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玩”的高官廖承志

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在遭遇棘手问题时，却总能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轻松解决，曾任廖承志翻译的资中筠回忆说，廖承志是他所接触到的最“好玩”的高官，“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廖承志说的笑话可编成“新笑林”，但在母亲与周恩来总理面前却不敢顽皮。《南方周末》刊载资中筠的文章，给我们描写了一个最“好玩”的高官廖承志，以下为原文：
“Mr.Liao”没有来，西方人都会有点失落
在廖承志担任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1983年在北京逝世。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图为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廖承志。
我初见廖公，约在19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廖承志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廖承志汇报工作，廖承志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
开会时廖承志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廖承志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廖承志还是愿意通过翻译。廖承志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廖承志的时候居多。廖承志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廖承志，又喜欢廖承志。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国共党员，还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承志比较熟，也是廖承志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难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联做说客。
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承志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承志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廖承志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承志谈问题，廖承志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承志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廖承志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廖承志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
一会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承志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联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国配合，不要反对。中国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承志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
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廖承志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承志灵活掌握对外政策
廖承志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廖承志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
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承志参加，但是廖承志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廖承志是当仁不让的。在所谓“牢不可破”的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廖承志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我听廖承志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承志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承志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
我猜想以廖承志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儿”。廖承志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廖承志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厢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承志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
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事后廖承志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名人轶事信手拈来
廖承志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的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廖承志阅人无数，许多名人轶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
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轶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
廖承志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脚趾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
对自己的“胖”常常自嘲
廖承志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轶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总是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
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廖承志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廖承志视为美味。
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廖承志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朵颐。

廖承志自画像
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廖承志看那篇文章作参考。
廖承志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廖承志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廖承志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廖承志送给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廖承志还当众叫我“小猫”。
在母亲与总理面前不敢顽皮
廖承志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廖承志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我亲自见到1966年的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
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 廖承志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恩来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承志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
廖承志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恩来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
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恩来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承志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承志特别严，正是对廖承志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承志在周恩来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廖承志（前排右四）接见宋庆龄海外亲属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廖承志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原书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廖承志是如何“开放”。
还有一位与廖承志关系非同一般，廖承志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承志是能随时登门见宋庆龄的，宋庆龄待廖承志如子侄，也最信任他。
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承志成为宋庆龄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庆龄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侨务工作的领导非廖承志莫属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访华之时。那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恩来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承志也在其中。廖承志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
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
海伦见到廖承志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廖承志哈哈大笑。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承志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承志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廖承志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廖承志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的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廖承志莫属。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对中美关系乃至中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认识，对中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当时能想到、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意见的，就是廖承志了。所以，我决定在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不料，就在我回国前，惊闻“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廖承志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