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智慧二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6:40:49
（一）
智慧与群居
明朝的李笠翁说：“智者拙于言谈，善谈者罕是智者。”其实，智者当中不乏有擅长于言谈的。罗素手头拮据时，曾跑到美国到处演说，挣外快补贴家用；萨特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曾到处发表演讲，鼓动学生造反。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智慧高超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伏案苦读。在外面活动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们既是社会活动家，也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智者。
那些长年禁于蜗居的智者，可能就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高谈阔论了。克尔凯郭尔堪称典型。他一生没有工作，靠着继承来的财产度日，每天深居简出地思考与著述，甚至连朋友也几乎没有。亚里士多德曾给过这类人很高的荣誉。他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他们虽然可能居于荒山野陌，但当然并不是野兽，而是为人类历史文化带来进步的神灵。对于这些“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述中窥见一斑。
其实，智慧与表达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智者可能善谈，也可能拙于言谈；健谈者可能是愚者，也可能是智者。看来，李笠翁的观点并不成立。不过，我从这点想到了另外一点：群居确实不好。
克尔凯郭尔说：“哪儿有公众，哪儿就有虚伪性。”他认为，真正的英雄并不喜欢群居，只有平庸俗之辈才会喜欢群居。是的，将自己融入群居的公众，可能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怯弱与无知。自己无知，于是他们会人云亦云藏拙一番；自己怯弱，于是他们讳疾地躲在他人后面。即使自己有思想，也怕说出来得罪人，所以最终也应声附和了。这样，克尔凯郭尔从其虚伪性来否定了群体生活方式。
在尼采那儿，公众成了“末人”，他们遵守的是一种“奴隶道德”。他们是“市场的躁音”，是“谬论的糟粕”，是各种偏见的混合物。这些“末人”是弱者，成天只知道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他们的兴趣仅在于议论别人的财产，或偷窥别人的隐私。按尼采的说法，这些“末人”应该受“超人”的奴役，一切价值应该由“超人”来立法。因为只有“超人”才是引领世界潮流的“贵族”，而毫无主见的“末人”只是跟着跑的喽罗。因此，尼采从“奴隶道德”来否定了喜欢群居生活的公众。
叔本华说过，伟大的心灵，在这个世界更喜欢独白，自己与自己对话。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合群性与他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确实，群居生活会让人多一份市侩、委琐之气，其最大“好处”仅在于，它会让生命在没有意识到情况下就浑浑噩噩地结束了。大凡庸俗的生命，大多都是在群居中度过的。笛卡尔有过很长时间的隐居生活，想必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光阴。瑞典皇后克莉丝娜听到别人议论他时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认为他的隐居生涯很令人羡慕。”这句话本身就表明这位皇后也十分聪慧。
看来，要做到有智慧，还是得靠“坐得住”来“苦读与冥思”。罗素认为，唯有寂寞才能使人创造。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进行创造。让自己迷失在群欢中，沉溺于朵頣之快中，这种生活不能给自己带来智慧。智慧关乎着幸福与人生，缺乏智慧的愚者的人生是不会幸福的，或者至少说他们的幸福是低级的。
（二）
智慧与痛苦
智慧是什么？通俗浅近地讲，智慧是关于思考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智力。亚里士多德在哲思中发现了他的幸福，因为他认为“理性思考就是人生的幸福。”
智慧越多，烦恼越多；学问越博，忧患越深。罗素有句名言说，他的一生都被三种感情控制着，即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的关怀。我想，这话正是对罗素自己的折射——学问越博之时，必在忧患相伴。
