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讲堂77期实录：中国学术史上抄袭争议

学者张耀杰在77期燕山大讲堂现场。摄影/徐阳 (1/10)

• 1 / 10
• 2 / 10
• 3 / 10
• 4 / 10
• 5 / 10
• 6 / 10
• 7 / 10
• 8 / 10
• 9 / 10
• 10 / 10

2010年8月14日下午，燕山大讲堂第77期活动在银科大厦1601会议室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学者张耀杰纵览历史，对从马叙伦以来，到鲁迅、唐弢以降的几宗抄袭公案进行了点评。

以下为讲堂实录：

燕山讲堂77期实录：中国学术史上抄袭争议

精彩观点：

之一：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之二：傅斯年揭发马叙伦抄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自此只要有机会他就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坏话、攻击他们。1949年3月马叙伦作诗“万岁高呼毛泽东”。建国后获任命教育部部长。

之三：鲁迅和周作人都承认自己早期的文章是“半做半偷”的学习模仿之作。但鲁迅却从未承认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

之四：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曾抄袭剽窃并歪曲改写阮无名《文字之狱的黑影》一文用以批评胡适，又因私人恩怨以文字诬陷范纪曼，使范纪曼一再地被严刑拷打，获刑20年。

之五：伴随着“汪晖抄袭事件”出现了“倒汪派”与“挺汪派”。争议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谢泳，他引用清代经学家陈澧《东塾续集》一语，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

之六：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大众媒体有责任参与监督。公共人物有错误，得承认错误。永远不承认错误，公众就永远有权利追究你。

主题：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从马叙伦到汪晖

主讲嘉宾：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专家）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8月14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来到77期燕山大讲堂现场。今天我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主持人张耀杰老师讲“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有请张老师。

张耀杰：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该书只是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恶意剽窃难以成立。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很热。整个过程我没有参加，但参加的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学术界的人应该有一个总结和说法。子云要我找一个题说一说，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

先说说我的个人背景。以前我是鲁迅派的人，拥护鲁迅的人，现在我属于胡适派的人，胡适的人批评别人时，总是要给别人留一个机会让别人批评自己，鲁迅派的人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限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学术史来说，最早的抄袭争议，还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和北大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揭发马叙伦的“炎炎之词”

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十几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创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新潮》，创刊的钱是北京大学出的，蔡元培批的，支持的人主要是胡适、陈独秀这些《新青年》的人。

傅斯年是马叙伦的学生，原来是研究国学的人。马叙伦、刘师培提倡国学，把傅斯年当成最有希望的弟子来培养。没想到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其就发表一篇文章：《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把马叙伦给揪出来了，说马先生的札记如果是自己学习用，说明马先生勤奋，学问做得扎实。但札记出版了，不仅告诉学生来购买，序言中还用“炎炎之词”夸奖自己的札记。然而这札记“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

傅斯年举了札记几页的内容都是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讲过的东西，但没有说是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来的，“似为贤者所不取也”，一个好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傅斯年所谓的“炎炎之词”指得是马叙伦在学术著作《庄子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马叙伦“序”里有这样一段话：“仆既略涉‘六书’，粗探内典，籀讽本书，遂若奥衍之辞，随目而疏，隐约之义，跃然自会。”

这句话大意是：我这个奴仆（谦称）既然涉及到古代的六书，粗浅地研究了内典，阅读《庄子》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庄子》这本书本隐约的含义，就跃然纸上。马叙伦谦称“仆”却是自我表扬，觉得自己的《庄子札记》把庄子隐约的意思都表现出来了。

还要注意的是马叙伦自称为“仆”，“仆”就是奴仆。当时已经是民国了，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大学教授，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的读书人，自称“仆”而不是“公民”，不是以人人平等的“公民”自称。可见马叙伦在民国时完全没有公民意识。

1月11日，章太炎的弟子、马叙伦的浙江同乡、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玄同，也是新青年的同仁，看到《新潮》杂志后在日记上写道：“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傅斯年）、罗志希（罗家伦）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马叙伦）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很对。”肯定傅斯年对马叙伦的批评。

到了第二天，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鲁迅）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人编《新青年》杂志，一趟又一趟地动员在绍兴会馆住鲁迅写小说，所以钱玄同自己就写了“访豫才兄弟”。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钱玄同是非常喜欢聊天的一个人，刘半农来，一会儿就走了，钱玄同来了一直到晚上11点才走。钱玄同在这儿谈话时，就谈到了《新潮》杂志。

