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改革开放观的代表盛世论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02:23
反驳旧改革开放观的盛世论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中国的资源政策危机:资源枯竭后中国跌入赤贫
中国的资源政策危机:资源枯竭后中国跌入赤贫--摘自《现代和谐论》P464-470
资源、除了资源、还是资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中国发展最难以逾越的坎,也是世界发展的瓶颈。支撑中国强大的其它因素,如人力、经济、科技、军事,中国都具有、或者正在逐步具有,如果中国不存在资源瓶颈的制约,未来将必然全部具有。
资源不仅包括自然矿物资源,水气山土,也包括生态环境资源。
资源短缺是和谐主义的现实物质基础,是和谐主义的时代召唤。资源短缺是现代和谐论的两个公理之一。资源短缺的理念,是日益得到实践印证的现实。
日益高涨的资源短缺前景,不仅使得“财富极大涌现从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无法实现,也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利润最大化导向的个人主义体系不能和谐持久。只有和谐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适应未来的资源短缺的现实。
不仅世界如此,中国尤其如此。
只有和谐主义的经济,才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依赖财富极大涌现的经济,不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以个体利润最大为导向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中国的持久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日益高涨的资源短缺前景,日益迫切地需要中国实践和谐主义的理念。不要再是GDP挂帅;不要再是为了短期稳定而饮鳩止渴,为了保GDP增长而承受浪费性投资,因为GDP发展不是没有尽头的;不要再是资源不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要再是资源不节俭的生产方式;不要再是脱节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宏观和微观政策。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每天向世界输送天文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全面消耗着中国的各种资源,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物能源。几十年后,至多几百年,我们将用光需要地球经过4亿年才积累起来的化石燃料性资源。世界各地态势基本相同,只是中国的消耗的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快。中国出口的越多,资源枯竭的就越快。一旦中国的资源全面枯竭,中国将可能很快跌为彻贫。这是极其恐怖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各种资源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是现在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不少有份量的文章都预测,再过几年,石油可能涨到每桶300美元。2008年7月石油价格达到147美元,10年前的1998年,油价曾经只有10美元,1970年还只有1.39美元。虽然中国拥有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未来可能老化、闲置生锈而不堪再用;虽然中国现在挣了一些钱,但微薄的利润还根本不足以支付未来的资源价格的飙涨。2008年底的原料价格和石油价格的回落,并不改变资源紧缺和价格持续走高的长期趋势。
从未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现在的发展,中国当前的盛世,有可能是短暂的盛世,有可能是泡沫的繁荣,而且是道德有缺陷的繁荣。因为中国正在面临资源枯竭。中国人当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中国存在未富先枯竭的可能性。依靠微薄的利润率,仅仅依靠制造环节的利润,是很难做到真正富裕的。国外有文章分析中国,认为中国存在未富先老的问题,指的是计划生育的后果;国内也有文章认为,中国存在未富先贵的问题,因为物价和人工持续高涨。无论如何,当今中国并未富裕,而且富裕的还仅仅只是少数人。
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不仅要全面消耗自身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以供应全世界,包括基本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材料、木材、水、电、油、气等几乎是全方位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且不断透支环境和生态。现在,中国每周新建一座火力发电厂。从GDP角度看,这代表飞快的发展;从资源角度,每一座发电厂,以及相应的庞大产业生态链,都代笔煤、水、土地、环境、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其中,一些辅料和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中国现在的繁荣,确实存在不可持续的可能性:自然资源枯竭式的不可持续、生态环境资源枯竭式的不可持续、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的不可持续、腐败和不公正导致的政治不可持续性。
中国存在这种前景:现代化之后,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彻贫,这个彻贫将是资源枯竭式的彻贫,包括环境生态资源的枯竭,如山西的地陷和煤炭资源趋于枯竭,东北和华北已经属于资源枯竭地区。这次彻贫,有别于中国以前百年来的彻贫。百年来的彻贫,是由知识贫乏而导致的彻贫。资源枯竭的彻贫,可能比知识贫乏的彻贫,更加难以应对。以上是从经济角度看。如果从安全角度,那么也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上,对于必要的资源,如果中国紧缺而且其它国家也紧缺,那么,中国还不算危险;但是如果中国没有而其他国家拥有,那么,中国就是危险的。现在的GDP挂帅、全面生产、全面供应世界、全面消耗资源、而且没有面向未来的适当应对的模式和政策,就有可能置中国于未来国际的不安全境地。中国不能因为对过去彻贫的恐惧,变成对当前繁荣的极端强烈的渴望,以至于达到不顾未来可能再度彻贫的地步。