叔本华说，“智力越发达，痛苦的程度愈高，这是一个正比例。”高尔基喜欢思考的感觉，说，“思想的滋味是痛苦的，不过苦得使人舒服。”所以，智慧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而且是最为深刻的痛苦。柏拉图在谈到哲学时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人只能爱智慧。这样，哲学就有了“爱智慧”的本意。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只能热爱智慧和追求智慧。
大师们是时代的“超人”，他们拥有高超的智慧，因此才得到了常人不可体验到的痛苦。这些痛苦，也使他们的人生大多颇具悲剧色彩。赫拉克利特产生了厌世之感，于是流浪到荒山，以食草和树皮维持生活，最终患上水肿病而亡。尼采在油灯下笔耕不辍，写出了世人不懂的哲学巨著。当他向世人呐喊时，却发现这个世界如此沉寂。这种永恒的寂寞和无限的痛苦，使尼采最终走向了疯癫。
面对思想大师，我们卑微得无言。即使我有意为他们分担痛苦，却永远无法实现这点。大师们所承受的痛苦只属于他们，如同他们的智慧只属于他们一样。智慧与痛苦总是相伴而行，这也许就是上帝塑造人类的法则。
林语堂说过，“一个人所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我们不妨将此话反说中，即一个人的蒙昧程度，恰等于他的快乐程度。人在获得智慧彻悟时，就会有登高俯视尘世之感。当他看到智慧和真理永远无法企及，发现自己的有限性时，就会坠入到存在的痛苦之中。相反，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由于缺乏思考和智慧，只能处于蒙昧状态中。动物只做三件事：吃、拉、睡，于是我们看不出动物有什么痛苦。
钱钟书先生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与“快乐的猪”进行过比较，说“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就相去无几了。”我想，思想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人与动物的快乐是不同的，所以苏格拉底思考时的快乐，岂是猪的快乐所能比拟的？！同时，苏格拉底思考时的痛苦，又岂是猪所能及的？！爱因斯坦没有把安逸与快乐视为生活目的，他将此伦理称为“猪栏的理想”。他一生的追求与理想，仅是“满足于生命永恒的神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
痛苦只属于有思想智慧的人，它是常人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知道自己配不上痛苦，所以我能做的，仅是不断追求智慧。面对真理的无限，我与深刻之间总会存在着距离。但是若可以选择，我宁愿选择“清醒的痛苦”，也会断然拒绝“蒙昧的幸福”。
智慧与群居
明朝的李笠翁说：“智者拙于言谈，善谈者罕是智者。”其实，智者当中不乏有擅长于言谈的。罗素手头拮据时，曾跑到美国到处演说，挣外快补贴家用；萨特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曾到处发表演讲，鼓动学生造反。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智慧高超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伏案苦读。在外面活动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们既是社会活动家，也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智者。
那些长年禁于蜗居的智者，可能就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高谈阔论了。克尔凯郭尔堪称典型。他一生没有工作，靠着继承来的财产度日，每天深居简出地思考与著述，甚至连朋友也几乎没有。亚里士多德曾给过这类人很高的荣誉。他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他们虽然可能居于荒山野陌，但当然并不是野兽，而是为人类历史文化带来进步的神灵。对于这些“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述中窥见一斑。
其实，智慧与表达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智者可能善谈，也可能拙于言谈；健谈者可能是愚者，也可能是智者。看来，李笠翁的观点并不成立。不过，我从这点想到了另外一点：群居确实不好。
克尔凯郭尔说：“哪儿有公众，哪儿就有虚伪性。”他认为，真正的英雄并不喜欢群居，只有平庸俗之辈才会喜欢群居。是的，将自己融入群居的公众，可能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怯弱与无知。自己无知，于是他们会人云亦云藏拙一番；自己怯弱，于是他们讳疾地躲在他人后面。即使自己有思想，也怕说出来得罪人，所以最终也应声附和了。这样，克尔凯郭尔从其虚伪性来否定了群体生活方式。