第二天，周作人日记里就出现了一个记录，“购《新潮》一本。”就是说，钱玄同访问鲁迅和周作人时就肯定谈到了《新潮》并说了什么好话，周作人就去买了一本。

过了三天，1月16日，鲁迅日记里留下了给许寿裳寄《新潮》杂志，并且替周作人给张梓生寄《新潮》杂志的记录。这说明他们兄弟俩喜欢《新潮》杂志，如果不喜欢的话，不会又买了几本给他的朋友寄。而且鲁迅在当天写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表扬《新潮》杂志说：“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由此可知，当年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认可马叙伦的抄袭。

当年傅斯年和罗家伦虽然是学生，但是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都是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同人，也就是是志同道合的人，以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兴趣参与这个的杂志的人。

傅斯年揭发完马叙伦，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抄袭。但他们已结下仇怨。自此，马叙伦一直和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人敌对，只要有机会就会说他们坏话、攻击他们。1947年，马叙伦的回忆录《我在60年以前》里造了很多谣言、谎话。一方面说自己多么好，什么好事都是他干的，陈独秀到北大、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都是他出的主意。但一说到胡适、傅斯年就是他们怎么破坏北大、干了多少坏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叙伦以他所惯用的“炎炎之词”对毛泽东歌颂赞美。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人从西柏坡飞抵北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前往西苑机场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与马叙伦的初次见面。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之后，马叙伦当场写下四首七绝，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喊毛泽东万岁的，为什么喊万岁？因为毛泽东是“与人衣食”的人，人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毛泽东给的。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在翘首以盼等毛泽东去解放的，毛泽东为何这么迟还没有去解放呢？关于“毛泽东万岁”这个事，现在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马叙伦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的人，但有人说是周恩来，也有人说刘少奇。我想在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恐怕就是马叙伦了。毛泽东刚进北京，马叙伦在机场就写诗，高呼毛泽东万岁。这里所说的“与人衣食”，江南的老百姓肯定不是等着毛泽东“与人衣食”的。江南老百姓大部分都是该做工就做工，该种地的就种地，种地的人自己可以打粮食，做工的人自己可以用工资去买粮食，用不着等毛泽东“与人衣食”。等毛泽东“与人衣食”的人，恐怕只有那些不做工，不种地的读书人，像马叙伦。

效果很快就出来了，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以及高等教育部部长。“与人衣食”在当年北大，鲁迅和马叙伦这些浙江人动不动就说是“饭碗”。马叙伦从毛泽东这里得了一个最大号的“饭碗”——教育部部长，接着是高教部部长。

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北大、清华当年那么多优秀的教授，比马叙伦的学问、人品要好的人有很多，但就是因为他第一个叫“万岁高呼毛泽东”，所以当上了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部长。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有一个讲话：文化和教育要退到1949年以前。但胡耀邦很快就下台了。现在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要找出路的话，就是退到1949年以前。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离1949年以前那个环境、制度越来越远。

鲁迅与周作人的“半做半偷”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刚开始模仿人家写小说时，写了一篇《孤儿记》，是从法国作家雨果那里“半做半偷”的抄袭之作：“为什么说‘偷’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 所谓“偷”在文化上就是抄袭、剽窃，这是周作人承认的。

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也承认过自己“半做半偷”。他在日本留时写了一篇关于居里夫人发明的放射性元素“雷”的文章（他翻译成“雷锭”）、还有一篇关于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小说，都是抄人家的：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陈漱渝在《〈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中考证《斯巴达之魂》的“老家”是梁启超1902年6月15日和7月1日在《新民丛报》12、13号上连续发表的《斯巴达小志》。）

我觉得鲁迅这个态度是诚实的。那篇文章发表在荷兰的留学生杂志上（刘诗培办的刊物），他当时还说过，这个刊物最大的好处是写得越长给的稿费越多。所以这个文章很长，就是为了赚稿费。

鲁迅和周作人当年没有名气，所以也没有人去关注、指责他们“半做半偷”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在晚年有一个表态，这个表态也算是承认了，态度还是不错。比较严重的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

