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灰色钱道：哪有权力寻租 哪就有灰色收入

堵住灰色“钱道”当靠权力制约
中国人比想象中更有钱？最近，著名经济学者王小鲁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实证推算出了这个想象之外的数据—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元。
在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中，王小鲁认为，将近三分之二的隐性收入进入了10％最富人群的腰包，而且，由于调查中的种种局限，“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是偏低的。由此来看，中国人的确“不差钱”。不过，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有那么一些人比想象中更有钱。
由于“灰色收入”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坊间热议中不乏争议。但是，这一概念指向的是一个不容争议的客观存在。用王小鲁的话说，即“主要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
那么，权力寻租是理解“灰色收入”现象的金钥匙。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没有约束的权力，总是有变现的冲动。权大如政府高官，次之如医院医生、大学教授，小如门房守卫，只要手中有那么一点左右资源或机会的权力，那都有可能“变现”。区别只是在于，权大的拿大钱，权小的拿小钱。
温家宝总理曾经倡导“穷人的经济学”，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话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套用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中国有少数有钱人士，如果你读懂了权力寻租的经济学，你就明白灰色收入在中国盛行的各种原因。”
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有钱人的经济学”。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有权的”还需要“有钱的”。存在有权人的“灰色收入”，必定存在有钱人的“灰色支出”。“灰色收入”往往以现金的方式流通，哪一天你发现有权的人床下大捆的现金，不必大惊小怪；“灰色支出”往往以假账的面目隐藏，如经常有人向你打招呼：“要发票吗？”
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显示，国家审计署抽查了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发现虚假发票5170张，列支资金1.42亿元。王小鲁认为，审计署已经查出的1.42亿元，不过是冰山的小小一角。公共资金正在以可观的规模，无声无息地流向与权力有关的人群。
茅于轼先生说：“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可是，如今已是权钱联手，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耍鬼吹灯。这是经济大舞台上频频上演的大戏。我们要提防吴敬琏教授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
有权和无权，有钱和没钱，本是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现象，阶层流动只要正常发生，这并不可怕，但可怕之处在于权钱联手形成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体系。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在权钱的勾兑中，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耍鬼吹灯，那些有创造力的产品、有才化的青年往往被制度性地挤出。长此下去，必然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所以，必须堵住权钱之间的灰色暗道，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言：“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那么，惟一的办法，便是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否则，国家精神与创造力必然走向封闭和萎缩，社会转型一旦陷入困境，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
专家：灰色收入在加剧社会不和谐
日前，日本公布今年第二季的GDP为12883亿美元，同期中国GDP为13369亿美元，这是中国在GDP竞赛中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从目前态势来看，到今年底中国GDP超越日本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再次推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的灰色收入已经高达5.4万亿元，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5％。而且，这些灰色收入有将近2/3进入了10％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
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形成鲜明对比，而灰色收入的长期存在及相关报告的确认，则成为讨论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绕不开的关键。
时代周报：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小鲁近期的报告更是以学术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那么，灰色收入究竟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产生灰色收入的温床是什么？如何从根源上减少乃至消除灰色收入？
PART 1 灰色收入凸显 社会流动不畅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喜的同时还有忧，我们要更注重忧的所在，比如我们的增长质量不高，人均GDP指标非常低，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挑战。
要转方式，必须要调结构，要调结构必须要促改革，而促改革就会触碰到很多既得利益，其中的困难非常明显。因此，媒体的许多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在看到喜的同时，又迫切需要看到忧，并分析忧从何来，如何消除。
