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

《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
独一无二的"并非官话"
总序独一无二的并非官话/杨兴锋弹指一挥间，香港回归已13年。忆往昔，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终成现实;看今朝，香港历经风雨仍保持着繁荣稳定。这13年非同寻常，有过向往，有过迷茫;有过坎坷，有过坦途;有过欢笑，有过泪水……这是一片神奇的港湾，历经非典、甲流的冲击，维港灯火依旧绚烂。经受两次金融风暴的洗礼，东方之珠浪漫依然。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全球化的大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迅猛;香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深港同城、粤港合作、珠三角一体化，早已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题;《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粤港合作框架协议》、cepa，大批重量级区域规划纷纷出台，粤港合作历史性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粤港澳机场整合，条条大动脉竞相上马，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呼之欲出……这13年来，我数次来到香港，香港的社会发展进步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后，我曾经读到美国《时代》杂志用了25页的篇幅来谈论香港更加有活力的新格局，就在13年前它的姐妹刊物《财富》曾经唱衰即将回归的香港，说香港将死，但《时代》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现在的香港就是回归10年后的香港。这个180度的转变值得深究，因为这里边蕴藏着十分丰富的信息。当然，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可套用古罗马政治哲学家塞涅卡的一句话来说:认错既不伤害认错者，也不伤害接受认错的人。任何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对回归后的香港都会得出更具活力的结论。我想，香港回归之后的13年，是一国两制从伟大构想变成伟大现实，在一国的共同利益下发挥两制不同优势的13年，是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沿着一条稳定的道路在健康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13年。作为一个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声同气的报业集团，作为一个立足广东、毗邻港澳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报业集团，我们不能不为香港的平稳回归，为13年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为13年来香港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由衷地感到骄傲、欣慰和巨大的鼓舞。躬逢百年盛世，不负时代重任。南方报业，胸怀新闻理想，肩扛产业抱负，为国家发展奔走呼号，与民族复兴同气连声。《南方都市报》作为南方报业的杰出代表，志存高远，扎根珠三角面向全国，立足于打造中国最好的报纸，在国内同类报纸中堪称翘楚。
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南方都市报》就高度自觉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香港。《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率先开创深港新闻版块，派出自己的记者常驻香港，以南都的视角关注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金紫荆广场的庄严时刻，我们不缺席;尖沙咀血腥的黑帮仇杀，我们在现场。南都要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香港，南都还要探索在香港的落地发行。南都的目标是:打造包括港澳在内的2+8大珠三角日报群。主流就是力量，成熟源自责任，品牌决定价值，品味成就地位。这些都是《南方都市报》孜孜追求的价值，我们要做最主流的新闻，最负责任的报道，最具权威的发布。面对新时代，谁能够清醒而冷静地明晰自己置身其间的报业市场新形势，谁能够敏锐觉察并把握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泛珠三角合作的历史性大好机遇，谁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谁就可能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独领风骚。香港是信息发达的国际信息中心，香港传媒对于国际传媒市场运作规律认识较深，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的风云变化，并作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应对和调整。这种特到之处，我们要关注和学习、研究。香港的这种独特位置，也可以成为泛珠与东南亚华文媒体合作的桥梁，我们希望和香港的媒体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共同搭建传播平台和沟通、共赢的友谊之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向海内外广泛报道内地尤其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之音。我们也将发挥自己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影响和毗邻港澳的优势，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报道香港的发展，为香港的长期发展，为粤港两地的沟通互信合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的香港更加繁荣，希望和发展空间更大。这得益于香港人民的努力奋斗，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13年来，内地推出建立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个人游、粤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京港与沪港合作、开放人民币业务、推动国企到港上市等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经济复苏，创造了两地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香港的优势和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同时，香港的实践也表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阶层、界别及利益集团存在不同意见和矛盾，是正常现象，通过讲大局，讲团结，讲包容，社会才能避免耽误时间，创造和谐的局面，将主要的精力用来加快香港的发展。为此，从2009年2月开始，南方都市报启动了《深港高端访谈》大型系列报道，承蒙港府对南都厚爱，我们得以尽访香江数十位高官，在《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同时刊发，开创全国先河，轰动深港两地，再现了一个崭新的香港。香港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或许从这些高官身上，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会找到香港社会的密码。与香港高官对话，你会感觉智慧无处不在，他(她)的为官之道，他(她)的为人处事，他(她)的危机公关，他(她)的言谈举止……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香港高官的智慧在哪里?在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翩翩风度里，把玩着红酒潇洒游走在政商两界;在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亲和温婉里，有着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韬光的大境界;在廉署专员汤显明的豪放无忌里，如有合理怀疑可调查特首;在警务处长邓竟成的儒雅淡定里，统帅数万警力却尊重民权为先;在教育局长孙明扬的圆润通达里，不是圆滑而是审时度势……其实，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不是凭空生成，也不仅仅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它植根于香港这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植根于香港这个文明开放的世界。为回馈热心读者，同时也答谢港府支持，《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推出《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一书。我们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把打开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作者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我赞成党内先民主起来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高官简介范徐丽泰，1945年9月20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49年随父举家迁到香港。1973年取得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74年加入香港理工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出任学生辅导处主任，1979年升任处长。1983年，范徐丽泰获港督尤德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89年，又获任行政局议员。1992年，因与末代港督彭定康政见不合，辞去所有公职。1993年，获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自1997~2008年，先后担任香港临时立法会议员及立法会主席。2008年3月15日，范徐丽泰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曾获颁金紫荆星章、大紫荆勋章，太平绅士。高官印象穿着朴素的红色外套，范徐丽泰(也尊称为范太)悄然走进办公室。这位叱咤香港政坛数十年的女人，两鬓已经斑白。她习惯性地翘起嘴角微笑着，用含笑的眼睛看着你，那神情就如一位慈祥的老师。而当她用流畅的普通话讲述数十年的人生，或者针砭时弊，或者评论人物，说到某个有趣话题时开怀大笑，或者突然将两道弯眉挑上去，那神态可爱至极，你无法不被她感染。
范太说她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她位于中环的办事处同样安静而低调。2009年2月6日，我们穿过几条小街，找到了这栋陈旧的大厦。大厦门外的台阶上，还有各式的涂鸦。楼道里的保安一听范太的名字，微笑着让我们进入，不用登记，更无需安检。她也没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从政的路，并当了立法会主席十年有余。38岁前的范徐丽泰，过着平凡而低调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无意中的一顿饭，范太可能还在学校里过着她喜欢的教书生活。1983年，将近不惑之年的范太突然收到时任港督尤德的邀请，希望她出任港英立法局的议员。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我只是跟他吃过一顿饭，而且不是单独的。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委任，范太和丈夫商量后接受了。丈夫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她也希望多做一点公共服务，为社会服务。当时我们都以为，两年后我就不会再连任了。但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她竟在这个位上做了近十年。从1997年到2008年，她为香港立法会孜孜不倦服务了十年有余。舆论普遍认为，在立法会主席任上，她坚守中立。但在港英政府当议员时，她给人的感觉却是锋芒毕露的。范太说，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议员的责任，就是为民请命;主席的责任，就是主持好会议。既然是不同的角色，我就必须做好自己的责任。她笑着说，其实自己不是高调的人，所以当主席不发表见解，也没问题。在任立法会主席期间，范太的民望很高，在议员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有人说她采用一种妈妈教仔的方式，来对待个别不守规矩的议员。不过范太不喜欢这个名目，她说:其实对任何一位议员，如果他违反了议事规则，我也是一样的处理。对于当前立法会出现的一些议员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范太说，香港市民并不喜欢暴力，行动上的暴力我相信一定会对他的选情有损害。范太相信，某些国家、地区立法会打架的事情，在香港立法会发生的几率不高。我只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这可以算是范太的内心独白。除政治之外，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去市场买菜，她也喜欢旅游，常自驾车去内地观光。高官访谈┃我喜欢买菜，但下厨没人吃┃记者(以下简称记):范太，你现在虽然不当立法会主席了，但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范徐丽泰(以下简称范):人大常委不算全职的工作，跟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立法会每周三开会的时候，我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可能成为传媒关注的内容，所以我自己很小心。而人大常委的工作是闭门会议。有时候话说得过头一点，大家一笑谅解了就没事。压力不同，可是工作差不多。
记:现在有退休的感觉吗?范:有一半退休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已经60多岁了。以我这样的年纪，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冲得那么厉害，我也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所以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旅游。记:都到过内地哪些地方?范:其实内地(值得)旅游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发觉千万不要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去。这时，酒店找不到，吃东西也挤得要命。像我这种半退休人士，时间比较灵活，所以就找大家不去度假的时候去。我刚从韩国的首尔回来。我们是过了年才去的，那时大家都回香港了，我们才去。我们年纪大了，也不能天天在街上逛。就是走走，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觉得很舒服、很自在。记:听说你去内地的时候，很喜欢自己开车去。据说你小时候的理想是开货柜车?范:是啊。我小时候说过喜欢开货柜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开货柜车，你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你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向目标奔驰，有一种挺自由、又完全能够控制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好的。记:你是不是经常到深圳?你对深圳的印象如何?范:哦，深圳的发展很快。我常去深圳。去的时候，我不去市中心，因为那个地方人太多，而且很杂。我一般到华侨城这些地方，到了那里，停了车，去吃个饭很方便。有的时候也会开车从广深高速到广州去。记:听说你现在也会到菜市场买菜，不知现在是不是有时间下厨?范:买菜常有，我很喜欢去市场。但下厨呢，我煮了没人愿意吃(笑)。┃我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记:说起你的个人生活，相信不少人都会关心你之前为女儿捐肾的事情。不知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范:就是如果有一个她需要的肾，她就可以过一般人的生活。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这是最低的要求。我如果能够帮她完成这个目标，那我是义不容辞的。记:范太，你的家人，包括你，都曾经遭受疾病的困扰。但在每个场合，你给人的印象都是开朗、乐观的。不知你是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这些挫折的?范:其实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总会有挫折。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时我们就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就怨天、怨人，整天骂家里的人，这也不会让病好。我如果能静下心来，听医生的话静养，享受在病中不需要工作的那种悠闲，也是一种福气嘛。所以生病不一定不好。它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松一松，看看自己走的路对不对。有的时候，很想很想做成一件事，结果却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不开心。但之后要清醒地想一想，到底是哪些地方有缺失。这样就有机会改进。这不是一个进步吗?所以，失败不一定对我不好，而是给我一个机会自我增值，改进缺点。下次有机会来的时候，就能成功。