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鲁迅和周作人当年的抄，可以原谅，所有的人刚开始学习写文章都有模仿和学习的过程。现在大学生、中学生写作文，都会抄别人一段话、一个意思，这些东西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抄袭。因为没有拿去发表，没有拿去换稿费。如果拿出去发表了，写上自己的名字了，就应注明从哪里借鉴人家的东西，如果不说明的话，就是抄了。傅斯年批评马叙伦也是这个意思：马老先生的《庄子札记》抄人家的记录，放在家里，自己用、自己参考，就说明马老先生做学问很认真。如果拿出来发表，输上自己的名字，还说“炎炎之词”，就是很严重的抄袭行为。

鲁迅与凌叔华抄袭剽窃之争

1925年10月1日，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要改版，用了凌叔华临摹的西洋女人敞胸半裸的黑白画像作报头。8天以后，10月8日，《晨报副刊》前任主编、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老学生孙伏园在他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刊登女作家陈学昭（化名“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这个画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徐志摩看后给孙伏园写信，说不是凌叔华抄袭，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这个事本来结束了，但到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花之寺》小说。11月14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不点名地指责《花之寺》是从柴霍甫（契诃夫）的小说《在消夏别墅》那里“抄窜”来的。凌叔华的未婚夫陈源，在11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中，以西滢的笔名发表《剽窃与抄袭》，同样采取不点名的方式攻击鲁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鲁迅一看就知道是攻击他的。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晨报副刊》是李大钊参与创刊的。创刊后，孙伏园在北大听课时，通过鲁迅、周作人等人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就把孙伏园介绍到《晨报副刊》当副刊主编。因为有这些名人撑着，孙伏园将《晨报副刊》的名气办得很大，觉得自己也是名人了，所以编刊物时就不听老板、总编辑的话。有一次因意见不合，孙伏园打了总编辑陈博生一个耳光后就走了不干了。之后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办了《京报副刊》和《语丝》周刊。孙伏园办这两家报刊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找《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报仇，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化名攻击凌叔华。

陈源站出来攻击鲁迅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两边敌对，两边“党同伐异”，互相挑毛病。

那几期的《语丝》几乎全部是攻击陈源和凌叔华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把他们朋友间的通信拿出来发表。通信里有陈源的《西滢致志摩》，明确指出了鲁迅的抄袭行为：“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陈源的话是有道理的，抄袭不抄袭的标准就是这么几句话：参考人家的东西，写到自己的书里，要有一个说明，如果不说明，那就是抄袭，抄袭就是这么简单，可以借用别人的材料，可以借用别人的观点，但要说明，有没有说明是判断抄袭的基本标准。

之后，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不是信》，里面有一段话承认了：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这是鲁迅的解释。但不管是大意还是次序有什么不同，根据别人的书写了自己的书，应该要有一个说明，没有说明，拿去出版了，就是剽窃和抄袭，这个事实不可否定。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引别人的东西，几乎都说我是引用“蔡元培的话，胡适的话，”都是有说明的，但唯独盐谷温的东西从来没有提。鲁迅肯定知道学术规则，因为抄身边人的东西都有说明，抄日本人的东西就没有说。

而且鲁迅的小说出版以前，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考证里，也引了鲁迅的东西，胡适在文章中就说得很明白：“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说明了就不是抄袭，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对抄袭的概念是有的，都知道什么叫抄袭，所以都会有说明，但是，鲁迅对盐谷温的东西抄袭了，而没有说明。没说明，拿去出版了，就是抄袭，这一点我们不能含糊。

鲁迅是一个比较怪的人，如果是敌人和仇人指出他的错误，他是不承认的。他虽然承认“盐谷温的书是我的参考书”，但接下来一段话就开始嘲笑陈源：

“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但鲁迅的日记把自己给暴露出来了，1925年10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到商务书馆去买书，买了两本《《Art of Beardsley》“。10月9日又有把其中的一本《Art of Beardsley》即《琵亚词侣图画集》寄给“璇卿”，也就是绍兴籍画家陶元庆的记录。

鲁迅说“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Beardsley》。实际上剽窃的文章发表前两天，他就去买了两本画册，其中一本还寄给别人。也就是说，他肯定知道且参与了这件事，并与孙伏园、孙伏熙、章廷谦、陈学昭、陶元庆等人一起找人家的茬、攻击人家。然后又在文章里面公开撒谎，这是鲁迅错上加错。