王小鲁的报告显示，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比国家统计局数据所展示的更严重，很多问题是正规的统计数据体现不了的。
其实，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变化可能也不小，但由于高收入人群巨大灰色收入的存在，贫富差距拉得更大。灰色收入占国民收入比如此之大，其中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些不规范的再分配可能会助长灰色收入的增加。GDP 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与政治体制有关联。
有人说，贫富差距越来越难以改变，社会流动的渠道不通畅。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农村的精英还是可以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通过读大学来改变命运，实际上，这是在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延续，虽然它也有种种问题，大家对其有很多不满，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办法。现在中国社会的上下流动虽然不能说被堵死，但是流动是不充分的，应该要使这种流动更充分起来，使贫富差距尽快缩小。
PART 2 市场越完善，灰色空间越小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
灰色收入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是指收入中没有纳税的部分，国家没有将其纳入统计，比如企业的灰色收入，不同的人群都有一些灰色收入。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东西，所有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灰色收入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一个副产品，财富总量和种类增加了，劳动性收入的比例肯定是要下降的，至于劳动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则是由市场决定。
央企的问题不是出在分配上，因为它获得了高利润必然会带来较高的工资福利。但是央企为什么会获得高利润呢？因为它处于垄断地位，没有人和它竞争，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倾斜。
现在中国整个社会是行政化的金字塔结构，不存在中产阶级，社会被压扁了，所以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农村人有事实上的身份不平等，很多人的贫困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必须取消城乡壁垒，不要出台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政策。
所谓最低工资制度并不能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一部分工人下岗，使得原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那部分工人找不到工作。最低工资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它只是虚假地解决问题，比如规定20块钱以下的菜不许卖，那20块钱以下的菜就吃不着了。
过去的社会是世袭的，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工人的儿子是工人，老的退休了儿子顶上。现在的上升渠道比以前多了，只不过是大家感觉到很多事情都要持续努力奋斗，不像过去考个大学就马上进入上一个层次了。一般来讲，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灰色收入的空间也就越小。
PART 3 遏制灰色收入可参照廉政公署
石扉客
《南都周刊》资深主笔
灰色收入是游离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收入。不管在哪个行业，包括教育界、医疗界、新闻界等，灰色收入似乎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但凡具有公共性的行业，灰色收入几乎就是这个行业和整个社会的所谓“润滑剂”，整个社会都要靠这种“润滑剂”来推动，实际上这是社会出了问题。
东方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好办事，有熟人就有人情，没有熟人就只能贿赂了，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灰色收入产生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贫富差距拉大，实际上它在贫富分化中起到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灰色收入造成的，而是马太效应的后果，即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它产生的最严重后果是像孙立平讲的社会溃败，跟公共事业相关的行业都被灰色收入笼罩的话，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
从人情社会到潜规则社会的溃败，出现道德滑坡、社会失范，所有人都失去信心。凡事都要讲潜规则，用灰色收入去勾兑一条管道，如果没有这条管道，反而会产生不安，就算碰到好人也不相信，比如碰到一个好医生，但如果他不收红包，你反而会睡不着觉。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一些事绞尽脑汁，人们不能反对它，不能与之绝缘。
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不规范，如果权力规范得很清楚、很透明，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体系，它就像一个支点，能够撬动社会的其他部分，使之保持平衡。假如卫生部是一个很透明、很负责、可以信赖的机构，那么医院就会好一些，继而医院外围的东西也会好一些。灰色收入的支点还是在于公权力，如果政府公权力本身可以站得住脚，它就会产生辐射作用，撬动这个社会的规则。
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不仅警司、警督、港府成员贪污腐败，就连香港的货运司机都要收很高的小费，如果不给他们塞红包，他们的铲车、叉车就不开，但廉政公署成立之后，情况全然改变，政府建立了一个可信赖的体系。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灰色收入的问题，还是要从政治体制上下工夫，因为政治权力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
