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许小年   2010年08月23日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资料图)

“西门庆成了历史文化名人，孙悟空有了出生地，这些可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三俗’，件件都是政府的杰作。那么多的主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审出更多‘真正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左一个‘规范’，右一个‘不准’，还能拍些什么呢?”

编者按：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搜狐个人博客发表文章，就文化部针对“三俗”连发六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许小年表示，文化产品的创作思想需要松宽的环境、自由的探索和平等的竞争，如果对文化产业干预过多，所谓“力作”或将难以问世，经济创新亦是如此。

以下为许小年观点摘录。

许小年：

近日文化部部长在谈反“三俗”时，连发六问，个个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仔细读过，留下两个遗憾，一是好像问错了人，二是没有答案。

文化非笔者所长，因“六问”均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问题，且文化创作和经济创新颇多共通之处，故斗胆接过话题，姑妄答之如下。

1、 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

答：两万首歌曲中，有多少是按牌填词、按律作曲的规矩之作?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带有特定教化功能、由特定团体咏唱的，恐怕难度过高，下里巴人未经训练，想传也唱不出来。至于其他歌曲，领导大可不必担心，市场自会调节，没人传唱就卖不出票，群众不喜欢的曲目会自动被淘汰。

2、 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

答：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力作”不一定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读者激烈争论的也可能是力作。毛泽东曾向许世友推荐《红楼梦》，这位勇武的将军说：吊膀子的书，有什么看头?!如此力作，尚且得不到“一致公认”，遑论其他?强调“一致公认”，会潜移默化地引导作家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对力作的产生反而不利。

力作者，有力之作也，力量来自何处?当然是思想。仅有曲折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而无深刻的思想，就不成其为力作。思想需要松宽的环境、自由的探索和平等的竞争。现在的创作环境如何?到书店里看看就知道了，可曾见当代的《官场现形记》?或者21世纪的《红楼梦》?曹雪芹生花妙笔，写尽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尊贵与威严。当今谁敢写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以才有“XX大帝”的泛滥，“X朝那些事儿”的热卖。这类书风险低、收益高，文人趋之若鹜。

笔者并不反对流行读物，只是说领导希望看到力作，在眼下的环境中，无异于缘木求鱼。

3 、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三十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

答：这问题应该问文化部、出版总署，以及其他的引导和审批机构。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均创作于没有文化部的年代。若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废黜百家，动用行政权力，干预和控制思想文化，先辈留给我们的，岂止这八万种。

4 、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

答：电视剧不都要经过审批吗?那么多的主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审出更多“真正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审批能出好剧目吗?

《窦娥冤》和《牡丹亭》不是衙门里审出来，《雷雨》和《茶馆》也不是官员批出来的。

5、 我们每年生产四百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

答：左一个“规范”，右一个“不准”，还能拍些什么呢?在日渐狭小的安全空间里，还谈什么“传世力作”啊。别跟编导和演员过不去了，人家总要吃饭的呀，再说民众也有多样化的需求，天天让他们看《江姐》和《洪湖赤卫队》，那不又回到“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了吗?

6、 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

答：领导又问错了人，各地政府要政绩和知名度，要旅游收入和土建工程，与文化工作者有什么相干?西门庆成了历史文化名人，孙悟空有了出生地，这些可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三俗”，件件都是政府的杰作。估计金莲姐也快有出头之日了，反抗封建礼教，以生命争取恋爱自由，此乃中国第一烈女，地位远在秋瑾之上。当立牌坊，昭示天下。

文化成了最时兴的政绩，大概因为招商引资、街貌市容搞了多年，老套路已无多大潜力，代之而起的是“申遗”。雅也罢，俗也罢，背后全是利益。政绩决定官帽大小，工程承包则处处藏着猫腻。这些事人尽皆知，这里不再赘述。（查看原文）

（摘自许小年个人博客，有删节）

背景资料：

文化部长连发六问谈“反三俗”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8月6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反三俗”话题，蔡武连发“六问”：

据说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

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

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三十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

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

我们每年生产四百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

试答六问

近日文化部部长在谈反“三俗”时，连发六问，个个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仔细读过，留下两个遗憾，一是好像问错了人，二是没有答案

文化非笔者所长，因“六问”均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问题，且文化创作和经济创新颇多共通之处，故斗胆接过话题，姑妄答之如下。领导原话以套红标出。舟曲哀悼期已过，恢复套红，当无大碍。

1、 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

答：两万首歌曲中，有多少是按牌填词、按律作曲的规矩之作？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带有特定教化功能、由特定团体咏唱的，恐怕难度过高，下里巴人未经训练，想传也唱不出来。至于其他歌曲，领导大可不必担心，市场自会调节，没人传唱就卖不出票，群众不喜欢的曲目会自动被淘汰。

2、 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

答：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力作”不一定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读者激烈争论的也可能是力作。毛泽东曾向许世友推荐《红楼梦》，这位勇武的将军说：吊膀子的书，有什么看头?！如此力作，尚且得不到“一致公认”，遑论其他？强调“一致公认”，会潜移默化地引导作家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对力作的产生反而不利。

力作者，有力之作也，力量来自何处？当然是思想。仅有曲折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而无深刻的思想，就不成其为力作。思想需要松宽的环境、自由的探索和平等的竞争。现在的创作环境如何？到书店里看看就知道了，可曾见当代的《官场现形记》？或者21世纪的《红楼梦》？曹雪芹生花妙笔，写尽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尊贵与威严。当今谁敢写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以才有“XX大帝”的泛滥，“X朝那些事儿”的热卖。这类书风险低、收益高，文人趋之若鹜。

笔者并不反对流行读物，只是说领导希望看到力作，在眼下的环境中，无异于缘木求鱼。

3 、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三十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

答：这问题应该问文化部、出版总署，以及其他的引导和审批机构。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均创作于没有文化部的年代。若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废黜百家，动用行政权力，干预和控制思想文化，先辈留给我们的，岂止这八万种。

现代社会教育普及，资讯发达，写作早已使用电脑，非商殷的刻刀龟壳可比，较司马迁的毛笔竹简也不知快了多少倍，拿不出与先辈比肩的作品，因为今人比古人愚笨呢？还是古人较今人幸运？

4 、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

答：电视剧不都要经过审批吗？那么多的主管部门难道全睡着了？为什么没有审出更多“真正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因为审批者缺乏内涵和品味？抑或审查的标准本来就不是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审批能出好剧目吗？《窦娥冤》和《牡丹亭》不是衙门里审出来，《雷雨》和《茶馆》也不是官员批出来的。

5、 我们每年生产四百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

答：答案与2、3、4相同，左一个“规范”，右一个“不准”，还能拍些什么呢？在日渐狭小的安全空间里，还谈什么“传世力作”啊，凤姐都被封杀了，只能拉着林妹妹，穿上衣服拍一回，脱了衣服再拍一回。本想脱俗，结果却脱出了“俗”。

别跟编导和演员过不去了，人家总要吃饭的呀，再说民众也有多样化的需求，天天让他们看《江姐》和《洪湖赤卫队》，那不又回到“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了吗？

6、 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

答：领导又问错了人，各地政府要政绩和知名度，要旅游收入和土建工程，与文化工作者有什么相干？西门庆成了历史文化名人，孙悟空有了出生地，这些可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三俗”，件件都是政府的杰作。估计金莲姐也快有出头之日了，反抗封建[注]礼教，以生命争取恋爱自由，此乃中国第一烈女，地位远在秋瑾之上。当立牌坊，昭示天下。