这样一个事，一直到现在，鲁迅研究的很多学者，写了几百本、几千本书，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个抄袭事实：鲁迅抄袭就不是抄袭了，老百姓抄袭才是抄袭，这就是鲁迅和鲁迅研究者的逻辑。

毛泽东先生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叛乱的话，那就是鲁迅你侵犯了别人，攻击了别人，人家自卫反击，然后把你的事拎出来。这个事过去以后，陈源再也没有提过，鲁迅一辈子一直在提，到死亡“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我们的鲁迅先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争议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是开山之作，肯定是经典，我们不能否定它的价值。

1930年11月25日，鲁迅为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作题记，提到日本盐谷温新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及其考证文章，“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 但一直到死都没有写到他根据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中部分内容的事，让人感到态度恶劣。

1935年12月31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旧事重提：“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男盗女娼’是人间大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当时《中国小说史略》译成了日文，在日本出版；盐谷温的小说也在中国译成了汉文，你们可以对，我没有抄袭。说谎的人是陈源，将“谎狗”的旗子回敬给陈源。

然而鲁迅当年不仅抄袭，而且说谎了。文章里说他是在剽窃事件后去买了一本画册，但实际上剽窃文章发表前他就去买了两本画册。到现在为止，查不到陈源说谎记录[]，[]但有证据证明鲁迅抄袭，而且说谎,白纸黑字。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特别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如果有人说我抄袭谁，我不感到奇怪，因为有时材料太多，不能保证每个材料都能记着在哪。若别人指出来承认错误就好，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管是鲁迅还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谁也不能保证不说一句谎话，不犯一点错误。我的观点是，你说谎、有抄袭现象，都可原谅，但前提是要承认错误。

相比之下，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公开承认自己“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反而显得更加真诚、更加善意也更加令人敬爱和尊重。

鲁迅去世后不久，看到中共给鲁迅办了那么大的葬礼，誉他为“民族魂”，凌叔华的闺中密友苏雪林不满意，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信，对鲁迅展开人身攻击。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的回信中劝告：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胡适这话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他们争论时，胡适在南方养病，不在北京，不知道整个过程中鲁迅、孙伏园这些人怎么攻击凌叔华，怎么攻击陈源。如果孙伏园等人不攻击凌叔华，陈源也不会拿这个事来说。至于陈源从哪里听到的，不会是一个来源，甚至他有可能自己看过鲁迅的书，也看过盐谷温的书。且凌叔华是在日本长大的，懂日文，要调查鲁迅的抄袭不是太难的事。

抄不抄袭与“浅陋可笑”是没有关系的。无论盐谷温的文学怎样浅陋，无论鲁迅的小说多么经典深刻，也没有理由抄袭。比如老师的水平比学生好，并不等于老师可以把学生的文章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胡适自己标榜“持平”时，实际上是很不“持平”的。鲁迅写东西时，胡适那么多正确的话他不引用，胡适不公平的话，他倒是引来引去，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这很奇怪。

胡适一辈子最不持平最不公平的一段话的恐怕就是这封信。对“持平”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在1924年12月15日的《语丝》写过文章，是针对钱玄同的，钱玄同表态“持中”，鲁迅就不愿意了，就说根本没有什么持中，所谓持中的人就是“骑墙”派，或是“随风倒”。鲁迅根本不承认有“持中”。

鲁迅一辈子谩骂了很多人，就只准我骂你，不准你骂我；只准我动你，不准你反动；只准我革命，不准反革命的战斗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专制，专制现在说得更好听了，就是专政。

然而胡适这个信里还有一段话，研究鲁迅的人是不引的：“鲁迅曾经狺狺地攻击我们，其实无损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尽可以撇开一些小节不谈”。“狺狺地攻击”其实是形容狗叫的骂人话，也就是鲁迅像狗叫一样地骂我们。当年的胡适与鲁迅是站在敌对立场上的。只是鲁迅主张的是“党同伐异”，胡适主张的是“党同”而不伐异。胡适直到1958年5月4日，在演讲里面也还是否定鲁迅变了质，走了另一条道路上去的。美籍华人学周策纵和李慎之等人说胡适晚年还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是自己的朋友，显然是出于虚构编造。

唐弢歪曲改写《文字之狱的黑影》

1962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晦庵发表文章《取缔新思想》是对阮无名28年前收入《中国新文坛秘录》的《文字之狱的黑影》的抄袭剽窃和歪曲改写。