PART 4 根本之道在政治制度改革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对灰色收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它是一个用来描述不正当收入的词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中性的词。我认为灰色收入的概念可以大一些，可以分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入：
一种是地下经济，它是没法被统计到GDP里面，也无法征税的一种收入。比如家里装修，请一帮民工干活，干完活之后付钱给他们，这个时候不需要开单子，他们也不上税，这就是地下经济；另一种是送红包、送礼、行贿受贿，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收入也叫做灰色收入，在教育界、医疗界、政府都存在这种情况。有人提出要对灰色收入征税，必须是前一种，可以把地下经济正规化、阳光化，把地下经济转到地面上来。
王小鲁的报告，是通过调查消费和储蓄情况来计算国民收入总额，其多于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差额就是灰色收入，但他的报告也算不出来哪个部分所占比重更大，可能非法收入要大于地下经济收入。
灰色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三:首先，在经济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化式的发展，灰色收入被用到投资上，导致一些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暴涨，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我国是一个投资大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消费，灰色收入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其次，在社会方面，灰色收入的存在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增加社会不公，使社会层级化加剧。再次，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会受到影响，社会不满情绪蔓延，造成社会不和谐，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灰色收入的产生是政治体制不完善的后果，比如利用权力寻租、徇私舞弊、监管不严都会导致这些问题，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制度改革。
哪有权力寻租 哪就有灰色收入
久居北京，经常会被一些奇怪的现象吸引。
比如每逢下班高峰，四环主路上居然站着好几个年轻人公开散发卡片。车辆本来就多，路中间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堵车就成了必然。大家开着车，小心翼翼从这些年轻人身边经过，而他们则在这个时候迅速把卡片插在每辆车的玻璃缝隙里。有一次停好了车，我拿了一张卡片来看，结果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些卡片不是兜售假文凭，而是说有大量的真发票、消费卡，欢迎洽谈。
说到消费卡，我是知道的。北京宣武门一带盘踞着众多做消费卡生意的人，他们守在大型商场结账柜台边上，一旦发现有人结账，立即走近商谈，言下之意是把现金给他，而他则用消费卡去和商场结账。这么做的好处是，购物的人可以因此得到差不多10％的折扣，而这些手持消费卡的人，则把卡里的数字，直接变成了现金。我问过商场管事的，这种通过消费卡来结账的资金，每天大概有多少，他说不完全统计，应该在百万以上。我还问过那些手持消费卡的人，他们的这些卡从何而来，这些人笑了笑，说当然是直接从官员手上低价买过来的，有人不方便直接给官员送现金，改送各种各样的卡，消费卡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什么医疗卡、保险卡、银行卡、各种会员卡。一般官员会以6折的价格卖给他们，在折返10％给顾客之后，他们能轻松赚到30％的差价。
还有一种假官现象，也值得拿出来说说。所谓假官，是指那些不是国家公务员，却以官员的名义穿针引线，左右逢源的人群。北京城里充斥着这样的假官，他们通常是某个要员的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朋友，亲戚的手下，或者是善于整合各种资源的学者、医生、编辑、记者。每逢下面有人有求于高官，通常都由这些假官暗中牵线搭桥。这样的生意俗称拉皮条，其实看上去非常光鲜，在各种金碧辉煌的场所，这些人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明码标价，高朋满座，言谈高雅。见比他们地位低的人，两眼望天，器宇轩昂；见到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则立即弯下腰来，点头称是，绝对是一副熟练的官员派头，完全看不到“三俗”的影子。久而久之，这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中介市场。
某种意义上，上述种种场景，正是今天中国的灰色收入兴旺发达的标志，是灰色收入能够有序运营的有效形态。2006年，学者王小鲁曾经面对全国四千家企业作了一项名为“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有多少”的调查，结果，只有19.8％的企业负责人回答“没有”；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的，总共占到了80.2％，其中回答“比较多”和“非常多”的占了18.1％。王小鲁感叹，这说明权力机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由此，王小鲁认为，按行业分布来看，凡涉及资源、具有垄断性和由于行业特点而涉及较多行政监管的行业，情况都更严重。其中回答非正式支付“比较多”和“非常多”的比例，采掘业占到了35.2％，电力和煤气生产供应业占24.3％，房地产业23％，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24.2％，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说，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时，发现5170张是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9784.14万元，用于发放福利补贴，12个部门本级和37个所属单位对票据审核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万元。
触目惊心吗？可以肯定地认为，审计署公布的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公共资源正在以可观的规模、速度，无声无息地流向与权力有关的人群，而那些与权力无关的人，他们甚至连这样的游戏都看不到，也看不懂。
必须指出，灰色收入已经是一个上上下下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王小鲁的报告，还是让人吃惊。但事实上，那些站在四环路上吆喝售卖假发票的年轻人，那些倒卖消费卡的生意人，还有那些假官，都是边角料，小打小闹。真正豪迈的灰色收入，在公共投资领域。所谓的收入分配扭曲，在这里才是真正的蔚为壮观。王小鲁列举了最近一个例子，京沪高速铁路和西气东输二线工程西段，在审计中发现超进度计价和多计工程款8.15亿元，建设成本中列支其他费用和用虚假发票报销等问题17.94亿元。