文化成了最时兴的政绩，大概因为招商引资、街貌市容搞了多年，老套路已无多大潜力，代之而起的是“申遗”。雅也罢，俗也罢，背后全是利益。政绩决定官帽大小，工程承包则处处藏着猫腻。这些事人尽皆知，这里不再赘述。  

[注] 中国古代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宗法社会”，详见冯天瑜所著《封建考论》，亦可参考拙作“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封建”说以讹传讹，竟至约定俗成，今天改起来，反倒困难了。

许小年：抓物价打投机根本就不是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

　　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许小年 

许小年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

2011年10月10日 20:06
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10月10日，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获奖，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萨金特与卢卡斯同为理性预期学派创建人，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对任何一项政策，理性经济人都会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调整应对的结果是使政策失效，即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许小年：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决策失误导致

2011年11月11日 07:45
来源：新京报

脸上永远是刀刻般的线条，说出的话比刀子还锐利；对经济的深刻洞见和直率表达，令他成为最受媒体重视的学者之一，但他面对媒体时从不客气，对同行也能痛斥“斯文扫地”。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靠民粹主义无法解决问题

新京报：你前不久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符合民粹主义基本特征。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否会产生效果？

许小年：目前这种状况和我们在经济史上曾看到过。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全球经济金融大萧条，大萧条的最初几年和现在是非常相似的。在西方国家，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以后西方国家相继进入衰退，民众非常愤怒，在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立法者开始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和今天都很类似。

当时的目标也都是直指一个，就是华尔街，大家认为是华尔街的投机活动制造了金融泡沫，而金融泡沫的破灭引起了上一世纪的大萧条，今天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和政府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应几乎和上次一样。到现在民众开始在美国占领华尔街，但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这种民粹主义的运动能够实现的。

新京报：但是奥巴马已经表态支持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许小年：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学界越应该保持稳定，应该仔细思考问题，而不是跟着舆论潮流走。现在政策的指向和社会的舆论都是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奥巴马总统宣布他支持占领华尔街，如果美国人要占领白宫怎么办呢？是不是奥巴马也宣布支持呢？他自己配合一下主动搬出去？这都是政客非常拙劣的表演，为了迎合民情，为了应付2012年的大选一个非常拙劣的表演，所以奥巴马本人的支持率也理所当然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个一点都不例外，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回应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首犯是美联储，华尔街是从犯

新京报：既然占领华尔街无法解决问题，你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许小年：我觉得第一需要研究的是货币政策。在我刚出版的书《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里面，好几篇文章里都写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主犯不是华尔街，而是华盛顿，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具体表现为从2001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美国的基准利率长期偏低，这一事实已经由斯坦福大学的泰勒教授明确指出了，这段时间，美联储利率的执行大幅度偏离了以泰勒教授所命名的货币政策规则。

偏离了规则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货币超发，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导致从2001年开始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速提高到接近10%，这都是有数据的。次级按揭这样的金融创新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由于银行信贷的供应过度，首先是货币超发，然后是银行信贷的供应过度，在美国制造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这就是次级按揭支持下的房地产泡沫，这个也都是有数据的。

华尔街什么时候不贪婪？什么时候不想投机？它永远想投机，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华尔街有没有它的问题，当然有，但不是首犯，首犯是美联储，华尔街是从犯。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货币政策。

新京报：但是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产品例如次级贷款、CDS的确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成因，是否也应该监管？

许小年：现在大家都说金融创新过度，华尔街投机等等，这个要政府来监管，政府来监管我也同意，但是你别忘了，政府监管和市场创新都是既有收益又有成本的，在市场出事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政府要去管，但是大家想没想市场失灵的时候如果靠政府管的话，政府失灵了怎么办？

货币政策本地化与经济全球化矛盾深刻

新京报：美国经济的危机和乱象，给中国什么启示？

许小年：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或许是巧合，恰巧中国加入WTO，这样使得美国的CPI越来越多的成分由中国制造构成。

所以美联储看了半天说我这个经济形势很好，高增长低通胀，没有通胀，为什么要紧缩银根呢？这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出现的新问题，格林斯潘没有看到这一点。

其实我现在事后说这个话是马后炮，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当时也觉得很纳闷，有两点，美国的经济增长5%了怎么没有通胀？另外一个纳闷是中国投资增长速度这么高，没有过剩产能问题。

必须承认，我是事后反应过来的，为什么美国经济这么高的增长没有通胀，这是因为全球化中国因素。

在危机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需要总结的教训是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货币政策的操作不能再是本地化了，它反映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就是全球化的经济和本地化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使用，它的发行影响着全球经济，但是它的发行者只考虑美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这个时间长了要出问题。现在美国人为什么敢这么大量的在危机之后继续发钞票？就是通过超发美元的方式迫使全球来承担它金融救援的成本，这是危机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矛盾的另外一面。

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重建难度很大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许小年：在货币政策上我们要讨论这个。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国际上进展非常缓慢，有一些人提出来以IMF为平台，逐渐构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货币金融体系，但是全球化时代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非常久远的目标。我们看看一个欧元闹出了多少事就知道这个全球化的货币金融体系要达成的难度有多大，但是我们必须研究，必须面对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还有一个思潮：全球化弄出这么多毛病来就往回退，我相信往回退是退不回去的，各国的国门一旦打开再往回退是很困难的，往回退不是解决办法，必须往前走。

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以美元为骨干的布雷顿森林系统早就崩溃了，在今天没有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有美国当年的实力，所以以任何国家为骨干来重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新京报：建立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个远期目标，近期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和改进的地方？

许小年：第二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来操作货币政策，这个事靠谱不靠谱？格林斯潘会失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伯南克就比格林斯潘聪明？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指出，在1929年的时候美联储犯了错误，在市场流动性极端紧缩的情况下美联储收缩货币供应，收缩30%，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短缺，引起一连串的银行倒闭，终于引发了大萧条。30年代美联储犯了错误，2000年美联储又犯了错误，我们怀疑把货币政策交给中央银行靠谱吗？它再犯一次错误怎么办？

弗里德曼认为由中央银行的行长来掌管货币政策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行长掌握不好货币政策，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凡人，都会犯错误。中央银行一犯错误后果不得了。弗里德曼认为与其把这些货币政策交给不靠谱的央行行长们，不如给货币政策制定具体的规则。

泰勒法则就是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世界上最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就是弗里德曼的3%，每年货币供应增长3%，3%是美国战后平均的GDP增长率，也就是货币政策跟着GDP增长就行了。

- 人物素描

刀客许小年

在许小年接受本次采访之前不久，某周刊刚刚做了他的一期专访，题目名曰“刀锋”。无论是面对纷繁芜杂的经济现状时，还是面对纷至沓来的采访，他都表现出了这种快准狠深的风格。

几乎每个采访他的记者都被他反唇相讥过，“不专业”“懒”“只知道追逐热点”。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最烦你们媒体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老问我热点问题，我就告诉你们说本人这儿没热点问题，都是冷门的，只要你追的热点我一个都不研究，我研究的就是没人问的问题，就研究这个，所以你们下次要准备一些冷门问题，几率会高一些。”

一些人被他斥责后以“傲慢”形容他，但在某次读书会上，他被一位观众同样尖刻地驳斥和抗议时，他却制止了主持人的干预，心平气和地听完对方的表达并予以回复。在他严厉斥责记者“采访提纲不知所云”之后一分钟，却又满面春风地在记者递过去的书上签名。

