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为国家连家产都不要，这样的人会贪污？

孔祥熙为国家连家产都不要，这样的人会贪污？


一条一条反驳实在累人，就说这一句吧：“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蔼龄结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难道1914年的孙文是一条“高枝”？这种人也配写历史，呸！
引用:
关于孔贪污现在大陆的官方文献和学术论文已经不提了，当时即便在国民党内部关于孔的谣言也是十分严重

现在大陆官方的史学界和宣传部门电视剧已经完全脱节，各说各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那些让人作呕的电视剧有什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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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社科院近史所那些专家的论文是要定期拿到海外学术界去交流辩论的，搞得太离谱会被别人笑话。而且这些专著出版量很少，全国只有3000册而且从不再版，价格又高得惊人，自然不能对大众视界产生作用。

通俗电视剧就不同了，当然应该好好地“把关”。


孔祥熙是中国近代被歪曲最严重的人，孔祥熙经历，学问，才能和贡献无人可比，是中国第一精英，其父是贡生，自幼报读诗书，少年时受基督教真理感召，就读于当时中国最后的中学，通州潞河中学，后来这个学校扩大为燕京大学。

庚子事变，孔祥熙回家避难，恰遇家乡的传教士要被义和团杀害，孔不顾个人安慰将多人营救，掩埋遇难传教士遗体。

庚子之乱，以山西最为凶残，山西主教原本可以逃跑，可是听信巡抚的诱骗，交出武器，被骗到衙门杀害。遗体被用大枪穿了海棠，游街凌辱，八国联军如攻入太原必然报复。孔祥熙上书李提摩太，劝说联军不要进攻太原，辩解惨案与支那民众无关，是官府教唆（明显是说假话）并提议用传教士的抚恤金创办山西大学。

孔祥熙的才干当时就被李鸿章看中，要提拔他做幕僚，被孔拒绝，赴美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

中国近代所谓大师多是半瓶醋，很少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少数受过正规教育的又多是书呆子。
鲁迅郭沫若陈独秀基本是江湖骗子市井无赖，自称留学，可是什么书也没念，
辜鸿铭不过是个高中生，就牛的不得了，孔祥熙在庚子年经历就超过了他。
蔡元培梁启超张謇虽然科举出身，可是对西方科学文化实际上一知半解。
马相伯一个花和尚，老愤青。马寅初倒是博士出身，可是只会纸上谈兵。

孔祥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慈善家，早在1906年就在美国募集巨款，在山西创办铭贤学校，辛亥革命时组织学生军，在娘子关阻击清军。

孔祥熙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代理，不是美孚，1912年就能拿出40大洋。每年获利的40％用与公益实业，在中国空前绝后，至今无人可比。1920年山西大灾，孔祥熙募集巨款，以工代赈，修建了山西的干线公路。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被视作国家栋梁，参与收回胶济铁路中东铁路的谈判和接收。这样的人会贪污？
引用:
文章提交者：XXX