借公共投资贪污公款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央投资项目，在地方项目中更是频繁发生。王小鲁在某地调查中采访的一位当地居民，对当地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说法非常形象：“上届政府刚建完，这届政府就翻修，要不然就重建。建了拆，拆了建；不拆不建去哪弄钱呢？投资1000万元，他就敢把500万元揣起来。”
当然，在一个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度，土地资源延伸出来的灰色收入，就更加让人“心旷神怡”了。长期以来，土地转让产生的巨大收益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推算，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到1.5万亿元。这相当于全国6.8万亿元财政预算的20％以上，但却不包括在预算之内。由此，这一笔巨大的资金，在一些地方，成了部分地方官员随意开支的“钱口袋”。而地方官员对土地出让金的豁免权，还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审计署披露，2009年11个省区有684亿元土地专项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还有381亿元土地出让金应征未征。不难想象，数百亿元应征未征的出让金，会给一部分官员带来多大的回报。
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不仅限于土地出让金。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政府掌握了批地、征地、卖地的权力，使得土地供应和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都具有某种垄断性，因而围绕着与土地相关的权力，极易产生一系列寻租行为。根据一项估算，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各项成本、税费合计为每平方米2500元，按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计算的平均销售价格约4500元每平方米，房地产业出售商品住宅的利润高达1万多亿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更新的2009年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数据，按同样方法计算，实际上应为1.7万亿元。这相当于2008年全国工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而按就业人数计，房地产从业人员数量只相当于工业就业人数的1.3％；按资产总值计算，也不过相当于工业的6％。如果上述估算基本准确，房地产业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暴利行业。由此，在2010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榜的中国前20名和胡润富豪榜的前10名中，房地产商都占了6名，是所有产业中富豪最集中的产业。
我们看到每天都有高官或者富商栽倒在灰色收入地带，那些触目惊心的死缓判决似乎吓不倒后来者。还是那句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哪里有权力寻租，哪里就有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泛滥，其有害性往往指向民怨沸腾，破坏社会稳定，但从经济学发生的角度看，最大的害处还在于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阻挠了产业分工，并最终影响了经济总量，使得国家的发展速度延缓，所以，即使仅仅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即使从国家的终极利益出发，也必须马上拧动改革的钥匙了。
灰色收入背后的灰色社会
一个乡长月薪只有千余元，却能经常喝茅台酒抽玉溪烟。我们把这叫做公款吃喝。无论这种吃喝有多么频繁，成为他的生活常态，而且他总是从餐桌上把烟酒带回家，通常也不会算进他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王小鲁教授关于灰色收入的最新报告，也基本没有涉及这一块。但是，他所调查出来的灰色收入已经触目惊心：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而且，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灰色收入无所不在，人所共知。但是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灰色的，王小鲁教授研究采用的恩格尔系数法也有争议。国家统计局官员王有捐发表文章，对王教授的调查方法提出质疑。不过有人指出，王有捐的文章更加让人糊涂。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中，提出“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这个说法让很多人觉得刺激，不少代表以“灰色收入”概念界定并不清晰为理由，要求予以删除，最后修改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一修改文字倒是明白，意思却完全改变了，失去了政府要关注灰色收入这一诉求。
也有人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正确而且必要，因为法律并不承认灰色收入，规范也就无从谈起。收入要么合法，要么非法，要么保护，要么打击。从法理上说，的确如此。不过这得有个前提，那就是法律相对完善透明，执法相对独立公正。若法律本身就是灰色的，又怎么用它来界定黑白呢？这种情况下，不承认灰色收入，反倒成为对社会现实的粉饰。
进一步说，灰色收入之所以数目庞大，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灰色的社会。政协委员、作家梁晓声在“两会”上指出，“灰社会”比“黑社会”危害更大。他所指的灰社会，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灰色阶层，是由富豪、企业主，甚至各方面的社会精英或者一些官员组成的高级社会利益集团。这些人喜欢穿“高级灰”西服，低调神秘地穿行在金钱与权力之间。他呼吁公布国企高管的年薪，因为“他们管理着全体人民的产业，人民有权利监督”。梁晓声的灰社会定义中，显然也包含各级官员。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更是一个媒体呼吁多年的改革议题。
学界对灰色社会的另外一个定义，是指在城市街角或边缘乡村，被地痞流氓操控的底层社会。跟黑社会性质组织相比，这些地痞流氓只是一些小混混，不拥有明确而严格的组织，也没有特定的暴力行为。但是他们通过捣乱和耍赖等手段，利用传统的熟人社会，游走于法律边缘，使社会结构模糊混沌。