“刀锋”许小年：长于红色家庭 为求学放弃中南海工作

2011年10月21日 16:41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

—— 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 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4.38 4.54%]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 。“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 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14.84 -1.46% 股吧 研报]”——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4.50 0.00%]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4.75 -1.86% 股吧 研报]、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 “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 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秦晓身世曝光：曾担任宋任穷秘书 父亲为副省级高干

2011年05月13日 15:2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张欢

秦晓 走出乌托邦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11.64 -2.68% 股吧 研报]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4.38 4.54%]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文革”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文革”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文革”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0.11 -1.74%]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2.81 0.00%]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14.26 -3.13%]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2.81 0.00%]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秦晓1997年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时他就开始思考现代大型公司总部功能的建设，这也是中信遇到的问题。

秦晓从制度经济学的梳理中找寻答案，在他看来：现代大型企业尽管组织体系庞大，但内部权力配置却是相对集中的。总部承担战略性决策并直接控制投资、财务、融资、人事、法律等事务，同时在集团内部统一管理和经营、研发、销售、采购、广告等各项业务。下属子公司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经营性决策。这些子公司不是投资中心，仅仅是一个利润中心或者成本中心。

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秦晓是科斯的门徒，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在科斯基础上细化研究大公司总部职能建设。秦在招商局的整合、改革举措正是其博士论文观点的实践，在他看来，中国国企普遍存在两大问题——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纵向法人(子公司)多级化。

秦在招商局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做了一场现代企业制度的报告，在集团工作会议上，他用学术语言告诉下属，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开始了被外界称作“削藩”的举动，强势总部成为再造招商局的核心。作为制度经济学拥趸的秦晓相信，公司总部功能发挥的有效前提是形成制度，并且获取权威来支配资源，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成本。

招商局在总部建立了资金池，用比市场存款高一点的利息吸收下属企业的资金，用比市场贷款低一点的利息把资金给下级企业。仅此一项，就收回三十多亿人民币资金。

下级公司需要资金由总部批准，没有投资权，只有经营权，而且资金预算、人事都是总部安排。

横向整合过程中，招商局的核心逐步集中到交通(港口、航运、公路、物流等)、金融(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地产(成片开发、房地产)三大板块。

在资产整合过程中，招商局出让、卖掉了一些企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平安保险，这也成为很多人批评他的原因。

2001年，招商局出售了平安保险将近15%的股份，换回的巨额资金已超过当时投资金额的10倍。对于秦晓来说，卖掉平安股份的原因一是失去了话语权，招商局无法将平安保险纳入它的金融平台；二是集团在走出财务困境中急需资金。利用卖掉平安的资金，招商局先解决债务危机，并进入上海港，以26%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完善了港口体系，走出了蛇口。上海港2010年净利润54.17亿元，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招商局还不断增持招商银行[11.64 -2.68% 股吧 研报]，在招行上市配股之前，招商局购买成本不到一元，而且主导了招行发展方向。

这笔钱还用来增持招商证券[11.82 -3.82% 股吧 研报]、扩充油轮船队，强化核心产业，所获收益并不比持有平安保险差。

秦晓也曾想过增持平安保险实现大股东地位，但当时他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作为一家有实业传统的公司，现实条件并不允许他把所有资金用来构建纯粹的金融控股集团。

在招商局出售平安保险股份前后，几家国有股东也出售了股份，招商局的售价是最高的。几个月后汇丰银行用巨资购买了10%的股份，这成了很多人攻击秦晓的理由——贱卖国有资产。

汇丰的进入并不是购买了既有股东的股份，而是相当于平安保险增发。另外在相关业务上汇丰也获取了特殊地位和优先权，当时作为战略投资者的汇丰还面临着另外一家国外金融机构的竞购压力。

从2001年任职到2010年卸任，秦晓作为董事长完成了“再造招商局”的计划，10年间，招商局的总资产从496亿增长到3243亿，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增长到217亿。而且就增长率而言，净利润高于净资产，净资产高于总资产，表明增长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规模驱动的。在国资委的央企评比中，招商局2010年母公司净利润第9，而且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对于国有企业的态度是：“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应有序地、公平地将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从商人到启蒙呼唤者

我问秦晓，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他想了想说，什么都不用，忘记最好。

这是否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当后人回顾历史时，肯定不会把秦晓单纯当成一个企业家。

2007年，秦晓与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会。何迪是前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也是秦晓的发小。博源基金会有着显赫的成员名单：吴晓灵、高西庆、李剑阁、史美伦、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易纲、王波明、金耀基、金观涛、周其仁、许小年……

一位接近秦晓的人士说：“博源并不是秦晓心力最集中所在，但这是他的平台。”

秦晓的计划是利用博源的平台做中长期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研究。金融风暴之后，市场上各种噪音很多。他们想把代表市场的经济学家集中起来，让决策部门听到真正代表市场的观点。

市场上传说汇丰要垮台。博源组织了专门研讨会，并形成了专业意见反映给决策层——汇丰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内地出手。

博源基金会和人行、银监会、证监会、统计局等部门形成对话机制，这些部门的司局级干部被定期召集在一起倾听市场的声音。

一种对秦晓和博源的批评声音是：一些投行为博源提供了资金，这些资金提供方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影响更高层。

秦晓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我自己就拿出了上百万，而且基金会出资方与基金会运作要切断。中国每年吸引如此巨额的外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香港的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集中了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方法论和模型、数据都具备，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除了这些经济、金融话题外，秦晓开启了一场中国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他开始呼吁一场新的启蒙，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并重新审视中国模式论。

是什么让一个喜好高尔夫和围棋的国企管理者(秦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只是职业管理者)去讨论这些宏大而艰深的话题。

秦的一位朋友说，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注定了他关注的话题绝不局限在一家企业上。他十几岁时就已经思考国家前途并介入其中，加上曾经的中南海经历，都会让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视野，这是一种接班人情怀的延续。

他有许多问题在思考——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

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开始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但秦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当他把这些思考开始向外界宣布时，抨击随之而来。

甘阳被思想界认为是“新左派”，他和秦晓观点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在香港时，秦晓约他一起吃饭，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打进来，有人告诉甘阳：秦晓逃跑海外了。

甘阳分析了秦的理论，他认为把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普世价值是左中右所有人都必须要承认的，否则就是完全不承认现实。“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一个麻烦是把所有特殊性都抽象掉了，似乎只要按照普世价值来做就可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

在甘阳看来：“西方在70年代开始讨论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批判。这个现代化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简单的经济发达，而是对16、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之路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意味着对简单启蒙的批判。哈贝马斯观点不同，他认为不是启蒙的问题，而是启蒙得还不够。相较而言，秦晓会更倾向哈贝马斯，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秦晓相交多年，当年在澳大利亚时，秦晓总是和他争论国企的作用。韦森早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留学后钻研了哈耶克、诺斯，发现一个良序社会需要的条件。

韦森说：“80年代《河殇》提出的问题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来了，却没有配套的法治和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必须要法律保护，个人权利需要保证。个人权利觉醒，政府权力划定，这必须要让年轻人明白。”

秦晓的一位身份显赫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当代盛宣怀”，盛是招商局最早创办者之一，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一位毁誉参半的红顶商人。

王军依然和秦晓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评价是：“秦晓的优点就在于有话直说。”

甘阳说：“每个人都想影响决策，学者写文章难道就不是么？利用个人资源和人脉做事有什么错？秦晓是一个很有公共关怀的人，我不相信他为了钱而如何。博源不是高层授意，也不是西方阴谋的产物。秦晓有很强的独立性，是不会轻易被影响的。”