记:你曾经说过，前副总理吴仪是你的偶像。你说她的谈吐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以及中国人的稳重和坚守，你觉得自己是属于温柔的还是刚强的?范:其实我也不特别希望自己很刚强。我只是在这个位子，我就尽量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分。我只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记:我们知道，你曾经被评为香港第一好老婆。你与家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在不少场合都曾听你讲过你的婆婆和小姑。不知你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又能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范:我觉得处理得好的是他们，不是我(笑)。我是因为他们处理得好，才成了受益人。┃打架在立法会不大可能┃记:从1997年到2008年，你一直都是立法会的主席。舆论普遍认为在任立法会主席期间，你坚守中立。但你在港英政府当议员时，给人的感觉是锋芒毕露的。你有没有遗憾过，当上立法会主席之后，有很多政治见解不能表达?范:其实我一向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我做议员的时候，好像很敢言，那是因为情况需要我这样做。立法会主席是另外一个角色。做主席不能讲自己的见解，而是要让立法会会议顺利、畅顺地进行。议员的责任，就是为民请命。主席的责任，就是主持好会议，让所有的议员，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在会议厅里发表出来。我本人其实不是很希望高调，所以不讲没问题(笑)。记:当了十多年的立法会主席，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范:我觉得立法会主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点，就是不能够让个人的情绪影响我的裁决和我说的话。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是很直的，而且有时候讲得兴起的时候，声音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要控制自己，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记:据说立法会主席台上那张坐椅用了好多年，你不想换成太舒服的，是怕会打瞌睡?范:(哈哈笑)是有这个情况。那个椅子是直背的高凳子，坐在那儿，坦率来说是不舒服的。立法会的会议很长，一般来说，最少都要6个小时，有时要10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很容易打瞌睡。我们有很多议员，坐在他们很舒服的位子上，打瞌睡的镜头都给记者们拍摄到了(笑)。会议厅应该是庄严的，主席也要很严谨地来坐，所以我就不换椅子。记:在担任立法会主席期间，你的民望一直很高。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你主动参加直选，并得到了很高的票数，有哪些因素使你成为一个成功的立法会主席?范:我想如果是短期的，一年、两年，可能我就不会得到市民这样的评价，可是我做了很长的时间。那么2004年，我就自己选择出来直选，让他们来决定，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干下去。很多人决定我应该干下去，所以就选上了。
我也遇到了很多以前没发生过的事情。我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是完全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来做。可能这个做法，香港市民觉得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比较好。记:这么多年来，你和议员的关系不错。有人说你采用一种妈妈教仔的方式，来对待个别不守规矩的议员。范:不是不是。一般人说我妈妈教孩子，这个孩子是指梁国雄议员。他就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这个名目。我告诉他，我也不喜欢，我只是不会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地呼呼喝喝。一开始我就让他有机会讲，他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要停止了，再不停止我就要请你离开会议厅了。其实我这个做法，不单单是对梁国雄。对任何一位议员，如果他违反了议事规则，我也是一样处理，他也不会觉得我是特别针对他。这么一来，大家的关系就比较融洽了。记:世界上有些国家、地区的议会比较乱，像台湾地区的议会还出现打架的情况。你如何评价?范:我对台湾议会的情况没有深入了解。别人告诉我，他们如果不打架，就没办法曝光，不能够上电视。还有，他们即使打了架，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不会减少，甚至有的地方反而会觉得他不错，多投一些票，这间接地鼓励他们这些偏激的做法。在香港，这么多年来，市民都是不喜欢暴力的。行动上的暴力，大家是不能接受的。语言上的暴力，大家就觉得好像看一场电影，有娱乐性。所以你看到我们香港的议会，语言上偏激的有，甚至有些年轻人还以为他(指议员)很有勇气。这种语言上的暴力，对他的选情没有损害。可行动上的暴力，我相信一定会有损害。所以我觉得打架这种事情，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厅，大概发生的几率不会太高。┃做人大代表，多了解内地民众心声┃记:往年两会，你曾和其他港澳人大代表一道，公开批评某些内地干部官风不正。范:是的。贪污、腐败这当然有很多原因，而干部的素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要将这些不正当的行为消除，必须要提升干部的素质，提升他们教育的程度，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薪酬。因为薪酬太少，会让行贿的人有机可乘。记:你也曾批评内地官员的形象工程。范:为了谋求升职，内地个别官员就用纳税人的钱，去做一些形象工程，比如将办公楼建造得美轮美奂。我不反对将办公楼造得漂亮。问题是，这么漂亮的办公楼，老百姓享受得到吗?你对他们的服务有没有加强?如果你的服务加强了，我相信老百姓也很愿意在一个有冷气的，干净、漂亮的大楼里办他们的事;可是如果服务没有加强，只是有了一个很漂亮的硬件，这就没有达到以民为本的目标。
记:内地和香港在法律、体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异。不知你是如何适应内地的工作的?范:香港的人大代表，到内地参与法律的审议以及讨论一些关乎社会民生的问题，的确觉得比较吃力。因为你住在这里，就很容易感受到民众最关心什么事情，民众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我们生活在香港的，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做了人大常委之后，就尽量多一点去看一些内地的网页、资料、新闻等，甚至看看网民有什么看法，这样使自己多一点理解内地民众的心声是什么。┃我比较赞成党里先民主┃记:此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人大代表的直选等。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你怎样看?范: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没有不喜欢民主的。其实我们在乡、镇里面，已经开始一人一票的直选。但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就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总结经验，稳步向前。我们要提高选民的教育程度，令他们了解到，要选一个能为他们服务的人，而不是选一个在他们身上剥取利益的人。记:香港在制度方面能为内地提供什么启示?范: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会做得到。可是一定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一步一步稳步地向前走。如果贸然将外国那一套放在农村，不但不能够生根，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混乱。我们应该以苏联发生的事情为戒。民主不是一天能够得到的，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几句话就能得到的。只有全民对人民可以当家做主这个理念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们才能稳步走上民主之路。其实现在已经起步了，只是不能够受别人压、不能够与别人比，要一步一步来。记:内地民主的发展，要考虑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范:必须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现在内地东西都有很大不同，贫富悬殊。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拉近这些距离，然后给民主多一点机会。我比较赞成在党内先民主起来。因为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记:说到民主，我们不能忽视网络的力量。现在网络在内地也逐渐发展为一个表达民意的平台，甚至是监督政府的一个手段。你怎么看网络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范:我觉得网络推动了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了人大网，每一个新的法律，都会咨询大家的意见。这就是知情权。
另外，还有很多民间网。有些人看到不平的事会发布在网上，其他网民就会讨论甚至批评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怕这些，而应该开诚布公地去接纳。有些是乱说，没问题，(政府)就不需要采取行动。有的是真有其事，那就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将它改正过来。这就多了一个监测的机构。记:我们知道你还设立了一个网上办公室，来倾听民意。当时的初衷是什么?范: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觉得住在香港的人，对内地的情况不大了解。通过这个网站，我可以将人大的工作介绍给香港人，让他们多一个渠道去了解。所以那个网站是用繁体中文，而不是简体。第二，就是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网站反映给我。其中我觉得应该反映的，就会如实反映。记:你是怎样看网络暴力的?范:其实我们不单在网上，就是平常做人，也要尊重别人，尊重自己。法律不一定有办法来惩治网络上罔顾他人私隐，甚至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这时良心就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操守，而这就从教育来。智慧点睛在香港做官没能耐不行，从副局长到局长，再到司长、特首，大小官员经常要到立法会面试，接受议员的拷问，如果没本事很容易露洋相。而主持这些大大小小考试的，就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当了三届主席，历时十年有余。香港政坛风云变幻，各种声音自由表达，立法会时常唇枪舌剑、火药味弥漫。范徐丽泰则从容自若，举重若轻，她的原则是不偏不倚，也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她并非没有立场，在港英立法局当议员的时候，她就能言善辩、锋芒毕露。当立法会主席的十多年，可谓范徐丽泰隐忍的十余年，她用招牌式的微笑面对各种质疑和压力，最终赢得了官员、议员和香港市民的心。如果一个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放弃立场，随波逐流，即使左右逢源也不足道，但从政者若是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韬光，那才是大境界。范徐丽泰崇拜周恩来和吴仪，她的涵养和政治智慧，庶几近之。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发展是硬道理已不合时宜每一件事不能都是发展为先，要找最佳平衡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要沟通、拿出来谈。高官简介林郑月娥，1980年8月加入香港政务职系，2006年9月晋升为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2000年8月至2003年10月，出任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非典期间，她发起成立了孤儿教育基金，筹款8000多万港元。2003年11月至2004年5月，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2004年9月至2006年3月出任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2007年7月，出任港府新成立的发展局局长。高官印象2009年1月14日下午3时，记者走进了香港中环中区政府合署西座823室，在等了一会儿后，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微笑着走了进来。她端庄素雅，着一身乳白色毛线套装，黑色的花朵清晰蔓延于外套底色，勾勒着她的性格，镇静、平和。她的办公室摆放着数张地图，写照了她的职责:统筹规划香港的发展。不过，按她的话说，发展局管的事事无巨细，大到皇后码头是否要拆，小到商场的自动电梯坏了怎么办。林郑月娥的办公室散发了浓郁的顾家情怀，桌子上立着她和儿女们的合影，看起来温馨四溢，让人很容易就想到她当福利署署长时担任的爱心母亲的角色。2003年sars肆虐，林郑月娥时任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那段窒息的日子，一些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感染非典住院。因为病的传染性很高，亲戚不敢收留孩子。很多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林郑月娥理所当然地成了孩子们的全天候保姆。署长、母亲，双重角色撞击着她的内心世界。她夜不能眠，后以个人身份和其他3位公务员朋友成立了孤儿教育基金。受基金照顾的孩子约75个，其中3个是婴儿。林郑月娥很欣慰的是，基金没有做宣传，社会反响却很强烈，最终筹款8000多万港元。几年过去，孤儿教育基金已约定俗成，不管谁当社会福利署署长，即使他当时没有参与抗击非典的工作，也是委员会主席。现在，很多受基金资助的孩子已长大成人，还有十多人正在海外留学。林郑月娥是和内地打交道最多的香港高官之一，她曾多次来深圳，主持谈判了数个深港跨境基建项目，像莲塘/香园围口岸建设、深港河套区开发，这些大项目的会议现场都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她的发展思路很超前，采访中她拿着一张深港边境规划图，兴奋地和记者分享她的新思维，我们要把新界东北、西北的新市镇和香港的禁区，连同深圳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来规划)。林郑月娥在就任香港发展局局长时曾这样发表施政宣言:不能事事以发展为先，要找到最佳平衡点。现在，她每天要接受的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发展和保育。她就如同一个平衡木上跳跃的女将，时时保持着平衡，协调着城市的远景规划和历史沉积的集体记忆。高官访谈┃解决就业不能仅靠十大基建┃记者(以下简称记):这几年，深港合作不断加深，特首也曾提出深港共建国际都会，你如何评价深港这十年的合作之路?林郑月娥(以下简称林):我当发展局局长是从2007年7月到现在，我不太适合评价以往十年的(合作之路)。但是我感觉得到，这一年半，深港的合作很密切。现在有一个机制，就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和深圳市市长会定期举行深港联合会议。在会议之下，深港还有一些专家小组。比如，我们成立了跨界及边境区、有关基建发展的小组，我和李锋副市长当主席。这个会议开得非常好，上次开会是2008年9月，双方一起公布建设莲塘/香园围口岸。其实，合作不仅限于讨论，是希望有成果。深港联合开发新口岸，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从我们进入实质讨论，到意见一致，再到发展局把方案拿到立法会申请一笔拨款，用作前期大楼的设计，还是非常非常顺利，时间比以往更短。
记: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你曾在立法会上说，要趁机加紧推动跨境基建建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林:现在金融危机，香港各界都希望发展局能促进更多的基建发展，开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十大基建提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行政长官提出的十大基建不是短期基建，而是发展蓝图。我不希望立法会议员或香港市民觉得，香港能否走出经济危机，能否有效解决现在的就业问题，单单靠十大基建。因为有的基建不能快，比如莲塘/香园围口岸，即使我刚才说已经非常快，但还要规划、设计，要把整个村搬走，收回私人土地，程序是很复杂的，而且香港有很多法定环境评估项目。记:也就是说十大基建不能人为地加快?林: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别的基建项目，能够解决现在的经济或就业问题。简单地说，我们每年投入基建的开支，2007~2008年度是200亿港元，2008~2009年度是230亿港元，2009~2010年度，不少于290亿港元。你看，从200亿港元到230亿港元再到290亿港元，这里面没有十大基建，因为十大基建没有进入建筑期。所以，不用担心(经济或就业问题)。┃两所港校对河套开发有兴趣┃记:近十年来外界评价河套开发进展缓慢，你认为主要原因有什么?林:这一年半，河套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2007年3月，深港两地政府同意开发河套，并做了前期充分的咨询。河套这块地，究竟最好的用途是什么?2007年6月到8月，两地政府各自展开了多个论坛咨询河套用途。到10月，行政长官2008年的施政报告已经能公开地说两地政府都基本同意，用途最好是高等教育、创意产业和高新科技三方面。2008年11月，唐司长和许市长举行深港会议，又签订了河套研究的协议。今年(2009年)3月，发展局就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争取今年年中开始河套区的详细、技术性研究。记:我听说议员叶刘淑仪批评河套开发进展缓慢，称进展慢到笑死人，你又如何评价呢?林:开发河套有程序、规划和技术问题。比如，现在河套区没有基本的基建设施，没水没电。1997年治理深圳河时，所有污泥堆积在河套区，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记:那河套开发有哪些环保方面的要求?林:现在，环保问题已进入详细研究阶段。河套区的环保、自然生态问题对区域发展有没有不良影响?要是有，靠什么方法解决?香港委托深圳做此研究，现在快要完成了。记:什么时候出台?林:今年。由于河套地区已经决定了用途，现在就从三方面深入讨论，和对河套区有兴趣的高等院校谈，该用什么样的模式去发展高等教育?
