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呈：香港区旗与国旗的不一

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在港人因此而凝聚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通过一个个细节，提醒未来香港与中央政府彼此的互动方式，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政治责任和面对民众方式的巨大差异。

今天是菲律宾人质事件8名香港死难者的“头七”，在香港立法会所有政党联合决定的号召下，估计数以万计的港人会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表达对逝者的追悼以及对事件处理的不满。

从政府应急的公关策略来看，香港特首曾荫权此次的表现甚为积极，迅速通过记者会发布信息，借助媒体的传播手段与香港市民沟通，并介绍自己与菲律宾方面一直在联系，但无法联络上菲律宾总统等。

这是香港式的政治沟通方法，特首需要面对公众。虽然权力的来源不是直选产生，但是香港立法会的监督制度、舆论的批评力度以及民间思想的自由程度，决定了民意走向将直接对领导人的地位产生决定性影响，谁都不敢在这些方面失分，或是因为反应愚钝、应对失当而导致炮轰。

九七回归以来，香港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事件，因此并没有经验形成相关的既定处理机制。中央政府同样如此，基于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既非具备军事与外交权的独立政治体，却是可以出席APEC峰会、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遇到涉及香港的外交重大突发事件时，双方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互动预案可以遵循，既可以切合香港社情，又兼顾中央外交政策。

人质事件发生后，曾荫权一直尝试联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而不果，碰了个软钉子。在APEC峰会中，香港特首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经济体参与，并享受类似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与其他经济体／国家的领袖平起平坐、握手寒暄。酬庸式的接待事先都可以安排好，但在真正需要外交角力的过程中，因为香港自身没有外交权，到了涉及香港自身利益的突发事件时，香港与中央在外交治权上的分工，让香港政府面临双重制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外交主导令其难有作为，中央必须考虑外交全局以及中菲关系，措辞谨慎而且处理模式未必公开，最重要的，采取的可能不是港人所习惯或能接受的方式；而另一方面，香港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弹和民气令其必须有所为。港府直接面对港人压力，如果不采取迅速而公开的方式，包括外交努力，让港人感受到政府与自己同声同气，那如何能够交代？

在“一国”的框架下，除中央政府施压之外，没有外交权的香港，就只能采取其他非政治的方式表达看法，施加压力，比如一直维持对菲律宾的旅游黑色警示。这就是香港作为经济体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体现了“两制”的特色。

但是，这种“一国两制”落实在情感层面，还是会有因制度的刻板而造成的情感波澜。8月24日，香港政府为哀悼8名遇难者，降区旗致哀，一旁的国旗则照旧。有可能香港下意识地自己宣布降旗，还没来得及考虑国旗的问题，也有可能在等待中央批准的过程中，决策的反馈有所迟缓。原本单纯的表达哀伤的仪式，却在不经意之间也通过旗帜的差异展现了香港与中央的吊诡关系。降国旗必须依照中国《国旗法》规定，除特定人物去世外，重大伤亡事件降国旗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无权降国旗，区旗则可以自主决定。

　　权利的分配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升一降的反差，却突兀而醒目地提醒人们去注意香港与内地的不一致，产生不和谐的联想。内地的重大灾害，香港人感同身受，既降国旗，也降区旗；而港人的痛，却只有自己承担？国旗屹然不动？代表国家的象征以什么向港人表示哀痛？

别扭的画面很快得到了弥补。8月26日，香港再次举行悼念仪式，则获得中国国务院通知，当日所有特区政府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下半旗致哀，实现了国旗区旗在香港的协调，画面也不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国旗区旗的步调从差异到一致，反映的是在深层制度层面，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还有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1989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分别受到九七回归、2003年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定（CEPA）以及其后的七一大游行等数次重大事件的冲击，不断确立自己的香港身份，以及与内地相处的模式。这仍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回归后这13年间，双方互视、互相认同的眼光仍在不断的调适之中。即便有了《基本法》，里面还会涉及到一些具体内容是否需要通过释宪才能解决争议。这些其实都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涉及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争取的程度、特区政府的理念和目标，以及外部局势和环境的状态等等因素。

很多时候，更需要一些特定甚至突发的事件来检视双方互动，是否能够有效地运作，又是否能够符合双方的民意和需要，是否对双方的关系造成新的影响，又如何影响彼此的政治生态。确立这方面的模式与机制后，才能够提醒双方，应该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来修缮、调整双方的相处方式。

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在港人因此而凝聚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通过一个个细节，提醒未来香港与中央政府彼此的互动方式，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政治责任和面对民众方式的巨大差异。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