秦的企业家生涯一直很低调，作为下属的马蔚华、麦伯良都比他风头更健，他的角色更像一个幕后掌门人。职业生涯末期，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调。

他的发言被认为是火力十足，然而在他看来他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他还有很多朋友身居高位，这让他发言时始终有所忌惮，而且他并不想做革命者，温和的改良派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这或许是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秦晓托人带话给一位知名的媒体朋友：“现在国外对你的评价很高。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体制外的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不稀缺。稀缺的就是在体制内做一些推动改良的人，能守在体制内，你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响。”

秦晓论“现代性”

“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他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秦晓 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派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担心社会动乱”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人物周刊：“文革”早期，你曾经也被卷入。回首那段岁月，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可以如此疯狂？

秦晓：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文革”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能为实践所证实。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个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秦晓：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文革”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当时一些中央领导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

翦伯赞是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路都是跟共产党走的。解放后，翦伯赞去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把北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文革”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

“文革”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像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人物周刊：你的观点，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前30年历史的问题。

秦晓：“文革”的大背景，跟我们后进国家的激进主义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激进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或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就是“前科学”。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定是乌托邦。它崇尚的是卢梭的“积极自由”，即“己所欲，务施于人”；而不是洛克的“消极自由”所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必须跟我走，否则你就违背历史潮流，你就是异己或敌人。这就把核心的价值给颠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异化的结果。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两个问题：第一他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了民族国家。孙中山没有成功，蒋介石也没有成功，毛泽东成功了，这是历史要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个，他不管是用土改、合作化、集体化还是国有化的方法，比较快、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动荡问题，并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百多年来，谁能解决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保障？毛泽东做到了。

从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处理方式还是取得的成果，都存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对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没有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他在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又把它推到极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又造成更大的问题。60年代初三千多万人饿死，这事发生在20世纪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又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今天都是不可设想的，怎么向历史交待啊？“反右”、文化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等不用说了，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现代价值观。

人物周刊：具体到你的个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你有一种吐出“狼奶”的感受么？

秦晓：我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了：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你说的狼奶，我有感触。插队时我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有一段话，我经常写信给朋友时引用：“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一代人。

毛泽东那一代人是致力于改变中国面貌的，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就举起了这个旗帜。好的地方是他从不死照着那个本本来做，怎么实用怎么来；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对马克思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于是很容易走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上面去了。

总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我们过去理解激进主义，是指它暴力或者革命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激进主义的实质我认为在于它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传统和经验是经过千百人、千百年实践、思考而形成的，这中间也需要思想家、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和倡导，也会发生革命和动荡，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演进的过程。这就是洛克倡导的“自然法则”，也是苏格兰启蒙和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和经验。

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近代的产物，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走向异化。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最根本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终结。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告别了列宁—斯大林模式，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重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但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从突尼斯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暴，这次一个突出特点是发生革命的国家都是最为世俗化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也相对较好。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动乱根源？

秦晓：首先，它表明对独裁专制腐败的政府，人们是不接受的，不管你经济搞多好，世俗化程度多高；第二，专制政府之后不一定诞生一个现代政府，其结果要么走向失败政府，要么呼唤极端宗教主义者上台；第三，西方可以用武力推翻专制政府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政府，社会的进步是文明演进(交流、碰撞)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的结果。对此，西方政府和社会应反思。

人物周刊：在外界看来，你最主要的身份是国企的管理者，然而你却组织成立博源基金会，做了很多宏大话题的讨论，这是一种接班人的精英情结么？

秦晓：儒家的“修齐治平”对我影响很大。中国人从来都是把家和国看成一体的。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历史，也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每个民族最关注的就是找寻各自的现代道路，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

把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权利相比，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马克思说的：“只有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社会共同体才能获得自由。”如果我们只说一头，就会走向“富国强兵”，而不是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

接班人是60年代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政治权力的概念，而是需要一代代人去建设这个国家。这是一个落后挨打贫穷的国家，我们的父辈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远比那时候要复杂，现在不是革命成功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从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问题，这是很多我们还没有逾越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要和自身传统、国情结合，现在中印比较是一个热点，我们这个伟大庞大的邻居正在崛起，印度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研究？

秦晓：有一年我从印度回来，和黄亚生聊天。我的感觉是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政治体制上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包容这么多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小乱不断整体稳定，经济也开始起飞了。

经济发展第一要素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全球化，打破原先制度上的限制。内生变量是人口红利，外生变量是制度红利，两者一结合就好了。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加入了WTO，又有人口红利，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奇迹，印度也是一样。但印度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种 姓、教育、基础设施等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挑战。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深入到印度，发现他们比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主人公还要贫穷，只有一条毯子可以裹身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是否需要让渡给吃饱肚子？

秦晓：如果说看到印度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就简单认为民主不好，中国模式好，那这个跳跃在逻辑上缺乏支持。相反，我们拿巴基斯坦和印度做对比，当布托上绞刑架时，他说：“巴基斯坦是稳定的动乱，印度是动乱的稳定”。印度有锡克族，有上百种语言、民族、种姓，对外和中国、巴基斯坦关系也很紧张。但是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始终能维持下来。

印度民主体制不是最成熟最好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基层部分，但整个政治治理是运转正常的，是被认同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很容易全国就乱了。哪种制度更好？是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通过大家认同的程序来做事更好，还是强人政府决策效率高，但又不断推倒重来更好？我以为还是前者好，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政府，后来去了中信和招商局，有没有考虑过彻底离开这个体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者企业家?

秦晓：中国基本上还是大一统体制，即便是民营企业，你想摆脱这个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我们有很大机会在体制内做事。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在招商局做一把手，掌控巨额国资，你抨击腐败，在你这个层级有什么监管？

秦晓：国资委、中组部、中纪委都在管，我们自己也有一套内控系统。我是觉得权力和钱，腐蚀性太大，想要就没够。要把这个问题看破，崇尚一种更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我也就只能力求做到这点。

对于个别人对我的诬蔑和谣言，我没什么好回应的。审计署会对我做离任审计，巡视员也会经常来查，还有常驻的监事会。每年我都要申报各种收入和资产，内部也有纪检部门，还有组织上的生活会。

人物周刊：在你的对外谈话里，你多次提到修持，也提到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佛学的影响，你长在红旗下，又是海外名校的博士，对于今天的秦晓来说，这些思想之间是如何融会贯通的？

秦晓：我成长的时代长期是封闭的。我们只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和经过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文学作品外，对外界了解很少。

“文革”后期，才看到一点政治方面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传》、《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新阶级》(德热拉斯)等，就是灰皮书。

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有缺陷。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央企高级干部班上课时，和中央党校老师有过讨论。

马克思基本上是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我认为决定论是不可取的，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是互动的，没有谁永远决定谁。事实上我们在国内也不讲阶级斗争，外资和民营经济也不再是剥削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党也在讲三个代表，而不是只代表工人和农民，也开始鼓励发展民营所有制。

接下来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理论，开始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他们是两个方向走的，最终汇合点有惊人相似。

韦伯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他是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这一点的。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看问题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对理论有特别的偏好，但我的出发点都是问题意识。

最早我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差异，当时很多学术界的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个负面词汇。我说这要放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在中国就是物质经济，说得好听点是“国富民强”，说白点就是“富国强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后现代的问题？有，但不是主流。

有了问题意识，再去研究就会梳理清楚思想、理论脉络。

人物周刊：韦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您怎么评价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秦晓：我们从小对宗教的认识就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后来我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康德，康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是人内心世界中需要道德约束，就造了一个上帝，上帝的功能不是进入世俗社会去干预，而是在道德领域中要有敬畏和约束。

