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漂泊何处家（原创散文）

 浮生漂泊何处家（原创散文）

                             ——悼念郑工千老师

4月27日，我在缅甸南洋中学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现旅居美国北加州的吴兆庆先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一组他收集来的悼念郑工千老师的照片和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别是郑工千老师生前的学生丘月警（丘文晶）、梅盼和。我认真地拜读了他们感人至深的悼念文章，并在他们文章提供材料的基础上，写就本文。

郑工千老师是我们缅华进步教育界的一位资深老教师。2010年3月31日殁于美国三藩市，享年88岁。1922年9月22日生于山东济南。1950年在缅甸南洋中学（简称南中）执教，1953年在缅甸华侨中学（简称华中）执教，至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1964年底回国，定居昆明。1977年移居香港。1979年移民美国。

在缅甸时，华中、南中这两所进步学校，我都读过。1957年，我考进华中上初中一年级。1962年，我离开华中到南中就读，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从1957到1962年，我在华中读书将近6年。那段时间，正好郑先生在华中执教。郑先生是教文、史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教过我所在的班级。我那时还小，且性格内向、孤僻，对学校的老师，无论是教过或是没教过，我和他们都没有有特别的交往。但我却知道有一位绰号叫“机关枪”的郑先（在海外，我们都习惯简称某老师为某先），全校闻名。郑先生是山东人，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语速又快，弄得不少刚上他的课的同学，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和同学们的交往。在他的周围，不时有他的仰慕崇拜者找他。郑先生是山东人，山东人性格豪爽。据丘文晶女士回忆，郑先生乐善好施。自己生活俭朴，经济拮据，却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生回国路费。

让我惊奇的第一件事是：我从梅盼和先生的《悼念良师益友郑工千》的文章中第一次知道，郑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闻名天下，能从那所英才辈出，令后人景仰的顶尖大学毕业出来的，绝非泛泛之辈。他们一般都一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联大精神。梅盼和回忆说，“据云，郑先生在联大是学掸语的（国内叫傣语，这是个冷门小语种}，会讲缅甸掸邦方言。他先前在缅北工作，写过许多缅北风土人情的文章，刊登于仰光的华文日报。据杨章熹校长（时任缅甸南洋中学校长）给我讲，（郑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受压迫的缅甸贫困少数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后来辗转到仰光华文学校做了教书匠，深受学生爱戴。”又说，“其实他原名郑文泉，顾名思义，应是文思泉涌。他性情温文尔雅，从不张扬，低调做人。”“在我眼里，他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秀才。英语水平较高，尤以英语会话见长。”郑先生的另一位学生丘文晶也说，“郑工千老师性情耿直、坦率，温文尔雅，为人低调。他饱读经书，文学功底深厚。史地学识渊博...常要求先生背诵《论语》、诗词。其座右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理明言是：熟能生巧。

让我惊奇的第二件事是，据我了解，郑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曾有一段在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当二密（第二秘书）的经历。而且，1950年1月，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起义，宣布与蒋政权决裂，拥护新中国时，郑先生是起义人员之一。关于郑先生改名一事。据丘文晶说，郑先生原名郑文泉，后改名“工千”，出自于“工人阶级，气象万千”一词的头尾两字。这个明显带有浓重左倾色彩的名字，多少反映出那个时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腐败的不满和反动。

起义、改名，孰先孰后？我不知道。从逻辑上推，应当是起义在先，改名在后。无论如何，这两件事无疑是郑先生个人人生的重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就是他以此表明了从思想到行动和蒋帮政权彻底决裂。

郑先生是聪明的。参加起义那年，他才28岁。这关头，郑先生又做出了一个令我钦佩不已的人生抉择。这就是：留在仰光，不跟国民党起义人员回国，从事缅甸华文教育事业，先后在仰光南中和华中教书。试想，如果郑先生当年跟随“起义有功人员”回国，恐怕躲不过国内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更聪明的是，郑先生跻身缅华左翼教育界后，低调做人，只将教书育人作为养家活口的谋生职业，不介入其中的纷争；或者说，不党不群，保持独立人格。要知道，仰光虽然远离北京，但缅华侨界红白左右的路线派系斗争依然剧烈，倾向北京的整个缅华进步教育界实际上有侨党在领导。一个国民党的起义人员，能获得如此基本信任，并不容易。但郑先生做到了。从1950年到1964年，郑先生为此赢得了将近15年相对安静平稳的人生岁月。这期间，在1956年，他和杨云女士喜结连理。这一年，他34岁了，算大龄晚婚。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教师人员的清贫生活。

其实，如果缅甸没有发生1963以后的针对外侨（主要是华侨）的国有化事件和1966年的排华事件，我相信会有许多像郑先生这样的华侨是会选择在缅甸终其一生的。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但是”。

但是，该来的命运，终究要来。你逃不过，躲不掉。

1964年底，缅甸国有化排外事件后，郑先生被迫无奈，居家回国，定居昆明，被安排在昆明市第三中学，继续执掌教鞭。昆明3中，是昆明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按理说，这个分配不算差了。基本上和郑先生的海外的工作相对接。问题是，好景不长。1966年，“大革文化命”开始了。那是一个伟人领袖的意志可以超越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那是一个一部共和国的宪法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的年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绝对的权力，带给共和国百姓的是无穷的灾难和十年的浩劫。郑先生，一个小小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在缅甸躲得过初一，现在躲不过十五。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命运可想而知。梅盼和在文中说：“郑老师在中国生活的13年中，大部分在动乱中渡过，和许多老一辈归侨一样，被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不仅触及灵魂，更多的触及了皮肉，身心倍受摧残。我对他寄以无限的同情及迟来的问候。我们曾是师生一场、朋友一场。同是天涯沦落人。却遭遇渐行渐远的命运安排。”

这样，熬到1977年，已经55岁，差不多步入老年的郑老先生又做出了一个无论是昨日还是今天都无可厚非的抉择：申请移居香港。人心都是肉长的。国家政府的一项好政策，可以温暖人心；反之，一条使好人无端遭受逼害的坏路线，也会让人伤心绝望。1977年，“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国家却还处在“漫漫路在何方”的十字路口。党和政府的春风雨露还在天边飘荡。处于后者状态的郑先生等不及了。

文革中，广大归侨受到冲击，想出国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形成新的问题。问题传到了中共中央，据说毛主席作了以下批示：回国欢迎、出国欢送、再来还欢迎。于是，像郑老先生那样因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沮丧、失望、彷徨、迷茫，重新获批出港、出国的归侨不在少数。由此，你可知道那场“十年浩劫”对归侨心灵的冲击有多大！郑先生到香港不及两年，又移民美国。

我不知道饱读诗书的郑老先生，再次决定飘扬出海时，是否有点像晚年的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世道，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于是，萌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我不得而知！

纵观郑先生的一生，从山东出发，历经云南-缅甸-云南-香港-美国，仿佛走了一条大S路线。居无定所，漂泊一生，清贫一生。是一个华侨爱国知识分子历经曲折坎坷的一生；同时，又是传承发扬西南联大刚毅、爱国、进步、传道解惑、保持独立、自由人格精神的一生！

愿郑老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