在尼采那儿，公众成了“末人”，他们遵守的是一种“奴隶道德”。他们是“市场的躁音”，是“谬论的糟粕”，是各种偏见的混合物。这些“末人”是弱者，成天只知道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他们的兴趣仅在于议论别人的财产，或偷窥别人的隐私。按尼采的说法，这些“末人”应该受“超人”的奴役，一切价值应该由“超人”来立法。因为只有“超人”才是引领世界潮流的“贵族”，而毫无主见的“末人”只是跟着跑的喽罗。因此，尼采从“奴隶道德”来否定了喜欢群居生活的公众。
叔本华说过，伟大的心灵，在这个世界更喜欢独白，自己与自己对话。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合群性与他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确实，群居生活会让人多一份市侩、委琐之气，其最大“好处”仅在于，它会让生命在没有意识到情况下就浑浑噩噩地结束了。大凡庸俗的生命，大多都是在群居中度过的。笛卡尔有过很长时间的隐居生活，想必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光阴。瑞典皇后克莉丝娜听到别人议论他时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认为他的隐居生涯很令人羡慕。”这句话本身就表明这位皇后也十分聪慧。
看来，要做到有智慧，还是得靠“坐得住”来“苦读与冥思”。罗素认为，唯有寂寞才能使人创造。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进行创造。让自己迷失在群欢中，沉溺于朵頣之快中，这种生活不能给自己带来智慧。智慧关乎着幸福与人生，缺乏智慧的愚者的人生是不会幸福的，或者至少说他们的幸福是低级的。
（二）
智慧与痛苦
智慧是什么？通俗浅近地讲，智慧是关于思考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智力。亚里士多德在哲思中发现了他的幸福，因为他认为“理性思考就是人生的幸福。”
智慧越多，烦恼越多；学问越博，忧患越深。罗素有句名言说，他的一生都被三种感情控制着，即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的关怀。我想，这话正是对罗素自己的折射——学问越博之时，必在忧患相伴。
叔本华说，“智力越发达，痛苦的程度愈高，这是一个正比例。”高尔基喜欢思考的感觉，说，“思想的滋味是痛苦的，不过苦得使人舒服。”所以，智慧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而且是最为深刻的痛苦。柏拉图在谈到哲学时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人只能爱智慧。这样，哲学就有了“爱智慧”的本意。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只能热爱智慧和追求智慧。
大师们是时代的“超人”，他们拥有高超的智慧，因此才得到了常人不可体验到的痛苦。这些痛苦，也使他们的人生大多颇具悲剧色彩。赫拉克利特产生了厌世之感，于是流浪到荒山，以食草和树皮维持生活，最终患上水肿病而亡。尼采在油灯下笔耕不辍，写出了世人不懂的哲学巨著。当他向世人呐喊时，却发现这个世界如此沉寂。这种永恒的寂寞和无限的痛苦，使尼采最终走向了疯癫。
面对思想大师，我们卑微得无言。即使我有意为他们分担痛苦，却永远无法实现这点。大师们所承受的痛苦只属于他们，如同他们的智慧只属于他们一样。智慧与痛苦总是相伴而行，这也许就是上帝塑造人类的法则。
林语堂说过，“一个人所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我们不妨将此话反说中，即一个人的蒙昧程度，恰等于他的快乐程度。人在获得智慧彻悟时，就会有登高俯视尘世之感。当他看到智慧和真理永远无法企及，发现自己的有限性时，就会坠入到存在的痛苦之中。相反，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由于缺乏思考和智慧，只能处于蒙昧状态中。动物只做三件事：吃、拉、睡，于是我们看不出动物有什么痛苦。
钱钟书先生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与“快乐的猪”进行过比较，说“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就相去无几了。”我想，思想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人与动物的快乐是不同的，所以苏格拉底思考时的快乐，岂是猪的快乐所能比拟的？！同时，苏格拉底思考时的痛苦，又岂是猪所能及的？！爱因斯坦没有把安逸与快乐视为生活目的，他将此伦理称为“猪栏的理想”。他一生的追求与理想，仅是“满足于生命永恒的神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
痛苦只属于有思想智慧的人，它是常人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知道自己配不上痛苦，所以我能做的，仅是不断追求智慧。面对真理的无限，我与深刻之间总会存在着距离。但是若可以选择，我宁愿选择“清醒的痛苦”，也会断然拒绝“蒙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