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果敬畏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某个人，比如卡扎菲，那就是迷信。但如果没有敬畏，人的恶的一面就会显现。

韦伯说新教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可他没有说不是新教的国家就不能引入一些元素去形成现代社会。

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

秦晓：内圣是好的，外王我无法接受。外王是纲常，是社会文明秩序，是把人分成等级，抹杀了人的权利。中国也没有权利意识，可能除了老庄连自由的概念都没有。

人物周刊：最近的一条新闻，蒙古把一个战略性煤矿进行股权发放，每个国民都能分配到股份。你一直呼吁要重新审视国企作用，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么？

秦晓：技术工具是可以设计的，划归社保也好，划分每个人也好。

我更关心政策问题，现在创造出一系列的政策和理论认为国企必须控制经济命脉，我是很质疑的，其实这就是列宁的制高点理论的延续。

莫非别的国家就没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这可以通过监管来保障嘛。

政府拥有庞大国有资产，但医保社保这些公共产品又没有做好，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政府就是要把公共产品搞好，食品出了问题关系不关系国计民生？太关系了，可是不是就要把食品行业搞成国企呢？说不清楚，不能自圆其说就是伪命题。

人物周刊：思考问题从价值层面到制度层面，这一步如何完成？

秦晓：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价值而设计存在的。民主从来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只是一种制度安排。自由和个人权利才是更本质的东西。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在你看来，辛亥革命提出的问题解决了么？

秦晓：从帝国到共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经学到科学，这是金耀基先生概括的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

我做了补充，从帝国到共和，但现在依然没有宪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但农民和土地问题依然严重。从经学到科学，但现代价值系统还没有建立。我们依然处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毕竟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出现了很多混乱，产生了激进主义思想，但这都是必经的代价。不能简单说是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大的方向上都是现代化进程，不要局限在唯物史观上划分。

另外一种思想认为有虚君更好，当时清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改革，地方的议政会、警察、教育、邮政都在改革。如果没有康梁，中国也会走向现代化。对于这一点我是质疑的。晚清政府这些改革都是工具化的，是被迫的。这种说法过分理想化，尽管慈禧载沣都做了很多改革，但是这和西方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

西方的保守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之后出现的，核心是保守自由，我们是压制自由。

辛亥革命当然有激进主义的一面，包括“五四”，对此，我们应当反思，但不应简单否定。

人物周刊：你很早就提出国企的问题在于横向盲目多元化与纵向多级法人的问题，在决策层面有多大认同？

秦晓：还是要回到经济学的概念中，你是买企业还是买产品，比如造汽车需要玻璃，那就去市场上买玻璃配在汽车上，或者是买这个厂，或者自己建一个厂来生产所需要的玻璃，不过是比较哪个合算的问题。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协调费用哪个更低，为什么有的外包有的内化，这就是我博士论文说的。

既然成立企业，就说明需要内化交易，但是又搞了很多中心，那我为什么不去市场上直接买产品，更不要说下面企业经营的是相互无关的产品。

这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都不知道，再加上利益膨胀，谁都想搞一个自己的天地。

我在招商局做的不是总部强化，而是回归到常态。任何一个西方大公司总部都是这么做的。子公司只是经营单位，没有投资权。投资是上面控制的，像GE这么大，下面的航空、医疗、化工都是非常大的公司，但都是由总部统一融资，他们没有自己借钱的。

股份制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业都不发达的时候，搞一些大项目如航运才去募股的。现在有资本市场，也有商业银行，我为什么非得拉股东进来呢？像美国的思科(Cisco)，几十年来收购了近百家小企业，收购一个下市一个，干嘛和你分享我的利益？你几时见IBM和别人合资搞什么项目，GE有和别人合资么？西方哪里还搞什么股份制。缺钱？去找资本市场和银行。

说一股独大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慢慢消化，可以转化成公众股嘛。

为了股份化而引入股东，首先小股东不关心长远问题，只关心分红。重大问题他还否决不了你。对你来说增加交易成本，对他来说走不了又没有保障，搞这么复杂的结构干什么。

董事会和管理层分开，这个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后面是什么关系。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是股东结构的函数。

如果股东是一个家族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就没有必要分开，是一体的。控股大股东结构下也类似，比如香港和东南亚的家族大企业，尽管上市了，董事长一般都兼任CEO，顶多聘请几个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

当股东结构进入到一个中间状态，有几家大股东，比如招商银行，我们是第一大股东但不控股，管理层应该向所有股东负责，不是向我一家股东负责，那就要到市场上去聘请。董事会重大问题要商量，这时候就需要管理层和董事会分开，不能把招商银行管理层视为招商局的下属。

再接下去到了美国这个程度，连大股东也没有了。美国的董事长都兼任CEO，虽然安然事件出来之后，有说要分开，可是实际上没有哪家是分开的。

法人治理从来是效率和制衡的均衡点把握，没有说越制衡越好。党委那就另说了。

人物周刊：现在社会的共识是谁也不希望革命，可很多人都认为改革的步伐不妨更快一些。

秦晓：革命分成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或观念革命，在西方来说就是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日常政治中社会和政治是分开的，只有到了非常政治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是长期搅在一起。

步子慢了，所以我们才要说话。社会总是反复的，赫鲁晓夫很伟大，他做了很多改革，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一个18年的倒退，对外是冷战，对内是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化。他不愿应对这些问题，结果一夜崩溃。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与体制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参与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我希望在体制内推动改革，通过体制内外的互动产生社会进步。

本来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这社会也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在满清以前，上层是皇上大臣县太爷，到了乡下是乡绅治理的。乡绅可是非政府组织啊，农村秩序、道德、基础公共设施是由乡绅来完成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渗透那么深，这是一个“道统”，或者说“准法统”。他们的权力来源并不是皇上授予的。他们是凭良心靠对儒家文化的崇尚信仰来获得权力来源，而且治理很有效率。革命把所有都解体了，总体解构总体解决，来了一套新的结构，从支部书记一直到国家主席。

人物周刊：甘阳先生认为单纯提出普世价值有抽离之感，不要把普世价值和中国现实弄成对立面。

秦晓：我没有对立，而且一直认同中国道路。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就是最终的彼岸。“中国模式论”的兴起首先就宣称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式是德国、俄罗斯、日本这么一路过来的，再加上毛泽东的集权封建东西，和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些封建思想。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东亚模式”，国家利益至上，国家控制经济。这种想法在某一阶段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应该经济的归经济，社会的归社会，政治归政治。考虑国家的利益、主权，更要关注民众、关注每个人的权利。

他们的观点，第一是“特殊论”，我很奇怪，你们都学过哲学，学过逻辑学。没有普遍的东西何来特殊，普遍和特殊是一对关系，你不能说因为特殊就不承认普遍。你去看全世界看历史，确实存在一个普遍的东西，我认为特殊是普遍包容的多元，并不是和普遍对立的另类。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这就如同不能只说特色不说底色，那没有底色的特色是什么颜色呢？

第二是“取代论”，就是我们比他们更好，“北京共识”只是把这个话提出来了。北京共识的作者是更担忧美国的情况，他只是告诉美国人还有另外的模式，他并不认同中国模式论。

这是个危险命题，是因为他们拒绝和对抗世界文明，我才出来讲话。我从来就是中国土生土长，我也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问题出现在中国强大、经济发展了以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有人包装出一个“中国模式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在剑桥大学的导师Peter Nolan是一个左派的经济学家，你们之间争论大么？