记:你刚才说和有兴趣的高等院校谈?林:是的。新出台的大珠三角规划纲要(即《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说广东省、大珠三角欢迎海内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到内地合作办高等院校，这个与我们河套区本来定位做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冲突。记:你和香港高校沟通过河套地区的用途?林:香港的高等院校非常有兴趣，有两所大学已写信给我和香港教育局。记:哪两所大学?林:(微笑)不方便透露。┃香港最大的困难是征地┃(旁白)2008年9月，深港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莲塘口岸两地两检，双层设计，2018年建成启用。记:莲塘、香园围口岸的发展规划已基本确定，该项工程的困难是什么?林:最大的困难是征地问题。过去很多年，深圳都是沿着边界发展，能用的地不多。莲塘也是很小块的地，所以口岸是两地两检，但是，我们希望做到以人为本，旅客方便。记:香港的边境地带有大片禁区?林:是的。深圳是地不够;香港是看似有地，但大部分地不是我们(港府)的，是私人土地，要通过政府的行为，把它收回来。收回土地也不简单只是赔偿的问题。新界有一些原住居民，要让他们搬走，就是把整个村从这个位置搬到另一个位置。原住民要保持自己的圈子，要确保往后村子的子民还能申请盖丁屋(新界原住民有项传统权利，年满18岁的男丁能申请一块地，盖一栋3层高的房子，俗称丁屋)。所以，一般不是钱的问题，是怎么帮他们找能接受的位置，帮他们重新建一个村。现在，这个村已经定了，叫竹园村。记:那村民对建口岸到底持什么态度?林:香港的市民、立法会，尤其是新界区的住民都欢迎一个新口岸。它能带来更大方便，促进两地经济融合，也方便他们过境消费，或是到粤东、福建。但问题是，有些村民会觉得为什么要牺牲他们的利益?他们还自发组成搬村委员会，发展局就要和他们谈。最麻烦的是，村不仅有原住居民，还有非原住的，他们已经在村里住了几十年，原住和非原住已融为一体。非原住要求，如果政府要搬，就让所有村民一起搬。但是，港府的政策是，我们只能用搬迁的方式去照顾原住民，再安排非原住民到公屋居住，但他们不喜欢。记:内地也经常遇到拆迁问题。港府怎么保障拆迁户的权益?林:新界的情况比较特殊，对于原住居民，赔偿、安排是比较全面的。拆迁并不是把他们的房子、土地收回来，给钱让他们走，而是我们要全面照顾。比如我们找了两个地方，让他们选，看他们喜欢哪个。最后他们选了竹园村。选好了地址，还要分配谁得哪一块地，我们还要帮原住民盖房子，或者给钱让他们自己盖。最后，还要盖休闲设施，游乐场。
但是，非原住居民就要按我们现时的政策去赔偿，或者发展局满足他们的住房需要。但他们会说，我们不喜欢到公屋，我们喜欢住村里。有的可能还说，我是农民，我要地。这个比较复杂。┃边境新市镇是深港的中心┃记:请你谈谈新界边境新市镇的发展方向。林:从1950年开始，香港的人口增长非常快，大概每10年增加100万，所以你看我们早期盖的新市镇，比如沙田、屯门、天水围，规模很大，通常是50万~60万人口，密度很高。但是根据港府2030年的预测，香港人口增长渐低，现在的新市镇不用这么大。反正香港的市民也不喜欢密度高的建筑，比如屏风楼，所以边境新市镇的规模较小，重视素质、绿色环境、能源效益，减少汽车的流量，多用集体的运输工具。(旁白)林郑月娥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数张地图。她起身，拿着一张深港边境规划图，兴奋地和记者分享她的新思维。林:现在，香港和内地经济融合。比如，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住在深圳，回香港上班。有的小孩住在深圳，每天过关，来香港念书。所以，我们要重新看，把新界东北、西北的新市镇和香港的禁区，连同深圳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来规划)。2007年到2008年，深港两地办了建筑的双年展，这是当时的一张poster(海报)。你看，从交通运输、地铁的联系，香港和深圳已连成一体。这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往后，我们的规划不是到香港某一处就戛然而止了。要是到某一处就停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两个新发展区，纯粹是香港的边缘。从深港大版图的角度看，新市镇是深港的中央，且非常中心。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新市镇和福田有什么互利互惠的发展。新界东北边呢?这是罗湖口岸，这是以后的莲塘/香园围口岸，它们和深圳大运城又有什么关系?未来，我们转变思维。这个和最近国务院发改委公布的大珠三角规划纲要的想法基本一致。往后我们新的发展区的发展势头、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但研究的方向已不是单单从香港的方面看了。┃发展和保育要找到平衡┃记:当时，你认为皇后码头拆迁将是你任内的最大挑战，为什么这样说?林:我每天都有挑战，我不觉得皇后码头是很大的挑战。我是很喜欢和人接触的人，即便是不同意我的人。能和他们沟通、解释，对我个人而言，不是挑战，或难度很高的行为，是惯常的。发展局必须明白，市民对于发展和保育，现在和以前的看法大不相同。比如四五年前，对于填海，市民一般没什么意见，毕竟香港没有地，要创造土地，最容易的就是去填海。但是2004年，港府打了一个很大的官司，是有关填海工程的，政府输了其中一个官司，所以就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以后，政府也不能随便去填维多利亚港，应该用一个较平衡的方法，必须要填的还是要填，比如湾仔、中环，因为要盖中区湾仔的绕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主干道;其他的我们不填。比如去年，发展局公布了新启德的发展规划，完全没有填海。
其实，香港人的观念也在变，从而影响了政府施政。2007年，行政长官成立了发展局，它的重要工作就是怎么找到平衡--保育和发展的平衡。记:保育人士认为拆掉皇后码头会破坏香港文化传承、集体回忆和公共空间，你怎么看保留历史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林:矛盾是无可避免的，尽量去找一个平衡。你说所有的房子不要盖，所有的文物、历史建筑不要拆，这在香港不可能，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记:发展局找到平衡了吗?林:最近一年，发展局做了很多事情，社会是基本认同的，我们认为已取得了平衡。比如我们降低已批准大楼的建设密度。在湾仔，本来要建93层高的大酒店，现在把它降低到55层，这些都是对保育诉求的积极回应。记:作为内地媒体，两年前，我们就在关注香港皇后码头的拆迁问题，皇后码头的最新进展如何?林:发展局拆了皇后码头，把它放进一处非常安全的地方。以后把它重建在中环，现在要决定将它重建在哪一个地方。这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它重建在海岸边，恢复码头功能;另一种是要保留皇后码头的历史意义，必须要放回原来的位置。但是如果放回原处，今年年底就要建好的马路要改走向，而且也不一定很受欢迎，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水，没有了海岸的感觉，只是马路中的凉亭。去年，我们用了几个月时间作公众咨询，意见比较多，也不是一面倒。发展局也找到了一处位置，在9号码头和10号码头中间，但还是有很大争议。┃小政府，大市场┃记:你曾在港台节目《香港家书》中表示，发展要找到最佳平衡点，怎么理解这句话?林:这句话是我刚当发展局局长时说的。每一件事不能都是发展为先，要找最佳平衡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要沟通、拿出来谈。记:你曾在立法会上向议员提出，不要动不动拿官商勾结的帽子吓人，让你和你的同事好好工作，为什么要这样说?林: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场。要是没有市场行为，香港会很麻烦，比如现在金融风暴，对就业有影响。政府的基建投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需要大量的私人投资。发展项目一定是私人发展商提出的，所以要是任何政府没有这个空间去协助或促成一些私人发展项目，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前途。但是，现在立法会(有人)觉得是不是官员和私人老板勾结，或者进行利益输送。(议员)要是随便说，每天在说，那对于主事的官员是很大的压力，我们不敢去谈，不敢去探讨，不敢去做决定，那么香港就没有私人投资项目。所以，我不是不让议员们说，不让他们发表言论，他们可以怀疑我们的行为，但是要有理有据，不能每天空穴来风。
记:2007年7月，香港发展局成立，你是第一任局长。现在工作一年多了，你能谈谈你的工作感受吗?林: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平衡。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件事都按照听到的意见办，但基本上是认真地听别人的意见，期望能够达成一致。未来3年半，香港的挑战很大，因为金融危机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跟我的同事说，主要还是努力工作，用心服务市民。智慧点睛她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官员，皇后码头拆迁，她是坚持强拆、不做让步的铁腕人物;她又是一个极具爱心的香港母亲，非典期间做福利署长的她，发起募集孤儿教育基金，成为孤儿的全天候保姆。她是和内地打交道最多的香港高官之一，她的发展思路很超前，我们要把新界东北、西北的新市镇和香港的禁区，连同深圳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来规划)。如今，作为香港发展局局长的她，强调最多的却是保育。不能事事以发展为先，要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她当初的施政宣言。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内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最强调的核心价值吗?现在，她每天要接受的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发展和保育。她就如同一个平衡木上跳跃的女将，时时保持着平衡，协调着城市的远景规划和历史沉积的集体记忆。专家点评┃港府不需要去仰视┃(王跃文著名作家、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看香港高官的履历表，他们不说参加工作，而说加入港府。我的直接反应是所谓加入港府，加入者同港府关系似乎要平等些。港府不是高高在上者，不需要加入者去仰视。官府和官员或高或低的姿态，关乎其施政态度和方式。港府官员不喊口号，因为港府是务实的。他们也不随便变通，因为政府的规范运行需尽量减少人为因素。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谈到发展时强调的却是保育，指出发展和保育要找到平衡，哪怕有人拿出抗御金融危机的理由，希望加大发展力度以增加就业，林郑月娥也表示:十大基建提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行政长官提出十大基建，不是短期基建，而是发展蓝图。有的基建不能快。政府做事讲法度、讲长远、讲全局，既定方针不能说变就变。内地备受关注的拆迁矛盾，香港政府也会遇到。作为香港历史标志和文化记忆的皇后码头，因为发展的需要必须拆掉，但很多香港民众不同意。香港政府曾因填海而输过官司，他们学会了同民众更好地沟通而不是蛮干。这个码头终于拆除了，但为了照顾民众情绪，又另外找地方复原。林郑月娥说的有的基建不能快，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拆迁。比如莲塘/香园围口岸建设，要把整个村搬走，收回私人土地，程序是很复杂的，而且香港有很多法定环境评估项目。港府不会搞强制拆迁，更不敢违法拆迁。另外，香港对高等教育似乎不管，任其充分自由地发展。林郑月娥同教育局局长孙明扬都谈到有关大学的话题，因为有两所大学写信给发展局局长和教育局局长，希望向河套地区发展。但香港政府是不对大学指手画脚的，孙明扬说:因为在香港，高等教育有很大的自主权，我们一定要尊重高校的学术自由，政府不可以去要求他们做什么。这种政府不管高等教育，显然是成功的。香港政府对教育的所谓不管，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在教育方面该管的事，管得细而又细。例如，多少香港人住在深圳，多少内地人到香港生小孩，牵涉多少跨境学童，深港两地的学校设施如何，跨境学童入关关口容量多少，学童得坐多长时间的车等细枝末节，孙明扬却了如指掌。环境保护已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问题。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腾华最担心环境问题少人关心，少人争论。邱腾华给人强烈的学者官员的感觉，他博闻强志，思路开阔，目光敏锐，又很有口才。他有着香港官员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讲空话和套话。但他对内地套话却了如指掌，而且能一眼看破真正的玄机。因此，不管是香港深圳一体的环境保护，还是屯门垃圾电厂的计划，他都能很好地同内地政府和民众沟通。
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腾华
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腾华损害部分人的利益，是必需的有时候，大社群和小社群会出现意见分歧。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多点讨论，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虽然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是必需的。高官简介邱腾华，现年49岁。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1983年及2000年分别赴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1981年加入香港政府政务职系，曾于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包括前保安科、前政务总署、前卫生福利科、前运输科、惩教署及前库务科。先后曾任贸易署副署长、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教育统筹局副秘书及香港政府新闻处处长。2007年7月1日，邱腾华被任命为新任环境局局长，职责范畴包括环境保护、自然保育、能源及可持续发展。在任期间，邱腾华推行了多个具有争议性的环保议题。高官印象2007年，47岁并从未担任过首长级高官的港府新闻处处长邱腾华，破格出任环境局局长，港媒称其升职如坐火箭。当时，公务员队伍中年轻一族的他，面对传媒时还是战战兢兢，誓言将与业界、市民以及邻近省份一齐努力，改善环境。这个诺言很有意思，从未处理过复杂环境事务的他，开口却排除了官员上任时惯常的致力于本港的……口吻，将周边地区都囊入了职责内。如果说，局长一职是等待评核的一张沉甸甸的试卷，那么邱腾华无疑又给自己出了两道更难的附加题。
现在，两年已过，他的答卷完成得如何?2009年1月11日，他在湾仔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那是一个有着大幅落地玻璃窗，阳光可以在蔚蓝的海平面上折几折，一起入画到眼底的宽敞舒适的场所。访谈中，他会习惯性地朝窗外看，即刻评估当日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如今的他俨然是一名环境专家，玻璃镜片后，闪烁的是丘壑在胸的自信和机锋四射的智慧。他很能辩。采访提纲后半部的问题，一个个被他釜底抽薪，提到前边宏观地一起谈。曾差点被调任港府驻京办主任的他，对内地的科学发展观等政策了如指掌，而国外留学的经历又能让他随手拈来彼岸那端的先进经验。两年来，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的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正与他当年的合作思维契合。几乎在每一条答复中，他都毅然抛下一城一区的得失，坚持从宏观的角度来谈区域合作，而环境又只是这个合作体系中的细流，经济、政策、民生、教育……他的语速如疾风骤雨，把每一个话题都处理在一场游刃有余的演说中。而在这振振有词的演说当中，一荣俱荣的观念比任何一次都要让人印象深刻。在他滔滔不绝的表述中，我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幻觉:他的日趋成熟的观念体系，就像是逐渐被吸聚到一起的星云，盘旋在他所要经营的珠三角区域上空。从他的角度往下俯瞰，任何一块地方、一个节点出现的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问题:珠江连着维港，成了另一条亟待治理的深圳河，上游下游，岂非一家，如果他要降甘霖，必定不会只泽被一家;如果他见了污染，也必定不会只耿耿于发现的一亩一隅。在我们还仿佛随行云端、指点江山时，秘书提醒我们，采访已经超时5分钟。我们请邱局长为我们题字，那竟是现代人少见的一方宣纸，几个娟逸的毛笔字力透纸背，新元紫气吹天宇，环保春风绿万家。便又是对这方绿地的期许。高官访谈┃很难分是你的污染还是我的污染┃记者(以下简称记):前段时间，我看到报道说旺角的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81，环保署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邱腾华(以下简称邱):香港比较特别，除了拥有别的大城市都有的整体的空气指数，还与伦敦附加有路边空气污染指数，能直接反映如在弥敦道、轩尼诗道等局部地区的空气质素，你说的旺角的污染也是这样。因其十分接近车辆和行人，所以比一般的污染指数要高。你看今天的空气质量(朝窗外看)……一般吧，但在香港这么拥挤的环境下，如果风速不高，繁忙的商业住宅区的污染指数也会高一点。