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质量风波后美国应当做什么？

梅新育
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从日化产品到食品，再到玩具，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风波不断扩大，指责者的调门也越来越高，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候选人和媒体尤甚。但无论是中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的数字，还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统计，抑或来自日本官方的数据，都足以说明，就总体而言，中国出口商品、特别是食品安全状况并不比其它国家的差，甚至还略胜一筹。
2004─2006年间，中国对美国的食品出口合格率分别为99%、99%和99.2%。美国对中国的食品出口合格率分别为99.01%、98.85%和99.09%，同期中国对日本和欧盟的食品出口合格率三年均分别高达99.8%、99.9%和99.9%。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统计，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美国各口岸已查获并退回的进口食品批数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中国，前两位国家分别比中国多395批次和112批次。
前不久，日本厚生省公布了2006年日本进口食品合格率，其中自中国进口的食品合格率为99.42%，美国是98.69%，欧盟是99.38%，而且日本是中国食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食品卫生标准最严格的国家。
因此，要想真正降低消费者面临的安全威胁，与其不分青红皂白、乃至颠倒黑白地谴责，不如静下心来寻找监管漏洞所在，分析监管漏洞形成的原因，并努力堵塞。
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球生产的重新布局尤为壮观，中国也以远远超过世人预料的速度成为经济全球化不可忽视的关键参与者之一。1978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97.5亿美元、108.9亿美元和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2006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已经分别达到9690.7亿美元、7916.1亿美元、17606.9亿美元，蝉联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在1978─2006年的28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84.3倍，年均增长17.21%，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就中美货物贸易而言，1972年，中美对美主要出口不过是区区1100万平方码纺织品。1979年，中美贸易额不过区区24亿美元；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626.81亿美元（中国统计），27年增长108.45倍，年均增长18.99%；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已经高达3430亿美元。中美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收益良多，美国所得更大。但无论是作为出口国的中国，还是作为进口国的美国，其监管体制都未能完全跟上全球性生产和贸易发展的步伐，从而出现了监管漏洞，正是监管漏洞导致中国出口商品质量问题浮现，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监管漏洞之所以出现，有客观根源，即全社会可供使用的监管资源短缺，毕竟相关的技术、设备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相关人员培训更非一日之内能够完成；也有主观根源，即社会上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设备、人员可供监管使用，但是决策者却没有为此作出足够的投入。中国政府已经为商品质量监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司空见惯的老商品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还是新商品，中国本身就面临着要对众多新商品建立质量监管体系的任务，监管资源短缺的矛盾相当突出，亦即中方监管漏洞很大程度上源于客观根源。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属于主观根源了。
7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北美版）发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杰弗里•加腾文章，题为《为何西方必须规范中国出口》，该文指出，过去25年来美未能及时更新进口产品监管体系，过去10年里，美食品药品管理局检查的产品增长了3倍，但其预算却一直未增加，而过去几年美消费产品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Commission）人员和预算则均消减至少10%。但是，杰弗里•加腾没有深入探询为何出现了这种进口产品质量监管工作量猛增而资源投入止步不前的状况，而这才是更值得承担治国责任者们反思和改进的。特别是掌握政府预算核准大权的美国国会应当为出现这种情况承担什么责任？那些在中国商品质量问题爆发之后“义愤填膺”要求对中国商品采取种种极端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议员们，他们当初是否打着“防止政府规模膨胀”、“控制预算失控”等“正义”旗号阻止了给质量监管部门增加必要的投入呢？
中国商品质量风波发生之后，完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体系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在国际贸易中，任何“崇高”目标一旦沦为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其“崇高”本身必定遭到严重玷污、亵渎，本意旨在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也不例外。在这场风波中，我们看到，完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确实有沦为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风险。且不说某些宣称“中国产品是死神”的媒体言论，就是杰弗里•加腾这样的专业人士，其主张中也存在遭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的风险。在《金融时报》的那篇文章中，杰弗里•加腾主张对“产品质量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检查，并要求这些国家提供更多信息，包括其产品是如何生产、检测和运输的，以及产品包含成分等，并主张美商品药品管理局与中方签订新的双边协定。从理论上说，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监管资源，上述主张有其道理；但在实践中，且不说贸易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换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而平等精神又恰恰是美国对外交往中最欠缺的品质之一），如果没有评价贸易伙伴产品质量公开、透明的标准和程序，如果不能保证这个认定过程摆脱保护主义喧嚣的干扰，确认所谓“产品质量标准较低国家”必将成为对世贸组织非歧视基本原则的公然侵犯。从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内某些势力以往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们的这一忧虑绝非杞人忧天。
与此同时，一个合理、可行的监管体系应当确保公平，即受益与责任对称。今日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生产外包迅猛发展，而加工贸易占据出口“半壁江山”也正是中国外贸的突出特点。即使在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超过加工贸易10多个百分点的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4408.4亿美元）仍比加工贸易进出口额（4408.7亿美元）略少。在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模式中，中国生产企业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在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甚小，通常只能获得10%，甚至更少，大部分利润被外资品牌商、销售商等取得。
《华尔街日报》曾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描绘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而且，中国制造商是严格按照订货客户的设计标准制造的，“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赢得如此广大的海外市场，根源也就在于中国制造商这种严格遵循订货客户设计标准的能力。在此次风波中，好些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中国制造商没有达到订货客户的设计标准，而是因为订货客户设计标准自身就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中国生产厂商承担产品质量问题的全部责任，发出订单的美国客户却毫发无损，既不公正，也无助于有效解决质量监督问题。所以，为了预防质量问题，监督检查跨国外包企业的设计标准比监督检查成千上万家海外制造商的生产环节更有效，也更节约政府监管资源（因为跨国外包企业自己就有一套严格的检验体系确保供货商产品符合自己的设计标准）；在质量问题发生之后追究责任时，也应当分清外包企业和制造商各自的责任。
我们无意掩饰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关注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坚持守法和公正原则。是借机不分青红皂白地抹黑中国商品，乃至妖魔化整个中国，以便为自己博得几声廉价的喝彩；还是本着对美国公众负责的态度，反躬自省，惩前毖后，消除已有的监管漏洞，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漏洞，取决于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自己，其它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梅新育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人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