秦晓：我和他有一些争论，比如苏联解体原因上，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列宁提出来的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解体了，就没有了民族认同。本来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都是独立的国家，列宁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更宏大的理想，在这个认识上塑造了新的民族认同。苏联解体时，找不到新的民族认同点，也不容易找。

我很关注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如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解散了，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

现在必须重新建立民族认同。Peter Nolan说前苏联是先解体，后民族分裂，我就说你反了，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自己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这六十多年？

秦晓：我们亲历参与了这些变化，社会还在往前走，尽管有很多问题，而且在认识上有很多争议。

我个人的思想经历了3个变化：首先是从盲目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转向崇尚科学精神、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这个理想主义是意识形态包装出来的东西，不是像美国梦这种理想主义。我们当时对毛主席盲目崇拜，对共产主义和祖国前景非常乐观。到后来有了科学精神，开始理性地思考。

第二是从把对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价值和使命转向对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追求。最早把国家作为最高目标，在道德上也设置了道德高地，扭曲了现代社会原本的理念，去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把“富国强兵”当作唯一目标，我个人也经历了这个阶段。

第三是在经济上，从相信新权威主义，通产省模式、东亚模式转向更相信有限的政府，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的精神。

人物周刊：你到今天还有什么是深信不疑的？

薛蛮子浮生若梦

2011年08月12日 13:3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薛芳

“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啰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薛蛮子也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义工，研究所的所长是何其芳。薛蛮子每天的工作是把《纽约时报》上每周的书评做档案，那个时期，他几乎认识了北京所有的翻译家，当时最有名的是冯至、卞之琳，还有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等。

薛蛮子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他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他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

1978年高考恢复，对于25岁的薛蛮子来说，需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虽然“文革”10年，学业荒芜但只有初中一年学历的薛蛮子却决定考研究生。他分析过，研究生不考数理化，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老大学生，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志在必得。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生考试虽然不用考数理化，但竞争对手会更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68、69、70年下放到农村的老大学生。这些人为了回到城里取得一个城市户口，杀人的心都有！”

薛蛮子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首先我报考的这个专业必须是新设立的，要是以前有的，我肯定玩不过人家。其次我要考虑自己的强项在哪？之前我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中文书，一种是外文书，也就是说喜欢文科，外文也会一点。”他最终选择了“中外关系史”：这个专业既不用考数理化，又是新设的，而且还能发挥薛蛮子那点外文功底。他认为，一同报考的人中，懂中国的未必懂外国，懂外国的未必懂中国。在那次考试中，他出奇制胜。

薛蛮子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父亲为此很自豪，给了他100元奖金。研究生读了一年，他认识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简慕善，简是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非常欣赏薛蛮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因此，他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薛蛮子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

出国前，薛蛮子神采飞扬地对同伴说，我蛮子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薛蛮子兴冲冲地赶往美国的这一年，24岁的诗人顾城在《星星》上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诗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也是这一年，薛蛮子的父亲辞世了。

1980年5月21日，薛蛮子记得异常清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校方告知9月份才能领取。不得已，薛蛮子只能勤工俭学，他在伯克利的校刊上看到了一个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薛蛮子暗自窃喜，就乐颠颠地跑去应聘，敲开门，出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叫孙正义，高个的叫陆弘亮。他们提供的工资是每小时7美元。

那时，与薛蛮子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叫赖声川。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回到日本后，孙正义就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薛蛮子从孙正义那里挣得的这7000美金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想到了父亲，一个七级干部，算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了吧，可买不了一辆汽车，那时候只有毛主席、部长们才有汽车。薛蛮子的妈妈，是一个十三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此后的人生，只有两次金钱确实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第二次是赚了100万美金，他在心里调侃自个，“老子怎么可以挣100万美金哪？”第三次是UT斯达康上市，他赚了1亿美金。此后，他就变得麻木了，最后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三

在纽约的时光，薛蛮子风生水起。这个中国青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美国青年能自如实现美国梦的时期。80年代的薛蛮子在美国，他善于捕捉商机，通过低买高卖，积蓄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在10年后的中国，有更多的人也通过房产生意跻身为富豪。先是在海南，而后在北上广深。但这个群体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有原因的。开发商被看作中国的“强盗大亨”，利用中国的转型时期，通过拉关系、行贿和欺诈等手段捞取好处。

回到薛蛮子在美国找的第一份工作，他应聘到德国蒂森(Thyssen)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薛蛮子的工作是对外贸易。他的商业才华得到了非常全面的展现。公司将向中国出口50万吨尿素，按中方要求尿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散装，而在美国进行包装，成本每吨将增加20美元。薛蛮子给公司提了个建议，可以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在中国境内包装，公司听从了这项建议，获益颇丰。

第二年，薛蛮子开始涉足对华石油贸易。“买得便宜卖得高，”小伙子无往不胜。作为奖励，公司给薛蛮子提供了7000美元20年的无息贷款，供他买房。薛蛮子立马发现这里面大有商机，他用自己的钱又买了两套，然后卖出，一年赚12万。公司的财务总监闻讯后对薛蛮子说，“我们合伙吧。”财务总监有50万的银行信用额度，一年后，两个人各自赚了100万，德国籍的财务总监辞掉了工作回到德国，薛蛮子也扔掉了这份当时没有让他完成学业的工作。

薛蛮子开始了投资生涯。在美国，他基本上不跟中国人来往。“中国人嫉妒，别人混得好，他就不舒服，而且会抢走你的生意。”他把目光转向美国西部，那儿房地产投资做得风生水起。

在纽约，薛蛮子曾与歌星惠特尼•休斯顿比邻而居。他还买下了普尔(创立标准普尔的那位)的故居——占地三四十亩的山顶庄园。薛蛮子说，“火鸡、松鼠、鹿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山下的3个湖。”他把宫殿“送给了前妻胡安”。按照薛蛮子好友熊晓鸽的说法，薛蛮子住着一所超大的房子，据说有一百多间房，方圆百里只有树，熊晓鸽的房子也以大而豪华著称，熊晓鸽说：“大，那是真大。”

这一时段，薛蛮子在纽约偶遇了自己儿时的玩伴维一。

维一在作品《我在故宫看大门》写到了这一场景：“他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林肯中心附近。到了他家我才知道，眼下他在做地产生意，恰好这天有个买房子的客户在客厅里填表签合同，蛮子对我说，这个客户是个犹太人……我和蛮子多年未见，话自然不便说得太深，只好问：‘你玩得过人家犹太人吗？’蛮子自信地笑了：‘我蛮子谁玩不过，不信，你问问这个王八蛋。’然后抬起头对那个客户用英文说：‘你说是不是？’那人摸不着头脑，只好笑笑说‘yes ，yes’。我听了实在忍不住笑。”

“不过，蛮子大概不希望我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生意人，于是把客户一个人冷落在客厅里，带我到房间里看他收藏的一些西洋名画。他给我看墙上的画。我完全不懂，只听他似乎不经意地说，‘这些都是真迹。’他看我没有搭腔，又自我解嘲了一番，‘我蛮子还真他妈的附庸风雅！’”

一个早上，坐在自己朝阳公园对面的宅子里，薛蛮子说着自己对i美股网方三文的第一印象，“一看就是个学文科的南方人，年轻的时候是死读书的，性格上比较保守。他能跳出来做生意，就证明他有足够大的信心。因此，我认为只要性格靠谱，做的事情靠谱，就可以考虑了，至于他具体做什么，我弄不清楚。”