事实上，王小鲁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这两种极端社会阶层之间的更广大的社会，也处于一种灰色状态之中。如果说腐败已成为权力运作的润滑剂，那么从权力到权利，从政治到经济，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中。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摸索和试探这个边界。距离权力越近的人，灰色生活的成分越大。一些基层官员的大部分精力，几乎都用在了适应和探寻这种颜色之中。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灰色社会也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困境。一方面我们为此感到烦恼，甚至常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依赖于此，否则便会“水至清则无鱼”，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人们一方面在清扫雾霭，想要分辨黑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灰色，以便从中渔利。
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认为，灰色是一种和谐的色彩，它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就好比每个人都陷入一种泥潭之中，虽然很不舒服，而且随时有进一步陷落的危险，但是也很少人有机会单独走出困境。在这一点上，王小鲁教授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用数据指出，灰色收入加大了社会贫富分化，扩大了社会不公。2008年63％的灰色收入集中于顶层10％的城市家庭，而且其主要来源既非人力回报，也非资本回报，而是权力回报，也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
在一个相对清明的社会中，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平，消除贫富差距的，它要让社会变得黑白分明。在一个灰色的社会中，权力成为特权阶层牟利的工具，通过干预资源配置、财富生产和分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公。社会越灰色，贫富差距越大，社会矛盾越激烈，稳定也就成为一种奢想。
无论是古人梦想的清明政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权责分明，灰色社会都被视为危险之途。王小鲁教授的两次调查研究表明，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灰色收入的比例迅速扩大。这说明依靠现存系统内部的自我矫正和自我清理，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适得其反。
答案并不难找。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前往视察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不过是对邓小平30年前言论的重复，依然获得了极大的喝彩。人心所向，黑白分明。
作者系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小资料
根据王小鲁和他的团队的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在当前的情况下，灰色收入往往与下列现象密切相关：
（1）钱权交易，以权谋私
根据2006年一项涵盖全国四千家的调查，对于“贵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有多少？”这一问题，只有19.8％的企业负责人回 答“没有”；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的，总共占到了80.2％，其中回答“比较多”和“非常多”的占了18.1％。
（2）公共投资与腐败
公共投资领域是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个重点领域。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京沪高速铁路和西气东输二线工程西段，在审计中发现超进度计价和多计工程款8.15亿元，建设成本中列支其他费用和用虚假发票报销等问题17.94亿元。
（3）土地收益的分配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政府掌握了批地、征地、卖地的权力，使得土地供应和相关的房地产开发都具有某种垄断性，从而围绕着与土地相关的权力，产生了一系列寻租行为。
（4）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
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数倍，且实际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工资水平。
夏业良：遏制“非正当收入”需要体制变革
访谈嘉宾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PART 1 灰色收入是“中国特色”
时代周报：这段时间，王小鲁教授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您怎么看待“灰色收入”这个现象？
夏业良：我觉得“灰色收入”这个词语用在现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概念。
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雏形，人们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资制，稍微有一点额外的收入就被称为“灰色收入”，这个界线不太好划分，打擦边球也叫“灰色收入”。但在王小鲁那篇文章里或者他的研究里提到的很多情形，实际上不能用“灰色收入”这个概念来讲。
他用这样一个概念，是一种回避的方式。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腐败的收入。譬如，官员凭借权力、行政垄断。政府公务部门垄断了很多行政资源，每一道行政资源的程序都会获得一定的不合法的收入，这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早有一个界定叫做寻租。
只要有一个权力的关卡，这个租就存在，那么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的老百姓，为了想办成某件事情，为了能够在一定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得不花费一些资源去打通这个环节。这样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那种成为了潜规则的灰色收入。