从我的观察来看，越是忠心追随蒋公的人，就越是人品高尚。
伟大的孔庸之祥熙先生

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后开办私塾授课。其母亲庞氏，知书达礼，在孔祥熙4岁时，就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论语》，为其启蒙，但不幸于1886年病逝。
　　
在母亲病逝后的三四年中，孔祥熙一直跟随父亲在私塾学习各种儒家经典，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国学根底。1890年，在父亲的许可下，孔祥熙进入美国基督教太谷分会创办的华美公学读书；5年后，又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推荐，升入美国基督教会在直隶通州开办的潞河书院学习。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不仅正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喜欢运用基督教义抨击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并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下，秘密团结10余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1900年，孔祥熙因为毕业成绩优异而被潞河书院推荐往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继续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达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课程；两年以后，又兼习社会科学。1905年夏，孔祥熙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又考入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于两年后荣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不久，曾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拜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接见他时谆谆教诲道：“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这番教诲使孔祥熙大受启发，他当即向孙中山发誓要追随其从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欣然应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学成归国，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他自任该校校长，兼教史地、体育，并四处聘请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人才为教师，开设数学、生物、矿物、国文、音乐、经史等课程，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从而为太谷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贡献。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书院就读时的女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3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了省城太原。太谷县的清廷官吏闻讯后溜之大吉，遂使得该县陷入了群龙无首、治安失控的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从太原溃败下来的清兵又成群结队向太谷方向流窜，对该县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将太谷县城内的商团团员、巡警及其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自任总办，承担起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当袁世凯派出一支清军镇压山西革命时，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娘子关抗击清军；而他则继续坐镇太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个富有经商头脑的人。1912年，当他看到火油已成为中国百姓夜间生活照明的必需品时，立马判定经营火油生意有厚利可图，于是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40万银元作为保证金，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从此，孔祥熙走上了经商致富之路，每年都能通过经销“壳牌”火油获取一笔丰厚的利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孔祥熙开始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时刻，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这一意外的打击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兴阑珊。偏偏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又因为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恶化。于是，孔祥熙只好压抑丧妻之痛，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孔祥熙到日本后，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荐他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欣然就职，并以此为掩护，替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提供种种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成为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在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孔祥熙结识了著名华侨资本家宋耀如的长女、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两人于1914年春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并在1915至1921年间陆续生下两双儿女，即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原名孔令俊）、次子孔令杰。
　　
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回国，在山西秘密从事反袁活动。这年秋，夫妇两人顺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北京称帝。孔祥熙获悉后，写下一份《上袁世凯书》，送交报馆发表，对袁予以痛斥。在从事反袁活动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铭贤学校校务，一面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他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国需要军工原料的机会，把山西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还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书局投资入股。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死去。此后，孔祥熙被军阀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积极协助阎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为内容的村政改革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组织铭贤学校师生予以声援。1920年，山西发生罕见的旱灾，他又出面向华洋义赈会借得100万美元贷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晋西和晋东公路来救灾。结果，一举三得：既使得众多灾民安然度过灾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
　　
1923年，孔祥熙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秘密结交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贯彻孙在当时推行的“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军阀的干将冯玉祥。冯玉祥因此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得直系军阀的统治迅速崩溃。1925年3月12日，受冯玉祥邀请赴北京共商国是的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孙中山逝世前夕，孔祥熙日夜陪侍其左右，并因此成为著名的《总理遗嘱》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他又担任治丧处主任，悉心为其料理后事。
　　
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孔祥熙乃于1926年春去美国游历，并接受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在旅美期间，他为铭贤学校募集了100余万美元的办学基金。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在短短半年内就歼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孔祥熙看到这一大好的革命形势后，于12月从美国赶往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并于3月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该部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事实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极力劝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蒋介石，为其当家理财，并和夫人宋蔼龄一起促成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便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担任这两个要职的三四年时间内，他不仅两度发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计，而且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主持制订了《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保险法》、《工厂检查法》、《渔业法施行细则》、《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矿业监察员规则》、《中央农业试验所章程》等100多种经济法规，试图依靠法律手段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他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如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推进国际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提倡劳资合作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指责，再加上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的反对，被迫通电全国，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在幕后掌握实权。孔祥熙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于同月底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敌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赃协议（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蒋掌管军事）后，蒋介石正式复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后，他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出访欧美，实际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国商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
　　
孔祥熙这次出访欧美，历时近1年。其间，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所负使命，而且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会见墨索里尼以后，他马上把墨氏提出的中国国防建设“应从空军着手”，因为“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而且将来战争胜负“取决于空军”的建议电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采取了多种发展中国空军的举措，如设立中央航空学校、设立飞机制造厂、修建飞机场、从意大利进口军用飞机并聘请空军顾问等。此外，在这次出访期间，孔祥熙还曾和英国经济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面貌的方法。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因为反对蒋介石不顾财政困难任意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以为他发动“剿共”内战提供财政支持。孔祥熙假意推辞一番后，先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务期早日肃清匪共”。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提供军费。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

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在继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关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

大致说来，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在抗战之前先后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田赋附加，确立县级预算，以整理地方财政，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修订关税税则，以增加财政收入，保护民族经济；整理内外债，以减轻国库负担，恢复国家债信；开征所得税这一直接税种，以革新中国税制；进一步发展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构成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控制全国金融；实行法币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改善中国币制等。二是他在抗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扩大税种，提高税率，建立战时税制；竭力募集内债，大量举借外债；实行田赋征实；改革财政收支系统；举办消费品专卖；推行公库制度；增加货币发行；加强金融管制；实施外汇管理；建立大后方金融网；由中央银行独占法币发行权等。

这一系列财政金融举措的实行，既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其中的个别举措，如募集内债、增加货币发行，因为与孔祥熙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还在抗战时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社会经济趋于凋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代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蒋于1935年12月复任该职）职权。其间，他一边以处变不惊、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风，与地方大员和驻苏、日、英、美等国使节保持密切联系，以稳定内政和外交，一边以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协同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内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图谋，最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后来，他在撰文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这番话语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力持镇静而又不得不仓卒应对的复杂心态，又折射出他为和平解决这一重大历史事变进而拯救国家命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1937年4月，为准备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的名义访问欧美，秘密向英、法、美等国商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在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过程中，孔祥熙不仅与英、美、法等国达成了多笔借款合同，订购了大批军火，还曾施展多国外交手段，呼吁英、法、美等国出面促成一项“太平洋与远东和平协定”，希望借此迫使日本放弃全面侵华的打算，但无果而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孔祥熙在伦敦出席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英国外相艾登曾称赞他是改革中国财政金融制度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财家”。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芦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年10月18日，孔祥熙结束在欧美的访问，平安抵达上海。此时淞沪会战仍在激烈进行之中。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同月19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移驻汉口办公。
　　
1938年1月1日，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荣升为行政院长，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同月，他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将行政院所辖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七部二委，即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部和蒙藏、侨务委员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行政院机构庞大臃肿、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弊病，既明显提高了行政院的工作效率，又直接促成了国民政府战时行政体制的建立。

