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作者王桧林（1925年——2009年9月21），河北省乐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公认的业界权威，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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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之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有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

当时中共已是一个国内国际有影响的党，以后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当我们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趋向：一个是融入世界，一个是转向民族传统。这两种趋向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例如，康梁戊戌变法的时候，主要是想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但又从中国古代的公羊学中寻找变法的根据。

又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些先进分子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同时也有人针对这种现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这个问题上，抗日战争时期有进一步的突出的表现。

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有相反的相排拒的一面；同时二者又是相成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个耐人深思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问题。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被列强欺凌控制剥削压迫的落后国家，因此它对西方帝国主义要排拒、要斗争，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排拒西方就必须富强，要富强就必须学习先进的西方。近代史上中国的先知人物魏源在近代中西接触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要“制夷”必须“师夷”，“师夷”就是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仅是学习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文化。学习过程也就是趋同过程，就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不可改变的。

近代中国为什么出现一个所谓转向传统的问题呢？这是有具体原因的。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具有排拒性。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同时，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也就产生了，并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在批判传统文化高涨的时候，好坏不分否定过头以至传统中断的情况是难免的，中国也曾出现过。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但当时过境迁批判潮流缓和下来的时候，同时也为了某种需要，人们往往会以平静的心态回顾历史，反观传统文化，从而发觉自己的偏颇。这就产生了重新研究传统文化、肯定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向传统问题。

同时中国是一个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当世界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的时候，中国没有丧失它的独立地位。中国人图富强抗外敌，往往求助于自己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这里寻找自信和力量。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汇的时候，中国出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待中西文化的总原则，是毫不奇怪的。随后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这样做，这样看问题，既是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同时也有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它的优越性，可以把它推入世界的含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振兴民族的现实有效性，是吸引人们关注它的力量之所在。

上述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存在于中国近代史全过程中，到今天还没有终结。我们这里只谈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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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客观上成为这个战争的一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更是直接与欧洲战场连为一体。中国战局与世界战局密不可分，中国政局也受世界政局的重大影响。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这是过去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所没有的客观形势，它必然地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所以中国融入世界的问题在抗战时期就有了进一步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这种发展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建立过程、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关系来看，这种变化是很大的，是带根本性的。这种转变，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前途有重大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有它的干部条件和思想基础，但是它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按列宁的政党学说和组织原则，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建立的。中共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作了下列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第十四条规定“凡愿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第十六条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利”。

从以上的决议和规定来看，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完全被限制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各个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都隶属于共产国际这个最高领导机构之下，各国共产党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但是各国共产党之间没有联系，他们只是在共产国际的统一决定和指挥之下进行活动。他们的活动除了共产国际允许的一小部分以外，各国的共产党与整个世界的直接联系是隔绝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和“国际主义”，在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和组织原则之下，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之下进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单一化的斗争行动。再者，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坚决反对本国政府的，有的党在自己的国家是非法的，同时又为党的阶级性所决定，只在下层民众中进行活动，这些党只是一个小团体，不是群众性的党。他们在本国的活动范围也是极其狭小的。他们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整体利益往往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被限定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的，他可以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策略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但不能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与大部分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存在和活动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和自己本党的决议提出的重要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为了自身，积极争取外国的了解、同情和援助。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需要利用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打击日本。中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密切了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这种情况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有一个小题目是“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他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已经看到“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的事实”，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必须融入世界的趋势共产党人是看到了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西方国家援助的问题上，实际也就是融入世界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局限，很大的保留。中国争取外援(苏联除外)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点：(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一条主要原则。(二)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联合那些国家的人民。阶级观点和策略需要是共产党观察世界问题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出发点，但这并不是没有客观依据，任意而行的。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中共的对外政策做了说明，他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这些是中共对英美法的政策，同时也表现了中共对进入世界的态度和保持距离的思想。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一)欧洲战争爆发，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二)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结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三)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四)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这样共产国际和中共都回到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立场，中国“与世界连成一体”的事实不存在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三国同盟正式结成。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支援，两国结盟的活动在积极进行。这时英美积极拉拢中国加入英美集团。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决策：国民党内的英美派近来加紧活动，要加入英美同盟，并乘机反苏反共。“在此情况下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集团的错误，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两者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毛泽东同意上述意见，但不久就改变了。1940年11月6日致电周恩来，电文说：“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主张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打乱了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乘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破灭了。苏联人重新解释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认为由于苏联参加，战争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相应地共产国际对世界的战争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也做了重大修改。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说：“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随后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一项党内指示，其中说：“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这里把战争性质重新做了规定，决定与英美联合，改变了由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这表明在与世界结合的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英美对日宣战，中国也对日宣战。美国参加到战争中来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同日，中共中央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党内发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重大变化。中共主张：“中国与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做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