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提升民众对污染的关心，让市民注意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则是要促进人的反省，让他们看见指数后反省自己做的是不是足够，为香港、为区域环境(改善)加把劲。记:有消息称，香港85%的空气污染都来自珠三角，你怎么看?邱:其实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数字去形容。空气污染永远不分疆界，比如(香港)西边的发电厂对深圳影响大不大呢?我们现在要科学论证，不能用一个概括的数字，而是看污染的不同源头各排放多少。比方四种污染物里边有三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香港的总排放量相对于广东是1/8~1/10之间，但如果你看悬浮粒子，我们与内地的排放比率是1∶99，这也反映出两地的经济成分。因为广东省的工业成分仍然很重，而都市化过程越来越急，汽车的增长率越来越高，油品的规格与香港也有距离，这就很容易理解内地的污染排放量为什么高。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因素，吹南风和吹北风的时候不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也会影响内地。第三个就是经济的因素，香港本身有很多内地工厂的投资者，所以也很难分是你的污染还是我的污染。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点，我们也不会在2007年踏出这么一步，除了讲共同治理，更要拿出纳税人的钱去做跨境的联治联防工作。我们在合作当中，已经进展到不仅是纯粹治理，而是共同建立、建设的角度。记:所以就很难说是为了香港还是为了深圳、广州在治理?邱:对。但是也要对症下药，比如在不同区域里有不同城市，那我们要去处理不同的问题。记:深圳河的治理一直是深港合作的一个大议题。它从1981年就提出，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期治理。两地政府都为此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你认为治理效果如何?邱:治理效果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科学数据的建立。因为河流的治理其实是个大工程，很多污染都是涉及上游、下游，如果光看污染出现的地方，而没有追溯到污染源头，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的粤港机制里，有专门的同事在这几年做了一个数学上的数据模型，采集了整个珠江的污染源头、水质变化和河道流量等数据来计算，与我们早期说的空气检测是相似的。这个科学数据库的建立，其实两地都有自己的优势。香港和国际接轨较多，但数据的搜集等要和内地合作，我们也要借鉴内地的科学机构。其次，深圳河的治理也是一个规划上的事情，包括河套开发，也是和这个治理合二为一的。河套未来要发展什么项目，也受制于环境的影响。所以无论是深圳河还是空气的治理，在粤港合作里，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互信，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配合科学化的数据建立、监控、规划，这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一个问题不会只有一个解决方法┃记:关于垃圾焚烧炉问题，香港曾计划把点设在屯门曾咀，引发深圳人专门赴港考察，这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邱:不会啊，我觉得这很自然、很合理。因为南山区的居民看到我们这个可能的选点正与他们一海之隔。香港人看到在自己周边有相关规划也会关心和发声，回头来看内地居民的表现也很自然。他们组织了代表来港，也曾来过我们部门，我们也有派员带他们去现场看，这是一个科学论证的过程。他们很关心我们的排放到了什么标准，我们给他们的最大保证就是，排放标准一定要符合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在任何规划建设里边，第一部分是科学论证，援引让大家都有信心的数字，这不光是靠政府自己说，而是要符合国际的认可，援引世界各地的标准。有人提出质疑，这没关系，如果他们自己有过问、有参与，将来的信心反而更大。香港本身在这方面有很多法定的程序，做完环境测评后有好几轮的公众质疑，然后再处理公众提出的这些疑问，所以虽然在现有的机制之下，表面上不会主动要求深圳居民来参与，但当有这种问题提出时，我们一定会去逐步解决。记:那最后选址确定了没有?邱:屯门曾咀只是我们两个选址中的一个，我们到今天还不能回答最后是定在屯门曾咀还是石鼓州。因为程序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们会争取在今年内完成这为期一年的环评。但选址以后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环境要求，还需要时间去讨论。记:但此事是不是反映了两地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因为当时深圳居民不知道可以找哪个部门去反映，他们最后先借助了媒体的报道，扩大影响，然后才将信息反馈到了香港。邱:香港的做法是，一个问题一般不会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有人会直接找政府部门，有些人会找议会，我知道南山区的居民也有寻找人大代表来帮忙，同时也一定会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例如环保组织，在香港这些方法都是并驾齐驱的，我们日常甚至会应接不暇。大家都会用尽所有渠道，而且互相之间也会沟通。譬如绿色团体借助媒体，有时候会影响立法会，而政府有时也会透过媒体去与他们讨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会采取一个开放式的态度，即使是深圳的居民，上次他们来参观的时候，我们的环保署同事也很乐意带他们去参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这些都必不可少。当然，我们希望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同时，也会让市民的认知、觉醒以及参与程度更高一点，所以要容忍民众去表达他们的观点。
┃粤港澳进入登高望远阶段┃记: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努力推动跨界环保工作，共建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如何理解这个圈?邱:绿色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的确立，从2008年3月提出，中间通过粤港之间的机制进行商谈，发改委来港时我们和他们沟通，特首与总理见面的时候也有提到，到现在(2009年1月)不足一年时间，我们提出来的理念是共同的。两三年前我们为了推广公共理念，曾经尝试做一个蓝天行动，到这两年变成绿色香港，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上的转变。蓝天可能只是在说空气，但绿色香港是衣食住行、经济民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整体。我们追求在民众的意识上建立同理心，大家都希望生活好，但你也要付出，并且是一个大的付出。把这个同理心建立到区域范围里，就不是只看香港环境，而是深圳也好，珠三角也好，我们都要共同建立一个绿色珠三角的优质生活区。记:现在《纲要》出台了，它对这个正在构建的生活圈会有什么影响?邱:《纲要》的出台，站在我们的角度看，是很受鼓舞的。就在2007年，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由港府出资9300万让珠三角的港资企业做清洁生产。虽然9300万这个数目并不大，但港府能够跨出这一步，把香港纳税人的钱拿出来花费在区里，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绿色环境。以至到今天建立绿色珠三角，在整个发展中，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不分你我，但是平台则建得越来越宽阔，而且越来越高。我觉得最欣赏的地方是，这份《纲要》把整个绿色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的提纲也放了进去。如果我们仍然只是倚重经济发展，没有看到整个环境的规划的话，这个经济的循环很快会达到顶点，随之走到尽头。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国际的商业机构在选择写字楼时，不是要求租金便宜，或者大堂设计好看，而是要求绿色，因为这与它的大企业理念符合。记:但是香港绿色和平的项目经理在2008年3月的《文汇报》上撰文指出:香港的环保工作仍然是以罗湖为边界，画地为牢。邱:这个观点几年前还说得过去。2002年，我们已经谈到两地要达到相同的排放，到了今天，如果还是画地为牢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用香港纳税人的钱去做跨界环保?如果我们是画地为牢，我们可以不接待南山区的居民，也更加不会出现今天的这一份《纲要》。发改委出台这份《纲要》，正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几个地方共同合作，向前看，同时不局限于传统的环境治理，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理想的治理方法。基于一国两制，我们有些东西采取的方法与内地不一样，内地的规划性比较强，港府参与要通过法律，同时也要引入市场的机制。但是没有什么比大家通过共同的想法来做更好。例如在商界，杜邦的例子是很成功的，一家国际性的公司，在发展再生能源的时候，会选择双城概念，香港负责科研，深圳设厂。清洁生产又是一个例子，政府愿意出资，使用纳税人的钱做跨界环保，而民众是相当支持的。深圳南山区的居民对香港焚烧炉设点的关心也是一个例子。这些都可以说明，这已经不是两地各自的情况，而是一个共同的情况。
记:国际上对环境保护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邱:对呀。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规划里边，第一，为整个区域加上粤港澳，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在经济的重视上又加上了对环境的重视，这是两手顾及;第三，在其环境概念里突出了三年前特首和汪洋第一次见面时提出的绿色珠三角优质生活圈这个概念，都很难得。记:在《纲要》之下，可持续发展是怎样来实现的?邱:主要是包括清洁能源的合作、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三方面。清洁生产着重于制造业，清洁能源包括在工业与都市发展过程当中的能源使用，而循环经济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循环经济将来是一个很大型的发展规划。另外，《纲要》还提出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观点，就是将广东省作为一个排头兵，这就是说广东省的各方面会优于其他地方，这就为广东的环保确定了方向。记:那你认为《纲要》颁布后，香港的地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邱:很明显，整个区域的结合紧密了很多。香港当然会发挥本来的优势，其他地区也会互补。《纲要》在整体上不是改变了谁的排位，而是定了一个高点的定位，大家都可以登高望远。┃没有好的环境，竞争力会丧失┃记: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称要在发展和保育之间找平衡，你作为环境局长，如何理解这句话?邱:我们同属于一个政府，发展局也好，环境局也好，在第三届政府成立的时候，无论是政纲里还是这两年的施政报告里，都凸现了一个进步发展观的概念，其实这个涵盖了发展、保育以及环境方面的内容。我们的概念是香港要继续持续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对于环境、保育也要加倍重视。从香港的角度来看，香港希望和整个区域一起站在世界的前沿，成为一个最好的地区。虽然我们(粤港)在经济上有这方面的协议，但还不够，这个只是硬币的一面，没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没有好的环境，我们的竞争力会丧失。记:河套开发征求了两地民间意见，民间对河套生态、绿色、环保的开发定位是趋向一致的，你对此有何看法?邱:两地对于土地发展和环境平衡的共识越来越清楚，无论是香港还是深圳河以北，大家推开窗一望，看见的经济成果其实是大家都付出过代价的。譬如，我们提出在某地建立垃圾焚化设施，内地的居民一样也会关心。这个(河套开发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基本资料必须做好，因为民众除了感情上的接受，更多的还是基于科学的数据。(垃圾焚化设施)将带来什么好的影响?或者坏的影响?好的影响是不是那么大?坏的影响是不是能解决?民间讨论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记:你们怎样协调民间的不同诉求?邱:说实话，要让社会全体，包括个别地区的群众完全接纳同一个决定，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咨询的过程是必需的，比如河套开发的过程中，两地的民众都有参与，他们的视野可能会有不同，内地可能更多地看重金融，香港这边更多地着眼科研、教育。但在各种不同诉求中间，其实是有契合点的。譬如，金融是不是不等于教育?不是，你再向前看，很多领域都有可以融合和开发的地方。有时候，大社群和小社群会出现意见分歧，就像一句英文谚语说的，我喜欢这个东西，但它不要在我身边。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多点讨论，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虽然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是必需的。┃最担心少人关心少人争论┃记:香港的环境局局长是不是很难当?在2008年港大一次的民意调查中，你得到了仅两成四的最低评分，你自己有何评价?邱:任何官员的评价都在市民手里，做得好的民众会接受，做得不好的他们也会鞭策。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欢迎民众评价的心态。你说有很多争论，我是这样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越来越注意到，环境是一个必须重视、必须面对的议题。在世界经济环境之下，环境的治理是一个最大的机遇，我担心的倒是少有人去关心，少有人去争论。而争论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公众教育的机会。比方胶袋征费问题，很多普通民众有意见:怎么是我们给钱不是超市给钱?所以很多时候，负面的意见会被更多的报道。但是讨论完以后，我们就能多迈一步。任何公众能够参与的机会，都能唤起环保意识的提升。所以我想在短短18个月里，我们所提出的施政，大大小小项目，一直都是在向前走的。民众最关心的是你做不做，这才是最重要的。记:香港胶袋征费计划在2008年实施数日之后就宣布取消了，你如何评价?邱:我们立法的过程比较多一点，我们要将规例透过立法会去做，所以需要更多时间。但当中有趣的是，现在在没有法例的情况下，仍然有商店在自愿做这个胶袋收费的事情。另外，如果你今天去超市，可能十个人里边有一两个已经自备了购物袋，或者减少要胶袋了。这个过程是重要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也在街市、商场继续呼吁推广。有的东西不是要到法例成立的时候才叫成功，环保意识也不是说立法了才是有和无的区别，公众教育有时候是政府推动的，有时候则是在争议之中达成的。记:内地提出胶袋收费较晚，但目前已经实施几个月了，你怎样评价?邱:一个字:好。群众有时候希望政府去表示这个决心，政府也要承担引导群众的责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记:香港有不少民间环保组织ngo，你如何评价他们在环保中的价值?你认为ngo与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政府在工作中是如何与他们协调与合作的?邱:他们和政府是伙伴关系。在公众教育里，环保团体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在很多政策讨论里，他们的貌似偏激的态度其实是从最大的力度争取公众利益的，这样也就能最大限度地激起公众的讨论。中国老话说和而不同，而不同的理念是科学论证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环保团体在我们的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有时候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有时候在公众咨询中提出专业意见。而我们也会透过一些资助，让他们帮我们做事情。智慧点睛香很少有哪位香港官员像邱腾华遭遇这么大的非议，但他总是很坦然的面对，丝毫不影响工作的推进，而且保持着良好的风度。为什么你仅仅得到两成四的民意支持?这样刁钻的提问在内地官员看来是禁忌，但邱腾华欢迎民众评价，尊重民众评价，最害怕的是环境没有关注。真可谓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既尊重民意、展现胸襟，又化解自己的尴尬。邱腾华有胸怀，也跟他开明有关，他尊重ngo，认为他们与政府是伙伴关系，是合作关系。而不像内地某些官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ngo，平时限制他们，防着他们，担心添乱。