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美国的“天方夜谭”

一个来自美国的“天方夜谭”

2010-08-28 14: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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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惨烈的灾情，出于人类共有的恻隐之心，捐款成了众多善心人的首选。尽管中国大陆慈善业起步很晚，但近几年发展迅速。以汶川地震为例，截至2009年11月，全国共收到民间捐赠资金652.5亿元人民币，玉树地震也收到上百亿捐赠。可见，中国慈善业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慈善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人类博爱行为”，在古代中国常用“仁义”来表示对弱势群体的帮助。现代社会这种博爱的仁义行为一般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制度层面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社会服务层面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慈善工作。相比以往的零星救济，“权利性”取代了“施舍性”、“制度化”代替了“随意性”。

救灾、保证灾后灾民的基本生活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民间的捐款只是在政府职能基础之上的补充，使灾民能得到双份的救济，因为在严酷的灾害面前，无论是政府救济还是民间救援，相比于灾害带来的损失都只是一个零头，灾民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很多。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民众捐款等于没捐”的怪异现象。

据官方披露，5?12地震捐款，政府直接受捐379亿元，约占58％，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199亿元，约占31％。但后来政府把慈善组织募集的捐款大多收缴了，使捐款“80%流向了政府”。

按国家规定，灾情发生后，各个地方政府要拿出1%的财政收入给灾区。然而汶川地震等灾情发生后，民间捐款先进政府财政，然后再到灾区，这样本来应该是政府对口援建一份，民间再捐赠一份，灾区人民应该得到两份，可实际上灾区只得到一份，因为在政府拨款的1%里面，一半以上来自民间捐款，这等于是民众白捐了，灾民并没有得到，只是让政府少出了钱，让政府逃脱了应有的责任。

民间巨额捐款的八成进了政府财政，人们有权询问捐款到底用在了哪里，政府给的答案却是三个“不知道”。第一，捐款人不知道谁是受惠人。据清华大学调查，知道捐款用在哪里的捐款人仅占4.7%，而《新京报》对千名捐款人调查发现，知道捐款用在什么地方的只占0.61%。第二，灾民不知道哪些是政府项目，哪些是民间善款，第三，连灾区政府也不知道捐款在哪里。这一连串的不透明，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青海玉树地震后，中国民政部明确提出，慈善机构所募集的善款，交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政府“统缴”民间捐款的作法，其实在中国已经实行很久。民间捐款进了政府的口袋，这无形中等于取缔了民间捐款。国外媒体报道说，“一些蹒跚起步的中国慈善从业者再次表示绝望，高呼‘中国慈善死了’。”

目前中国有权募捐的机构有公募基金会、慈善总会和地方的慈善会以及红十字会。2008年底，大陆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有6百40多家，估计2009年可能超过千家。按照国外经验，民间慈善机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有效补充，特别是相对于低效率的大陆各级政府，民间救援团体的高效率，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据2008年民政部统计，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从业人员，两者在服务业的比例都只有0.3%左右，比全球10%的平均水平低了30倍。在西方，慈善机构平时总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养活相关人员，灾害发生了，政府还会拨款给相关组织，让这些慈善人员立刻奔赴第一线帮助灾民，而中国正相反，是红十字会把钱给中国政府，让各级政府公务员去具体救助，这等于失去了慈善机构的作用。

所以，中国慈善最要命的“灾情”是，中国的制度根本从不考虑慈善事业对整个国家主流和社会风尚的推进作用。且不说中国的税收制度没有建立起从所得税上鼓励富人慈善捐款的税收制度，就是现有的慈善捐款，也几乎都成为官衙的囊中物，既无透明的监管制度，也不容许社会自发的监督。《南方周末》就曾揭露过中国希望工程的一亿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办公司甚至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的调查性新闻；而海外媒体，则更多地报道了汶川地震中的大量捐款被地方政府和官员侵占、挪用的的新闻。

在被中国媒体称为“万恶的” 资本主义美国，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慈善的风气。据美国The American杂志数据显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算上通胀和人口变化水平之后，美国的慈善捐助比国民经济的增速还快：50年内美国人均GDP增长了150%，而人均慈善捐赠数额则增长了190%。这意味着，在普通美国家庭越来越富有的同时，慈善捐赠不仅跟上脚步、还贡献了更多。

美国人为何如此热衷慈善捐助？除了在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即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都能无意识地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使自己高尚起来之外，整个社会培养出的慈善精神，还与美国法律不仅为民间慈善划定鼓励框架，还提供监督和惩罚的重要职能息息相关。个人和团体可以放心将钱捐给民间组织，因为每个州都有官员来确保捐赠者不会受到欺骗；一旦有人以慈善之名行骗，法律就将其投进监狱。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已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免除了美国人捐赠中的许多疑虑。