至此，中国与英美政府正式实现了联合。事实上中国的抗战早就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并受到美苏等国的重视；但从共产党人的认识上说，现在才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主要是出于对敌作战和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但从更深广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共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重大步骤，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同国民党当局改善了关系，中共中央派驻武汉和重庆的代表机关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有40多个国家在这里设有外交机构，还有其他国际性组织和世界各界人士。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这种方便条件，大力开展对外联系工作。延安的中共中央对开展国际联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赴机场迎接，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改写的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人员为“战友”，表现了高度的热情。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对反法西斯国家友好的言论，特别是赞扬美国。例如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这里竟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事业做为美国已经进行了的事业的继承。当时中共对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表示团结友好的言论是很多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政策是重要部分之一。其中关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问题，有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战时战后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并派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在说到发展工业时，表示欢迎外国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了下面的话：“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中国人民将和美英苏法各大国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巩固的与持久的’世界和平。”如果这样，中国就与世界结为一体了。上面这些意见和政策表述固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但也不能否认有真实的成分在内。

以上我们考察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积极争取融入世界的问题。但抗日战争结束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断了好多年。如果略去中断的这些年(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发展前途上，我们看到了当前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的衔接。

二

中国共产党是奉行国际主义的党和遵守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党，这样的党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什么关系？党和党的理论家思想家与中国传统、特别是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下面作一些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庄严地宣布，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新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必须首先推翻整个旧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和行动中，不是与欧洲传统文化、与自己的国家民族毫无联系，但批判传统、与传统彻底决裂，反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主要的思想原则。“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国际歌》是共产党人非常熟悉的。我在过去的老苏区江西兴国参观时，一座公共建筑的两根柱子上留下一付苏维埃时期的对联：“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得灿烂辉煌。”这付对联很能说明共产党人的思想信念和行动。在推翻旧社会的革命过程中，这样的思想是需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思想是当然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改革的先进分子，大多认为，作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的“全结晶体”的“孔子主义”，是“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的，是要“崩颓粉碎”的。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中，李大钊是比较稳健的一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也有过“左”的言词，他说：因为基督教“流毒最广”，所以首先反对他。“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看起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是要被抛弃“粉碎”的。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样的思想行动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有人这样论说：“批判是一种武器，它的任务是理论地驳击意识形态，证明它的无力；而实践地暴露它底社会的根据，告诉我们如果要打倒这种理论，就非把它所自从来的社会也一连打倒，而助成与这个相矛盾的社会形态不可。”“无产阶级要完成它底使命，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社会底上部构造与下部构造双方进攻。在意识上，需要关于社会的全部的批判。意德沃罗基的野战因之重要，而且必须锐利而巩固”。上面的引文，行文艰涩，不像中国话，但它的意思还是看得出来的，即要实现无阶级的社

会，在“进攻”“打倒”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对它的“上部构造”要一齐“进攻”和“打倒”。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不仅中国古代的传统被否定，“五四”的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其中说：“这个斗争的发展，在现在看来，是有很显明的阶段的：最初由白话文学运动作了前哨战，其次战线扩展而攻击到封建思想的本身(反对旧礼教等等)，又其次扩展到实际政治斗争———‘五四’北京学生运动；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如前所述，‘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我们都知道，正是按照这样的观点看问题，鲁迅成了“双重的封建余孽”。有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与传统决裂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精神的表现，这样的“五四”竟然被“埋死在历史的坟墓里了”。