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市民通情达理，做官就不难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高官简介孙明扬，1944年出生于重庆，1966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97年成为香港民政局局长，一个月后任政制事务局局长。2002年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2003年兼任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2005年5月至6月，兼任署理政务司司长，接替辞官参选香港特首的曾荫权。2007年任教育局局长至今。高官印象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是香港现任高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现年65岁的他从22岁就加入港府工作。2009年4月17日下午，在香港中环中区政府合署西座八楼会客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港府老臣子，须发斑白的他进门便声如洪钟地问好:你们好，久等了!这位港府老臣子于1966年进入港府工作，彼时，很多香港现任高官尚是几岁幼童。直至今日，他的简历可以填满一张a4纸，从港英政府时期的布政司署(即现在的政务司)司级政务官，到回归后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以及随后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再到现职教育局局长。他在香港政界摸爬滚打40余年，被政界尊称为孙公。为官多年，孙明扬经历过许多争议与风波，较为内地人所熟悉的天星码头事件，他那时正担任处于风口浪尖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面对反对清拆天星码头的声浪，孙明扬作风强硬，如今回忆起来，他仍然坚持，为了香港经济的发展，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孙明扬也深得历届特首的信任，多次任署理政务司司长。也有人评价，他为人处世圆滑，深谙为官之道。对此，孙明扬微笑着回答说:这不是圆滑，而是处理事情时应有的审时度势。采访结束后，孙明扬躬身站起，主动与记者握手告别，说道:我们要保持联系，共同关注深港教育的问题。高官访谈┃最担心幼龄跨境学童┃记者(以下简称记):局长最近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孙明扬(以下简称孙):我最近一次去深圳，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新研究所的动土礼。虽然我去深圳的次数不是太多，但经常从电视中看到深圳的近貌，觉得深圳发展一日千里。记:跨境学童每天都要往返奔波在深港边境，你对这帮小朋友了解吗?孙:我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深圳住的香港永久居民数目并不少，如果他们觉得香港学校合适，他们就有权利让孩子回到香港上学。他们的学校在香港，家在深圳，每天来往于港深两地，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大些的学生，我们相对没有那么担心。我们最关注的是年纪比较小的跨境学童，例如幼稚园和小学儿童，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往返于深港，我们希望可以在一两个口岸有序地安排他们往返。记:目前的安排是怎样的?孙:在深圳方面，我们会让校巴集中把学童送到罗湖口岸，我们每日都安排保姆到罗湖，带他们过关，到香港后搭上保姆车送去学校。目前罗湖口岸的地方有限，容量已差不多饱和了。所以在其他口岸，我们陆续会有类似安排，比如在落马洲口岸(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等。不过也面临一个问题，例如深圳湾大桥连接的是深圳南山区，并不是深圳市中心，有些学童要坐很远的车到口岸，这对孩子来说就很不方便。来到香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从西部通道到香港元朗比较方便，但要从那里到大埔的话，距离就很远了。记:有建议说，在将建的莲塘口岸起一个跨境校巴集散中心，是否可行?孙:这个当然可行。现在深港双方都在共同规划莲塘口岸，这是一个新的项目，要落实还需要几年。展望将来，如果有跨境校巴集散中心这样的设施，会方便很多。
┃港府可以应付跨境学童潮┃记:跨境儿童交通费用不菲，而很多跨境家庭并不富裕，港府有没有措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孙:跨境学童在香港境内的交通费是可以申请减免的。记:申请减免需要什么条件?孙:要看跨境儿童所在家庭的入息(即家庭收入)以及所需要支付的交通费等，如有困难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记:因为交通不便，跨境学童多少会面临学习和生活问题，港府有没有措施去帮助他们?孙:交通的确会给他们带来不便，但他们要有心理准备，政府没办法用政策将路程缩短的嘛(笑)。如果他们认为每天这样舟车劳顿影响太大，可以考虑在深圳入学。记:那可否从心理上帮助他们呢?孙:这个是有的，因为每个学校都有社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记:有没有可能在香港设立寄宿学校，以帮助他们减少在路上的时间?孙:这个要很小心处理。年龄比较小的学童在香港5天，如果没有家人照顾，家长是否放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实际，香港地少人多，现在很多学校都不具备条件建立宿舍，因为学校没有地。退一步来说，即使有地可以建宿舍，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还要配备保姆去照顾幼童的饮食起居等。我们没有把寄宿学校的安排列入计划。记:现在赴港产子的孕妇越来越多，跨境学童的数目以后会逐年增长，港府有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孙:一直都在准备。现在我们可以掌握到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数目，但有很多宝宝出生后是会回内地生活的，究竟他们什么时候会回香港读书，这个数据我们还没能完全掌握。因为他们是否回香港读书，决定权在父母。我们对来港生子的父母做过一些问卷调查，有些父母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记:大量跨境儿童到香港读书是否会导致香港教育资源紧张?孙: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因为香港面对的问题是适龄学童数目下降，而且下降得比较急剧。我们反而比较担心的是，如果适龄学童的数目不增加，香港会有更多学校收不到足够的学生。我们有能力去应付跨境学童来港读书。┃外来学生到港读书或昂贵┃记:香港学位闲置的问题比较严重，相比之下深圳学位是比较紧缺的。有没有可能将一部分深圳的适龄学童接纳进香港读书?孙:这个问题比较长远一点，我们也是在积极考虑中。因为香港现在计划建成一个地区性的教育枢纽，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考虑，因此希望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对于开放小学教育，我们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因为学童的年龄比较小，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但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不过我们要看看国家的政策是否允许。
记:如果开放，这部分非香港永久居民来港读书是免费的还是自费的?孙:教育费用问题将是今后讨论的焦点之一。我个人的看法是，香港人的基础教育，部分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非香港永久居民免费来港读书，他们会有很强烈的看法。因此要做一个平衡，不能让本港居民觉得政府对他们照顾不周，非港居民占用了他们的教育资源。在一个教育枢纽里，外来学生的学费是很贵的。根据外国的经验，非本土的学生都要自给自足，读书需要多少钱都是自己出，而不是政府给予，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但具体要看届时实施的情况如何。记:你刚刚提到考虑开放中学，但在内地读完小学转到香港读中学，会不会跟不上香港学校的学习进度?孙:是的，所以学习过程和课程设置的衔接非常重要。记:在深圳设立的港人子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就为学生以后在香港升中学做好准备了，(孙:是的)，但这些学校在深圳的数目并不是很多。孙:是否增加港人子弟学校，要配合深圳方面的教育政策，我们会时不时地跟深圳方面交流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障碍，第一是开办费(即建立学校的费用)。建学校是需要资金的，要找地方，然后要营运，这些还是比较表面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还要考虑师资的问题，如果以后要衔接香港的升学，在学校设置香港的课程，那么对老师也会有要求。这些问题都要比较慎重地处理。记:教育要衔接，深港之间中小学和教师的交流需要更频繁和更深层次，这方面目前做得怎样?孙:现在有相当数目的香港学校，与深圳的学校结成姐妹学校，在课程的衔接等方面互相有交流。记:现在香港与内地大学之间有交换生的项目，这种模式能不能进一步推行到中小学里面?孙: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了，小学生来香港上课没问题，但他在香港生活就是一个问题了，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记:那中学生呢?孙:中学交换生理论上可以安排，但面临的问题还是刚刚所说的，香港的学校没有什么地方建宿舍，因此要达到一定的实际设施条件，才能实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中学生交换项目。记:香港的大学宿舍好像也不大够。孙:大学还是有相当数目的宿舍，但香港只有一两个中学是有宿舍的。┃政府不可以要求高校做什么┃记:我知道香港有两所大学有意向在河套地区办学，他们是独立办学还是合作办学?孙:这就要看你所提到的两个高等教育机构，他们自己心目中对这个办学有什么概念。我个人觉得那里可以成为香港某所大学的其中一个校园，这是一个方式，但我不知道他们将用什么方式运营。港府要看到他们的建议，然后才可以评估是否可以在那里做。
记:据我们所知，这两所大学已向港府表达了意向。孙:是表达了意向，但没有具体的(建议)。我们需要的是确实的具体的计划，除了营运的计划，还要看他们收生的计划。记:那港府会不会给在河套地区办学的高校一些指导性建议?孙:这还是要看高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政府难以主导。因为在香港，高等教育有很大的自主权，我们一定要尊重高校的学术自由，政府不可以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记:《纲要》里面也提到，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三角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香港高校对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意愿是否强烈?孙:香港有很多高校，是会有相关的计划的。记:深圳方面对吸引香港高校来深圳办学的意愿比较强烈。孙:这方面深港双方的意愿都很强烈，主要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问题解决了，其他就比较容易做了)，肯定是的。记:现在来港读书的内地大学生不少，之前曾发生过港校内地生自杀、精神失常等不幸的事情，港府会不会做一些指导措施?孙:在港读书的内地大学生发生问题的有，但不要夸张地说有很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会有一些辅导，但很大程度上要学生自己愿意拿问题出来与别人交流，否则外人不会知道他们的情况。记:就是还是要靠自己?孙:(政府)的服务肯定会有，但如果有问题你就能够放开怀抱，让别人来帮助你，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自身。记:对这部分外来学生，既然香港花了力气去培养，肯定也希望他们留下来为香港作点贡献。孙:我们已经有相关政策。(记:优才计划?)不只优才计划，现在在港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以前要找到工作才能留在香港，但现在有一年的期限，让他们可以留在香港找工作。┃港府1/4经费投入在教育上┃记:金融海啸下，香港对教育的经费有没有减少?孙:香港对教育非常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以学识为本，我们一定从长远考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从未减少而是一直增加的，现在教育经费也不会因有困难而减少。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就可以看见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经费投放在教育方面，这个可以见证港府对于教育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的重视。记:与内地学生相比，香港学生的英文水平很高，但有评论说，母语教学降低了香港学生的英文水平，是否母语教学得不偿失?孙:母语教学推行了11年，有其成功之处。平心而论，用母语来解释，学生容易接受，学习提高就快，这是不争的事实，成效大家有目共睹。你刚刚提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在母语教育之余，怎样保持优良的英文教育。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与多方面讨论过很长时间的方案。
记:方案内容是怎样的?孙:就是在学校要加强英语教学的语境。在母语教学之余，根据学生的英文程度，适度增加英文教学的机会。如果学生的英文程度高，可以多用英文教;如果学生的英文程度不高，就不要硬用英文教，那是吃力不讨好。我们不是要盲目地用英文来教，但在学校要让他们多接触英文，多听、多讲、多读、多写。记:现在香港社会有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就是港府为香港大学生提供实习补贴。有学生认为这样的薪酬与他们十几年念书付出的辛苦不相符，你怎么看?孙:我想他们尚未了解情况，政府提供的不是就业，而是提供机会让他们接触各类企业，去了解不同企业的工作情况。时间不是很长，就是几个月，在实习期间有政府的津贴及生活费。实习完之后，如果他对这个企业有兴趣，而企业也有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双方达成一致后才会有薪水。现在政府的津贴并不是薪酬。记:大学生实习计划这个安排是长远的还是临时的?孙:现在没有人知道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会持续多久，所以我们做出了这个临时安排，先安置大学生，虽然没有可以直接让他们就业，但可以不让他们失业。先熬过这段时间，待经济情况开始好转，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做官不难，市民通情达理┃记:你在港府做事已超过40年了，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孙:哈哈，我有很多甜酸苦辣都非常深刻，最高兴的当然是参加了沙田开发。1974年，我是沙田第一个理民官(类似项目负责人)，那时沙田只有2万多人，填海工程还没有展开。可以说我在那里是开山辟地，经过差不多30年，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70多万人的市镇，心里的感情很浓烈。记:在2006年清拆天星码头事件中，你当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是众矢之的。孙:不止那一件事，我在很多场合都是众矢之的，哈哈。记:那现在想起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孙:有些人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天星码头，也有些人认同我们的做法。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同。清拆天星码头后的填海，差不多是香港100多年填海历史的尽头。当时，我们就这个事情打了很多官司，最后经过法庭的判决，我们还是把天星码头拆了，然后用一个保育方案，在其他地方按照旧天星码头钟楼的规格，进行重建。记:面对那么多争议，你压力大不大?孙:呵呵，任何事情都有压力，这个是当然的。记:很多人说你为官那么多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处世很圆滑。