晦庵，就是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

刘半农在30年代初时，出了一本《初期白话诗稿》，以“文字狱的黑影”介绍“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一派人害怕北洋当局段祺瑞这些人搞文字狱，每天都在畏惧之中。阮无名文章的开头就引用刘半农的原话，并给自己的文章起了《文字之狱的黑影》的标题。晦庵在抄袭阮无名的文章时略去了原话，却袭用了阮无名用作文章标题的“文字之狱的黑影”：

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钱玄同就在《晨报副刊》发了一个文章，文章标题叫“零碎事情”：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听说端午节的前一天禁了几本书，禁的书就是胡适的《胡适文存》，陈独秀的《独秀文存》………

晦庵说，钱玄同发了这样文章之后，胡适知道了，就根据这个文章，四面活动，到处找当大官的人，四面写信，写信干什么呢？就是要求不要禁他的书，不要去抓他。但是，实际上阮无名引了胡适给张国淦写的信，说的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胡适这封信的原意是这样的，乾若（张国淦）先生：六月八日见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时，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蒙先生允为访问；……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厅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周作人的书也不让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胡适开始写信，开始活动是6月8日，钱玄同的文章是6月16日，显然是晦庵歪曲了人家的事实。

晦庵说胡适是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这也是歪曲阮无名的原文。《文字之狱的黑影》中阮无名的原话是表扬胡适在取缔新思想、要抓他、要查他书时还是一个男子汉，胡适于1923年1月5日发表文章表态说：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炎附势；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胡适一辈子是没有躲到租界写文章骂过人的。但鲁迅先生、瞿秋白先生攻击胡适这些人时，就是躲在租界里写的。躲在租界内不是攻击政府而是攻击文人这种事胡适是绝对不干的，他觉得这是耻辱。

阮无名的文章前半段表扬了胡适。但说胡适“到了十年之后，竟变成出卖灵魂者，变成回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人了。”阮无名说胡适“竟变成出卖灵魂者”，是依据鲁迅和瞿秋白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出卖灵魂的秘诀》（有人说是瞿秋白借鲁迅笔名写的，有人说是两个人一块写的）。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瞿秋白都写文章说胡适是出卖灵魂者。当然，阿英是左联、共产党的人，所以就说“十年前，胡适是硬汉，十年后，是出卖灵魂的人。”阿英的这个说法，抄到了晦庵的文章里面连“硬汉”都不是了。十年前胡适就不是硬汉，借口糖尿病躲到医院了。

唐弢以文字诬陷同志

唐弢的学生沈鹏年在《唐弢：怎么能这样写“书话”——为被《晦庵书话》长期诬陷的范纪曼同志辩诬》一文中，揭发了唐弢更加恶劣的抄袭剽窃。

1955年7月26日，长期在李克农、潘汉年领导之下为中共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范纪曼，因“潘汉年、杨帆事件”而被捕入狱。唐弢在1956年发表在《读书月报》的《〈书话〉开场白》中，有这样一段落井下石的造谣攻击：

“1949年以前，写过一个《书话》（即《海涅〈还乡〉》篇）竟然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日本投降），国民党‘从天上飞过来，地下钻出来’，他又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把他的底子揭穿了。他便派人通知我。一定要更正，否则就以手枪对付。”

1956年范纪曼抓到监狱以后，唐弢写了这样的文章造谣。但到了1962年6月出书时，他又把这个文章收进来了，而且把自己所说的话改了，改得更严重：“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

范纪曼和唐弢有什么仇？有什么恩怨？就是范纪曼在上海收集了一些外国出版的外文书刊，锁到了书店的玻璃柜里，只能看，不卖。唐弢是藏书家，看到这些珍本就想要、想买，人家不卖给他，就记下仇了，就造了这样一个谣。造谣的结果就是范纪曼在监狱里一再地被严刑拷打，让他承认这个罪行，最后被判了20年徒刑。一直到改革开放、范纪曼出狱以后，中央组织部给他平反，唐弢的话还是不改。

范纪曼同志是从事地下工作有很多功劳的同志，一个党的同志陷害同志，怎么可以这样呢？

汪晖抄袭事件的“党同伐异”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接下来，无论是支持王彬彬的“倒汪派”，还是支持汪晖的“挺汪派”；所发扬光大的都是鲁迅“党同伐异”的战斗精神。