1935年，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日益明显，共产国际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大会召开期间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因此通称《八一宣言》)。我们注意的是宣言提出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的主张和口号。这对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来说是疏离的表现，从中国来说则是贴近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民族主义之中既有政治成分也有文化成分，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离不开他的文化传统。从民族形成史来看，文化因素是更为基本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同时，很自然地反观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肯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可分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加强民族团结的需要；(二)经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提高了认识；(三)共产党在纠正“左”倾路线政策与中国实际脱离的错误的过程中，强调党的路线政策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提倡要研究中国现状又要研究中国历史。这样，就肯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随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差不多同时，他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古代的旧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张闻天也有论述。他的意见更开阔一些。他说：“旧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旧文化中这种文化因素，即是过去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这种文化因素在民间流传特别广泛丰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收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这样，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被确定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一种思想，在面对当代的时候也要反观历史，把现实同民族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马克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受到共产党的、进步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国统区的文艺界进行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说法。这些和过去共产党人高喊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比较起来，变化实在太大了。

这里有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列宁所制定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国家所处的环境、所负担的斗争任务，往往是有矛盾的。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殖民地和世界经济资源的非正义战争，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祖国”，而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乘机夺取政权，因而“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有其必要性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反抗外来侵略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反对“保卫祖国”就是脱离实际，自外于全国人民，是无法取得本国人民信任的。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早就存在着。1925年11月25日共产党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中说：“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而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要救国、要爱国”，但又不“站在国家主义上面”，那么站在什么立场呢？“九一八”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中共实际上是站在中国立场上反对日本的侵略，但又高喊拥护国际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这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如何协调，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说明在行动上证明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其一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这就是说，要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的民族斗争。“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其二是“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和行动，“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这是两条重要的政策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框架上安插上了这样两条原则，是它的政治理论的一大变化。“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见了。中共保卫国家挽救民族的奋斗牺牲精神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赞扬。

抗日战争的现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按过去的宣传，共产主义者只承认阶级的道德，共产党人的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今日会成为民族道德的积极发扬者呢？”“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什么在现在又换了民族的道德呢？”共产党人解答说：“无产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就是为全人类的解放的道德，它必须是具体的，依着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人民大众的需要来决定它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灭亡危机非常紧迫的状态下面，共产主义者如果只在空谈抽象的阶级道德，对民族的存亡问题置之不理，那明明是违反着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会这样干)。在中国的情形下面，真正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民族的道德完全能够一致，不但如此，正因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并不是阶级自私的道德，因为共产主义者有着极远大的眼界，因此他们在民族抗战中才最能毫无顾忌地牺牲奋斗，才能够在民族道德中建立最高尚的模范”。“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上面的话论述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一致，引发出了阶级道德和民族道德的一致，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际主义旗帜之下，经历了由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转变。

上面的话只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的转变，由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爱国主义这一词语包含着哪些内容，中共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到底怎样，这些都在本文设定的范围之外，没有论及。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我们只指出这样两点：(一)爱国主义已成为整合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精神武器；(二)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是不少知名学者的共识，“中华魂”成为抵制“全盘西化”的思想支柱。由此可以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过去所确立的东西对中国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上面叙述了事实，下面作一些理论性的引申作为结束语。

(一)90年代的今天，世界形势和人类发展前途，存在着这样的现实，一个是“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滋长、民族国家的强化。二者的冲突排拒使若干国际形势观察家和未来学家感到困惑和不安。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演变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资料，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方法，二者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是相反的，但实际上，可以是相成的。二者是同一事物主体的两个方面。倡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发扬民族传统，向民族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正可以或正是为了加强自身在融入世界时或在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和地位，这样就进一步地融入了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分量的加重地位的提高，就是加重了这个民族国家的地位，而这又成为促进这个国家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动力。民族国家的强化，与全球化进程可能有某种冲突，但从主要发展趋势上看，却可以是相成的。

(二)马克思曾设想，人类的将来将出现一个全世界共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也曾说过人类进步的远景是“大同境域”。世界一体化是共产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但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按马克思的设计是首先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二：一是少数人构成的剥削者集团，二是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整个世界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全世界同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马克思组织了第一国际。列宁强化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组织，把世界上的列宁主义政党联合起来，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用共同的斗争任务、严密的组织纪律把各国共产党组合在一起的。它是用政治强力结成的组织。当各国共产党力量大起来，各国党的斗争任务严重化、复杂化以后，共产国际就不能维持下去了。马克思列宁的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全世界压迫者集团从而实现全世界的统一的设想破灭了。只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是世界一体化的基础，而融入世界必须是出于各国家各民族的自愿与自动。本文所叙述的事实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