孙:你看看，在处理天星码头事件里面，我就不圆滑了。因为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记:那觉得这官难不难当?孙:我觉得不难，因为香港市民是通情达理的。普遍来讲，他们的行为都是很合情合理的。智慧点睛在港府效力40多年，孙明扬有政坛不倒翁之称。香港官场亦评价其为人处世圆滑，深谙为官之道。可以说，这是一位将妥协艺术驾轻就熟的官员，拿他自己的话就是审时度势。但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不该圆滑的就不能圆滑，比如皇后码头钟楼拆迁问题。作为教育局长，孙明扬有为亦无为。对于高校办学，他不去过问，高校办学有自主权;对于跨境学童通关问题，他又管得事无巨细。他不认为当官有多难，因为市民通情达理。这与内地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内地群体事件比较多，在某些官员看来，就是刁民较多。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死刑对贪官的阻吓力量真那么大把死刑作为惩罚贪官的灵丹妙药，这是走不通的。你看全世界其他司法体系，没有说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率就低。高官简介汤显明，1950年生，香港廉署专员。1972年，汤显明加入香港政府，1992年4月加入政务职系，2005年4月获升为首长级甲级政务官，曾被调任多个决策局及政府部门。1999年1月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03年9月29日被委任为香港海关关长。2007年7月1日，被委任为廉政专员。200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颁授刑法学博士。高官印象确定采访时间后，我收到香港廉政公署(即independencommissonagainstcorruption，简写为icac，以下简称廉署)新闻主任的电子邮件:采访当天，想请你们到廉政公署的餐厅吃顿便饭。2009年4月29日中午12时45分，我们到达廉署位于北角崭新的办公大楼。新闻主任带我们来到九楼餐厅，精心安排了一间vip房。此vip的定义，倒不是房内的装潢有多富丽堂皇，而是它宽敞明亮，房子正对着九龙湾广阔的海景。新闻主任盛情请我们先品尝廉署职员餐厅厨师烹制的香港小吃虾饺、烧卖等，随后，正菜一一呈上:烧鸡、生菜烧香菇、茄子煲、木耳虾仁、炒饭，真是一桌清淡、典型的港式家常饭。饭后，我们品尝了久负盛名的廉署咖啡。这是一杯香浓的卡布其诺，轻抿一口，味道并无特别。正如廉署专员汤显明的评价，icac请人喝咖啡，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喝咖啡人的心情。此刻，我们坐在vip房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咖啡的芬芳自然钻入心底。下午2时30分，访谈在廉署新成立的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进行。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廉政公署成功的秘诀何在时，汤专员爽朗大笑，称赞我好心肠，以为第一个问题会问为什么有人给icac起现代东厂的负面封号?他叮咛我放心，此问题一定详细回答。无论问题多敏感、棘手，汤专员总是滔滔不绝、有条不紊地回答，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其间，由于说得嗓子干涸、嘶哑，就让助手端来一杯热开水，润润嗓子继续谈。原定一小时的采访时间不知不觉延伸至1小时58分。专访结束后，新闻主任特地为我们准备了icac系列电视剧--耳熟能详的香港电视明星重新演绎改编版的廉署真实故事，的确是让防贪深入人心的好途径。高官访谈┃廉署的独立性┃记者(以下简称记):香港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的地方，你认为廉署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汤显明(以下简称汤):第一个问题这么温和，我还以为你会问我究竟廉政公署是不是东厂?是不是锦衣卫?我觉得，从管治的角度来看，廉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体系。但所有的公营机构、政府机构要成功，一定要有三样东西:第一，法制。整个香港的运作，都是建基于法治的基础上。对于廉署，除了法制，还依赖几部行之有效的条例，比如大家熟知的《廉政公署条例》，还有之前的《防止贿赂条例》，它照顾到社会上肃贪倡廉的需要。记:但在廉署成立之前，香港也有同样的条例，为什么达不到好的效果?汤:就是因为除了法制和条例，还要有完善的执行体制。简单地说，要有执行的部门或部队。廉署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独立性。我和我的同事不能因为这个案子很有趣我们才去做，或者我认识那个人而不去查他。一方面，独立、不受外界干扰;另一方面，一定遵照制度。这样成功的机会就大很多。第三个部分是支持。这点对于廉署特别重要。如果根本没有人举报贪污，或者举报贪污的人很害怕，只是用匿名的方式，那调查就很受影响。此外，廉署还要有政府的支持。每年港府拨给廉署的钱占其总开支的3‰，约8亿港元。换句话说，港府每用1000元，就有3元钱用于廉政工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支持。这个支持不仅仅是举报，还要挺身作证。记:你刚才特别提到了独立性，它是不是以上三点的重中之重呢?汤:我理解的独立是:除特首之外，icac不受任何人影响，不听任何人摆布，也要超越处理廉政工作的个人意愿。独立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制度，按照制度做事，不偏离，独立才有意义。但这不代表廉署工作人员能为所欲为。我没有权力撤销任何案件的调查。
记:我们对你们的工作程序很感兴趣。汤:icac收到贪污举报，首先有专人负责记录，然后必须在同一天内整理好数据，形成初次报告。第二天，初次报告就要放在执行处首长级人员面前。开会时，再把它定类，决定能否立案。icac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涉及贪污或者怀疑涉及贪污的案件，我们没有选择，一定要立案!然后在48小时内，工作人员去联系举报人，索取更多资料，同时把案件分发给一个调查组。立案后，没有人能随意取消案件，一定要处理。如果发现该案原来不是贪污，你仍然要做简单的报告，上交给行政长官亲自任命的监督委员会，他们认为不必要跟进，icac才能销案。记:在内地，相关部门接到贪污举报后，可能会有人递条子、说情……汤:你指有没有人给我递条子?记:是的。汤:内地的递条子就像香港的敲木钟，就是说有影响力的人给你写条子，问你能否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没办法给调查员递条子，廉政专员没有权力去撤销一个调查的案件。如果企图干扰调查，严重的要涉及刑事罪。┃廉署的零容忍┃记: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行贿案(该博士生将1万港元放进副教授信箱，然后发电子邮件索要期末考试答案)在内地引起很大轰动，内地人可能觉得这点小事有些小题大做，你怎么看待?汤:如果她是去求那个教授给点提示之类的，这是不犯法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希望通过提供某种利益来换取好处，那她就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我知道一些人会倍感惋惜，她的大好前途尽毁，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严厉?我的看法是，《防止贿赂条例》经过了社会公议，能保障市民合理的权益。如果你不执法，那就是没有尽到社会职责，这产生的漩涡效应，会让icac秉持的诚信荡然无存。记:就这个案子，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即使不给对方1万港元，而是只给几百港元，也犯了法?汤:是的。记:这也就是廉署的零容忍?汤:一个人行贿受贿，不能说因为没达到某个档次，就当你没犯罪，普通法不容许这样的意识。但是，到底行贿受贿多少钱，就会影响到法庭的判刑，会在量刑上做划分。所以，不能容忍涉及贪污的钱少就是无罪。廉署成立早期，处理的案件中有一些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当时，公立医院里打杂的大婶也收两元钱小费，警队收小贩5元钱保护费。如果容忍了小的数目，就是容许细微的违法行为，违法是可以膨胀的。记:还有同样在内地很轰动的小肥羊事件，其实就是采购一方收回扣，这在内地被看做潜规则。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潜规则?
汤:如果老板允许你收回佣，这是不犯法的。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潜规则。小肥羊事件后，香港并没有完全解决收回佣的问题。收回佣在香港也是根深蒂固的潜规则，不能轻而易举就连根拔起。记:那么，怎么从源头上杜绝从潜规则到贪污的演进?汤:我认为，应付的方法就是icac有名的三管齐下。防贪署的同事因不同类型企业的需要，订立指引，教人们在哪方面注意防贪。此外，廉署近年大力推行的诚信管制也十分重要。归根结底，就是要建立整体完备的廉政文化，不仅仅靠抓人、阻吓。┃谁来监督廉署┃记:近几年，icac的办案手法常惹人争议。刚才你也提到有人给icac起了现代东厂、锦衣卫的负面封号，你如何看?汤:让我说几句闲话。我看过内地很火的图书《明朝那些事儿》。所谓东厂，让我想起了海瑞的故事。廉署为什么会让人联想到东厂呢?当时，两厂由太监做提督，参管的人包括锦衣卫。他们权力很大，东西厂是皇帝亲自去接受报告，不经过内阁大臣，内阁大臣无权过问。于是，有人想象，廉署是当年港督、现在是特首派遣的，用封建王朝的说法，能直接见皇帝，别人又无从知道。实际上，我和执行处首长也是直接见特首。还有一点，当年锦衣卫做出了很轰动的事，例如惩处一些大臣，调查、抄家。当年廉署也破过很轰动的案件，包括葛柏案、油麻地果栏案，一下抓了几十个警务人员。没错，icac权力很大，让人害怕。但是你要清楚一点，廉署本身要根据法制办事，而锦衣卫不用，锦衣卫有皇上的金牌。此外，廉署本身不能去监控，只能做调查。icac是很有力的调查组织，但不能决定谁有罪或无罪。在我看过的文献中，东西厂是没有监控的，由皇帝管。廉署的监控却最严谨，特首不会也不可能叫廉署做什么，特首只提供廉署的架构，包括监控架构。所以，我觉得东厂西厂的说法不仅是对廉署的不公道，对以前的港督、对现在的特首也是很不公道的。怎么会用一个肃贪倡廉的架构来达到个人管制的目的?记:但还是有人质疑，icac监听、搜查的度是不是过了一点?汤:所以要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制度。2006年之前，监听通讯的运作方法由特首一人认可。当然，认可背后是有根据、有报告的，详情我不方便讲。调查手段本身是一项制度，它必然划入法律的管制。此外，还有人要监督此制度，并形成一份报告上交立法会。最近，立法会也就这项报告问廉署，你究竟是怎么做的?廉署要解释，否则，别人会怀疑你是黑箱作业。所以，重点是如何在知情权和执法的有效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
记:港媒曾报道，icac卧底查案时，利用公款享受鲍鱼、鱼翅宴，还专挑色情服务套餐。这是调查人员在滥用职权吗?汤:卧底不单廉署在用，其他执法机构也在用，但卧底不像电影里描述得那么浪漫，它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工作，压力很大。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能一边做卧底，一边很享受卧底的角色。做卧底很危险，你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向不法分子做侦查工作，目的就是要搜证逮捕他们。如果这帮人知道你是卧底，会怎么处置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想着吃鲍鱼，这是本末倒置。至于鲍鱼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这是见仁见智，但是卧底很辛苦。记:我们一直说icac直接向特首负责，那能不能监督特首?汤:廉署有职责调查贪污，条例授权廉署调查涉及任何人的贪污，包括香港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对特首涉嫌贪污有合理怀疑，廉署又不调查，那么就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在香港，没有人是我们调查工作以外的。当然，不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的，icac无权查。┃公务员申报机制┃记:近几年，廉署处理的案件一半以上都是针对私人企业，廉署如何实施对富豪的监督机制?汤:对于廉署工作人员而言，只有公营机构、私营机构和主事人、投诉人的分别，我们不会因身份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换句话说，在我们看来，富豪不是一个类别，icac一视同仁，秉公办理。基本上，无论任何投诉，我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一个理由去进行调查，有没有足够的资料让调查继续并取得效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将搜证工作做得最好，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去起诉。记:根据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廉署可以去查嫌疑富豪的银行账目，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真的能够让你们轻而易举地查吗?汤:法律赋予icac取证的权力。icac可以向法庭申请手令，甚至廉政专员先自己出一个手令，再去法庭办手续，进行搜查行动。不管对方有没有钱，icac同样有进入其居所或办公室搜查证据的权力。当然，icac绝对不想骚扰一些人，让一些人难堪。因为icac也要对公众有交代:有没有滥用职权?记:近几年，有很多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廉署和内地司法部门有何合作?汤: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广东省已退休的检察长张学军。广东省检察院有两样东西值得我特别地和你提一提。第一就是自1988年开始，粤港已经建立个案协查安排。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很欣赏这个做法。他表示，香港回归之后，用个案协查的次数增加了。这证明，在打击贪污方面，粤港互助的安排已经实行了20年，并且行之有效。张学军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廉署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合作，从防贪教育工作着手，制订粤港营商指南，对照相关法律向商家解释，如果有贪污的陷阱你该怎么做，用实例来说明什么是你可以做的，什么是你不能做的。
记:香港有很完善的申报制度，听说公务员被请吃大餐可能就要上报?汤:这个概念就是要先明白利益是什么意思。公务员不能在没有合法权限、合理解释之下接受利益，这是犯法的。举个例子，你给我支录音笔，对我完全没有要求，那我能不能接受呢?简单地说，如果特首允许，廉政专员你可以接受，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特首不会让我接受这样的利益，如果没有合理的权限，没有授权，我却接受了它，即使我完全不为对方做任何事情，也是犯法的。按有关利益的定义，一般来说吃餐饭不是利益。但是有个界定点，就是如果这个邀请是不合理的浮夸。举个例子，如果说请我吃一餐饭要用直升机来接我去澳门，我都贸然地接受，就算是条例里找不到可以告我的地方，那我个人的操守也很有问题。在内部的指引里，有一件事我们要小心，就是虽然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宴请，但是如果我们的有关行为让部门的信誉受到影响，这是不容许的。至于会不会因为吃了别人一餐饭，就导致部门名声受辱，那就要看情况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我想也不会发生。如果有人在半岛酒店包一个厅，请了廉署的高级人员去，用最好的东西接待，带了最好的酒，我认为icac的声誉就会很差，我们就一定会追究为什么我们的同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记:那香港的公务员包括高官的财产收入状况是公开的吗?普通人可以查吗?汤:我们的工资全部是有规定的，是没有秘密的、公开的。记:你是特指廉署吗?汤:不仅仅是廉署，整个香港公务员都是这样，我们有申报制度。申报制度也要看你的职位。一般来说，对主要官员的要求是高些。敏感职位的官员要求更严格，申报更加频密，每年就算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是要申报一次。你做了什么投资?比如，买股票、做买卖，任何买卖超过20万元，你在7天之内一定要申报，不然你就犯了规。如果你的投资没有超过20万元，一年之内你也要申报。每年都要更新你的投资情况报告。我认为，目前来说，这个制度可以顾忌到别人的私隐，又能让公众有知情权。┃内地、香港的反腐合作┃记:很多学者认为，内地很难复制香港icac的模式，你认为呢?汤:我不是很认同复制的概念。这个和盗版没有关系，香港的廉政制度没有版权。因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状况、不同的自然环境，需要不同的管制模式。一个700万人的城市和一个10多亿人的国家比，各种情况相差很远，不能用固定的模式，如果是一刀切，我相信行政效益不会最好。我认为，制度在运作安排上可以相互借鉴，但整个推行方法就要因应不同地方、条件来做衡量。