我觉得王彬彬揭发汪晖的文章是公益性行为，正当的，做了一个好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说出来，用不着一棍子把人打死。

议论汪晖的一些人中，有些人没有资格，特别是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抄袭尹宣先生的《辩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尹宣先生费那么大的功夫从美国翻译回来，一个招呼都不打，给人一改就出书了，那是更严重的抄袭。尹宣先生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是：死也不原谅易中天。可想对人的伤害有多大。易中天来说汪晖的事，首先应该说说自己的事。

在这个争论，最让人信服的是谢泳。谢泳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这段话也就是陈源说的，拿人家的著作蓝本，只要说明，就没事了，没有说，就是抄袭。就是这样道理。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

用这个标准来说，不管是马叙伦、胡适、唐弢还是汪晖，抄袭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是成立的。

比王彬彬说得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是郑也夫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证据确凿地指出汪晖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李泽厚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汪晖引用外国伽达默尔的话，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张汝伦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

这次的抄袭风波中，国内媒体要求采访，汪晖一概拒绝，最后却选择了海外的《联合早报》，且拉了许多读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替他签名说话。中文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资格签名？新左派的人一般都是爱国人士，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你不说明，不加引号和注解，外国人你怎么就注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你不光是抄袭，比抄袭的性质更严重。从道德上说，抄袭承认了，大家就会放你一马，承认一个错误，扣你一点工资。但你暴露了更严重的问题：本国学者抄袭本国学者的东西从来不加引号、注解，引用外国人的东西，就加注解、引号。有没有公正心？有没有学术常识？到底爱不爱这个国家？本国的人都不爱，会爱国吗？这是什么新左派！

汪晖抄袭事件原本不是大事，抄人家东西，别人指出来，承认，怎么处理好就是了。像朱学勤不承认，但把博士毕业证交给复旦大学审，如果你们说是的，这个博士学位就不要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汪晖没有这个态度。如果汪晖有这个态度，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攻击。抄袭又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鲁迅所说的“男盗女娼”，没有那么严重。但不承认，问题就严重了。做错了事，就要承认，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你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共人物，整天到国外搞学术交流，还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容忍，公共人物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公共人物有错误，无论是谁都得承认错误。永远不承认错误，公众永远就有权利追究你。

互动交流：

主持人：今天牵涉到诸多教科上的人物，鲁迅、唐弢等，让我们有了另外的认识。董桥曾经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下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在未来，就历史的原始资料。个人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思量，这可能是选择认错或不认错的艰难所在。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这个事件从三月份开始，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很多人说，清华大学应该成立一个学术调查委员会调查剽窃到底是否成立。前一段时间，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中科院，他们为什么不启动这个调查，不管最后是证实抄袭，或者没有抄袭，清华大学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张耀杰：社科院、清华大学等任何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有学术委员会，只要学术委员会承担起责任就可以。但他们就不负责任，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从来不负责任，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以后就是这样。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才导致这个事这么大。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的院长当时如果负责调查，这个就不会闹成这么大。

提问：有一个说法，如果清华大学不调查这个事，清华大学的校长就会下台？

张耀杰：这是言论表达，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他们确实没有承担责任，在这方面有渎职的嫌疑。

提问：有没有其它的渠道去监督？

张耀杰：没有其它渠道。这个事只能是我们学者不断地追究。

提问：张教授提到鲁迅在《不是信》文章里，涉嫌到说谎的问题，你怎么认定他在攻击的发表之前，就已经把原著买了？

张耀杰：“重余”说抄袭是8号发表的，鲁迅6号就买了两本画册。攻击的文章正在写、没有发表时，鲁迅是知道的，甚至参与了。那时孙伏园等人整天往鲁迅家里走，《Art of Beardsley》是在发表之前两天买的。鲁迅在文章中写是这事出了以后才去买这本书，鲁迅显然是说谎了。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汪晖方面有很多被报道出的抄袭问题，是因为在图书编辑中，编辑擅自把一些注释、引用给去掉了，这个是不是有人在说谎，如果不是说谎的话，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认定？第二的问题是，也是为汪晖做辩护，当时南方周末把这个事报道出来时，并没有充分地征求汪晖方面的判断，对类似这个事，在媒体报道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规范，或者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张耀杰：第二问题就像甲方告乙方，法院要立案时,不可能还会问一下乙方是否同意。没有这回事。抄袭就是抄袭，摆出来的东西，事实已经构成了，凭什么还要通知你，征求你的意见。揭发对方抄袭，难道还会问“要不要揭发？”，哪个贪官贪污了，举报人难道会说“我要举报你，你愿不愿被举报？”哪有这样的道理？

