后，贾宝玉才醒悟过来，赌咒发誓，以求林黛玉的谅解。情感展示明显走了一段弯路。
贾宝玉不能向林黛玉准确地展示自己的情感，是有历史原因的。他对林黛玉“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既是试探，就不免“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既用“假意”，便增加了接受上的难度，两人之间就越发难以沟通。
张道士为贾宝玉提亲后，宝黛两人心中俱“大不受用”，第二天不约而同地不去清虚观看戏。这说明两人心中都有了对方，但他们却无法进行这方面的情感交流。林黛玉故意劝宝玉：“你只管听你的戏去罢;在家里做什么?”这句话的表层意思是“我与你没关系——我管我生病，你管你听戏”;实际上，林黛玉却期望听到贾宝玉对张道士的抱怨。而贾宝玉在人前倒知道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再不见张道士了。”在林黛玉面前反倒不作表示了，他想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恼怒地说：“我白认得你了!罢了，罢了!”
这时候，他们两个的情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口不应心”，或者叫“言不由衷”。从情感智商的角度说，就是由于不能准确地展示情感、也不能准确地接受情感，彼此间就永远有猜不透的哑谜。贾宝玉由于心中积满怨怒，心率加快，肾上腺素类的激素猛增，于是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作出了令人惊叹的外部动作——砸玉。林黛玉则由于恐惧和悲哀，“方才吃的香薷饮，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因为袭人提到“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和林姑娘拌嘴呀”，林黛玉又做出了同样激烈的外部动作——铰穗子。
宝黛二人的爱情之所以会经受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与他们所处的那个不允许有“私心”的环境有关，也同他们两人的情感智商水准有关。如何表达自我的感情是一项关键的社会技能，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都有缺陷，因此便“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无论是贾宝玉或林黛玉都缺少一种对爱情的理性思考，对于一次次的口角争吵，都没有冷静地分析原因，想出适当的办法。所以，直到林黛玉去世，她仍是万般怨恨地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贾宝玉的一片真心最终还是没有被他的“林妹妹”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