这在西方很明确，就是一种腐败。比如说，我为了事情能够办得快一点，给点好处费。那这个钱怎么算呢，因为政府本来规定办事的过程中不应该收这个费，那么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钱入了单位里的小金库。部门额外收的钱，直接收到个人腰包里，那其他的人看了不舒服，所以就形成一个单位小金库，大家一起腐败，拿这个钱去吃喝玩乐。其实，这个范围就很广了，比如单位逢年过节可以发卡来消费、组团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腐败的收入。
时代周报：不过，王小鲁在报告中认为，某些怀疑为非法的收入，来源不明而不能认定其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
夏业良：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避重就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才这样说。按照西方的标准，比如说一个政府官员，如果法律规定这个钱该收，那是合法的，如果法律没说该收，收了那就是腐败。用不着再制定一项法律去规定收了具体哪个钱，才算是犯罪。这个界线是很清楚的，关键在中国这些东西变得不清楚了。
PART 2 只有非正当收入，不该有灰色收入
时代周报：其实王小鲁教授在报告中也委婉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所谓的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围绕着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那么，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词还是权力。
夏业良：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非常截然分明的。政府官员除了法律界定应该得到的收入以外，其他各种渠道得到的收入，如果没有办法用合法的理由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腐败。
所以，我还是不同意用“灰色收入”，我觉得可以用“非正当收入”这个词。我觉得这种收入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的。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在各行各业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权力干预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那么就只好用金钱作为润滑剂来让其持续运转下去。这就是一种腐败的做法。这种金钱政治在日本曾经有过，日本一部电影《华丽家族(600503)》中就提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金钱是它的润滑剂。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国内，实际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基本架构，在这个情况下，吴敬琏老早就说过，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很担忧会不会出现停滞式的资本主义或者官僚式资本主义。
但是到现在，即使权力腐败到这种程度，我们也不能称身外是一个官僚主义或者停滞式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在我们要界定这样一个体系的话，我把它界定为一个不健全的或者是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的、初始性的市场体系。这种体系是危险的，它本身就可能会发生崩溃，因为至今仍没有法治作为保障。
时代周报：最近，招商局主席秦晓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模式论”鼓吹者的意图：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其实，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恰恰正是“灰色收入”或者“非正当收入”的沃土。
夏业良：人民要服从于政府，这个服从不是说无条件服从，学过政治学基本原理就知道，人民和政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如果你的统治是得到老百姓认同的，那么他可以服从，包括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法律体系。任何一个合同与契约都是双向的。你没有行使你的义务，没有行使你的基本职责，那你不能要求对方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些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凭什么要拿非正当收入那一块呢。他们如果觉得收入低，可以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来表达，说薪资太低了，要求调整。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些法治的渠道来表达的。
PART 3 被“管”出来的寻租空间
时代周报：吴敬琏教授提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再结合“寻租”概念来看，可以说，大部分的非正当收入是“管”出来的。
夏业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县官不如现管”。这次第，怎一个“管”字了得。这不仅是一个权力现象，甚至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比如成龙说过，中国人需要被管。
这是奴性心理的一种延续，几千年来的专制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奴性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中国老百姓都喜欢看宫廷戏，其实最后在人们心里留下的烙印就是这样：要么你成为奴役他人的人，要么你就成为被奴役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两种选择。比如太监，皇帝叫他干什么，他都完全地服从；那反过来，太监要想制别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厉害的。再比如，文人治文人很厉害。文人得到赏识，在掌控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后，便觉得自己成了统治者了，对待其他那些没有掌握任何资源和权力的文人，应该说原来都算是同道或者同事，可是他治起来更厉害了，直到今天也可以看到，打击、迫害那些独立学者、知识分子的人，很多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一员。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就是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时代周报：还是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了，政府的文件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表述。那么，要改变这种状态，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放权”？