记:不能复制，最能借鉴的是哪几点?汤:借鉴也不对，最好叫参考。现在，内地和香港达成了惩防并治的共识。这个防包括了三管齐下的廉政教育。还有，一定要有高层的推动。如果最高领导层都强调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成就会更大的。记:内地对贪官的最高刑法是死刑，你认为死刑的阻吓作用有多大?汤:中国人或许有这样一个智慧，人不会做亏本生意，但砍头的生意一样会做。就是说，死刑对贪官的阻吓力量真的那么大吗?这是有疑问的。我说说我的认识。把死刑作为惩罚的灵丹妙药，这是走不通的。你看全世界其他司法体系，没有说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率就低。记:在内地，5000元钱以下不算贪污罪，只是行政处分，香港有反贪专家觉得这个惩处制度应该改。你的意见呢?汤:行政处分和判刑只是对贪污惩治的程度不同而已。在香港，有些贪污行为也仅仅是警戒处理。因为公众会觉得，动用那么多资源处理一件小事，对于整体公众利益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花太多钱，用很多人力、物力去调查一些事情，反倒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事情很轻微，我已经警戒过你，也达到了阻吓作用，那也没什么不好。但重要的是，对与错的界限要很清晰，你要否定这样的行为，并且有教育的方法，更加理想的是强化预防的作用。记:在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什么问题?汤:双方合作时，内地和香港必须了解并且接受一点，就是内地的调查人员不能在香港执法。同样，香港的调查人员也不能在内地执行权力。如果icac要取证，就要通过内地的工作人员。那么，跨境调查贪污的困难在哪里?困难不在合作，我对合作很乐观。困难是贪污的隐蔽性。比如香港的某人给内地某人好处。在香港，icac可以向法庭申请，截取其通讯，派人跟踪。但如果他逃到内地，icac不能要求内地的反贪人员用很大资源跟踪他。同样，内地也不能要求我们这样做。难度就是贪污手法层出不穷。这么多年来，犯罪分子摸清了icac在香港侦查的流量很高，就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进行不法活动，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就是困难。记:香港和内地将来的反腐合作会朝什么方向推进?汤:首先讲短期，目前来说很好。icac有几宗成功的个案，从内地请人来香港出庭作证。证人跨境取证是可以的，请人来香港作证也是可以的。但以后能不能推广得更加普遍?甚至证人不在香港，在内地的法庭，经过合法的程序，提供了证供，icac能采纳证供。这样更省事。我始终认为，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克服并不困难。长远来说，涉嫌贪污的人离境后，特别是涉及贪污比较隐蔽的行为，对执法人员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深圳是icac和内地交流的重点。我在廉署的大楼和深圳纪委官员见过面，相信在短期内我们和深圳的官员也会有进一步的交流。智慧点睛汤显明的智慧就是他的坦荡和无忌，面对记者毫不顾忌现代东厂的负面封号。其实，这源于廉署的自信，以及他个人良好的心态。当香港的清廉字数位居全球前列，当香港人都自豪地说我们有icac时，汤显明还有什么放不开的呢?当然，最有震撼力的还是那句如有合理怀疑，廉署可查特首。众所周知，廉署是直属于特首的，汤显明此言是否有犯上之嫌。其实，在香港这个法治社会，真正的上只有法律。汤显明说出这句话，实乃廉署的职责。而且，汤显明是这样说的，廉署也是这样做的。当特首曾荫权被指利益输送，廉署接到举报，就自动启动了调查程序。所以说，汤显明的无忌和坦荡，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或修为使然，而是有法律和制度在后面作支撑，使他有了最大的底气。专家点评┃最赞赏香港廉署零容忍┃(黄苇町反腐专家、《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之道，首先是独立性。编制和人员独立，直属于特首;经费独立，不用看任何人眼色;办案独立，不受其他部门和领导层的干扰。其次是廉署办案投入的力量大，廉署有1300多人，其中70%的人员也就是近1000人参与办案，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大。大部分腐败案件可以被揭露出来，使其主使人受到惩罚，腐败的风险率大大提高，收益率大大降低，有力地遏制了腐败。还有，廉署的零容忍，非常让人赞赏。零容忍就是无论数目大小，你越过了这条线就不行，就要受到惩处。据说香港有个娱记为了进入片场采访，塞给看门人300元港币，结果被揭发出来，判刑3个月。而在内地，这只能算不正之风，甚至单位内部的纪律处分都谈不上。但是，大贪往往是从小贪开始的。不惩治小贪，最大的危害就是使人们失去对法的敬畏，甚至认为众人闯红灯，犯法不受罚。这就是违法犯罪成长的土壤。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行贿受贿区别对待，对受贿处罚重，而对于行贿者，或出于面对敲诈勒索被迫而为之的同情，或出于为固定受贿证据而做出承诺，或出于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往往从轻发落或不予追究。但实际上，行贿者通过收买公共权力获得的不法利益，经常是受贿者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我们要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执法，零容忍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地的反腐机关，要向廉署学习，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监督者本身也要受到监督，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监督。据报道，香港廉署有的人员在查案时因截取通讯不当，侵犯无辜市民的隐私，结果遭到有关监察事务专员的猛烈批评。廉署虽然这么强势，但由社会人士组成的机构就可以对其监督，这非常值得内地学习。
香港的政务公开也值得学习。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腐败活动日益隐秘。例如，原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徐国元插手工程，从招投标程序上看不出问题，但每个环节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完成的，他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只要表示点倾向性意见，就有人心领神会去办。但整个过程一旦公开，明眼人就可以从中发现腐败的蛛丝马迹。因此，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内地纪委需提高独立性┃(林喆中央党校教授)(李云龙中央党校教授)汤显明坦言，除特首之外，廉署不受任何人影响，不听任何人摆布。针对此，专家普遍认为，内地的反腐机关，比如纪委最大的缺陷在于不完全独立，因此建议纪委独立，只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纪委人员也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补助。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李云龙看来，香港早期是英殖民地，受英国影响多，英国政府部门讲究责任政治，官员要对议会负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是行政官员执政，行政权力过大，其他部门对其约束相对小，这使得行政部门权限过大、权力滥用，因此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对其分割、监督。汤显明介绍，整个香港公务员都有财产申报制度，申报范围也与职位高低相关。一般来说，对主要官员的要求是高些;敏感职位的官员要求更严格。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目前内地干部级别越高，越缺乏有效监督，部级以上官员的监督则尤为缺失，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很多高官落马的主要原因。林喆指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着力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对此，他建议，高中级干部中需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为此，官员尤其高官要切实深入群众，经常参与党员民主生活，要始终处于普通党员及群众的监督之下。而纪检委等部门则需要定期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社会通报。
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厅，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高官简介唐英年，现任香港政务司司长。1952年9月6日出生于工业世家。1991年，唐英年成为立法会议员，开始踏上政坛。1997年香港回归后，获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邀请进入香港行政会议。2002年开始弃商从政。2002年7月至2003年8月任香港工商科技局局长，是cepa洽谈和签订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执行者。2003年8月任香港财政司司长。2007年6月任香港政务司司长。高官印象在专访唐英年之前，心里有些紧张，同行鼓励说:不用怕，你看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很好人。果然，2009年3月14日下午，从踏入香港中环下亚厘毕道中区政府合署西座12楼的会议室，到结束访问的一个多小时内，唐英年始终保持着他招牌式的唐式笑容，坐在那幅四川小朋友给他画的苹果树旁，一副亲切的邻家大叔样子，整个访谈过程轻松而自在。招牌式的唐式笑容，令唐英年亲民的风格深入人心。但这并不能使人忘记他显赫的出身。唐家是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建立的纺织世家，与董建华之父世界船王董浩云的董氏家族、一代裤王田元灏白手起家创建的田氏家族及荣氏家族并称为香港四大家族。而唐英年的妻子郭妤浅亦出自名门，他的岳父郭正达堪称香港一代线王。作为家里的长子，唐英年1976年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便回港协助家族生意。两年后，第一项投资放在了深圳，在黄贝岭凤凰路。唐英年说。1997年香港回归后，获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邀请进入香港行政会议。2002年开始索性弃商从政，任香港工商科技局局长，主要负责与内地落实cepa(即close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ent的简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关系的安排》)的内容。2003年，sars爆发，唐英年临危受命，就任财政司司长，他说当时最难过的是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后来终于在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香港财政消灭赤字，走出经济低迷，他笑称，看到有内地游客买几万元的手机的新闻就开心。开心不是因为人家买高价货，而是消费气氛的转变，这对带动信心的回复有正面作用。2007年，唐英年转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香港商界及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唐英年这位贵族公子，依然风度翩翩，握手的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聆听时会专注地注视着你的眼睛，明白问题之后先认真地点头，然后再来个爽朗的笑容，才开始回答;豪放而不忘谨慎，说到得意之处，他会眯起眼大笑，但遇上意料之外的问题，便会微扬着头，思索一会儿方做回答，言语用词明显经过琢磨。唐英年不失幽默，在率团访粤被汪洋盛赞最牛代表团时，他诙谐地回答:牛这个字很久没听见了，最近老听熊字。引来满堂笑声。谁能想到，从政之初，唐英年谈吐都不甚流利。如何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唐英年豪放大笑:都是让你们媒体锻炼出来的。这就是港府的二把手，整个访谈中，在提到香港时，他都用了我们来代替，于他而言，从政后所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使命。他最后说，任期内要令粤港合作再上一个台阶、把西九文化区打造成为国际级文化枢纽，同时不忘完成政改工作，可谓字字真切。
高官访谈┃特首委任我管树恰当┃(旁白)香港大学女生庄颂贤2008年8月在香港赤柱被倒塌的大树压死，特首曾荫权委任唐英年统筹树木管理工作。谈起这件事，唐英年少有地收起了笑容，很严肃、很庄重地作答。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一般人的眼中，你作为香港的二把手，管的应该是大事，但现在连树木这样的小事也要管，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唐英年(以下简称唐):首先，砸死人不是小事。那次意外，大树砸死一个女学生，我们感到非常伤心。刚刚有提到，现在香港希望多做点绿化，所以一直很重视树木保育，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意识到树木保育必须以安全为首。在安全及树木保育方面，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而要取得这个平衡，牵涉很多个部门，因此特首委任我做这个检讨委员会的统筹，我觉得是适当的。记:但现在有声音说，现在港府各部门习惯各扫门前雪，只做自己范围内的事，这使管树这件事各个部门都无办法解决，需要你亲自出马，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唐:我觉得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当然必须要做好本分工作，如果可以多点关注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当然更好。就这件事而言，目前的政策是树木在哪个地方就属哪个地方管辖，在公路上属于路政部管，在公园就属于康文署管，在郊野公园就属于渔农署管。我的工作就是去检视一下，现在的制度怎样可以进一步改善，令我们对于保育和树木安全之间的平衡有一个更加统一的认识。┃内地外资超四成经手香港┃记:很多政策，比如之前的cepa、挺港14条，都被认为是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相反，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促动较少被提到，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框架下，香港将会对珠三角作出什么贡献?唐:这个问题，其实温家宝总理很早就回答了。在2003年6月末，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6月28日，温总理来见证cepa签署，之后开了一个小座谈会，当时我是工商科技局局长，主持了座谈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温总理提到:cepa并非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因为香港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引进来，即引进外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这里的外资除了融资、集资之外，也有技术、管理、开拓市场等方面的引进。直至2008年，香港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仍是举足轻重的。在2009年，通过香港引进内地的外资有410亿美元，占了内地整体引资的44?郾4%。
将来我相信香港不仅仅是引进来的重要平台，还可以在走出去过程中扮演同样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的服务业、法治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规范管理条例等方面都很优良。┃香港帮助人民币走出去┃记:刚刚提到，香港要在走出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现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一步，香港同样是试点城市之一。香港可以在帮助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唐:在我担任财政司司长时，香港是第一个可以经营境外人民币业务的地方，而这个也是我担任财政司司长时的一个里程碑。有了这一步开拓，其后才可以逐步拓宽，所以现在才可以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的工作。记:人民币贸易试点对香港的利好有哪些?唐:可以减低汇率的风险，可以降低成本。记:那拓宽内地人自由行游香港，对香港又有哪些利好?港府一直很重视努力争取拓宽内地游客赴港的空间，为什么开放内地自由行对香港来说那么重要?唐:先从历史说起，在2002年洽谈cepa的时候，香港跟中央政府沟通，提出团进团出的旅游模式。但随着国家的发展，随着国家的开放，随着国家的不断优化和提升，这不可能是一个长远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开放，必然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因此首先要看看，在开放出游后是不是有一些潜在风险未估计到，所以要对这些风险先作预测，然后国家的政策才可以不断地去调整。这时我提出，不如先向香港开放，香港去先行先试，然后反馈给中央:出游的旅客来到香港是怎样的，他们出游的目的是购物、探亲、吃喝玩乐还是其他方面，即旅客出游的模式是怎样的。记:中央的担心主要在哪些方面?唐:我知道开放自由行的初期，中央政府非常担心，怕内地来港的游客会对香港的犯罪率构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搜集了很多数字，来港内地游客的犯罪率比香港平均犯罪率要低，因此不是一个问题。我上面提到的历史说明，香港为什么一直建议进一步放宽自由行。┃与内地城市竞争，香港相信可分杯┃记:城市之间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香港处理这些冲突的原则，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唐:我们的原则一定是国家好，香港就会好。以对台政策为例，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开放、推动的时候，对香港必然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正如所见，香港对国家对台湾的政策是非常进取的，也是大力地推动。我的观点是，原则一定要抓得紧，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大业，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一定全力支持。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我们依然会全力支持。我相信香港一定能承担得住这些冲击。