方三文199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至2002年在《南方周末》做记者，2005年7月加入网易网站部担任副总编辑、新闻中心总监。去年3月，方从网易离职创业，创办i美股网，为中国人观察投资美国股市提供美股行情、新闻信息、财务数据等服务，创办后3个月就获得了薛蛮子的投资。

薛蛮子信任这个年轻人，对一个投资人来说，看人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对薛蛮子来说，看大势比看小势更重要。像前文写到的，那场赚得锅满瓢满、让薛蛮子此后对钱没了感觉的投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点。

1991年6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蛮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与薛蛮子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陆弘亮和王祖光(英文名为Peter Wang)。此时，他们发现固定电话在中国的普及率还不足1.7%，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76%。看到了中国电信[4.76 0.85%]市场的巨大机会，三人立刻拍板，各出资20万美元，组建了新公司——Unitech，并在浙江杭州上马了一家电信设备厂，生产数字环路设备(一种不用建分局就能将信号传到更远地方的电信设备)。

与此同时，同是留美归来的吴鹰、薛村禾也在北京昆仑饭店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做着自己的业务——给国际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做代理，将电信设备卖给通信行业的客户，公司名字叫Starcom。将Unitech 和Starcom 撮合起来的“媒人”是黄晓庆。UT斯达康的名字是从Unitech和Starcom中各取部分“品牌元素”而构成。按照美国方式，新公司应该根据双方的利润来合并的，但Unitech 和Starcom却没有遵循这种方式。Unitech当时虽然还没有盈利，但却拥有一家不小的电信设备厂，人多势众，资金也更为雄厚。所以，两家公司没有细分，按照50%对50%的比例分享公司股权。

1995年，薛蛮子、陆弘亮、吴鹰、薛村禾、黄晓庆一起去日本见孙正义，后者现在成了日本软银集团总裁。五人用30分钟时间给孙正义做了一个演讲，孙正义听后决定为UT斯达康投3000万美元，占30%的股份，这是UT斯达康引入的第一笔较大的风险投资。此后，孙正义又投资了1亿美元，买进UT斯达康21%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薛蛮子回忆，留美学生曾身处硅谷，能有效地借鉴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经验，使公司迅速成长，这也是UT斯达康能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UT斯达康一役，薛蛮子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活跃的个人投资者之一，也就是后来大家俗称的天使投资人。

“天使”这个名词，是新罕布什尔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风险投资研究所的创始人W. Wetzel在1978首先使用的。天使在美国还有个别称叫“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 (家人、好友、傻瓜)，意思就是，要支持创业，首先要靠一群群家人、好友和傻瓜！“天使投资人的声望有很高的要求，一般企业在建立之初，都会找天使，这个阶段，是创业者找天使投资人；而企业到了稳定发展期的时候，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一般会去找创业者。一般来说，初期的风险最大，回报也最高，相对来说，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会低一些。天使里面，也分很多种，比如薛蛮子和徐小平就属于专职的天使投资人，而雷军和周鸿祎就属于创业者，对天使有点兴趣，而李开复则属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人。”蓝港在线CEO王峰如此描述中国当下的天使圈。

薛蛮子是这样一种人，在西方主流商业社会浸淫多年，他懂得商业规则，在西方社会，他活得很西方，一旦回到中国，他又似乎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国情。

尽管笃信靠谱人靠谱事这个投资信条，但薛蛮子也有走眼的时候。当年软银总裁孙正义准备投资马云，薛蛮子对马云不屑一顾，“这厮长成这样儿，有什么前途？”后来薛蛮子非常后悔，大呼惭愧。2000年左右，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曾经带薛蛮子去看周鸿祎，当时周的“3721”中文网址创建不久。薛的态度是：“什么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2003年，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了3721。薛蛮子大叫“瞎了狗眼”。

“虽说投资到最后，做的决定一定是冷血的、理性的，但是你对投资这件事一定要有热情，否则谁吃饱了干这个？要见很多个不靠谱的孩子，去跟人家谈话，握手，谆谆教导，谈人生哲理，做生活导师，他和女朋友出问题还要帮他解决思想工作。这些事没热情是干不了的。做天使投资就更要有热情了，如果我不喜欢和这些年轻人来往，就做不了这事。”薛蛮子如此说。

2008年，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并购了李想的泡泡网和汽车之家，李瞬间拥有了数亿元现金。他也开始尝试做天使投资。薛蛮子告诫他说，拿到钱的一年半内可以买房买车但不要做投资，因为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退出UT斯达康后有些忘乎所以，很多投资有去无回。李想认为，薛蛮子对他最大的帮助，除了投资，就是为他引进了两个人才：来自普华永道的CFO，来自麦肯锡的CEO。他们目前仍然在任。

李想曾对媒体如此评价薛蛮子，“他是一个思维跳跃的人，看到新的机会就过来讲一通。我的做法是：认真听他讲，决不和他争，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有的人会跟他争，一定要争出个所以然。没必要。他不会驾驭我们的经营，他一般连财务报表都不看。他提供资源，你觉得有用，取出来用就可以了。”

薛蛮子的天使投资做得风生水起。过去一年多，薛蛮子卖掉了价值15亿美元的公司，投资了二十多个公司，其中一家电子外贸网站(帝科思Deal extreme)上市未久。他投的一家船厂即将上市。但一切都是悄悄地，因为他从来不见媒体。曾问及一位互联网人士，互联网圈谁值得去采访，或者有采访价值，那哥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薛蛮子，问及原因，他就说了一句话“马化腾很欣赏薛蛮子”，再无下文。

四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神秘的老头。他有自己的方法论。“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很早就懂得不要装孙子，知道人生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少，就如乔布斯所说，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知道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浮云，全是扯淡。人生在世，要服从游戏规则，不争是傻逼，死争是大傻逼。拿踢球举例，进6个球和进5个球没有区别，大家乐呵乐呵，但没有必要过于认真，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死踢球，我觉得划不来。人的生命就像杯酒，等你体会到酒的酩酊的时候，这酒已经剩得不多了，人人都如此。”

癌症确诊一周了，家里愁云惨淡，老婆哭了不止一次，但他没哭。5月26日，薛蛮子接到于建嵘的电话，他告诉于建嵘，他想在最快的时间看到他。于是于建嵘就订了一张国航当天回北京的航班，赶到机场后，因为北京雷电，航班取消，于赶回武昌，高价从黄牛党手中买了一张Z12次回京的火车票。拿到票的于建嵘很是担心，票要是假的，那该怎么办?

