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 真不该一味谴责中国

商社职员、鳗鱼养殖户和蜜蜂养殖户……多位证人证明——中国多种农药、抗生素、抗菌素均来自日本。在层出不穷的“中国食品危机”中，有问题的恐怕不止是中国。
中国农民为何使用日本“禁药”
“氯霉素加链丝菌素，这个有极强副作用的抗生素配方是谁教给中国的？答案是，日本。”针对近期中国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说这番话的，是精通中日两国养蜂事业的保健食品产业——“日本蜂王浆”的董事长山口喜久二（64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为了寻找未被污染的纯天然蜜源，来到了中国青海省的高原地带，从那里带回了没有农药和抗生素的高级蜂蜜，因此在日本大获成功。
山口先生说：“要问中国的养蜂户为什么开始使用抗生素，罪魁祸首就在无视品质、只会狠狠杀价的日本商社。”据他介绍，日本商社更重视产量而非品质。中国养蜂户为满足其要求，只能想尽各种办法让蜜蜂多多出动，有些蜜蜂甚至因劳累过度生病。这时，日本商社和农药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带到中国的抗生素就派上了用场。
结核治疗药物成分链丝菌素容易导致听觉障碍，氯霉素可能会破坏血液成分。这些具有副作用的药物成分被日本人认知后，就成了日本畜产和养蜂业的禁药。但中国至今为止还在使用这类药物。
如果日本商社希望一分钱一分货地购买中国食材，那朴实的中国农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要求辛勤劳作。但日本商社把价格压到了中国国内流通价格的七成甚至五成，这让中国养蜂户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产出多好的东西，都照样会被疯狂砍价，久而久之中国农民便学会了敷衍了事。
本来，中国养蜂业根本与抗生素无缘。但日本抗生素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迅速蔓延，并在中国安家落户。这些食品现在反过来威胁到了日本人的餐桌，真是莫大的讽刺。
对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山口先生说：“当地养蜂户的说法非常一致。当抗生素在日本被禁时，日本企业和商社就把抗生素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使用抗生素的方法，还是抗生素本身都来自日本。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还在对此大呼小叫呢？”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农药出口国
中国政府今年7月以来陆续公布了出口“问题食品”的企业黑名单，55家企业中有对日出口业务的占16家。他们生产的烤鳗鱼片和冷冻螃蟹等产品，被检出含有大肠杆菌和致癌物质。
我们对这1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并未发现日本企业或是日中合资公司。但在厚生省公布的检疫黑名单中，却不乏日本企业在华法人，他们竟然也在向日本出口有毒或有害食品。例如福冈县某物产公司的中国法人生产的木耳，在日本进行检疫时就被检出杀虫剂超标。
为什么从签约农户手里收上来的木耳中会有杀虫剂呢？因为企业虽与农户签约，但并未对农药用量等进行相应指导。此外，还有日本某大型冷冻公司的中国合资公司，也被发现加工了含有抗生素和超标细菌的虾。
连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法人也违反食品政策，那恶人就不只中国一个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食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日本。”原三井物产长期派驻中国的员工白土茂雄先生也站出来指责日本。他举了一个深入浅出的例子来说明食品问题。他说：“外资酒店在开业初期因为有特派指导员，因此服务质量很有保障。而一旦指导员认为教会了所有东西并回国时，服务质量便会一落千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
归根结底，还是日方太过重视成本，才撤回了指导员。很多企业在进入中国之初，都是一副雄心勃勃、永往直前的架式，但却缺乏持久的控制力和耐性。
日本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好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食材和丰厚的市场潜力，纷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日本企业带来种子、农药、肥料和农用机械，再将栽培和养殖、加工技术传授给中国农民。特别是农药，最早农药可是中国一少部分富裕的农家才能使用的高级货，中国国内产量极少，后来在中国农业改革的过程中，才逐渐从日本引进。
日本对华农药出口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增，1984年出口额就已达265亿日元，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一大农药出口国。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大型商社开始在中国当地直接销售农药，其中包括含有极强毒性的有机磷类农药。
鳗鱼体内抗菌素也来自日本
日本农协流通研究所的相关人士回忆说：“在2002年冷冻菠菜发生农药残留问题前，抗菌素问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一些大型商社只将所需产品数量告诉中国公司，那些公司就会四处去搜罗东西，滥竽充数。”
近几年频频出现问题的抗菌素孔雀石绿，具有致癌作用，在日本渔业养殖中被严格禁止。
这是一种闪烁着漂亮蓝绿色光芒的合成色素，战后，它作为防治水霉病的药物在日本养鱼场中迅速普及。在鳗鱼养殖中使用孔雀石绿的方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传到了台湾，九十年代传到了大陆，最终在中国鳗鱼养殖场里生根发芽。
一位进口相关人士说，本来中国鳗鱼养殖业没有使用孔雀石绿的习惯，把孔雀石绿带到中国的是日本人。但是，中国养殖户通常会在出口前把鳗鱼捞到清水槽里养一段时间进行脱药。但因个体差异，还是会有一些鳗鱼体内残留过量的孔雀石绿。
活生生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真不该一味谴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