是年3月，他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常时期经济政策之商榷》的讲话，提出“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的原则，并据此对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业、工业、交通、外贸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作了政策性规划。从基本精神上看，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的决策蓝本，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显然具有方略上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有关经济建设条文的制订与研讨工作。这一切都说明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此外，他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命令有关部门发放工业贷款，协助沿海民营工厂内迁和恢复生产；兼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以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在大后方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饬令国家银行大量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大后方农业生产；命令有关部门增加对大后方交通建设的投资等等。
　　
1938年秋，因日军进犯武汉，孔祥熙随行政院各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次年12月，在宋子文等政敌的攻击下，他施展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建议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职务，而他本人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在实际上掌管国民政府的行政大权。此后，他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于1940年11月提出了“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准则，希望通过奉行以亲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来获取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各种援助。

在他主持和参与之下，国民政府继1939年从美国获得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之后，又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从美国获得了总额近6亿美元的四笔借款以及大量的物资援助。这些来自美国的借款和物资援助对于国民政府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并最终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积极的输血作用，但也使得它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日益依赖于美国政府。
　　
1944年 6月，国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而蒋介石则责成他和美国政府商讨有关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团到达美国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同年秋，他又奉蒋介石电令，协助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其间，孔祥熙还经过多次交涉，与美国财政当局商妥购买2亿美元黄金，用于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并迫使对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同时，他又应蒋介石要求，说服罗斯福总统撤换了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这些都是孔祥熙在外交上取得的不凡成就，但也使美国财政当局及罗斯福总统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为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普通民众的生活困苦到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因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与此同时，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露出来，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人选。

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曾试图东山再起，如在1946年11月参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但终因国民党内政敌的抵制而复出未果。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两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蒋介石率残兵败将退踞台湾。又一年，蒋介石宣布复任“总统”之职，并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12年后，孔祥熙因思念中华故土，由美国赴台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变在台北颐养余年的初衷，飞返美国求医。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突发心脏病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遗著有《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工商》、《西安事变回忆录》、《抗战以来的财政》、《孔庸之先生演讲集》等。
引用:
孔庸之在辛亥年间已经是山西首富，却为了反对袁世凯篡夺民主革命果实而毅然抗争，搞到被老袁通缉逃到东京（这才会认识孙文秘书宋霭龄），于是所有家产都被罚没充公。当时同样被抄家的还有湖州陈家，呵呵，陈立夫只有十多岁，在上海读中学，差点饿死。

用“亲小人、远君子”来解释蒋公的所为，未免有些肤浅。国民党当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就农业而言，是“耕者有其田”，就工业而言，是国家主义的均富政策，就金融而言，是中央银行国家化。好，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1、金融方面——执行蒋政策最得力的就是孔庸之先生，反对者为宋子文。但是孔的下台并非是政策问题、人事问题，而是在美国的极力打压下做的被迫让步。

2、农业方面——土改政策一经推行就遭到阻力，因为国家没钱，而且张静江等党内大老竭力反对陈果夫竭力推行土改，甚至殃及池鱼胡健中。

3、工业方面——翁文灏、钱昌照执行的是统制经济国策，执行的过程并没有问题，甚至胡适之都深表赞同，至于他们日后的变节和这一政策无关，是政治问题。

孔庸之先生的下野的确是蒋介石最大的失策。还有上面两点可以略作商榷：

1、关于“耕者有其田”其实并非单纯的土地均分，你可能不很了解陈果夫的“地政”思想，但是民38年以后台湾的土改人才（比如高雄县长）都是陈先生在大陆时期培养的学生，看看台湾就知道，国民党的土改不仅仅是均平土地，更重要的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2、国府和蒋介石素来重视教育、人文、科技，8年抗战竟然让陈立夫如此俊杰担任教育部长，可见其对文教的重视。大战频仍，士兵的军粮、子弹都成问题，可是大后方依然弦歌不辍，后来那些“两弹一星”的“元勋”和诺奖人才，不就是这个战乱年代培养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