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沈阳差什么?”的联想

杂文 评论 2009-03-22 00:49:19 阅读182 评论15   订阅

【原创】

《特区文摘》转载了《羊城晚报》2．25魏剑美的一篇文章，笔者认为点到了“小沈阳差什么”的要害。

他的表演，使笔者联想到在几十年前到农村那些打把势卖艺、地摊演戏、耍猴的、拉洋片（看西洋裸女）和卖狗皮膏药的群体。因那时农村缺少文化生活，这些东西特别是地摊演戏很受村里的人们欢迎。看戏的多是老人、孩子、姑娘和媳妇。那些不打脸子（不化妆）扭扭捏捏、挤眉弄眼、拿腔捏调、形象猥琐、语言下流、什么戏都唱和丑态百出的表演，经常引得人们暴笑不止。同时，那些下流不健康的表演也会给人们，特别是给孩子们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小沈阳的表演和摊戏的某些动作何其相似？想不到这些东西居然出现在重视政治宣教的“央视”舞台上。我真给搞糊涂了！

对小沈阳的评价，有一个倾向叫“快乐就是最大的主题”。可能我的思想有些僵化，或许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不知道现在对文艺评论的新标准，我只知道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我从小沈阳的表演中，看不出小沈阳符合其中的那个标准。

从政治标准看，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

“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也许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阶级了，还谈什么阶级。难道我们脱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吗？

  从艺术标准看，小沈阳以自虐取悦于俗众的“艺术”，在几十年前练摊摆卦式的江湖角色中应有尽有。几十年后还是那些愚弄观众的把戏，“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 还有什么意义呢？留下的教义却是“男女老少都学着拿腔捏调说话，—口一个‘为什么呢’、‘嚎’，还要将脸和身子扭几扭”。

提到教义，有人说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里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果戈里回答说正面人物其实就是观众的笑声，是一种含泪的笑。观众并没说没有正面人物就没有教义，反面人物也可作反面教员！使人含泪的笑。且不说果戈里站在什么角度，我们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快乐文化”，为什么不把那些有教义的“快乐文化”搬上央视舞台？

更让人气愤的是小沈阳的狂妄！他设计的台词是：“不喜欢我的人都有病，嚎”。有人撰文说得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喜欢与不喜欢是每个人的观点，把那些不喜欢他的人都骂成“有病”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语言！也涉嫌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强盗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玩闹，就是名声显赫的大腕，也不敢这么狂妄！

又说什么，“都记着呗：大家想乐呵，就看二人转啊！”。好像除了“二人转”，就没有别的戏剧可以使人发笑。这种“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所谓“艺术”，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二人转”中的“十八摸”也是笑料，给人留下的却是“黄段”、流氓和下流！ 

  风头正盛的小沈阳当然“不差钱”，他差的是文化品位，还有对文化品位的敬意，所以只能一味地以自虐取悦于俗众。

    几乎每年都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人物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夜之间火爆起来,2009年—开盘就轮到了小沈阳。以我对娱乐圈和文化圈的了解，任何—种“火爆”、“狂热”现象的背后都有很多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在疯狂推动。

  这小沈阳一火爆不要紧，—时间男女老少都学着拿腔捏调说话—口一个“为什么呢”、“嚎”，还要将脸和身子扭几扭，这才显得跟上了潮流。翻开报刊，要是没几条小沈阳的新闻，那简直就不是中国人办的报刊。—向坚持‘娱乐至死”、以追风捧角为己任的电视台更不得了，特别是元宵节那天，几乎所有的台都有小沈阳在上蹿下跳，且无一例外，都穿着花花绿绿的女人装，捏着阴阳怪气的娘们腔嗓。我留心看了看，发现他差不多每场演出都要事先声明自己“看上去有点变态”，所以“感谢观众朋友们宽容一个精神病人的表演”。

    还记得当年小沈阳的师父赵本山在美国演出惹出了大麻烦，人家痛斥其“形象猥琐，语言下流”，尤其是其不少作品都是以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为取笑对象，惹得以人权国家自居的美国人大动肝火，将其告上了法庭。小沈阳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着乃师的传统，在北京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做为“出彩”环节的“保镖护驾”，就是靠他的师兄弟演智力低下、手持两块板砖胡乱拍人的保镖来博取喝彩的。不过比起赵本山的伪农民策略和残障人策略来，小沈阳更多了自轻自贱、自我糟蹋的招数。明明好好的—个小伙子，偏要花花绿绿地披挂起来，还围一条花孔雀般的女人裙，然后挤眉弄眼、拿腔捏调地宣称自己是—“纯爷们”。这样反差强烈的把戏“笑果”当然有“笑果”，但与所谓的艺术相去却何止十万八千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历来重视政治宣教意义的春晚能够接受小沈阳这样练摊摆卦式的江湖角色是—种进步，而作为下里巴人的小沈阳—炮走红更反衬出那些“主旋律”作品的无趣与平庸。但对小沈阳的过度吹捧，正与当年出于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抵制而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策略一样荒谬，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化消费上狂热的自虐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