薛蛮子和于建嵘见面之后，薛蛮子感慨，“于建嵘连夜坐车赶来看我，真患难之交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建嵘送我情！我见之落泪——得病之后第一次。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回想起当天与于建嵘见面的情景，他很快就调侃起了自个：“我就是一傻逼，生病了，没有因为老婆哭过，也没有因为儿女哭过，其他跟钱有关的事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人家认为我非常不正常。”

薛蛮子和于建嵘原本并不相识，因为微博打拐在2011年春节之后见的面，两人曾一起去红河调研过，终日在微博上见面。谈到于建嵘，薛感慨，文如其人！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打拐宣言发布4天后，薛蛮子一家人在一起吃中午饭，家人议论起救孤打拐，“我儿子破口而出：爸爸，他们要是把我拐走了，警察叔叔也救不了我，那你可怎么办啊？我答：如果真是那样，爸就买挺机枪，见一个毙一个。小女：那不犯了法吗？要抓你的！我：那也顾不得许多了！”

同时，薛对公益也有商人的办法，他几乎马上想到了基金会。2月19日，生日晚宴的第二天，壹基金儿童救助项目(即薛所言“救救孩子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首期资金由壹基金出资20万元，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出资52万元。项目创始理事包括沈南鹏、熊晓鸽、张亚勤、郑渊洁等四十余人。薛是基金会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

尽管薛蛮子能把一条微博发展成一场打拐运动，但除了癌症，这个老头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比如，孩子的上学问题，仍让这个美国籍的老头心烦。

“老夫有一儿一女申请从芳草地国际转学顺义国际学校。申请许久未果。儿子九岁半女儿七岁。美国出生。美籍。己参加考试。符合上学的硬性要求。据说名额不足。万能的微博显显灵吧！有能帮忙的吗？有木有？私信老夫。太太四处奔波叩头如捣蒜。”

得癌症后的薛蛮子，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步子放慢了。另外，他透露了在饮食方面的变化。“我基本成了素食者，不吃味精，少吃盐，每天游泳，每天锻炼身体。”但他去参加了站长大会，参加了徐小平的真格基金成立大会。当然，他尽量在第二次住院前，把尽量多的时间留给家人。以前孩子下午4点就放学了，他晚上八九点还在外面。

确诊后一周。“小儿子回家跟我说：同学都说我爸爸得癌了！我和太太都惊得对不上话。他接着讲：爸你真牛！那么多人都知道你！我们才放下心来。我告诉他下周我会做个小手术，有几天不能回家陪他睡。他跑上来抱着我，紧紧地：‘爸爸，good luck!’我说，放心，爸要等你生儿子呢！他：‘你爸48生你你48生我，我也要48再生！咋办?’”

“我道：爸爸老了恐怕等不到你48了。你爷爷就没等到见你。咱们快一点。28 生老大，38生老二，48 生老三，好吗？小儿子思索片刻便问：他也能叫Charles吗？当然了，你那时就是老爸了，想叫什么你说了算！经过这次谈判，他又找到了主人翁的感觉，便欢天喜地打篮球去了。”

很快，薛蛮子也像他儿子一样，欢天喜地起来，那是因为，“季加孚大夫来到我的病床前。俯下身体用他的脸蛋贴住了我的脸颊。他轻轻地平稳地说道：你的初步化验报告已经出来，取出31枚淋巴结，全是良性。你是二期，没有必要放化疗了。大家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吗？手术完美。化验无扩散。老夫抱孙有希望了！”

半个月的时间，薛蛮子似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在跨越了癌症的生死关之后，他计划和新浪合作，推出一本微博电子杂志《蛮子文摘》，把薛蛮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类整合，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呈现，分为时事、历史、创投、公益、生活几个大类。“我是给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给大家做信息过滤，不说假话、不传谣、不说废话。”

许小年：告别旧模式 探索新道路

　　8月10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EMBA管理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银都酒店隆重举行，这是中欧EMBA管理论坛首次走进新疆地区。中欧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微博)以“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为题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 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19590,-70.00,-0.36%)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36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36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3542,-41.00,-1.14%)、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GDP干什么啊？7%还是8%，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GDP增长8%，活得很好，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一下。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问与答·

　　问：您出席了温家宝总理召集的座谈会(编注：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谈谈您的感受？

　　许小年：抱歉，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谈了。这件事本身多多少少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各位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比较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这样一个批评者，政府能邀请，听取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想法，说明社会的确在进步。

　　问：新疆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和山西基本一样，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都是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于新疆民营企业，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你对新疆的民营企业有什么建议？

　　许小年：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走马观花，新疆的丰富资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只有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活跃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资源不能转变为财富，反而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反而会阻碍创新的负担，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

　　大家都知道沙特是石油蕴藏非常丰富的国家，几十年下来到现在，它的经济还是靠卖油，其他方面的能力仍然欠缺。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做“沙特病”，卖油来钱太容易，没必要艰苦奋斗，懒得去创造和创新。

　　和沙特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几乎没任何资源，只有600万人口，这是它最宝贵的资源。600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脑筋，怎么样致富，怎么样繁荣经济，怎么样在四边都是敌国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壮大。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大概仅次于美国，有一本书《创新的国度》，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资源，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市场，资源反而成为累赘，拖累经济的发展，就像沙特那样。

　　依照现在的形势，“国进民退”还会继续下去，经营环境短期内无法扭转。对于所有的民营企业，我想借用冯仑的一句话：熬，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如果顺风顺水，干什么、怎么干都赚钱，还要企业家做什么？企业家就是在逆风逆水的情况下，在外部环境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被政府和国企垄断，企业家对自己要有信心，找到自己的市场。

　　问：一些企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会遇到融资困难，上市比较难，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贷款门槛比较高，民间资金机构数量少等问题。该如何通过这些途径优化资本结构？谢谢。

　　许小年：上市不是常规的融资渠道，而是退出机制。上市是成功以后的报酬，而不是奋斗过程的给养。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上市的可能。

　　贷款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小企业贷款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首先要判断一下你的企业适合贷款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判断的依据是企业的成长性。如果成长性比较好，应该更多地关注股权融资，要找VC、PE。如果成长性差一些但收入比较稳定，可更多考虑债务融资。把企业做好，不愁找不到钱，市场上做投资的人很多，往往是钱找企业，而不是企业找钱。

　　问：我是做煤化工的，您刚才说到的产能过剩，我们是最集中的代表。我们是湖北宜昌市国资委主导的企业，想把产能转到新疆，淘汰落后的产能，提高产能的综合集中度。你如何看这样的转型模式？

　　许小年：你的问题太具体了，而且我对煤化工也不太了解，只能讲讲带有共性的问题。

　　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要思考，那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紧迫，以前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可以生存，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有现成的市场。只要成本和价格不太高，你生产出产品，市场上总有人要。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资本品、消费品市场基本都饱和了，你想买产品，必须从其他人手里抢夺市场，这就要靠本事了，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有两条。第一条是你做的别人做不了，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别人做不了苹果手机，或者做得没有苹果好，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条更为重要，你的优势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市场中没有秘密，技术的秘密、商业模式的秘密，迟早别人都会知道，都会被抄袭和模仿，如果竞争对手知道你的优势，但他想学都特别困难，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转型时，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常问中欧的企业家学员：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资源整合能力强。换句话说，就是和政府关系好，“整合能力”是政府关系、社会关系比较委婉的说法。我不反对你和政府搞好关系，在中国，做企业离开政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关系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会拉关系，我就不会吗？你会喝酒我就不会吗？你的竞争优势能够轻易地被别人模仿，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所在，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通过良好的政府关系你当然可以赚钱，但是别忘了，虽然赚钱和价值创造密切相关，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赚钱并不意味你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价值创造能力，迟早会赚钱。捕捉交易机会，能赚钱的是商人，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家。我当然不反对你当商人，但要搞好一个企业，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是什么？价值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逐渐形成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战略，形成战略的实施方案。我所看到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突出的，在行业里能够做到前三，有别人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优势。

　　问：新疆经济高速增长，有一个提法，是“内地产业的承接地”。怎样看新疆作为内地产业承接地？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回避内地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所谓旧模式？如何看待我们机遇和危机并存的情况？

　　许小年：作为经济学家，我并不关心GDP增长是多少，GDP增长是经济活动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GDP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这是内地的一个教训。

　　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干部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如果排末位，官帽子就没了。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而不是表现在宏观的GDP数字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GDP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就是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问：企业家面临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才能突破旧的商业模式？

　　许小年：作为教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我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