所以，香港可能与上海、广州和深圳有一些竞争，但是只要我们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改革开放好，我相信香港仍然是可以分到一杯羹的。这一杯羹就是在国际接轨的服务业、金融业及其他高增值的服务等方面，香港是有独特的优势。记:香港现在面临那么多竞争，而温家宝总理前段时间也提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进则退，有人说这个是中央对香港的警告，香港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唐:香港有一个优势是，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相当重的。我们常常谈到新加坡与香港的竞争、深圳与香港的竞争、台湾与香港的竞争、上海与香港的竞争……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有的，也有一个健康的危机感。而香港也是很欢迎竞争的，因为公平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只会令双方更加精益求精，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另一方面，我也很希望见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多个服务中心。比较一下美国和欧盟，美国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达拉斯，欧盟有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多个服务中心。我深信，以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积、容量以及发展速度，将来也会有多个服务中心。多个中心相互之间既有互补的优势，也有良性竞争的好处。这样，大家的长处、优势，都可以更加容易发挥出来。┃唐英年投资第一枪在深圳┃记:从2003年的cepa到2009年的《纲要》，你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你怎么评价你个人在粤港合作中的作用?唐:我觉得我的经历比较特殊，我是在三个，其实应该是四个不同的岗位上经历过粤港合作。先是工商界。在1978年，我的第一项投资放在深圳，在深圳黄贝岭凤凰路(笑)--那个地方现在是市区了。在31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我相信我们是最早去投资的一批人。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一直到2002年我进入特区政府之前，已经投资了相当多的项目，所以我是看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我接着任工商科技局局长，处理cepa，与内地很多省(市)进行经贸洽谈，(我)当时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后做财政司司长，也继续管理这个范畴，现在是政务司司长，粤港合作是我的(职责)范畴。《纲要》的出台，使珠三角发展能够提升到国家层面，而我刚好在这个岗位上负责粤港合作，我是非常受鼓舞的。所以我会在未来三个月(即2009年4~6月)里，走访珠三角九市，也会带着一批工商界的人士，去增加双方面的认识，看看还有哪些小门可以开，哪些拆墙啊、松绑啊的工作，可以进一步去做。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内，可以看到粤港合作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香港与广州、深圳的合作，能够互补优势，将双赢提升到新的一页。
记:香港和深圳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但在《纲要》中，港珠澳大桥绕过了深圳，这对深港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唐:港珠澳大桥应该采取单y还是双y，很早以前曾有过热烈的讨论，现在中央已经拍了板，我们应该往前看，港珠澳大桥是好事多磨，现在终于磨出成果来了。记:有很多深圳人担心港珠澳大桥会削弱深圳的地位。唐:我觉得这是不会的。同时，我知道目前深圳正在考虑兴建另外一座桥--由深圳到中山，现在有关方面正积极推动这个项目。记:为什么有这个判断?唐:综观整个珠三角地区，可以发现珠江东西岸的发展并不平衡，现在东岸发展得快，西岸发展得较慢，而这种现象的形成没有特别原因，主要是基建的问题。我相信将来，除了现在的虎门桥、将建的港珠澳大桥，再起一座连接中山和深圳的大桥，这样可以令整个珠三角两岸都能够贯通，从而使两岸发展更加平衡，这对整个珠三角的发展都会是好事。《纲要》中也提到，珠三角九市需要强化交通和基建，相互贯通后，拥有5000多万市民的珠三角九市，只会发展得更快。记:在《纲要》指导下珠三角要进一步融合，香港要怎样进一步参与?唐:最关键要在几个方面打通，即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资讯流，当然最主要的是推进基建建设。┃失业率到底如何--天晓得┃记:经历过6年前的sars低迷、12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你对这次金融海啸怎么看?唐:这次金融海啸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比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大，其罪魁祸首就是美国过度消费、地产泡沫过度膨胀以及金融工具过度创新。而香港是一个小型经济体，我们只有1000平方公里，700万人，同时香港又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难免不受到外围经济的冲击。但是，香港在应对危机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回归12年中，我们已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sars的冲击以及科技网络泡沫破灭。另一方面，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记:有哪些防范措施?唐:第一，在银行监管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香港要求得相当严格;第二，我们拒绝放宽一些措施，例如按揭比率不可以超过七成，我当财政司司长的时候，很多声音要求放宽，但我们拒绝，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第三，我们拒绝放宽的还有:不可以无货沽空，即一定要有货，或借到货才准许沽空，一定要在价升的时候才可以沽空。这一系列的措施现在是见效的，使香港的银行体制依然健全，从而也使香港金融市场所承受的市场冲击相对美国等地较小。而且，我们依然不要忘记，香港有国家这个后盾。
记:这是金融方面的措施。对于企业呢?现在很多港企都面临困难。唐:在支援企业方面，香港推出了相当多的措施，虽然我知道还有很多企业在喊救命。记:救命会不会继续喊下去?特首前段时间也表示，金融海啸还没见底，你如何看?唐:我相信企业的救命会继续喊，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金融海啸是否见底，我当然希望通过全世界的努力，金融市场可以稳定下来，重拾升轨，但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这次海啸带来的冲击非常大，此前冲击暂时局限在金融市场，但现在通过失业率、消费市场的萧条，可以看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开始。记:今年(2009年)失业率会超过sars最高时吗?唐:无人知，天晓得。现在我们只能尽一切努力，用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政策，鼓励企业不要打烂员工的饭碗。虽然面对困难时，企业要开源节流，但希望企业考虑到员工过去对公司的贡献，珍惜一个好的团队，大家共同努力去克服困难。记:经济不好，社会矛盾就会尤其突出，各种调查显示，港府的形象分正在下降，港府应该怎样挽回?唐:我相信经济不好的时候，市民的怨气一定会多，这个可以理解。在这种形势下，事无大小，政府都要以民为本，要考虑到市民关心的事情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现在政府要做好三个最重要的工作:稳定金融市场、撑企业和保住就业机会。┃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记:现在港府官员经常在立法会遭到批评，甚至有议员在批评的时候爆粗口，但依然有议员认为这是文化多元，你怎么评价?唐:在立法议堂上用粗言秽语，甚至有肢体上的碰撞，我完全不认同这种方式是多元文化。首先，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厅，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其次，这种现象给我们下一代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在某位议员第一次向政府官员扔东西之后(指有议员向特首曾荫权扔香蕉)，两天后我就在电台说，这不利于我们教育下一代。你想，在课堂上如果一个学生扔一只香蕉到黑板上，老师当然会指责他没礼貌没规矩，怎么可以这样呢，但一旦那个学生反驳说议会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时候老师怎么办?肯定没办法回答，难道他要反驳说大人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可以?这个不是道理。记:司长此前也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现在又做了政府官员，这两个身份的转变，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唐:现在立法会议事厅里有两个人的位置是对调了的，一个是我，先做议员，再做官员;另外一个就是叶太(叶刘淑仪)，她是先做官员，再做议员。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的(笑)。有这样的转变，可以令我更加明白议会的文化和运作，也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到，议员坐上立法会那个位置时，是必须尽职尽责做好必须做的工作。同样，我希望他们也应该理解，我坐在政府官员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也必须完成这个位置的工作。┃跑车没空玩，红酒有收获┃记:在我的印象中，香港官员忙且压力大，而司长家境比较优越，也比较注重个人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选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去担任公职?唐:主要是想服务市民，正是因为我比较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将服务市民当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加入政府之前，我都做过多项公职。我觉得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些人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去服务市民，我相信我们国家也会有很多抱有同样想法的人。记:现在这么忙，还有没有喝红酒、玩跑车?唐:跑车我已经很久没玩了，呵呵!记:那以前玩的时候会不会在香港飙车?唐:不会(大笑)，我是安全驾驶人士。跑车我真的很久没玩了，因为工作忙。红酒呢，很多人都知道我很欣赏红酒，其实红酒是一门艺术，而且是经济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取消红酒税之后，跟红酒有关的产业，包括物流、拍卖、储存、销售等方面的经济活动都多了很多，也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本身对红酒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出台了这个政策，现在得到成果，我有一定的满足感。┃媒体帮我训练了好口才┃记:司长现在口才相当不错，但我知道你刚刚从政的时候，面对媒体并没有今天这么潇洒，你是不是受过了什么特训?唐:特训的专人就是你们媒体啦，哈哈!记:那普通话呢，香港媒体训练不了你的普通话吧?唐:2003年cepa签署的时候，我是当时的主持，那时我还充当了翻译。因为很多香港人的普通话很普通的，所以很多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还过得去，所以就充当了翻译，但是现在我的普通话还是很普通。记:曾荫权先生之前也是财政司司长，然后做了政务司司长，现在是特首。唐司长的经历与曾荫权非常相似。唐:不像，呵呵!他是公务员出身。其实到目前为止，做了全部三个职位的，只有曾特首一个人，做过其中两个职位的，只有他跟我两个人。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没有其他人了。(思索)哦，还有一个人，夏鼎基做过这两个职位(夏鼎基:港英时港府高官)。
记:你下一个任期有何规划?唐:我现在的目标是，做好现在这个岗位的工作。我希望在我这个任期内能够见到粤港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与广东各城市，包括与深圳的合作，能够发挥互补优势，将双赢提升到新的层次。另外，我也希望将西九文化区打造成一个国际级的文化枢纽，取得香港、内地、台湾乃至亚洲的全面认同。我希望任期内做这几样事。(旁白)采访结束时，唐英年身子向前倾，伸出一个手指说:我能不能补充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虽然我没提到，但是我也希望在任期内可以完成，就是政改工作。智慧点睛唐英年一向以亲民形象示人，潇洒、儒雅、风趣、平易都是他的标签。在金融海啸肆虐时，他走上街头吃云吞面(香港小吃)，鼓励市民消费，更不吝啬于表现自己与太太郭妤浅之间的恩爱，为太太购置润手霜、相机等物品，力求塑造一个好男人的形象。他的招牌是莲子笑，即使面对刁难、诘问，他仍是笑。2003年初，任财政司长面对记者，仍开小玩笑你们给点时间我背熟财政预算案。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时遭到学生反对，他也淡定地全程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温吞、斯文已经成为其标志。保持绅士般的风度，就不能容忍不好的东西，当议员在立法会屡爆粗口时，他连去四封信抗议，怕的是给孩子留下坏榜样。专家点评┃港府发展的战略性眼光┃(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专家)唐英年率香港最牛代表团访粤，目的是拆除区域间壁垒，这在专家看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是值得内地学习的。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是目前的大环境决定的。香港、深圳、珠海、澳门这个大珠三角的发展，必须从战略性全局层面考虑，注重互补性，要有合作共赢的战略思维，才能找到准确定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汪玉凯认为，香港官员对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具有战略眼光，因为香港相对内地发展得早，具有国际大都会的气象。他既能看到自身优势，也能看到内地优势，而如果互相排挤，双方谁都发展不了。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香港以前是个小渔村，现在国际上有了地位，将来也得借助内地进一步发展。目前，香港面临着各种压力，比如内地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强，对香港造成一定的压力，香港目前还在考虑产业的换代，考虑如何借助内地已有的成就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汪玉凯强调，内地也应该看重香港和内地的互补性，内地是香港的大后方，香港是离不开内地的支持的。而内地可以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快珠三角的发展，以帮助珠三角在国际形成大气候。唐英年自称自己的潇洒口才是被媒体练出来的，这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很有感触，他对香港媒体的自由度表示赞赏，认为媒体具有独立性，其地位得到了法律保护。谈到香港因大树倒下压死人、唐英年出任管树官时，王贵秀也是深有感触，他认为服务性政府就应该这样--对关系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事做到事无巨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