主持人：据郭宇宽的文章，南方周末编辑征求了汪晖的意见。但是汪晖不接受采访，且拒不回应。最近的回应在《联合早报》上。

徐东来：有人说王彬彬这次较劲汪晖，是朱学勤等人在后面做的一个策划，我不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怎么的，有没有这回事？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也不知道，因为六月份时，我见过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南大对王彬彬揭发汪晖，非常不满，专门找王彬彬谈过话。董健老师他们签名声援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像王彬彬这样主持公道的事，政府当局出面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不可能完全成立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六月份时，我见过董老师，南大对王彬彬揭发汪晖，非常气愤，专门找王彬彬谈过话。主持公道的事，政府当局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证据，完全成立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出版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证明抄袭，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仅郑也夫的两个证据也完全可以判断汪晖的抄袭成立。审查委员会不用审查，就是一个下结论，怎么处理这个人和怎么处理这个抄袭事件。另外，抄袭了，并不等于说汪晖这本书没有一点价值了，也不是说汪晖没有一点学术水平了。不能用一点来否定其它的东西。但抄袭就是抄袭了，抄袭者本人应该承认错误，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给一个处理意见。

网友：我有一点异议，你刚才提到易中天先生的事，我个人认为他对一个事有没有资格评论，跟他本人有没有抄袭行为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即使他本人有抄袭行为，他仍然有资格评论人，不知道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的意思是他应该有资格，前提是易中天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说汪晖有这个抄袭现象。 如果一个小偷偷人家100块，另外一个小偷偷了1000块，偷100块的小偷就喊着要抓1000块的那个小偷，自己跑了，偷100块和1000块的小偷，是同一性质，同样被抓。我所说的资格其实就是一个公平态度问题。

提问：挺汪派有一些批评，说这件事传统媒体不应该参与，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大家把这个事放在媒体上去报道，对汪晖是不是公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媒体应不应该参与到这个事来？

张耀杰：学术刊物是媒体，出版界也是媒体，小范围可以谈论，大范围凭什么不可以谈论？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就是要让老百姓讲。应该要让所有的老百姓来监督。如果没有做坏事，就不会怕人家讲你。

网友讨论1：我觉得学术圈本身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圈子，因为你做的学术，最终所指的或者影响是大众，这些学者教授获得的话语权也是面向大众的，如果教授出问题，大家不能网上批评的话，我觉得这是狭隘的知识精英化。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就这个事发表意见。

网友讨论2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到学术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讨论的。另外，针对汪晖鲁迅研究的水平高不高，这方面问题是需要小范围讨论的。其实汪晖研究的水平也并不怎么高，他的很多观点都有漏洞可批判。

张耀杰：汪晖对鲁迅研究这个东西，我有很深的感触。十年前我专门到书店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回去翻了几十页，觉得这两个人研究的鲁迅研究得太差。汪晖故意把明白的话说得让人不明白；林贤治有很多加引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引的。我这种将鲁迅的日记、书本看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引的是不是鲁迅的话，一般的读者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做学问不能这样做，做学问引用那么多话，总要说一个出处，从哪儿引的，不加注说明来路也是可以的。但几乎全部的引文，从来不说出处，我纳闷，这样的书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

写了书让了大家看，整本书到处都是引号，一般的大学生、高中生怎么读，诚信度在哪里？从学术上来说，引文一定要注明引用的出处。

“倒汪派”和“挺汪派”，不是简单的就这两派人，没有那么简单。我就不是倒汪派的人。我不是还写文章批评过王彬彬吗？我觉得谢泳的态度也是很公正的。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事情上，“党同伐异”是经常会发生的事，但事实真相可能是唯一的标准，。比如最近的郭德纲事件，也会发生这种事。新闻界的权威、声誉、尊严应该体现在事实真相的呈现和探寻，而不在于对郭德纲的一致声讨。在汪晖事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杜绝党同伐异。我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事实呈现。有没有权威部门结论不重要，新闻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可能结论也就出来了，并不一定需要清华大学或者社科院、中科院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结论沉淀在丰富的事实中，现在在新闻里，未来就会沉淀在历史记载中。

今天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