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慈善让个人、企业和其他团体发挥作用，但慷慨者将获得社会的相应奖励。实际上，美国政府介入慈善，只是从政策上去鼓励的。对于乐善好施的普通民众，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给予免税奖励。钢铁大王卡内基相信自己每分钱都是靠本事干出来的，这里没有运气，也不靠政府，政府不应该打他的主意。他也不允许政府打他的主意。但是，他自己把钱捐得一分不剩。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缘故。在中国，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暴力致富敛财盛行，现在连慈善，也被中国的特权、垄断、管制给操纵和禁锢起来了。商人阶层不仅没有因为市场经济“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反而成为道德堕落的急先锋。

所谓“无信而不立”，确立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是慈善捐款的基本前提。让善款得以善用的制度设计，也是美国人行善的一个重要价值考量。比如，美国的免税制度不仅鼓励人们捐款，同时也有让国税局借机监管慈善机构与捐款人、受捐人之意。纳税人要想享有免税的权利，三方都得在资金上接受国税局的监督。……美国是慈善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慈善公益捐助达6千7百多亿美元，占GDP的9%，其中70%以上的捐款来自于成千上万普通公众每月几美元、几十美元的小额捐款。美国政府采用“一疏二堵”的方式促进慈善业的发展：一疏指国家给捐赠者免税优待，二堵是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慈善捐款总数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中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的1/5500。

目前在香港，慈善机构也已成为特区政府、市场以外第三股维持社会安定的强大力量，慈善捐款可免税最高至25％，未来还可有望增至35％。但在中国大陆，历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富豪。大陆富豪宁可挥霍钱财，也不愿意进行慈善捐款，和大陆官员宁可将财政收入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耗、公款旅游，也不愿意将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的行径，一模一样。且据中国纪检部门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的人“包二奶”。贪官进行权色交易的色情腐败已经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些都像镜子一样照出今日中国慈善业的病态，也为救援大陆慈善业提供了参照。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9日在美国大都会纽约发生了一件“奇闻”，美国纽约一名广告公司女主管玛莉亚，走在路上时，一名乞丐向她乞讨，她身上没有零钱给乞丐，就把信用卡交给乞丐，让乞丐刷卡购物。

这名乞丐拿着玛莉亚的信用卡走了以后，路人说玛莉亚太傻了，谁知这乞丐会狠用多少钱，而且到手的信用卡肯定不会归还。一些好事的人，也和玛莉亚一起等在那里，想看到自己先见之明的悲剧结局。

过了一会儿，乞丐拎着矿泉水和香烟等日用品回来了，还拿着收据，众人拥上去一看，花了25美元。乞丐平静的把信用卡还给了玛莉亚，并谢谢她。

路人感到非常吃惊，这名乞丐居然没有大买特买，而且把到手的信用卡又还给了这位好心的陌生人。这个小小新闻在中国古代再普通不过了，但现在却在网上归类于“天方夜谭”，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败坏了。

最近还听说另一件事，也发生在美国，但发生在两个中国人之间。一位美国大学副教授和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去餐馆吃饭，点完菜，等候期间闲聊中，副教授得知这位朋友的信用卡使用额度很高，就要求看看这张卡。这位副教授拿到这张卡后，谈话就停止了，前面看完后面看，后面看完再看前面，反反复复很长时间，期间两人没说一句话，这位朋友心里有些发毛，但没有出声，也没有要求把卡收回来。但空气的凝固能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这位副教授想必是感觉到了，但没有抬头，眼睛依然死死盯着那张卡，说了一句让人吃惊的话：“别害怕，我不会害你的。”然后接着继续翻来覆去的看这张卡……

终于，菜端上来了，卡还了回去。饭后副教授坚持要付这30元的餐费，说：自己配偶一个月就收入一万多元美金，家有两栋别墅，而“你现在生活那么困难，让你付钱，我晚上都睡不着！”听起来真让人感动。

但过了不到两个月，这张使用了19年都没发生过麻烦的信用卡，第一次被盗用了，买了飞机票和其它物品。而购买地正是这位中国人副教授新的任教地。……

这件事当然不会象美国乞丐归还信用卡的新闻一样属于“天方夜谭”。在中国人讲究害中国人、害亲朋好友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根本和狗咬人是一样的常态。

“无信而不立”，看来这句话不仅是中国政府要牢记，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哪些乞丐，都是应该牢记的。中国慈善“灾情”，说到底是没有建立自己的“信用卡”。但中国政府，却在不但地透支“信用卡”。而所有的中国人，不但要建立自己的“信用卡”，还应该珍惜自己的“信用卡”，让其保值和不断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