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九十年_张伯苓

张伯苓
  “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以上是张伯苓述说的他自己。他时常喜好引用一位韩国朋友对他的观察：“张伯苓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不会摹仿同时代的出色人物的巧妙作法，但他脚踏实地并且工作极勤，在他的事业上获得成功。”
　　在他仅只22岁时从5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1000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3000学生。
　　张伯苓是1876年4月5日生在天津。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才干的学者，喜欢音乐并且会享受生活。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学维持生活。他续弦后的长子伯苓就是生在这穷困时期。作父亲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完全失败，决心给自己的孩子一种良好的教育和严厉的道德纪律。
　　在13岁时，张伯苓受他的父亲的教导，作文很好，考取了北洋水师学堂。当时这学校是由一些出名的英国留学生办理的，内有严复（后来翻译亚当斯密、赫胥黎、密勒、斯宾塞等英国学者的著作）、伍光建（后来曾著了不少科学书籍并翻译大仲马和吉彭等人的著作）。因为年幼和国文成绩好，伯苓先生被取入航海班。他极其用功并且常常考试得第一。在他敬爱的教师中间有一位苏格兰人名叫麦克礼师。他讲解功课极清楚，而且对于学生极关切，给张伯苓一个永久的印象。
　　在水师学堂五年之后，1894年张伯苓毕业时在全班考第一名。他那年18岁。
　　但那一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较深的训练。他只得回家等候一年，才又得去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上了三年学兵军官。伯苓先生就是在“同济”舰上亲身经历到中国国耻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最后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献身教育事业。
　　是在山东的威海卫，年轻的张伯苓最强烈难忘地体验到中国的奇耻大辱。威海卫的中国海军根据地是在1895年被日本占领，这时由日本交还中国，而随后又转让给英国。“同济”舰被中国政府派去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这军港，并且第二天转交给英国。张伯苓曾说：“我正在那里，并且我看见威海卫的旗子两天之内换了三次。我看龙旗换下了太阳旗，第二天我又看见龙旗被英国旗代替了。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1898年南开创始之一严修，为了教育自己及友人的子弟开办家馆———“严馆”，聘请张伯苓为教师。张伯苓应聘，对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重视体育。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
　　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发达，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
　　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
　　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
　　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
　　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
　　从1910年起，南开得到私人的捐款，一年比一年增加。1920年李纯将军（天津人，曾任江苏督军）遗嘱，捐赠南开学校五十万银元。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英庚款及美庚款等机构都给南开以赠款。美国罗氏基金团赠款办理经济研究所。
　　张伯苓认为中国有五大弱点，即愚、弱、贫、私、散。针对这些弱点，张伯苓采取的对策是：增强学生体质；教育学生以现代科学知识及方法；训练学生使之有组织及参预群体活动的能力；教育学生有道德修养；训练学生有本领为祖国效力。现在看起来，这些或许都是很平凡的，但张伯苓的最大成熟就是他把这些活动融入学生的生活之中。
　　当时，除了教会学校外，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开学校。南开学生在华北、全国及远东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奖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
　　南开鼓励学生组织社团活动。南开话剧团是有名的。1909年张伯苓就鼓励学生话剧演出。他编写剧本，当导演并参加演出。其弟张彭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戏剧系毕业后，回国接替了有关话剧的事情。南开话剧团先后演出的剧目有《娜拉》、《国民公敌》等。在学生中培养出一位中国戏剧作家———曹禺。
　　张伯苓是教育家，也是爱国者。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略野心感到忧虑。1927年他去东北考察，返校后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并派出8名教授去东北作实地考察。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威胁北平、天津，天津海光寺驻扎日本军队。海光寺处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因此不时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在1937年7月北平、天津沦陷之前，华北地区的爱国学生反日游行，几乎都是南开学生领导的，1937年7月29日和30日两天，日本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把图书馆及教学楼夷为平地。
　　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预感到日军摧毁南开学校的可能性。于是他到四川去作了一番考察，决定在重庆沙坪购地建立一所中学，名为“南渝中学”。1938年改为重庆南开中学。
　　1937年北平和天津沦陷于日军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联合大学。长沙校址被日本空军飞机炸毁后联合大学迁至昆明，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经历了7个寒暑，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战时期，张伯苓住在重庆南开中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了工作。1940年在重庆建了南开小学。抗战期中，日本飞机不时轰炸重庆；南开中学也遭到轰炸。但随炸随修，没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
　　总之，张伯苓是一位爱国者。他关心国家大事，他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拒不做官。他曾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市长等职。但战争把他卷入了政治。1938年起他主持国民参政会。
　　张伯苓是一位教育家，虽然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关心政治。关心政治不等于要去做官。张伯苓的工作，超越了政治。
　　抗战胜利后，南开搬回了天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由国家供给经费。南开中学仍为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保持原有的水平继续前进。
　　那时年已七十高龄的张伯苓对南开抱有雄心壮志。他对同事及校友说：“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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