目前某些对诸如稀土、焦炭和煤炭等资源的出口进口的应对政策,某些不合理的出口退税、能源补贴、煤价电价限制等政策,实际上成了中国资源消耗的加速器。中国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5倍和日本的9倍,一吨钢的水耗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以上;目前中国GDP约占世界的5%,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实物产出分别占世界25%至40%。这些数据不会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程度的问题,必然和国家政策导向有内在关联。中国目前拥有了世界上极大比重的纺织厂、钢铁厂、化工厂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竞争性产业。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源高耗、能源高损、废弃物高排放、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甚至不治理的路子。当前,很多产业的微薄的利润率,甚至还不够治理污染环境。未来,依然还是很不容乐观的局面,因为,社会的观念依然陈旧,依然是以财富创造为中心,依然是巧取豪夺,依然是以自身的短暂和局部钱财满足为最高目标。
由于资源意识薄弱,缺乏战略性的规划和调控,加上只盯着税收增长和GDP数字,曲解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的真实价值,已经使中国矿产资源严重透支和严重流失。
专家估算中国的金矿还可支撑开采15年,银矿20年,铜矿31年,镍矿46年,石油30年,而其余大部分矿物资源也都在百年以内开采完毕。只要再二十年,江西的稀土资源矿将消失,世界储备量最大的钨矿资源也将消失;再三十年,世界最大的稀土矿的包头鄂博矿藏将消失。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铟在电子电信、光电领域、航空航太、国防、通讯等领域不可缺或,但全球储量仅为1.6万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铟国和出口国,原生铟产量占全球60%以上。80%都出口给日韩,但是定价权却在别人手里。中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也是低廉,从而导致西方国家大量囤积中国稀土,同时却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矿。日本进口的稀土83%来自中国,映射了中国的出口强度。
钨矿资源是中国的国宝。二战时期希特勒曾哀叹:“要是再给我一万吨钨砂,就可以征服俄罗斯”。全世界消耗的80%至90%的钨资源,都是来自中国。由于滥采加上管理混乱,中国的钨矿资源已濒临枯竭。业内人士分析,有色金属总公司直属的10年以下的大中型矿山有9个,年产钨精矿1万吨以上,预计仅仅七八年后都将消失。现有10个大型黑钨矿山,8个矿山已开采了几十年进入到中晚期。
50年后,很可能不需要50年,中华子孙拿什么和别人竞争,如何生存于世?
在宏观政策引导和允许下,云南、四川、陕西等重要西部矿业省份,制定了优惠的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地方法规。贵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的猫岭金矿、云南的播卡金矿,都是探明储量超百吨,远景储量达数倍的“世界级金矿”。但是,这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掌控,控股比例高达85%、79%、90%,而且是被外资低价圈占,同时还享受西部免税等优惠政策。
如果说,用牺牲子孙后代的富足,来换取自己一代的富足,不仅是自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如果连自己的人民都没有享受到,只是出口到国外让别人享受,则不仅可能是一种犯罪,更是一种愚蠢。
未来的国家竞争,既拼发展速度,也拼资源保持速度。持有资源到最后者,将是笑到最后的。现在的中国,恐怕已经笑不出来了。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1980年就说了,“资源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中国输不起的最后战争,将是世界战略资源争夺战;中国最不该输的战争,是自己国土之内资源的世界争夺战。资源,包括能源,应当成为国策和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经济政策最高优先度之一。
2008年12月30日,在纪念有色金属工业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强调全面提升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国际合作的层次、规模和水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党委书记康义也指出,30年来,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0年9月28日,国土资源部等六部门颁布指令,进一步开放非油气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允许外商独资进行勘查,允许外商购买国有企业的探矿权、采矿权。
可以看出,政策的时代敏感性是不足的;甚至,有些和应有的却是背道而驰。贵州云南等三大世界级金矿廉价地被人搞走,不是偶然的。
中国应当及时建立资源的抑出励进的政策,实施全面的全球资源战略。在金银方面,目前中国实际上的政策是限制金银进口,鼓励金银出口。进口金银要有人民银行的批件,还要收17%的增值税。进口半制成类黄金,均征收50%的进口关税。而出口金、银,却无任何关税。中国的黄金国家储备只有600吨,还是李先念总理时代攒下来的。金银之外的工业资源,更应当实行全面的抑出励进政策。
中国的矿务资源,不仅不应当对外资开放,甚至,重要的资源还应该国有化。私人拥有矿田也有财富不公平、以及国家资源安全战略不利等宏观弊端。社会暴露出来的某些山西煤老板的行径,其乱采乱伐的糟蹋资源、奢侈示富的冲击社会节俭道德、不公暴富的贫富悬殊化,是应当有系统性的纠正举措了。中国应立即开始严格的资源节俭的战略,不仅仅因为节俭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的道德支持,更由于节俭是中国这种资源贫乏社会的重要支撑。中国不仅要技巧地中止资源对外开放战略,而且要适时中止资源输出战略;还要全面关注各种资源,而还不仅仅关注稀土、焦炭、煤炭、钨等重点资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中心,资源损耗已经极其严重,每天的透支巨大,早就是吃不饱了,还要支援别人,既不公平,也不智。
除了自然矿物资源短缺外,中国的生态资源也已经严重短缺和透支。中国的酸雨的覆盖率达到国土的1/3,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至1949年的工业化以来,百分之八十的中国江河湖泊断流或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沙漠化土地每年递增3400平方公里,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等五类水。环境生态资源,也是到了不能再透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