夏业良：不是放权的问题，而是说权力回归，本来这个权力就是国民授予这些政府或者公务人员的，比如让这个所谓的主人翁真正地拥有权力，现在是一种倒置，根本就没有权力，所以不是说他们放不放的，好像他们是恩赐似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们手中了，他们稍微对你好一点，恩赐一点，给你一点权力，这叫放权。
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所谓“灰色收入”问题，这都是非常重大的命题，非常重大的命题怎么可能靠谈一谈，然后说稍微做一点放权，怎么放权，这没办法放权。这个东西讨论到最后，大家都很清楚了。为什么现在收入有这么大的差距，还有这么严重的不公平的现象存在？它根本就不是哪一项政策尺度上没有掌握好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而是在根源上发生了问题。
时代周报：我们回到技术层面来看，有非正当的收入，必然有非正当的支出。那么，必然的结果是，假账丛生？
夏业良：对。因为非法来源，或者讲不正当的来源那么多，所以造成了这个收入中，有些是在政府的报告里边能够显示出一部分，还有绝大多数是根本都不显示出来的，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留下来的很多小金库，还有其他的把财富敛聚了以后，不让外界知道，随便地支配和使用，所以吃喝玩一条龙服务，基本上都能报销掉。中国很多基层官员嫖娼费用都纳入到公款消费支出里边去了，但是肯定不会写嫖娼两个字，他会用各种形式报销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政府官员很多花销也是公司帮着去支付的，最后也只能以假账来冲销。比如，有些官员的私人招待，不是官方名义的，谁埋单？他可能拿一大堆票去给私人企业老板，说你给我报销了吧，那么企业要做账，摊到成本里面去。要把这些东西，弄成企业成本，这也是国家税收的流失。
很多企业都有多种账目，什么部门要看，就给他看什么样的账目。即使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报给它们的基础数据，或者呈现的账目，仍然是经过伪造或者修改的，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使上市，现在在中国，大家达成的共识，上市就是包装，不包装就不上市，包装以后才上市。做假账不是一个技术层面问题，不是说没有做账的能力，而是一个财务诚信、公开度、透明度的问题。
时代周报：这种“非正当收入”的交付方式也很有意思，大多是以现金或间接地以现金的方式实现。孙立平教授有一个观点，如果有良好的现金管理制度，就会比较大程度地遏制大量腐败行为？
夏业良：现金是一个方面，但现在它可能有许多变通的方式，比如说高级官员受贿，有的形式是直接赠送房产。比如说，某个官员用家族子女的名义购入房产，这个钱是由其他人支付，也可能会用现金装到箱子里面来支付，避免银行转账这样一个嫌疑。还有，现在很多单位过年过节都赠送消费卡给自己的关系户，少则几百元、几千元，多则几十万。
西方主要国家，它们用的都是信用卡、个人支票，还有票据的转换，在大马路上随时都能看到一个票据交换所。他们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包括富人，都没有见过成捆成捆的大笔现金，用现金这种大笔支付本身就成为疑点。我一直不理解，直到今天，中国的个人支票为什么这么不流行。目前，中国整个银行体系按道理是完全可以支撑个人支票的交易的，但到现在，中国个人支票使用非常少，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中国这个方面的服务没有跟上，现金的交易给对非正当收入的监管带来极大的难度。
PART 4 灰色收入衍生机会主义
时代周报：像这种非正当收入与支出，其实可以看作中国经济的一种灰色或者说黑色的力量，使这个国家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这样下去，它的一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后果会是什么？
夏业良：一个国家系统性的腐败所带来的危害，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非生产性的资源被浪费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果。
假设本来可以用5万块钱办成的事，可能要用50万才能办成，那么大量的资源都用于那种非生产性的环节，各个环节关口都要去打点，成本就高昂，这个负担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那老百姓用很高的支出，获得了只是很低的消费水平和效用，这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在GDP数字都已经很大了，但是，要是用性价比这个概念来衡量的话，那是非常低的。动用了多少自然资源，耗费了多少的能源，多大的成本才获得了这样一个经济成就？如果以人均的概念进行剖析的话，会发现效率非常低下，没有办法跟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时代周报：另外，它可能还会扼杀机会的平等，比如说这种寻租行为，不会以质量标准或者能力标准去进行筛选，那些有质量的产品、有才华的人可能会遭遇一种逆淘汰的过程？
夏业良：那当然。每一个环节只要有钱，有利益关系，那就不是按照这个规则走，就是在破坏规则。也就是说，显性规则跟隐性规则相遭遇，那就要看哪个规则对他个体，或者对他的群体更有利，他就采取哪个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的行为。
时代周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灰色收入也好，非正当收入也好，要真正遏制其膨胀的趋势，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制度变革？
夏业良：现在伪装改革的东西太多了，应该说目前为止改革已经停滞了。到底中国有什么样的改革？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喊了差不多有20多年了，应该从邓小平的时期讲政治体制改革，那现在又在讲，到底在什么方面体现出来了？现在，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替代，但是即便这样的话，也做得太粗糙，离实质内容差得太远。
现在国民需要的，由公民社会来推动的是制度变革，这是一种完全的重建，一种新的体系的建立，而不是在旧的体制上修修补补。
国家领导人表态了，老百姓就会希望兑现，但老百姓要的比这多得多，不是说简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应付的。不要想为了安抚老百姓，暂时给你点甜头，暂时有一点改良的迹象，实际上这种修修补补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