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记录的历史和总结的历史 - 806384的博客 - CNTV.CN

读史札记 

记录的历史和总结的历史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书有两种：一种是记录下来的，一种是总结出来的。前者很少，却多是精品，如太史公之《史记》；后者数众，但绝大多数是垃圾，污染耳目。可怕的是，这类东西却是越来越多，使史学研究味同嚼蜡，毫无趣致。打个比方，研究记录的历史仿佛是在创作作品，艰辛却充满乐趣；而研究总结的历史仿佛是在生产产品，讨巧但没有灵性。

在中共的历史，有两个事件被板上钉钉认定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只有两个（会不会再增加，还要依靠以后“总结的历史”）：一个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只拿遵义会议做个样本，看看记录的历史如何变成总结的历史的。

遵义会议被认为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鉴定者是中共中央，鉴定报告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鉴定结论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后的所有涉及到遵义会议的历史叙述，依据的都是这个总结。

中共对于历史问题的总结，有两个决议，另一个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参读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基本落点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感觉1945年的《决议》还需要为遵义会议先撑一下腰（先肯定其正确性），而1981年的《决议》则无须再费这番笔墨了。

有了这两个经过中央全会上举手通过的总结的历史，我们可以认定，从1945年以来，经过1981年直到今天，我党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是一贯的，换句话说，你想了解这段历史，等于只有一本历史书，即所谓的官修史。

但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重要性却并不为人重视。

在长征艰苦卓绝的军事环境下，要留下完整记录的历史档案近乎痴人说梦。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对于后来被认为如此重要的会议，我们却没有任何的档案记载，甚至连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都搞不清楚。直到1982年，陈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指认出一份4000多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手稿是其所写，遵义会议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信史。

后来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为什么在长征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连一点光都没有呢？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1936年下半年，为了争取外国人对已到陕北的红军的物质援助，毛泽东亲自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最后挑选出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于1937年编成《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这本书是关于长征的第一本回忆录，最真实，最质朴，其历史文献价值也最高。1937年，斯诺在陕北采访《红星照耀着中国》时，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

但这部书里却没有遵义会议的任何记载，倒是收录一篇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但内容却是红军大学干部团的几个干部在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这与后来描写的遵义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因此，以后重新出版这部书时，包括《遵义日记》在内的几篇“有问题”的回忆被清除了，直到最近刚刚重版的这部书，才恢复了所有的回忆。（新书的名字改为《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有学者认为，《红军长征记》作者多是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无法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因此对遵义会议没有记述是完全正常的。

然而，1937年斯诺却在陕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乎所有的领袖，在他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却也找不到关于遵义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记述。难道是斯诺的判断水平有问题吗？领袖们讲了，他觉得不重要，坚决不写。这恐怕不可能。那么，惟一的解释就是，没人跟他说过遵义会议有多重要。我们总不能苛求一个外国人，当时能有比我们领袖还高的政治觉悟吧。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些领袖为什么当时没有强调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忘了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解释是“内外有别”。《红星照耀着中国》中没有写毛泽东当时与张国焘、王明的紧张关系，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不想对外国人说党内的斗争，只强调团结。但我觉得这个推论不能用于对遵义会议记述的缺失。因为张、王当时还是强势人物，不好定论。而遵义会议上解决的三个人物——周恩来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地位稳固；博古处于二线，基本没有权力，认不认服根本无所谓；李德已灰溜溜滚蛋，根本不必顾忌——因此，若说毛泽东刻意对斯诺回避这几个人物似乎很难理解。

那么，只剩下一种解释，当时还没人把遵义会议当回事。也可以说，当时的领袖们还没有领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张国焘因为变节使他说的话大打折扣，但这毕竟是一手的史料。作为当时惟一有实力能与毛泽东竞争的中共领袖，他在《我的回忆》中也没有多少笔墨记述有关遵义会议的事。当然，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根本没参加过遵义会议。但是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可能不知道遵义会议。张国焘回忆，“1935年6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我的回忆》第六篇第二章《懋功之会》）显然，张早已知道中央的领导人已经不是博古或周恩来，实际控制权力的，是毛泽东。这证明他是知道遵义会议内容的。

但张国焘也没把遵义会议当回事。挺厚的一部《我的回忆》，只有一处提到了遵义会议（也可能不准），是张国焘在懋功与朱德见面时，朱德的一番话：“他（指朱德）进而说道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它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出处同上）

如果张国焘的记述是准的话，那基本可以证明当时确实没人把遵义会议当回事。

是呀，当时为什么一定要把遵义会议看得重要呢！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一点原来有争议，因为毛泽东在当时名义上的职务（常委、军事助手）不仅低于周恩来（军事总负责人），更低于张闻天（党的负责人）。我看过一篇文章，当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起草组同志把形成的决议草案送给邓小平同志审看。当时，草案在表述遵义会议时，考虑到毛泽东没有名义上的最高职务，写的是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看了后说，这个事情他清楚，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

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即使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取得了领导地位，当时的中共领袖们也未必把遵义会议当回事。

我们站在1936年的时间点，回忆一下中共的历史，自1921年诞生后的15年间，党中央领导人（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更换了多少？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王明、博古等等。所以，我想当时的中共领袖们对于更换领导人的会议，远远不会像现在那么关心。换就换吧。

我们再站在1936年的时间点，环顾一下当时的局势。中共一直在进行的是武装割据，各个红色政权基本是各自为战，自我生存发展，党中央对各地的约束力有多大，亦未可知。当时党中央是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而红一方面军根本就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在这种条件下开的会，即使是换领导人的会，也未必能引起当时领导层的兴趣。

我在想，当时张国焘以兴奋的心情去与毛泽东会晤，那是因为他与“老毛”还算有交情。换了张闻天，他也一定会去见的，最多不那么兴奋就是了。面子上的事没人在乎，实力决定一切。

关于遵义会议“记录的历史”就这么若有若无、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一直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出现了对遵义会议的“总结的历史”。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这次永放光芒的会议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出现“总结的历史”，想想就能明白。我只交代一个背景。1943年3月20日，时值“延安整风”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1935年到1943年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正式失去了党的“一把手”的名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取得的实际领导权，从组织上得以确立。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